張維為、範勇鵬：中國政治文明為何是獨一份的存在？

“我們形成最強的中華民族意識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表。”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有一種向心性的制度和文化。”

“在形成中國概念的歷史過程中，人們如何建構和維護自己的文化認同？”

最近紀錄片《何以中國》熱播，讓人們再次感受到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魅力和生命力，同時也讓大家感受到中國政治文明連綿不斷的生命力所在。在東方衞視2月19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教授圍繞中國政治文明這一話題進行了討論。

範勇鵬：

最近在中國文化界有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叫“何以中國”，人們從考古、歷史、文化各個角度出了很多作品。我今天也借用一下這個標題，主要從政治文明的角度來談一談中國何以為中國。

要理解什麼是中國，需要從文字的起源來看。我們這個“中”字，最早見於商代的甲骨文。它有兩個基本特徵。首先，它是一條豎線穿越一個圓形或者一個方形的中心。這條豎線就像是一根豎立起來的旗杆，通常甲骨文在上中下不同的位置上，有幾根飄動的旗斿。有考古學家就認為，中間的那條豎線最早是用來測量太陽的“表”。

中國很早就進入農耕文明，農業生產需要對時間有準確的認識。《尚書》第一篇叫《堯典》，其中就記載了堯帝“乃命羲和”，命令一些部落專門在四方負責觀測太陽的運行，目的就是為了制定曆法。在上古時期，曆法就是最重要的公共產品，誰能夠掌握和提供一個時間系統，就是政治權威和合法性的一個重要來源。

根據《周髀算經》《淮南子》等文獻的記載，測量時間最早用的辦法就是用一根表來測量太陽的運行。很可能正是在這樣一個認識時間的過程中，中國人也建立起對空間的觀念，產生了四方的觀念。中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你只有相對於四方，才存在於中。由此推論，“中”字的產生，源自於中國先民對時間和空間的認識。

至於表上飄的旗斿，有不同的解釋。有學者認為這是早期氏族用來集合部眾的一個旗幟或圖騰，也有學者認為這是古人立表必與建旗共行的一個反映。我們有個成語叫做“建中立極”，講的就是這個。比如在打仗、田獵的時候，按照當時的禮法，司馬負責立起一個旗幟，立表定時，時間一到，主帥就會仆倒旗幟，遲到者誅殺。在《史記》裏邊都有這樣的記載。因而這個“中”字，它不僅有方位上的中央之意，也有令行禁止的權威中心之意。

那麼“中”和“國”這兩個字什麼時候跑到一起了呢？

1963年我們考古出土了一個何尊，銘文裏邊出現了最早的“中國”兩個字，叫“宅茲中國”。這裏的“中國”指的是周人所營建的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陽。

周武王推翻商朝、封建諸侯之後，殫精竭慮、夜不能寐，半夜周公來看望他，兩個人就談了。怎麼辦？在洛陽這個地方營建一個洛邑。之所以要選擇在這裏，就是因為這裏叫“土中”，我們讀《尚書·禹貢》也能看到這一點。對於這一點，我們今天依然能體會到。比如我們從寶雞、西安開車到鄭州、開封、徐州、連雲港，從大同、太原、長治，往南到南陽、襄陽、荊州、長沙，一直到廣州，這一橫一縱兩軸的交點，今天依然在洛陽附近。

此後中國的歷史就是圍繞着以洛陽這樣一個地理的中心，不斷地擴展、融合，“中國”這個概念也從洛陽逐漸地擴大為華夏民族所居住的黃、淮、江、漢地區，然後逐漸地延伸為以中原為核心的歷代王朝，到近代又成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稱謂，最終成了我們今天中華民族的共有家園。正如梁啓超所説：“中華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結合，逐步混成為數千年來不可磨滅之一大民族。”

中國概念的產生，反映了中華文明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我們在應對共同威脅、維護共同生存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向心力和對凝聚性的中央核心的認同。

我們今天為什麼特別需要這樣一個“中”字？

我們看上古時期，當時中國的地理規模已經非常大了，放在今天世界上就已經是一個大國；它的地理、人口和文化的多樣性，也遠遠大於今天任何一個號稱文化多元主義的國家。

我們經常會聊起歐洲為什麼難以統一，很多人會説，是因為歐洲的地理破碎。但是中國的地理也很破裂，比如蜀道難於登天的四川盆地、四塞之地的關中平原、表裏山河的三晉大地、泰山屏障的山東半島，似乎都不比歐洲的區域分隔更容易打破。我年輕的時候曾在歐洲遊歷，我覺得歐洲的地理空間其實比中國的要更容易翻越。

還有人説是因為文化的多元。但中國是一個萬國之和，統一到現在兩三千年了，今天各地方言的差異還不亞於歐洲各個主要語言之間的差異。另外，我看到一位阿拉伯學者的文章，他就痛苦地發問：“中國人講那麼多不同的語言都可以統一，我們阿拉伯人説一樣的語言，為什麼四分五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條件並不是天生就容易統一的。中國人能夠不斷地走向更高的統一，它的根本，我認為在於中國人所創造的文明、文化和制度。它的核心就體現在這個“中”字上。

早自堯舜禹的時代，中國人就以高超的能力整合這塊巨大的國土。我們今天黃金週旅遊，坐着高鐵或者自駕車跑個上千公里就覺得自己很牛了，但是讀《尚書·禹貢》，那個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已經把天下九州規劃經營得井井有條——當然有人説《禹貢》可能形成於戰國，也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是我們今天考古工作所發掘出來的上古文明的規模，足夠讓現代人驚歎。如果説夏商還有一定的軍事強權和神權政治的色彩，那麼到西周就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完全靠一套政治和禮法制度把天下有效地整合起來。

如此巨大的一個國家，它最大的挑戰是什麼？是內亂。法國的孟德斯鳩講過一句話——“小國亡於外敵，大國亡於內亂”，而他講的還是那種幾萬人到幾十萬人規模的國家。對於中國這種超大型國家，建中立極是消除混亂的法寶，也是我們從多少年戰亂的慘痛教訓中凝聚出來的智慧。

近代有一位大學者王國維，我們都讀過他的《人間詞話》，其實他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歷史學家。他在研究甲骨文的基礎上分析了西周的制度，他認為其中一個關鍵點，西周要建立這套制度就是為了消除亂源。他把政治制度分成兩個層面：在中央層面，周公這些人是要建立穩定的權威，天子之位是不能隨便都來爭的，這個產權是要明晰的；而在執行層面，則要有充分的競爭，要選賢任能，不能搞世襲。王國維把政治權威和治國理政這兩件事情的邏輯講得清清楚楚。其實今天人類政治依然面臨這兩個層面的問題，今天多數國家依然面臨這樣的問題。

秦漢以降，中央集權的皇帝制度取代了西周式的天子制度，郡縣官僚制度取代了西周的封建制度，但是王國維講的這兩條邏輯——一個權威、一個治理——依然延續了下來，比如皇帝之位是不能隨便爭的，官員選拔也是要靠競爭的，最後我們發展出了科舉。秦制對現代國家制度的貢獻往往被低估了，它的意義絲毫不亞於四大發明。

無論周制還是秦制，它有了一箇中央權威，就可以實現大範圍的共同的安全秩序，提供廣土眾民生生不息的條件，產生大規模的社會分工和市場空間，進行大跨度的資源調配和整合。

每逢亂世，中國人對這種中央權威的渴望就尤其深刻。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戰國那五百多年，所以諸子百家他們的觀點各異，互相攻擊，但是在政治理想上卻有很大的一個共識。比如：管子説“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孔子説“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説“定於一”；荀子説“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韓非子説“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呂氏春秋》説“一則治，兩則亂”。這些都是歷史中凝成的經驗智慧。

因而，在中國歷史裏邊，我們看到地理、制度和文化這些因素疊加，構成了一個生命力頑強的中央結構，圍繞着它就形成了一箇中國哲學家趙汀陽教授所講的“旋渦模式”——不管是什麼人，你參與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最後都會成為中國人；不管是什麼宗教、思想，進入中國都會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有機部分。

今天的中國之所以為中國，這個邏輯決定了，在內部，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要有一種向心性的制度和文化，讓全國各族人民在團結凝聚中成就一個多元的利益和價值；在世界上，中國也要成為一種良性秩序的源頭，向外輻射和平、合作、發展和公正，以及中國將帶給世界的原則。

圓桌討論

主持人：勇鵬老師從紀錄片《何以中國》切入，給大家講中華的傳統文明，特別是政治文明源遠流長、連綿不絕的生命力。我想問一下張老師，咱們一直説了解中國文化、瞭解中國這個國家，是不是可以這麼講：你真正地把中國的政治文明瞭解透了，才能夠真正意義上了解中國這個國家？

張維為：對，因為中國是個超大型的文明型國家，這種規模意味着它的治理、一整套治國理政的經驗從古至今都是非常獨到的。

勇鵬剛才從甲骨文開始追溯“中”這個字的起源，實際上我們的很多概念都可以從字源研究開始。比方説，中文的“孝”字，在甲骨文裏，老子在上面，兒子在下邊，今天也能看出這樣的文化傳承——有時候它不是講好還是壞、對還是錯的道德評價，因為我們對許多事情的理解已經非常豐富了，但這個傳承是有它自己的道理的。

此外，中國這麼一個超大型的“文明型國家”，它的主要河流都是東西向的，這意味着整個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都是在中緯度，意味着我們的農耕文明更加發達，能養活更多的人口。我們講中國的地勢分為三個大台階、“山水林田湖草沙”都不一樣、“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種豐富性帶來治國理政的挑戰，但我們有本事把這麼大的國家治理好，這當中就有很多經驗。

比方説，從古至今中國政治治理的文化強調民本主義，“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就是政府、朝廷要想辦法改善民生，以及孔子説的先“富之”後“教之”，都是從這樣一個個傳統過來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形成一整套的治理方式，今天全面小康、兩個百年目標也是這樣的。這個是很了不起的。多數國家，包括西方國家，它們的治國理政裏從來沒有消除貧困這個概念，中國文化有社會主義基因，這個基因產生的文化很容易接受社會主義，它強調大家要富起來，生活過得好起來。

現在回頭看，西方民主模式聚焦所謂的程序民主、公民政治權利；中國的民主，聚焦的是改善民生，聚焦整體權利並惠及個人。現在從世界範圍看，中國模式顯然更管用，甚至不光是物質上的改善，還有精神上的改善。所以中國這個文明，既是古代的，又是非常現代的。

主持人：我們再把時間推到西周時代，在那個時候我們就產生了中國政治文明的起源，得以把廣土巨族凝聚起來，幾千年連綿不斷。這個確實非常獨特，所以我們一直説中國文明有其獨特之處。

範勇鵬：對，我們的這個政治文明確實成熟得非常早。您講到獨特，其實它這獨特在那個時代具有一種普遍性，其實放眼未來的話，中國的政治文明恰恰也代表的是人類未來的普遍性。

想想我們那些老祖先解決什麼問題？就是人類社會最根本的問題——羣體內部的合作問題。怎麼實現合作，羣體之間怎麼維持和平，怎麼解決合眾為一，把大家變成一個共同體之後，內部要怎麼實現合作共存，這些其實是人類社會中非常根本的問題，當時的中國人面對這些問題，今天所有的國家、人民依然在面對。

今天這個世界，我們感覺好像一天天地在走進一個“大爭之世”，巴以衝突、俄烏衝突無休無止，其實背後都是一個“爭”字。我們古人就在考慮怎麼解決這個“爭”的問題，我們探索出了一整套的方法。比如説，我們要有共同的權威來為大家提供公共產品、提供秩序；我們強調製度的公共性，強調天下為公。

張維為：我們經常講中華文明的獨特性，實際上我們強調這個獨特性的時候，往往是針對西方認為它們的文明具有普遍性，而我們跟它的不一樣，因此我們的文明變得獨特。

主持人：我還想補充一點，中國政治文明的一種獨特的特點，就在於它那麼早就能夠明白這樣的廣土巨族要凝聚起來，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的、穩定的政治力量，要有這樣的一套政治制度。

另外，剛才説了中國政治文明的生命力，我們還要看到它的連綿不斷的歷史，也就是説，中國歷史上也有朝代更替，也有戰亂，但不管是哪一個朝代，大家一方面要解決那個朝代可能面臨的一些民生問題，同時也會向前朝吸取一些經驗教訓。這個是很有意思的，特別是我看錢穆先生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我會有強烈的感受，即歷朝歷代要解決的問題有個性，同時也有共性。

張維為：為什麼中華文明能源遠流長、連綿不斷？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農耕文明是它的基礎。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農業作物面積巨大，能養活數億的人口規模，所以本質上講，只要中華農耕文明在，這個文明就不會中斷、消失。而且我們的農耕文明之成熟，你可以看二十四節氣，這是最早的科普，中國文化中也有很多智慧與農業相關，比方説凡事要講一個度，不要揠苗助長等等。

還有就是一定要強調我們有統一的文字。為什麼説我們的文明是原生態文明？象形字是原生態文明的標誌，使用拼音文字的總體上都不是原生態文明。

主持人：説到文字統一的重要性，剛才勇鵬老師在演講當中也説了中東學者的一番話，説中國不同的地方操着不同的語言，但是他們都有統一的意志。但不同的語言，跟不同的文字，是兩個概念。

範勇鵬：對，我前幾天見到台灣成功大學的景鴻鑫教授，他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他説，過去都批評説我們中國文化沒有邏輯思維的傳統，其實不是那麼回事，地中海的表音語言要從字母組成單詞、從單詞組成句子，需要這種線性邏輯，而中國文字從源頭上就是二維的，所以我們有很多信息，有很多功能。

主持人：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視角，甚至不一定是二維的，是多維。

張維為：我再舉一個例子，我過去學過一點美術，學美術要學透視，而透視，過去的講法都是“中國人的畫沒有透視，這是西方人發明的”。你當時聽聽覺得都對，後來突然發覺中國畫的透視是散點透視、全息透視，只有中國畫可以把整個長江黃河都畫在一幅畫裏邊。整體觀、綜合觀，這是中國文化巨大的智慧。

主持人：中國古代這麼多優秀的山水畫也好，其他畫作也好，你會發現人在裏頭，他永遠是在山野之間或在天地之間自由翱翔或行走，畫面感極強，那個世界天地就是獨屬於中國人的一種思維的天地。

剛才勇鵬老師也説，其實人類社會會有一些帶有共性的問題，但我們要講的是我們如何讓這個制度更好地為當下服務。每個朝代的發展，它面臨的問題都不一樣，所以要不斷地去微調，保持它的共性，但同時又要調整出一些個性，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不斷成熟的過程。

範勇鵬：對，張老師剛才講到河流的問題，其實今天我們還在用同樣的方式解決問題，現在很多地方的小河溝邊上都能看到一個牌子，叫河長制——地方行政區劃是按照土地邊界分開的，但是河是不尊重你的這個地方行政區劃的，所以我們要以一種整體性的思維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主持人：您説得對，大河的治理，如果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的意志來協調地方，是做不成的。長三角一體化那麼多年，大家可以看到河的治理頗有成效。長三角內部的水網是很發達的，河流也都是通的，那麼不同的省份、區域之間的水道，我們是怎麼管理的？

張維為：我補充兩點。一個就是今天長三角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日本、德國，這還是根據官方匯率美元來計算的，如果按購買力平價，那就超過更多。另外就是前幾天新開發銀行行長、巴西前總統羅塞夫夫人專門通過人找我進行漫談，我們漫談的核心就是討論中國模式和“文明型國家”，她非常感興趣。

我舉了一個例子，我説我們的新能源車現在做到全球第一，背後是四個“五年規劃”，這些規劃在不停地微調；而這種長期規劃的能力，背後是一個文化。我們歷史上的萬里長城、茶馬古道、南北大運河等等，都是如此。這麼大的國家疆域，怎麼個治理法？它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工程。我們的高鐵網“八縱八橫”，這就需要長期的規劃，否則是不可能實現的。

資料圖來源：新華社

我2010年參觀上海世博會，他們給我介紹説，世博會的舉行使上海的基礎設施建設提前了十年。提前十年，這意味着我們的初步規劃早就有了，我們把它提前拿來做了，而做的時候我們還要進一步地完善。這種能力根植於我們的文化基因裏，現在證明非常之精彩。你把這個故事講給外國人聽，他們真的會被震撼，他們會説，“怎麼可能？我們考慮都很短的，而你們竟考慮十年、二十年。”

主持人：我覺得張老師提供的這個視角也很有啓發。為什麼中國人對這種超大工程一點都不陌生？因為我們自古以來，在各個朝代，可能都有屬於那個時候的超大工程，而且我們都知道是可以把它做成的。所以現在不管是基礎設施的超大工程，還是產業的超大設計、未來的遠景規劃，你看我們都有中長期規劃。為什麼大家會去規劃，同時會去做？因為我們覺得它是可以做成的，有這樣的一種經驗和自信。

我再問一下範老師，我們的文明、文化跟中國政治文明之間是一種怎樣的互動關係？

範勇鵬：在歐洲有個背景，就是英法美這幾個國家率先走上資本主義，它們管自己叫“文明世界”，這個“文明”的邊界一直從萊茵河往東推，最後推到第聶伯河，所以今天他們看俄羅斯人就是蠻族。而德國萊茵河以東的這部分人為了反擊，提出了“文化”這樣一個概念。

其實在我們中國，“文明”和“文化”這兩個概念分得沒那麼清。我們把什麼叫文明呢？照臨四方為明，就是能夠給普天之下大家的共同生活提供一個繁榮的秩序，這就叫文明；在這文明之下，大家在不同的領域裏精雕細刻，把非常精彩的東西呈現出來，它就變成了文化。

張維為：實際上，中國的政治文明，講白了主要就是一整套制度安排。我們的祖先早就知道，治理中國這樣一個“百國之和”的“文明型國家”，必須有一個統一的執政集團。怎麼產生領導人？選賢任能，比方説漢朝有察舉，隋朝開始有科舉，今天有“選拔加選舉”——這個制度也在完善之中，但就現在這水平，比美國光是靠選舉還是要好太多。這一整套制度安排，是非常管用的、非常現代的政治文明，而它的源頭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

範勇鵬：我們這個文明，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就是有一個“中央處理器”；而文化，它是形散而神不散，在圍繞着這樣一箇中心化的結構裏邊異彩紛呈，從各個不同的方向呈現多元的成就。

我們今天經常講“要追求統一性和多樣性的統一”，其實文化和文明之間確實是有很複雜的關係的，甚至會有一些悖論。比如你看我們歷史上各個王朝在初期文明生命力特別勃發的時候，往往文化還比較粗糙；等到文化開始變得非常精緻繁瑣的時候，有時候可能恰恰遇到文明的生命力開始停滯。所以這兩者之間是一個辯證的關係。

我們未來要面對的問題就是，我們要弘揚這種蓬勃發展的、精緻的文化，但同時我們也千萬不要走歷史的老路，滿足於現狀。文明和文化，我們都要保持一種蒸蒸日上的生命力。

觀眾互動

觀眾：西方國家長期處於一神論的宗教信仰之下，但是它們並沒有形成統一、實現統一，也沒有形成大一統的思想；而我們中國卻能夠在百家爭鳴這樣一個背景之下，最終贏得統一，且在每一次的戰亂之後都會迴歸統一。為什麼我們中國會成為這樣獨一份的存在？

**張維為：**我發覺很多東西現在只能用文化基因來講，當然這基因跟當時所處的地理、人文環境有關係。

歐洲作為一種次生文明，它是用拼音文字，不同的方言用拼音寫下來，慢慢就互相讀不懂了，後來變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結果歐洲歷史幾乎就是一部戰爭史、一部宗教衝突史。相比之下，秦始皇統一中國，你看他東巡立下的七塊石碑，文字説得非常清楚，統一就是為了止戰。包括為什麼秦始皇要統一文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為了中央政府的命令能夠傳達到基層，大家能夠看懂。中西的文化基因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分開，然後就不一樣了。

另外，西方推崇一神教，而我們講究宗教包容，是世俗的文化傳統。你現在回頭看馬克斯·韋伯所寫的現代國家，它的核心概念實際上就是世俗化——政教分離，宗教就是宗教，政治是不受宗教影響的，是專業的，官員的選拔不是靠親戚朋友拉關係，而是通過選賢任能，通過考核。實際上這些東西我們是世界上最早做起來的。

範勇鵬：我講過一個比喻，這文明就像一個手機硬件，你光拿一個手機是沒法用的，裏邊要裝軟件，要裝不同的操作系統，看你裝的是安卓、iOS，還是鴻蒙。

比如説，地中海歷史上曾經統一過，或者説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有過不同範圍的統一，但是它在選擇一個什麼操作系統的問題上遇到了一個難題：古羅馬的那種多神的體系非常地原始，最後它不得不選擇了一神教，而一神教這東西比較麻煩，它是互相排斥的，就相當於我手機裝了蘋果系統，就用不了安卓的應用，它就會導致基因裏存在分裂的因素，解決不了。所以你看從羅馬三世紀採用基督教作為國教之後，地中海世界就永遠地陷在分裂之中，今天都沒有再實現統一；我們往後再看一千年，它還是統一不了，就是因為它的“軟件”出了問題。

**主持人：**假設一下，如果當時羅馬帝國統一的時候，它沒有選擇一神教，而是選擇另外一條，或者就保留它原有的那種多元，後面可能會怎樣？

**範勇鵬：**那可能就是一條不同的道路。其實我們中國就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我們中國在夏商時期也是很重神的，但是到周朝我們開始擴大神的羣體，慢慢地，人和神的關係就沒那麼界限分明瞭；禮崩樂壞後，老子出來，提出用一個道來作為大家共同尊重的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後來“道術將為天下裂”，分成諸子百家，之後又不斷地走向世俗和理性；因為歷史最終是由人民來選擇、創造的，所以最後變成了一種以人為本的文化。

觀眾：在形成中國概念的歷史過程中，人們如何建構和維護自己的文化認同？這種認同又是如何與這個中國概念聯繫起來的？

**張維為：**這問題涉及中國這個概念的形成和發展，我覺得這和中華民族的概念的形成發展有共性，或者説，它和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是連在一起的。

費孝通先生講過一個觀點，他説中華民族這概念，過去是“自在”，後來變成“自覺”。“自在”就是指它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但你可能日用而不知，而從外邊來看，這個區域內都叫中國，這些人都叫中國人，只是你自己還沒有很強的主體意識。某種意義上，如果從國家角度來講，那時我們還是一個傳統國家，還不是一個現代國家。所謂傳統國家，就是大家在一片土地上生活，屬於同一個文明，大家都知道我們屬於同一個地區的。

變成“自覺”的中華民族後，中國就成為了現代國家。鴉片戰爭以後，我們開始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直到抗日戰爭才真的形成了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

我記得陳毅、鄧小平他們到法國留學的時候，勤工儉學，有不同地方的工人一起唱歌，人家都唱自己的國歌，當時中國名義上也有國歌，但大多數國人都不會唱，甚至不知道。陳毅他們就唱法國《馬賽曲》，但唱自己的歌詞，以表示中國人的民族精神。

“現代國家”的定義確實是西方創造的，但我們用起來，比方國歌、國徽、清楚的主權邊界等等，這些東西是近代形成的。我們形成最強的中華民族意識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是日本要滅掉我們這個民族，滅掉我們這個文明，這個時候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表，整個的中華民族的意識就非常強了。像清朝晚期打仗，大多數百姓都不瞭解怎麼回事兒，中央政府也沒有多少軍隊，老百姓把它看做是朝廷的戰爭，跟我老百姓沒有什麼關係；但到抗日戰爭就完全不一樣了，全民一致要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去。

如果用學術概念，過去那段時間是傳統國家，到近代就逐步變成“文明型國家”或者叫“文明型現代國家”，今天的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而古老的文明沒有中斷，古老的文明使它與眾不同，精彩萬分。

資料圖來源：新華社

主持人：説到古代中國，我想問一下範老師，民眾個體怎麼建立這種文化上的認同？

範勇鵬：其實張老師講的現代中華認同的形成，在歷史上也面臨過類似的情況，因為我們這個文明大多數時間裏不用特別強調認同。為什麼？因為我們就是眼睛所能看到的世界裏邊，最發達、最繁榮、最高貴的一羣人，所以我們叫華人——“華”在歷史上指的就是氣宇軒昂、高雅華貴的一羣人。所以我們不是特別需要建立認同，但是總會遇到危機，每次遇到危機的時候，這種認同就會崛起。我們在抗日戰爭遇到的就是這樣一次衝擊。

剛才張老師提到費孝通，費孝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就是説中國人的社會關係，像是向一個池塘裏扔了一個石子，一圈一圈地向外盪漾。其實我年輕的時候讀費孝通的書，不太覺得差序格局是一個特別好的東西，當時覺得西方人講的那種原子化的、個人主義的、以契約精神為基礎的一種社會多好啊，這是一個很現代的社會，而我們這個是老土的、過時的。但是隨着年齡和閲歷的增長，我越來越覺得我們中國的這種差序格局是一種更高級的、更可貴的文化。

説到認同的問題，其實也是這樣，你要想建立一個認同、維護自己這個認同，首先要自愛、自尊，然後自豪，然後才可以建立起這樣一種文化的認同。它其實像一個池塘裏的漣漪一樣，必須要從一箇中心往外發，從自己的內心往外發。

像我們《禮記》講叫“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它隱含的前提，首先我要親其親、我要子其子。在春秋時期管仲説過一句很好的話，我讀歷史讀到時很感動，他説“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就是説不管怎麼樣，首先要站在我們中華民族，站在我們這個羣體的立場上來思考問題，同時，我們推己及人。所以我們中國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所以中華民族的這個認同，首先就要建立在對自己的這套遺產、我們現在的成就的充分的自信、自豪的基礎上，然後以自信、自尊的心態來面對世界，同時以善意來面對世界，我們才能夠建立起一種良性的、堅固的認同。

主持人：兩位都説到了，我們政治文明必須要有非常強大的核心力量，才能成為中心點，不斷地向外散發文明的力量。個體也是，內心要非常堅定，比如説有政治文明的信仰，有對這個國家民族文化文明的信仰，然後才能散發出力量。

張維為：我們還要從文字來講，一個詞就可以説明，就是漢語中的“國家”。這個詞是“國”和“家”連在一起的，它背後的文化是家國同構，這既是歷史的，又是非常現代的。沒有家哪有國，沒有國哪有家，它是互動的。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