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建言2024中國經濟”系列| 陳文玲：持續走低+不確定性，2024全球經濟“凶多吉少”？-陳文玲、王慧

自中美貿易摩擦以來，“產業鏈供應鏈重構”成為世界經濟熱議的話題。在全球化退潮、保護主義抬頭的今天，如何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的順暢穩固成為各國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

對於2024年的世界經濟來説，不僅有俄烏衝突、巴以衝突、產業鏈供應鏈重構這些持續性問題，還面臨着“超級選舉年”這個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一旦特朗普重新歸來，會對全球經濟帶來哪些衝擊？在“去美元化”浪潮興起、美聯儲政策預期轉向的當下，全球資本會流向哪裏？又會對中國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需要做好哪些準備？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執行局副主任陳文玲在接受“經濟學家建言2024中國經濟”系列專訪時從世界經濟面臨的不確定因素談起，對中國經濟下一步的挑戰和機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經濟學家建言2024中國經濟”系列，是觀察者網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聯合推出的重磅訪談節目，邀請國內外著名經濟學家，從房地產、地方債、鄉村振興、金融強國、高質量發展等諸多領域前瞻並建言2024年中國經濟，敬請關注。

【訪談/觀察者網 王慧 整理/房佶宜 林琛力 編輯/周小婷 朱敏潔】

觀察者網：2024年是“超級選舉年”，據不完全統計，全球範圍內將有70多個國家和地區舉行選舉，覆蓋全世界近一半的人口和近50%的經濟總量。再加上俄烏衝突、巴以衝突等還在持續，這些地緣政治風險和區域性戰爭等問題會對2024年世界經濟造成多大影響，您對今年世界經濟的增速有什麼預期？對於中國來説，我們應該做好哪些準備？

陳文玲：2023年世界經濟就不太輕鬆，俄烏衝突還沒結束，10月又爆發新一輪巴以衝突，2024年這些因素都還在。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3年的預測，未來5年世界經濟都會低速增長，2024年會下降到2.9%【注：最新調至3.1%】，比最高位時的平均3.8%（2000-2019年）低了約一個百分點。這背後不只是一個百分點的問題，關鍵是整個世界經濟處在極度不確定和極度脆弱中。

第一是戰爭帶來的不確定性。俄烏衝突造成沿俄羅斯、地中海、裏海的物流中斷，影響世界經濟增長和通脹水平。巴以衝突也正在越來越大地影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紅海是通往阿拉伯、以色列和歐洲的一條運輸大通道，是商船必經之地。這條通道被戰火覆蓋後，很多商船不得不繞道南非好望角。影響最大的是運費，走紅海通道，一艘商船運費是1400美元，走好望角就上升到4000美元以上，漲幅近三倍。加之中東是世界能源的主要基地，所以能源價格也處於不確定中。

第二是大選的不確定性。2024年，有76個國家及地區進行大選，對世界經濟影響最大的是美國大選。現在美國大選形勢似乎明朗，但仍存很大變數。根據民調數據，外界判斷上一任總統特朗普上台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特朗普最大的個性就是不確定性，當然也有確定性的一面，作為商人，他對貿易、關税和“讓美國再次偉大”看得非常重，但執政政策時時在變。

俄羅斯大選，目前局勢比較明朗，但影響仍舊不小；歐洲議會選舉，人員更迭，勢必給歐盟帶來影響。

印度大選，莫迪獲勝的可能性較大，他最大的決心是未來幾年印度做世界第三，打造製造業強國。印度已經超過曾經的宗主國英國，未來三年如果再超過德國、日本，就成為世界第三，整個南北關係又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

大選給世界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還包括可能會出現若干個類似特朗普的領導人，或是在經濟上實行顛覆性政策的民粹主義人物。就像阿根廷總統米萊上台以後，出的招令世界猝不及防。

第三，全球貨幣政策可能會出現較大調整。特別是在全球儲備貨幣和貿易結算貨幣佔比較大的美元。2024年美元的貨幣政策轉向是確定的，但轉向的力度、速度以及轉向之後對世界金融市場的影響，是不確定的。

所以我認為今年世界經濟總的特點，一是走低，二是不確定，三是還有一些難以預料的“黑天鵝”和“灰犀牛”。

觀察者網：您剛剛提到了美國大選，不知道是特朗普還是拜登上台，您覺得哪位勝選的概率更大？哪一位上台對中國的不確定性更大？

陳文玲：我現在一般不太議論這個問題，特別怕美國人説中國干預美國大選。作為一般老百姓可以評論一下，但是從觀察者網傳播出去的影響力太大，很容易被説中國某位有什麼背景的學者説，支持特朗普上台，或者支持拜登上台。

特朗普和拜登的共同特點，一是年齡偏大；二是對華政策的戰略方向一致，只是戰術和打法不一致；三是他們的對華戰略都走在了錯誤的道路上。所以不管兩位老人誰上台，我們對老人都很尊敬，但是不贊成這兩位老人的做法。

首先，不能把美國利益凌駕在全球利益之上，用“美國再次偉大”“美國在科技上要領先世界兩代”等話術來打壓其他國家，用美國的高關税政策來解決貿易逆差問題。

其次，作為美國總統，要對全世界負責，而不是製造戰火、拉偏架或是煽動顏色革命顛覆其他國家。大國的責任是維護世界和平，不能當軍工複合體的代言人。

雖然發動戰爭鍛鍊了美國的戰爭能力，讓新式武器得到了實驗或應用，推動美國的軍事工業發展，但這是把其他國家當成棋子，讓整個世界處在動盪之中。對於一個大國領袖來説，這種行徑不符合大國領袖的基本風範、基本道德水準以及基本價值判斷，應該被時代唾棄。

最後，不管誰當美國總統，現在美元仍擁有準國際貨幣的地位，美國的貨幣政策和宏觀政策一定要和其他大國保持協調。但美國為了本國利益，沒有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將通脹從9.1%降到3%，但是把債務漲到了34萬億美元。

當地時間2020年9月29日，美國俄亥俄州，拜登、特朗普參加電視辯論。圖自視覺中國

這樣看來，拜登比特朗普更“偉大”。他今年把軍費提高到8860億美元的歷史高點，此前通過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就業法案》，承諾未來要投入幾萬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還有《通脹削減法案》和《芯片和科學法案》，分別要拿出4300億美元和2800億美元。稍微掰掰手指頭算一算，這些就有十幾萬億美元了。

美國紐約時代廣場上有一個國債鍾，一開始設置的最高限額是10萬億美元，2008年爆表後增加了兩個數位，現在上面的數字已經達到34.1萬億美元了。美國財政部長 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講的非常符合美國實際，她提出美國應突破債務上限，在2033年國債達到51萬億美元。以拜登目前的速度，我覺得可以實現，甚至可能更高。

拜登通過借債，讓很多人產生一種“美國經濟軟着陸”的錯覺。美國現在雖然解決了就業問題，壓低了通脹，製造業正在迴流，看起來經濟形勢一片大好，但結合債務和通脹水平來看，我覺得這是一種虛假繁榮。

如果美元不是處於準國際貨幣的地位，就不能通過國債在世界上流通，不能在市場上購買。當美債發得最多時，美聯儲就成了最大購買者，曾經佔到美債增量的60%。但是美國已經將問題轉嫁出去，用7萬億美元的債務（注：2021年拜登上台時，美國國債累積約27萬億美元，至2024年已突破34萬億美元），解決了美國的經濟問題。用美元去增加軍費，用美元打科技戰，這有什麼光榮的？

過去這幾年美元利率上升了11次，最高達到5.25%-5.5%，用這麼高的利率、這麼高的債務來支撐美國的這些經濟數字，這個基礎牢固嗎？美國也有很多學者對其國內經濟有很客觀的看法，對美國經濟潛在的風險很擔憂。

去年9月我去美國訪問時問美國人，美國的財務成本到底是多少，他們説已經佔到財政支出的18%。美國經濟潛藏着非常大的危機，包括債務危機、通脹，也包括幾千萬人沒有醫療保障等等。

我們在和美國學者對話時，他們説拜登很偉大，是自二戰以來最偉大的總統；認為拜登將美國經濟發展得很好，通脹降下來了，失業率降下來了，基礎設施建設啓動了，美國和世界上的盟友團結起來了，特別是對中國的戰略已經奏效了。但我覺得拜登一系列經濟政策的本質，是將經濟政策政治化。

現在很多人在將中國和美國做對比時，往往有失偏頗，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中國經濟有風險，中國經濟學者很擔憂，美國經濟有風險，美國學者也很擔憂。所以現在比較兩國經濟，真正要看的是經濟的基本面，到底誰在長週期的基本面更好。

觀察者網：美聯儲從9月議息會議開始，連續三次暫停加息。市場普遍認為，美聯儲本輪加息週期已經結束，2024年會轉向降息。對此您怎麼看，美聯儲是否或者什麼時候會開始降息週期？如果降息，會對世界經濟、尤其是中國經濟，產生多大影響？

陳文玲：去年上半年，我曾判斷美元利率可能會在下半年調整，但結果並沒有。我在美國和智庫人士對話時也討論過這個問題，很多美國智庫認為，去年美聯儲沒有降息是為了鞏固降低通脹的成果，避免通脹進一步反彈。

美聯儲三次停息，釋放的信號並不是貨幣政策轉向，而是有待觀察。去年6月，美國通脹率降到3%，下半年三季度通脹率也在3%左右，但它的目標是要降到2%。所以，三次停頓是要看看市場的反應，如果通脹反彈，等於前面的加息白費了。今年上半年，如果通脹率能在3%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我認為美聯儲就要進行政策轉向。

其實，此前美聯儲也釋放了今年政策轉向的信號，美聯儲的政策分析工具認為2024年利率會下調3-5次。從前主席格林斯潘開始，美聯儲就是採取小步快走的政策，調整幅度基本是0.25%。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2004-2006）曾連續加息17次，每次都是0.25%。這一輪美元加息，其中4次是0.75%，兩次是0.5%，其餘是0.25%。所以我覺得從升息到降息，一定是從0.25%的幅度開始，除非需要大水漫灌，才會有0.5%的幅度，但是像0.75%的降幅，幾乎不可能。

觀察者網：在美國降息的情況下，我國要做好哪些準備？

陳文玲：我國的貨幣政策比較穩健，也是逆週期調節的。

在美聯儲加息時，我國沒有跟進，因為現在人民幣匯率釘住的是“一籃子貨幣”，不僅僅是釘住美元。在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國家和國家之間沒有恆定的關係。特別是金融改革以後，人民幣匯率取決於中國國家信用，取決於我國宏觀調控的需要。

所以在美聯儲升降息時，我們是逆週期操作。這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即我們可以更少地受美元升降息的溢出性影響，但也要把握好時、度、序。

在美聯儲利率由加息轉向降息的過程中，我認為我國應該逐步進入加息通道。因為投資者對未來市場的預期有判斷，資本的本質是逐利，當預測美國逐步降息、中國逐步升息的時候，國際資本會向中國集聚或湧入中國市場，給中國市場帶來巨大的資本流量。這肯定是積極正向的，進入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資金可能會爆棚。

所以，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包括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等，可能是今年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

中國經濟去年增長5.2%，今年還會維持在這個增長水平上。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仍然是最好、最穩定、最可預期的，再加上將來和美國在利率升降之間產生的利差預期，我覺得不用太擔心中國資本市場的活躍度，今年會比較活躍。

觀察者網：這兩年有一個現象，就是好像全球都在忙着抗擊高通脹的時候，中國卻是逆勢而行，一直保持着低通脹。2023年，我們的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全年都是負增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也出現了4次負增長，您覺得中國低通脹的原因在哪裏？現在有觀點認為，要擺脱經濟低迷就要走出低通脹，對此您怎麼看？

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

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

陳文玲：我國CPI和PPI這兩年都比較低，而且PPI一直處於負增長，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我們進入通縮。

第一，我認為要出現價格負增長，同時市場上投入資本的流動性也緊縮，才能真正稱之為通縮。我們市場上的資本沒有通縮，還處於增長狀態，只是價格處在低位，所以不能叫通縮。

第二，我們的價格水平處在低位，到底是問題還是成績，還是既有問題也有成績？其實我國PPI處於負增長，因為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製造業從最高的時候佔GDP比重的32.5%，到2023年降至26.2%。此外，製造業結構也有很大變化。以前是服裝、鞋帽、箱包這些勞動密集型產品，需要的勞動力和原材料多，耗電量也比較大。現在很多製造業轉向高技術含量，比如新能源汽車、高儲能電池以及半導體全產業鏈的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會減少用電量、耗能量，所以生產資料的用量會減少。

第三，能源是製造業最重要的原材料，原材料價格裏能源佔很大比重。我國通過幾十年的努力，已經形成了能源市場多元化的戰略佈局。

原來從中東進口的石油佔50%左右，現在除了中東，我們還從中亞、西亞、俄羅斯、美國等國進口。“一帶一路”這10年，我國從48個國家進口石油，從10個主要國家、5條主要管道進口天然氣，俄烏衝突之後，又增加了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進口量。原來我們的石油進口80%走海運，成本非常高，現在從俄羅斯進口的石油、天然氣成本低於國際平均價格。

此外，我們還和沙特阿拉伯、伊朗、卡塔爾、土庫曼斯坦有長期合作，能源價格穩定，而且很多低於國際市場價格，特別是低於期貨交易所的市場引導價格。

這些都是我們生產資料價格低的重要表現。生產資料價格低，又是PPI負增長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PPI負增長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用的少了，二是來源多了，價格便宜了。

那麼，我們的CPI指數為什麼低呢？第一，來自工業轉移過來的商品價格低，比如很多服裝的價格在下降。

第二，糧食連續18年豐收，這一點非常重要。去年雖然遭遇災害，但糧食產量還略有上升，保證了基本口糧的穩定。中國人的飯碗端在自己手裏，端得比較穩。

第三，原來影響CPI價格指數最大的因素往往是從豬肉開始的，基本上是“替罪豬”，不論價格高低，都説是豬肉原因。其實現在生豬價格下降幅度很大，年年下降的原因並不是人們對豬肉的需求降低了，而是生豬已經從個體養殖為主轉向大規模養殖。何況，還有生豬儲備體系，隨時可以平抑物價。

生豬價格降低，日用消費品價格降低，再加上由於生產資料價格下降帶來上游商品價格降低，所以CPI價格也處在低位。就這個意義而言，在全球通脹高企的情況下，我們仍能保持低價格，只能説是中國政府長期謀劃，在戰略上為中國經濟打下了較好的基礎。

有些經濟學家提出，通脹必須漲上去，漲到6%，然後從6%再降到4%，才能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這是用完美的西方經濟學公式來解釋或解決處於動盪中中國和世界經濟。這個公式計算不出未來，也計算不出一個國家的戰略佈局給本國帶來的收益。

觀察者網：目前一些國家開啓了“去美元化”的步伐，通過減少美元儲備、以非美元貨幣進行跨境交易結算、探索建立新的多邊結算機制等等，想要解除對美元的依賴。這一輪“去美元化”興起的原因是什麼？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將如何演變？這輪“去美元化”對人民幣國際化是機遇還是挑戰，為什麼？

陳文玲：“去美元化”雖然已經形成潮流，但目前對美元的傷害並不大。因為潮流即使再兇猛，礁石仍然在那裏。你的船要過礁石，可能要繞道，或者把礁石炸掉，才可以通行。

我覺得美元現在就是世界經濟的礁石。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美元和黃金掛鈎，各國貨幣和美元掛鈎。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佈美元不再跟黃金掛鈎，這是美國對世界最大的失信。從那時開始，美元就成了信用貨幣，是沒有任何實物和黃金做支撐的紙鈔，跟世界各國貨幣沒什麼兩樣。

但從1944年到1971年，美元一直是世界貨幣，人們已經形成使用路徑依賴，國際貿易結算和國際貨幣儲備還是習慣於用美元作為錨定物和儲備貨幣。頂峯時本世紀初美元佔全球外匯儲備的70%以上，現在仍有60%左右。在國際貿易結算領域，美元仍佔據85%左右。據SWIFT體系的數據顯示，美元的比例也是不降反升，俄烏衝突前約佔38%（2021年），俄烏衝突後上升到46-47%。

誰的份額下降了？歐元。經過伊拉克戰爭、科索沃戰爭和俄烏衝突，歐元的結算能力不斷受到衝擊。歐元在結算中的比重曾超過美元將近一個點，現在美元上升到46%多，歐元則從當時接近40%下降到22%左右。所以美元的地位還在，在國際儲備、國際貿易結算體系中都具有絕對優勢。

第三，雖然全世界已經建立起30多個繞開美元的結算體系，但都是單一的結算體系，比如一些歐洲國家和伊朗、俄羅斯、中國之間的結算機制。SWIFT體系是國際金融組織的一個電報發文系統，本來不是美國的，但9·11事件以後被美國用作反恐，最後成為美國打壓遏制其他國家的工具，目前還沒有一個結算體系能和SWIFT相抗衡。

第四，國際貨幣向數字貨幣發展，美元的數字化水平也在提升。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央行都在推進數字貨幣，但數字貨幣如何互認，如何聯通？數字貨幣到底是代表着實物貨幣同等的價值量，還是脱離實體貨幣成為單獨的數字貨幣？數字貨幣若真正形成互認，形成一個強大的數字貨幣體系，各國的貨幣體系、數字貨幣誰來確定？它的錨定物又是什麼？大量的問題都還沒有真正解決。

此外，現代金融的虛擬化程度大大提高。馬克思當年所説的資本公式，即必須經過商業資本、產業資本再到增值資本（G—W—G’），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從貨幣到貨幣，也就是直接將貨幣作為交易物的量越來越大。現在又出現很多虛擬貨幣，比如比特幣，原來美國不承認它的地位，但最近正式承認了比特幣的法律地位，給貨幣虛擬化插上了翅膀。

貨幣體系改革的問題非常複雜。一方面，從2016年至今，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包括儲備貨幣、結算貨幣中所佔比重一直在橫盤，跨境貿易結算中全球支付交易佔比首次接近5%。未來在某個時間點，隨着中國國家信用、國家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的信用水平提高，人民幣可能會有一個驟升階段，也許那時整個世界會猝不及防地都採用人民幣結算，因為這是世界上最穩定、最有信用、具有實物支撐的貨幣。這個階段會到來，但不會那麼快到來，未來國際貨幣體系一定有一個大變革。

美元的霸權地位最終會結束，但美元、歐元、人民幣等各國貨幣都會存在。各國貨幣應該尋找最佳的排列組合，形成更為合理、均衡、可持續、便利的新全球貨幣體系，而不是某種貨幣佔據霸權，衝擊他國經濟，導致其遭殃，使整個世界處在動盪之中。我們需要的不是這樣的貨幣體系，而是一個穩定、合理、可預期的、為絕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服務的貨幣體系。

觀察者網：您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美國在幾個重要經濟領域明顯加大了對華遏制的速度和力度。其中，美國在金融領域的對華遏制或許已經開啓，美元美債國際大循環受阻後更是加大了打壓力度。這些打壓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針對中美之間可能的金融博弈，我們可以做哪些準備？

陳文玲：在中美金融博弈中，我們是弱者，始終處於被遏制、被打壓、被收割的狀態。美元的地位還在，美國的實力也還在，美聯儲升降息都會對我們產生影響。

在金融上，我覺得應該防範三點：

第一，美國的金融資本在下一輪美元降息、人民幣升息的過程中，會進入中國資本市場，但會不會快進快出、會不會收割完後扭頭就走？目前還尚未知曉。

所以我們要防止美元降息、人民幣升息以後，大規模惡意炒作資金收割中國的優質資產，或者在中國股市上興風作浪。

第二，去年香港股市受到很大影響，特別是7、8、9這幾個月；其實轉折是從6月開始的，資本市場大規模撤離，同時唱衰中國經濟。唱空和做空同步進行，可以説既是輿論戰，也是金融戰。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只能增強，不能減弱，對於外部惡意做空、唱空，要採取強有力的措施，支持香港繼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發揮原本的制度優勢、資本運營優勢、財富管理優勢。把香港的地位穩定下來，這一點至關重要。

中國股市本身的制度設計也需要改革，因為它已經不是中國經濟的晴雨表了，不管什麼情況，都在3000點上下浮動。我希望中國股市能夠健康發展，不要大起大落，但也不能只落不起或者永遠釘在一個點上，要能起到經濟調節的作用，還要像有些國家的股市那樣，給居民創造財富收益。

第三，應該防範中國在美上市企業的財產安全和投資的資本安全。

無論是特朗普時期還是拜登時期，美國政府都要求一些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退市。在中國證監會和美國財政部會商後，達成了一些共識，除了5家大型央企轉到香港之外，其它在美上市的中企仍留在那裏。如果未來美國領導人變動，會推行何種金融政策，會對在美上市的中企採取什麼措施？這些都值得關注。

2016年是中國企業在美投資最多的一年，高達460億美元。這幾年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國限制中企赴美投資，特別是去年拜登簽署了投資限制令，對中企在美投資還會進行進一步限制，尤其是高科技企業。

所以，無論是貿易戰還是金融戰，這三點我們都要作為重中之重。

觀察者網：從2022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至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俄發動多次制裁，涵蓋經濟、金融、貿易等領域，可以説是“痛下殺手”。不過，這些前所未有的制裁似乎沒有達到西方預期的效果。普京説，2023年俄羅斯的GDP增速預計將超過3.5%，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俄羅斯已超過德國，成為歐洲第一大經濟體、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對於俄羅斯在西方全面制裁下的經濟增長，您有何解讀？

陳文玲：俄羅斯經濟增長是超預期的。

衝突發生後，美國和歐洲出台13000多項制裁措施，制裁之全面、力度之大、措施之嚴厲前所未有，超出了人們的預期，甚至連俄羅斯的樹、俄羅斯的音樂家都遭到制裁。俄羅斯當時有超過6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其中3000億美元至今仍被凍結，西方國家正在商量是否將這3000億美元凍結資金作為援助烏克蘭的經費。

兩年過去了，烏克蘭背後的美國、歐洲國家已經出現疲態，對澤連斯基似乎有了審美疲勞。此前大家認為俄羅斯會挺不住，在美國為首的北約支持下，烏克蘭會取得最後的勝利，但很多事情往往出乎意料。

首先，俄羅斯能挺住這麼長時間，經濟不但沒有崩潰，還穩定下來。根據俄統計局的最新評估，2023年俄羅斯GDP增長預計3.6%。

其次，俄羅斯能源市場被切斷後，沒想到轉向如此徹底。原本俄羅斯能源的主要市場在歐洲，2021年歐盟從俄羅斯進口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氣分別佔到進口總量的26%、52%和52%，奧地利和捷克等國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程度甚至高達80%以上。而俄烏矛盾徹底爆發、北溪管道被炸以後，這一局面就被打斷了。

2022月9月，“北溪”天然氣管道發生泄漏。圖自澎湃影像

當時，人們對俄羅斯未來的經濟並不看好。戰爭爆發後，短期內俄羅斯盧布價值急劇下降，貶值近50%。IMF預測俄羅斯GDP在2022年同比萎縮3.4%。2022年，俄羅斯經濟確實出現負增長，但沒有預期那麼高，到2023年，俄羅斯經濟正增長3.5%。

這一現象應該從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這説明俄羅斯自身具備資源、能源、糧食等能夠保證國內大循環的基本條件，可以打持久戰。

第二，這離不開俄羅斯的“向東看”戰略，和中國開展貿易。戰爭爆發後，俄羅斯來自美國、歐洲的工業品，包括製造業零部件、中間品，基本中斷了，現在這些商品主要來自中國。去年中俄雙邊貨物貿易額達240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6.3%。2022年，雙邊貿易額同比增長29.3%，今年肯定還在2000億美元以上。

如果沒有和中國進行貿易，保障了對日用消費品市場的供應和製造業中間品，俄羅斯不可能挺下來，也不可能恢復。

第三，俄羅斯反遏制手段的成功，比如“盧布令”。

第四，就在戰爭膠着之時，特別是美歐加大對烏支援，烏克蘭準備大規模反攻的時候，去年10月7日巴以衝突爆發，一下子把美國的注意力轉移到中東，從加沙到紅海，從哈馬斯到胡塞武裝，再到伊朗，美歐對烏克蘭的戰略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被分散了注意力，美國的重心也有所轉移。

第五，美國國內的變化。原來美國參眾兩院都由民主黨控制，中期選舉後眾議院變成共和黨控制。拜登提出的對烏援助計劃就很難通過，包括最新提出的1000億美元援助計劃，其中分給烏克蘭超600億美元。關於援烏問題，美歐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戰爭疲態已經顯現。

相較而言，俄羅斯有強大的能源資源、糧食保障，也有資源換錢的通道，還有工業品來源的通道，國內經濟、人民生活能夠正常運轉。反之，受戰爭影響最大的是烏克蘭，很多重要設施基本毀於一旦，經濟大幅下行，還產生了1000多萬難民，完全靠美歐援助才能打下去。而且巴以衝突若不結束，恐怕對烏援助力度會越來越小，戰爭的結局也可能越來越清晰。

觀察者網：反觀歐元區，目前情況不容樂觀，歐元區20國經濟活動表現出明顯的疲軟，2023年已經陷入衰退，並且看不到立刻反彈的跡象。作為昔日“歐洲經濟的火車頭”，2023年德國GDP下降0.3%。您認為歐元區經濟陷入困境的原因是什麼？這會對中國經濟，尤其是中國出口貿易造成多大影響？中國應為此做哪些準備？

陳文玲：歐洲是此次俄烏衝突中僅次於烏克蘭的受害者，出現了很大的戰略失誤。歐洲受到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四重打擊：

第一，歐洲經濟受到重創。除了歐盟，英國GDP從2022年增長4%下降到去年的0.5%，歐洲整個板塊的下行都非常明顯。

第二，高通脹始終居高不下，老百姓生活受到很大影響。經受着高物價、高通脹煎熬的同時，歐洲加快向新能源轉型，但轉型需要過渡期，不會那麼快，所以寒冬還比較長。

第三，俄烏衝突對歐元的打擊很大，最高時歐元在貿易結算貨幣中佔比近40%，俄烏衝突後直接降到約22%，對歐元的打擊大於伊拉克戰爭和科索沃戰爭。

第四，美國通脹削減法案對歐洲的衝擊。歐洲失去了俄羅斯的低價能源，通脹高企，美國趁機殺熟，殺得果斷、有效。美國將本國液化天然氣（LNG）用高於美國本土價格的4倍甚至8倍賣給歐洲，而歐洲只能接受這樣的高價。緊接着，電價升高，生產資料價格飛漲，導致企業、特別是製造企業無法生存，產業鏈、供應鏈加快轉移，很多新能源汽車、環保產業等轉移到美國。再加上美國通脹削減法案給這些企業補貼及低價能源，大約三分之二的歐洲企業轉移到美國。當然也有一部分歐洲企業像德國化工企業轉移到中國。

美國從奧巴馬任內開始就想要重振製造業，俄烏衝突給了美國一個最大的機會。

觀察者網：最後想和您聊一下產業鏈供應鏈的問題。在美國強推對華“脱鈎斷鏈”的背景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正在重塑，未來世界的產業鏈供應鏈將是怎樣的格局？對世界經濟，尤其是中國經濟會產生哪些影響？我們該如何應對？

陳文玲：美國現在已經承認強推產業鏈“脱鈎”失敗了，所以換了一個新詞叫“去風險化”，新詞的發明者是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我覺得，馮德萊恩沒有提出什麼像樣的政治主張或經濟主張，但“去風險”這個概念被放大了，其實就是風險被放大了。

所謂“去風險”和“脱鈎斷鏈”其實是一回事，就是和中國產業鏈切割，在產業鏈中剔除中國因素。他們稱之為擺脱單一產品對中國的市場依賴，或者是擺脱單一來源地是中國、產業鏈中最重要環節是中國的產品。

加快去全球化、去中國化，主要是為了削弱中國在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地位和作用。美國把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最主要的目的是打斷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進程、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防止中國超越美國，從而影響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

改革開放初期，美國對我們是不屑一顧的，是俯視的，我們也確實對美國望塵莫及。但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尤其是十八大後的加快發展，不僅是發展速度在上升，發展質量、科技水平、創新能力、比較優勢也都在提高。

在此背景下，我國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比重約30%，和一戰、二戰時期美國的世界製造業地位差不多；但美國因為去工業化，其製造業佔GDP比重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約28%降到現在的11%，所以想讓頭部企業都搬回美國。

特朗普政府要求企業搬回美國，拜登政府要求“友岸化”“在岸化”“近岸化”，把盟友體系形成價值觀供應鏈，推出“印太經濟框架”實現中低端替代，再通過日本、荷蘭等國實現高端替代，最終想要實現全產業鏈替代中國。但我個人認為，這種替代的成本是巨大的。

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前幾年曾經做過一個研究，原來美國在全球半導體行業所佔比重是37%；特朗普任內發起貿易戰，等到拜登上台時，美國的半導體製造業產值降到全球的12%。從37%到12%，25個百分點，轉移到哪了？最主要還是轉移到了中國。

中國現在是世界最大的半導體市場，雖然我們缺核心零部件，特別是像阿斯麥光刻機這些關鍵技術和設備，但我們有半導體產業鏈及其它相關產業鏈。我們是產業鏈配套能力最強、產業規模最大，技術轉化為生產能力、生產場景、行業產品能力最強的國家，也就是應用市場最大的國家。

戰後幾十年形成的全球產業佈局，包括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中美之間形成的產業鏈相互連接、相互支撐，想要真正切割是很困難的，需要極大成本。比如，從特朗普時期就提出台積電赴美設廠，到了拜登政府，起初要求台積電轉移6個工廠，但至今在亞利桑那州的一個工廠還沒真正開業。按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的説法，在美國的成本可能要比在台灣高几倍。何況，沒有配套的技術人員和產業鏈能力，只建一個工廠行嗎？

當地時間2022年12月6日，美國亞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台積電半導體制造工廠的工人。圖自視覺中國

據美國研究機構分析，蘋果形成的“果鏈”要從中國轉移一條生產線，需要8年時間，現在蘋果在向越南、印度轉移，但它大量的核心零部件還是來自中國。

2022年，中印貿易額為1359億美元，其中中國從印度進口174.8億美元，對印度出口1185億美元。所以，印度抱怨和中國之間有巨大的貿易逆差，中國又佔了便宜。

但真的是中國佔你便宜嗎？是你沒有這些核心零部件。這些頭部企業即便搬到印度，它要生產也必須從中國進口。

可見，產業鏈的切割是非常困難的，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即便你可以找到一級、二級供應商，命令他可以採購誰的商品、不可以採購誰的商品，但是到了三級、四級、五級、六級，到製造螺絲釘的、製造微傳動系統的，你就找不到了。

現在的產業鏈還沒有達到萬物可視的程度，像半導體產業的全產業鏈涉及120個國家，而這120多個國家又涉及到多少家企業？這些目前還都沒法完全掌握在一個國家手中。

觀察者網：所以，產業鏈和供應鏈不是想切斷就一下子能切斷的。

陳文玲：是的，越是國際分工複雜的、產業技術含量高的，就越難切割。現在中國形成了新的產業鏈供應鏈，換道超車，又有了新優勢，比如HUAWEI Mate 60 Pro，國外有人拆解發現，零部件幾乎全部是國產的，那還怎麼“去中國化”？如果我們能做到像孟晚舟所説的，“為世界提供第二選擇”。當其他國家覺得中國的東西已經實現了超越、自己有了第二選擇的時候，你那些幾納米的產品將來就是廢品和庫存。

當然，現在我們需要追趕和補短板的地方還很多，美國的原始創新能力很強，基礎教育、顛覆性創新能力確實還在我們之上，比如ChatGPT這種AI技術革命仍遠超中國。但從長週期來看，中國市場創造的產業創新所需的應用場景、通過應用再產生新的創新，潛力還是比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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