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建言2024中國經濟”系列|張燕生：與“脱鈎”較量時，國企民企外企都是“自己人”-張燕生、王慧

2023年全球增速放緩、外需不足，我國外貿運行承壓。2024年，中國外貿形勢如何？面對所謂“外資正在撤離中國”，我們要如何應對？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接受“經濟學家建言2024中國經濟”訪談時表示，從外貿角度看，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我們要發展中間品貿易、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綠色貿易，各種新的外貿形態，無論對政府、企業還是商會來説，這都是一個新課題。

“經濟學家建言2024中國經濟”系列，是觀察者網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聯合推出的重磅訪談節目，邀請國內外著名經濟學家，從房地產、地方債、鄉村振興、金融強國、高質量發展等諸多領域前瞻並建言2024年中國經濟，敬請關注。

【訪談/觀察者網 王慧 整理/張菁娟、範維 編輯/馮雪、王愷雯】

觀察者網：2023年全球增速放緩、外需不足，我國外貿運行壓力不小。您如何評價2023年中國外貿的整體表現？對2024年的外貿形勢又有什麼預判？我們國家需要對哪些可能的挑戰做好準備？

**張燕生：**2023年全球都非常難，WTO（世界貿易組織）的一組數據顯示，2022年全球貨物貿易量的增長是2.7%，2023年是0.8%，預測2024年是3.3%。

2023年，我國內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111.4%，貨物和服務淨出口的貢獻為負（-11.4%），但是我國進出口總值超過了41萬億人民幣，同比增長0.2%，仍保持正增長，尤其是出口保持了0.6%的正增長。在這樣的外需形勢下，能夠取得如此成績，難能可貴。

我認為，當全球需求好於2023年時，2024年中國的外貿形勢會明顯好轉。實際上這種好轉，在2023年11月就開始顯現出來，在海運、外貿的數據中都有所體現。

2024年，令人擔心的問題有兩個：第一，貿易摩擦。2023年，以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為代表的“新三樣”合計出口1.06萬億元，增長率接近30%。今年我們估計，世界上一些大國很可能針對“新三樣”發起雙反調查。

第二，貿易“脱鈎”。2023年，我國對歐洲 、美國 、日本 、韓國的進出口都是下滑的，尤其是對美國和日本，這很大程度上受地緣政治影響。從中間品貿易的情況看，我們對美日中間品貿易的比重也都是下滑的。

2024年1月25日，青島，港口青島港前灣聯合集裝箱碼頭，一艘貨輪在緩緩靠泊。

觀察者網：2023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加快培育外貿新動能”。説到外貿的新動能，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新三樣”、跨境電商等等，您覺得我們國家如何才能加快培育出新動能？

**張燕生：**中國的“新三樣”發展迅速且出口表現強勁，得益於其把握住新能源革命、綠色革命、數字革命的重大機遇。另外，2023年我國跨境電商進出口總額2.38萬億元，增長15.6%，規模和增長率都是亮點。放眼全球，中國在這方面的增長算比較快的，而且湧現了一批處於模式創新領頭羊位置的跨境電商企業。

我認為，下一步的新動能就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的幾個新領域，如數字貿易、綠色貿易、服務貿易，這些都是我們用科技賦能、數字賦能、綠色賦能來培育的外貿新動能。

觀察者網：關於貿易方式，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要拓展“中間品貿易”，這是在釋放一種什麼信號？

**張燕生：**中間品貿易主要由原材料、半成品和零部件構成，出口的部分供別人加工組裝，然後再消費、再出口。中間品貿易是全球供應鏈的一種重要外貿形式。

在全球化時代，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外貿形式是持續上升的，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全球化增長明顯放緩，甚至出現了逆全球化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2023年上半年，中間品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跌破了50%。數據顯示，我國進出口中間品貿易佔整體進出口總值的61.1%，出口中間品貿易佔出口總值的47.3% ，增長是比較強勁的。

中國的中間品貿易呈現出兩個不同的趨勢：

第一，對一些國家的中間品貿易受地緣政治、非經濟因素的影響比較大，如美國、日本。美國和日本分別是中國的第三大和第四大貿易伙伴，需求強勁，但對兩國的中間品貿易，均出現了比較大幅度的下滑。

第二，對其他的主要貿易伙伴來説，中間品貿易的上升還是非常強勁的。對東盟、對歐洲、對德國、對英國的中間品貿易都是持續上升的。2024年我們要着重做的一項工作就是讓中間品貿易這個相互依存的貿易方式，能夠戰勝非經濟因素的干擾，戰勝全球需求不足的影響，在數量和份額上升的同時，推動質量和增加值的上升。

2024年1月23日，江西贛州，工人正在趕製出口非洲地區的磁選設備產品。

觀察者網：我注意到，2023年國家政策多次聚焦加工貿易，商務部等10部門在2023年12月27日聯合印發了《關於提升加工貿易發展水平的意見》。中國加工貿易佔外貿比重曾超過“半壁江山”，現在已經不到五分之一。您怎麼看待這種結構性改變？在新形勢下，重申提升加工貿易對高質量發展意味着什麼？重新振興加工貿易可以從哪些方面入手？

**張燕生：**加工貿易伴隨了我國改革開放的45年。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此前的1978年7月，太平手袋廠在東莞建立；1978年8月，大進製衣廠在順德建立。

可以看到，我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桶金”是通過參與國際大循環，嵌入到國際工序分工體系獲得的，用離岸製造的貿易方式發展了市場經濟、工業經濟、外向型經濟，這一發展持續了30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後出現了一個拐點，加工貿易出口被一般貿易出口“替代”。加工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比重最高的時候達到了53%，現在已經下降到了18.2%。

加工貿易有一個最大的優點，它和跨國公司是相互依賴的，嵌入到跨國公司的國際工序分工體系裏。

我們的加工貿易下一步要思考怎麼從過去的低成本轉變到高增值，再進入到世界的高端。比如説台積電在晶圓製造領域是全球最高端、最掙錢的，中國大陸的加工貿易怎麼才能夠像台積電一樣，在芯片和微電子的製造環節進入到世界最高端？在AI、量子信息技術領域進入到世界最高端？

除此之外，過去我們是嵌入到別人的國際工序分工體系，我經常在想，中國有沒有可能構造自己的加工貿易產業鏈？比如説像台積電這樣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的高端加工工序和環節的生產能力。

2023年，我國研發投入強度為2.64%，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超過3.3萬億元。有沒有可能拿出其中的5%，也就是1650億全球發包，把全球的高科技企業嵌入到中國加工貿易的增值鏈條中，做出新的貢獻，這裏面還包括全球的科學家、工程師、科技創新能力。

另外，國家也希望加工貿易這種方式能夠轉移到中西部。我認為，中西部的物流條件不如沿海，意味着它的運輸和物流的成本更高。如果要轉移到中西部，就要求中西部加工貿易的環節和工序，能夠升值到中高端，也就是增值能力更強，承擔成本的能力更強。

在我看來，中國的加工貿易應該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這是各個地方都應該考慮和破解的一大難題。

2023年7月19日，南京國際半導體博覽會台積電展區，300mm晶圓展品吸引觀眾。

觀察者網：您覺得我們的加工貿易要用多長的時間來完成迭代或升級？

**張燕生：**上一輪加工貿易的黃金期是1978年至2008年，江蘇持續至2014年，廣東持續至2016年，東莞持續至2020年，可以看到，全國用了30年來完成上一輪加工貿易的迭代，而江蘇、廣東、東莞等地用了35年至40年來完成。

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包括製造、服務、數字、綠色等，用新的貿易方式來發展新的外貿結構。雖然這種相互依存的外貿方式未來的金額和比重不會像過去那麼大，但我相信，它會伴隨着我國未來30年外貿高質量發展，並且仍將是我國外貿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觀察者網：我非常關注的還有我們的貿易伙伴。和去年一樣，2023年，我國的前三大貿易伙伴還是東盟、歐盟和美國。另外，我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拉美、非洲的進出口增長勢頭都比較好，分別是2.8%、6.8%、7.1%。

要成為貿易強國，貿易伙伴的認可和同行是必須的，但是去年我國對歐盟、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進出口呈現全面下降。您覺得問題出在哪？

**張燕生：**外貿強國，一定是由一個多元化的結構支撐的。比如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包括三個經濟合作圈：第一個經濟合作圈是東盟，也是我們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二個經濟合作圈是中日韓，我覺得中日韓會決定東亞生產網絡，決定東亞生產方式的未來；第三個經濟合作圈是澳大利亞、新西蘭，這些國家對我們的初級產品的安全保障來説是重要的貿易伙伴。

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也好，RCEP的合作也好，對於外貿來説是從低成本到高增值的轉型，把低成本的市場讓給“一帶一路”的合作伙伴。我們不應搞贏者通吃，要有飯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建立一個新型的貿易伙伴關係。

除此之外，和發達國家（如美歐）的合作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堅信，“有好顧客才有好企業，有好市場才有高質量發展”。毫無疑問，美國和歐洲是“好顧客”，也是“好市場”，要怎麼做好美國和歐洲的工作？

第一是促進人員往來。

門要開得越大越好，怎麼便利怎麼來，航班越密越好，讓他們用眼睛看中國，消除誤讀誤解，這是最重要的。

第二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到歐洲、日本、韓國、美國跟當地朋友們交流，談及“脱鈎斷鏈”、“去風險”、經濟安全保障、建立戰略互信等，他們都會説一句話：“一切取決於中國經濟的前景”。中國經濟好，誰都離不開你，一個14億人的大市場，且2035年將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誰會離開你？即使有少數極端分子希望“脱鈎”，時間會告訴他們，他們是離不開中國的。

第三是要穩住美國和歐洲市場，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滿足需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和歐洲第一步是轉向回岸製造，提出“再工業化”戰略，很多中國企業的對策是走出去，走進美國和歐洲的回岸製造，到美國、歐洲建廠。美國和歐洲第二步推動近岸製造，中國企業就開始走到北美比較近岸的地方——墨西哥，亞洲比較近岸的地方——越南和印度，歐洲比較近岸的地方——中東歐。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積極推動友岸製造，中國企業就走進西方的盟國體系。

這裏最需要討論的問題是，怎麼才能走出去？怎麼才能走進去？怎麼才能融進去？怎麼才能本地化？我們走出去的企業有國企，有民企，也有第三方合作。

我在日本調研的時候，日本朋友就會説，中國企業總是敢去日本企業不敢去的地方，比如非洲。他們説，有沒有可能日本和中國企業一塊走進非洲？我在法國調研的時候，法國前總理拉法蘭先生説，中國和法國企業能不能一塊兒進入非洲？

其實不難看出，大家都有開展合作的意願。因此我們的想法是，各個部門如何配合，共同支持中國和歐洲，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對話交流、商貿合作。

我認為，這是一場拔河，是少數極端分子和廣大願意合作的企業、民眾之間拔河，我們在媒體、外交等方面都要做工作，讓支持合作的一方越做越強大，孤立“脱鈎”的那一方，讓他們越來越孤立。

中企在烏干達投資手機組裝廠有序運營，中國工人手把手教學。

觀察者網：按去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發佈的意見，我們要想方設法穩住對發達經濟體出口，引導企業深入開拓發展中國家市場和東盟等區域市場。要實現這個目標，國家的外貿政策以及外貿大省市、外貿企業可以怎麼做？

**張燕生：**我覺得，首先宏觀層面上要營造一個好的環境，比如説國內媒體要宣傳我們的政策。可以看到，現在無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一帶一路”市場，都對我國的政策有各種各樣的誤讀，甚至有很多和我們貿易關係最緊密國家的年輕人對中國不友好的感覺也達到了一個驚人的比重。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做生意，先要做工作改變他們的態度，比如請更多的外國年輕人到中國來，讓更多的中國人到世界去，這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中國現在做得好的方面，要繼續堅持。比如舉辦進博會、數博會、廣交會、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等會展和研討。進博會是中國給世界提供的一個公共產品，它對促進進出口貿易的作用非常大。

第三，對外貿來説，現在很像是回到了1978年，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我們要發展中間品貿易、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綠色貿易，各種新的外貿形態，無論對政府、企業還是商會來説，這都是一個新課題。

對於那些我國發展快的新型貿易形式，如跨境電商等，怎麼能夠形成一個利益、責任、命運的共同體，值得思考。就像一個開放共享的生態，讓更多“一帶一路”的廠商，更多發達國家的廠商能夠參與到我國跨境電商的生態和網絡中來，形成一個相互依存的貿易關係。

數據顯示，2010年到2021年，全球的產業政策從34項增加到近1600項，發達國家的產業政策大幅度上升，而且保護政策從8%提高到48%。另外，2021年地緣政治距離近的國家之間的直接投資佔比已經達52%。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要研究和解決該如何改變全球保護主義上升，地緣政治影響上升、政府幹預貿易、經濟和產業活動上升的態勢。

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更要加快市場化改革，讓市場在我們今後外貿高質量發展中起決定作用。我們更要擴大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尤其是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我們更要完善對外貿易法律體系，真正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責任必須為”。

我們的市場化改革做得越深化，我們的國際化做得越深入，人們的戰略互信就能夠構建起來，相互認同就會構建起來。經貿作為國際貿易關係的壓艙石、穩定器、推動器的作用，在新的形勢中，就能夠發展得更快更好。

2024年1月26日，浙江金華，金義綜保區跨境電商垂直雲倉內，工作人員忙着分揀、打包、裝車。

觀察者網：接下來想跟您聊一下貿易的主體。民營企業已經成為我國外貿中的主力，而外商投資企業的佔比近幾年呈不斷下降的趨勢，這也是您比較擔心的。您覺得不同的外貿主體在外貿當中擔當的角色有什麼不同？如果外企在外貿進出口中的佔比不斷下降，會對高質量發展產生哪些影響？他們為什麼不可或缺？

**張燕生：**我們看一下外貿的數據。2022年，國有企業的出口佔比是7.8%，而民企的佔比是60%，從進口看，國企的佔比是27%，民企的佔比是37%。從外貿的進出口數據可以看出，國企和民企的分工是不一樣的。民企是參與國際競爭和交換的主角，國企是保障糧食安全、能源安全、大宗商品安全和供應鏈安全的主角。

曾佔外貿半壁江山的外商投資企業，2023年在全國的進出口貿易比重降至30.2%，且仍有繼續下降的趨勢。

外企是我國外貿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夥伴、榜樣和同盟軍，過去我國通過嵌入到跨國公司國際工序分工體系來學習國際管理、技術創新、人員培養。我認為，外企對中國改革開放作出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

要想真正穩外資穩外貿，就不能把企業不同的主體分成“自己人”和“外人”，它們都參與了中國式現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為什麼不是“自己人”呢？我認為，在和“脱鈎”、“斷鈎”較量的時候，無論是國企、民企還是外企，都是“自己人”。

對不同的貿易主體一視同仁，是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要通過制度型開放一步步做到這一點。

觀察者網：您剛剛也提到一個數據，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進出口總值中的佔比已經降到了30.2%，您是否認為這個佔比不能再繼續下降了？我們要增加外商投資企業在外貿中的比重，或者説至少維持這一比重？

**張燕生：**我認為，這一佔比還會繼續下降，要改變這個趨勢，核心問題是去地緣政治化，即不管世界怎麼變化，中國保持開放，中國堅持市場經濟改革，中國堅持法治，中國堅持平等對待外資，且歡迎外資。

人們不會聽你説什麼，人們是看你做什麼。每一句有利於穩外資、穩外貿的話，都必須要有細則，都必須要能落地，都必須要建立起一個治理體系，做到治理能力現代化，用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治理方式來管理我們所説的每一句話。

國務院2023年7月25日成文的“穩外資24條”就特別好，條條都是突破性的。想讓外資有感，就必須要解決從中央到地方，從南方到北方，政策落地的問題。

2023年2月25日，湖南婁底，工人在一外貿製鞋企業車間忙碌。

觀察者網：2023年，我國吸引外資的規模同比下降，“外資正在撤離中國”成為一些外媒的熱門報道話題。我注意到，一方面我國吸引外資增速確實在放緩，但另一方面新設的外資企業數量卻在較快增長，部分發達經濟體的對華投資力度還在加大，來華考察洽談的跨國公司還是絡繹不絕，表現出對投資中國的極大興趣。您怎麼看待近年來外資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及其發生的變化？對於2023年我國吸引外資規模的波動，應該怎樣看待和分析？

**張燕生：**2023年11月，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曾做過的一項調查顯示，日本海外投資企業今後1-2年有意擴大業務的地域主要有三個區間：55%-75%的日本企業有意在墨西哥、印度等國擴大業務，具體而言，75%的日本企業計劃在印度擴大投資；45%-55%的日本企業計劃在“友岸”國家擴大業務，多為發達國家；而有意在泰國、新加坡、中國內地（佔27%）、中國香港（佔20%）等地擴大業務的日本企業在45%以下。

我看了這麼多年數據，這是前所未有的，要引起重視。

過去45年在中國投資的日本企業，現在確實遇到了一些困難和問題，包括非經濟因素的壓力等。不過，我們在調研中發現，絕大多數的日本企業認為機遇在中國，希望能繼續在中國發展，並擴大發展。

當然，這其中也會有一些問題：第一，中國的投資環境、市場環境變了，比如日本車企在新能源汽車領域面臨很大的競爭，日本豐田汽車開始尋求同中國企業合作；第二，受到了一些國家長臂管轄的限制，日企反映他們不知道美國的長臂管轄紅線在哪，不知道怎麼才能夠合規，也不知道這種長臂管轄是否會不斷改變。因此，一些企業為了安全，就把他們的產業鏈轉移到別的地方去；第三，中國需要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我們應更開放，歡迎日本企業在華擴大投資，擴大發展。

説實話，對於一些日本企業來説，一個車型的改變可能需要好幾年的時間，而中國可能很短的時間就完成了技術、產品、管理的轉型。這時就需要中國和日本的企業有更多合作和交融，我們學習日本的全面質量管理、精益求精，日本企業學習中國企業的活力、敢為人先，只有這樣才能共同發展。

觀察者網：中央已經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舉措來大力吸引和利用外資，提振外資在華的發展信心，包括“穩外資24條”；全面取消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放寬電信、醫療等服務業市場準入，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認真解決數據跨境流動、平等參與政府採購等問題，持續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打造“投資中國”品牌等等。您怎麼看這一系列的政策組合拳？您覺得吸引外資的關鍵是什麼？在這方面您有何建言？

**張燕生：**現在國內有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聲音是這些開放特別得好，當世界出現逆全球化趨勢時，我國仍高舉全球化大旗，單方面擴大開放，這對外資來華投資、增強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種聲音是對等，即你給我開多少我就給你開多少。但我國是大國，對方可能是中小國家，我國是一個非常多元的國家，對方可能是比較單一結構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事事講對等，很多開放的舉措就很難落地。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2024年要多出有利於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要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

這意味着其中既包括與外貿外資相關的直接管理部門，也包括非外貿、非外資的經濟管理部門，還包括非經濟部門。大家能不能共同穩外資、穩外貿，這是最重要的。

老百姓有一句話叫“打橫炮”。有的時候你可以看到穩外資、穩外貿的政策很好，但是一些非外貿外資部門的同志們，他們可能不瞭解他的政策會對外貿外資產生什麼影響。還有一些非經濟領域的部門，他們也不知道他們的政策會給外貿外資帶來什麼影響。因此，我認為在外貿外資管理部門、宏觀經濟管理部門，以及非經濟部門之間建立一個機制，用於政策信息的溝通、共享和評估是很重要的。

此外，華爾街的人經常和我説，中國政府可以在穩外資、穩外貿或者是相關政策出台前，和市場、企業、民眾對話，不斷調整市場、企業和民眾對外貿外資方面的預期。

在我看來，通過這種方式慢慢調預期，慢慢形成共識，等政策出台時，社會已經對這些政策廣泛認同，廣泛接受，廣泛執行，就會使我們出台的穩外資、穩外貿的政策效果更好。

當然，核心問題還是怎麼能夠讓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穩外資、穩外貿政策有正確的解讀，怎麼能夠讓國內社會各界對穩外資、穩外貿有正確的解讀，怎麼能夠讓這些政策落地，取得實實在在的效果。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