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默波：中國模式究竟是什麼？為何西方左派和右派都在誤讀？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高默波】

引言

中國在經濟、特別是在製造業和軍事上的表現，似乎展示了突然爆發的實力，人民羣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無可置疑的提高，讓世人刮目相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確實是一個貧窮落後、四分五裂、飽受戰爭創傷的國家，新中國的成長史彷彿是縮短了的人類叢林史，把一個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被凌辱的第三世界國家，轉眼間推上了不能被西方第一世界輕視的現代化國家。由此，人們自然有興趣探討具有中國特點的發展模式或道路這一問題。

談到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的時候，國內外都有兩個明顯的傾向。第一個傾向是把中國的發展想當然地認定為是從上世紀70年代後80年代初才開始的。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以“改革開放以來”為開頭的敍述。再比如，不少中國政治和知識精英頂禮膜拜的哈佛大學著名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所寫的《鄧小平傳》，也只是集中敍述了鄧小平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生平經歷，而之前的事蹟只用了三十多頁紙墨一帶而過。

第二個傾向是聚焦經濟體系或經濟政策。比較流行的觀點是，市場經濟的活力促使中國發展，中國經驗或模式實現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順利轉型。其次流行的觀點是，中國的成功得益於混合經濟體的結合，即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混合；以及，將廉價勞動力或者説“人口紅利”、模仿國外先進技術視為中國發展的主要或次要條件。

圖自深圳廣電

不過，在今天這篇小文裏，我不從上述兩個傾向的角度來展開論述。首先申明，這並非認為上述兩個傾向相關的思想、理論、意見、研究和爭辯不值一談，而是出於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我認為任何模式和道路都不是突然出現的，用流行話語來講，就是有路徑依賴；第二，我認為經濟發展是離不開政治和人類認知、價值取向的。我甚至認為沒有純粹的經濟學，只有政治經濟學。用數學模式和公式寫就的經濟學論文看起來很漂亮，也有利於學術生涯的升級，但我同意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論斷，即很多這樣的論文對解決社會實際問題往往不着邊際。

所以，我覺得在討論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時，不僅要考慮現在，也要聯繫過去和將來；不僅要談經濟，也要談人們在特定歷史範圍和特定時空環境裏的認知和價值取向。

三個傳統

我們必須承認，過去和現在大部分人是隨大流的，他們的認知和價值取向大多隨精英潮流而動，很多情況下是盲目的，但這並不是説他們是愚蠢的。有時候，人們説農村人忠厚老實，或是精英説農民羣體素質不高，或許只是一種温和的表達，但事實上農民並不比精英愚蠢，比如歷史上大躍進和“文革”中的很多荒唐事並非由農民和工人發起，而是由受過教育的知識人士發起並引領的。我們所指的大部分人非但不愚蠢，而且有力量。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他們的集體力量可以扭轉主流的認知和價值取向。一個國家的人民對自己、對社會、對世界的認知和價值取向潮流，可以對這個國家的政策產生決定性影響。

五四運動時期，代表中國先進思想的人物——不論是左派的魯迅還是右派的胡適，都將中國的落後怪罪於舊傳統，特別是儒家傳統。按照西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知和價值取向在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帝（反侵略）反封建（反舊傳統）的五四運動的產物。

要批判就必須有對照物，否則就不知道批判什麼。比如，要批判中國傳統認知和價值取向，五四運動時期用以借鑑和比較的對照物，就是西方的民主和個人自由傳統。

隨着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直至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中國社會就存在三個大方向的認知和價值取向：一，中國舊傳統的認知和價值取向，主要是儒學，雜夾着道教、佛教及少數民族的思想文化補充；二，中國共產黨的馬列主義認知和價值取向；三，西方傳統的民主、個人自由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認知和價值取向。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的認知和價值取向佔據絕對主流地位，中國傳統和西方傳統的認知和價值取向受到壓抑和打擊。而1980年代以降的中國，開始出現西方傳統的認知和價值取向的回潮，主要表現為崇尚個人自由發展的企業精神，有所規範的政治體制（如退休制），以及以經濟理性引導資本的市場經濟。

上述三大方向的認知和價值取向，其實就是甘陽所説的“通三統”。甘陽關於“三個傳統”的原話是中國傳統、毛澤東傳統和鄧小平傳統。為了更準確地陳述，也更有利於分析，我在借用甘陽的洞見的同時，將三個傳統歸納為：中國傳統的傳統，1949中國革命傳統，西方民主、個人自由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傳統。

這三者有重合，有對立矛盾，也有相輔相成。本文的主要觀點是，1980年代以來所謂“摸着石頭過河”的中國發展道路或模式，是在三個傳統之間尋找並吸取各方的認知和價值取向。在展開這個觀點前，先在下一節談談它們之間的重合與矛盾。

三個傳統的重合、互動和互補

首先接着上文談五四運動，然後再聯繫由此產生的中國革命傳統，並通過一些例子分析為什麼存在於中國的三個傳統在重合、互動互補中推進中國的發展。

談五四運動很有必要，因為這是不同認知和價值衝撞、互動的標誌性事件。

· 婦女地位和平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國革命傳統

五四運動批判中國傳統的傳統，特別是對儒家傳統有兩個突出的價值批判：一是嚴重輕視婦女，二是精英對文化、特別是對文字的壟斷。兩者都不利於現代國家國民潛力的充分發揮。

為了實現現代的國富民強，這兩個領域必須改變，於是呼籲“打倒孔家店”，讓婦女走出家庭、進入社會，成為和男性一樣平等的公民。文學作品、政府公文應停止使用文言文，因為文言文與平民生活脱節，不利於平民教育，學古文漢字太費時，亟需改革等等。胡適等人提倡白話運動，魯迅的短篇小説便是最早的嘗試之一。

作為五四運動的繼承者，中國共產黨將這兩個批判都付諸於實踐，並將其定性為革命和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頒佈的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旨在解放婦女。中國政府不但推廣了平民識字運動，還推行簡化漢字，並命名“普通話”為官方語言，即普通老百姓所使用的語言。

我們在考察中國廉價勞動力有利於1980年代以來的製造業發展這一論題時，就不難看出，正是婦女地位的提高和平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為中國製造業提供了幾乎無限數量、且受過一定教育的勞動大軍。僅僅“廉價”不足以成為經濟發展中勞動力因素的充要條件，這些勞動力還需識字，並受過最基本的教育，而這正是得益於中國1949年革命傳統。對此有懷疑的人，只需對比一下印度，就能明白這個道理。

1922年10月，中國共產黨以上海女界聯合會的名義創辦第一所新型的婦女學校——上海平民女校，由李達擔任校長

中國革命傳統的貢獻還不止於此。我們都瞭解，在有些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中心或邊緣長期存在大量貧民窟。雖然中國也曾在短期內出現過小面積的貧民窟，但這不是中國的社會病。

其實，這也跟中國革命傳統有關。“打土豪分田地”，中國革命通過土改對土地有產階級剝奪後，實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雖然取消人民公社集體制，將土地的使用權分田到户，但所有權還是歸集體的。即使後來允許土地使用權“流轉”，但土地仍不允許自由買賣。

這樣做的最大好處，是農村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土地使用權。第一，他/她們可以讓家人留守農村，自己外出打工。第二，在城市打工不順或失業時，可以回家種地務農，有穩定的住所和食物來源。自1980年代以來的三十年，中國的土地集體所有制起到了世界上最廉價的社會保險的作用。這是中國發展模式所獨具的特色之一。

在土地所有制議題上，還有兩個地方存在不同傳統之間的衝撞和互動。第一，中國傳統社會中也出現過土地“三權分立”，即所有權是地主的，使用權是以出租形式賦予佃農的，佃農還可以將使用權包租給第三者，即真正的土地勞作者。但不同的是，由於革命傳統的路徑，現在的土地所有權是集體的，不屬於少數的地主和富農。

第二，是圍繞農業規模化和機械化的爭論與徘徊。現狀所呈現的問題很明顯，在中國中部和西南部地區，有很多以宗族為單位的村莊，他們的集體土地在“使用權私有化”分田到户的時候，因為要照顧到不同土地質量的公平分配，而被劃成條條塊塊。這不但妨礙耕作規模化，還導致不少曾在集體制時期建設起來的公共水利設施無法被利用，有些地方甚至“公平理性”地將人民公社固有的農作機械拆開分配！

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認知和價值取向，中國下一步農業規模化和機械化的最有效途徑就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以後就可以進行土地買賣，資本就可以順利介入其中，通過收購大片土地，逐漸形成像歐美國家（如美加澳）那樣的大規模農場。失去土地的農村人口則會進入城市，加快中國城市化的進程，讓中國能成為和西方一樣先進的現代化國家。

但是，中國政府沒有走出土地所有制徹底私有化這一步，不少地區所試行的是鼓勵所謂的種田大户或投資者去購買土地使用權，包括用財政補貼來激勵大面積的土地集中耕作。

這種試點的成效如何，目前還很難有定論；但顯而易見的是，所謂的土地所有權私有化是跟中國1949年革命的認知和價值取向有一定衝突的。

同樣顯見的情況是，很難通過農業生產獲取豐厚的利潤，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也面臨着相同問題，歐盟乃至美國對農業的補助是路人皆知的。當我們在提及美、加、澳等國的大農場時，必須考慮到一點，即這些殖民國家的發展是以犧牲原住民的利益為代價的。

中國不但人多地少，而且農民是這片土地的“原住民”。如果讓他們失去土地，背井離鄉並移居城市，他們需要工作機會和社會保險，而這又牽涉到社會的其他方面。所以，有人用中國國情來抵制某些西方傳統的認知和價值取向，也不是沒有完全道理。

· 國企和民企之爭

上一節討論了農村土地所有制中不同傳統的衝突和互動，特別是1949年革命傳統的作用，包括為中國製造業起飛奠定勞動力基礎，土地集體所有制為龐大農村人口起到社會保障作用。這一節，接着討論城市、特別是製造業領域的價值衝突和互動。

令中國人引以為豪的是，現在中國擁有從地上到天空、從陸地到海洋的全方位工業製造能力。但人們不應忘記，這些能力不是上世紀80年代以後才突然發展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時，中國的工業製造能力還不如比利時這樣的小共同體。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在西方的全面制裁下，蘇聯和東歐給了中國寶貴的援助，但自1960年代開始蘇聯和東歐也跟中國割裂，中國人民在困境中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以犧牲個人的生活水平為代價來發展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和重工業。到1970年代後期，中國已成為世界排名第六的製造業大國。

隨着1972年尼克松成功訪華，西方國家雖然沒有全部取消、但放鬆了對中國的制裁。中國繃緊了三十多年的不安全感得到一絲緩解，國家的發展戰略也由重點投資重工業、國防工業轉變為發展輕工業；同時停止以犧牲農業為代價的資本積累，其中的標誌性政策就是提高農產品價格。

中國也積極招商引資，利用和借鑑國外的資本、技術和管理方法。國民經商“下海”也激發了個人的創業精神，西方傳統認知和價值取向得以在中國發揚光大。在此情況下，中國民營企業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但是，不同傳統的認知和價值取向的衝突時隱時現，其中以民營和國營之爭最為明顯。

首先，國營企業跟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着根本性的價值衝突。尤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以新理性經濟主義為引導的。新理性資本主義的根本信條即人是自我的、自私的，每個有理性的人的行為都是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這成為企業成功的基礎和根本動力。按照這一邏輯，每個人為自身而努力將推動整個共同體的經濟活力，經濟水漲船高的結果是大家獲益，雖然有少數人得益更多，但瑕不掩瑜。同樣，按照這個邏輯，國營企業由於不是私有制企業，也就沒有個人努力這一源動力，因而無法得到眾人合力推動的發展。於是，唯一出路就是私有化。

在此指引下，中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進行大規模的中小國營企業私有化。持中國1949年革命傳統認知和價值取向的人士，批判私有化培養了“有產階級而犧牲了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主流認知的大潮中，這類批判聲非常弱小無力。

同時，被買斷或拆分的國營企業為了降本增效而裁減人員，取消原本依託中國革命傳統而存在的機構，如企業託兒所、幼兒園、子弟學校、公共食堂，甚至醫療服務等社會福利機構，並將這些福利成本統統推給社會。現在民企無論是產業活動還是僱工人數，在國民經濟中佔據絕大份額。

這麼多年來，在中國形成了一個很奇特的現象，當國家經濟運行面臨挑戰時，進一步私有化的呼聲會再次響起；相對的，在地緣政治問題方面，每當國家安全面臨威脅時，也會有呼籲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國企的聲音。

資料圖/新華社

民企和國企之爭的關鍵點，看似只是公平與效率之爭，但實際上也是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傳統和1949年革命傳統之間的論劍。

非常明顯的一點是，大型國企對國家資源的壟斷不利於市場競爭，此外規範國企管理、考核以及約束管理層職責，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毛澤東時代曾有過這方面的實驗，比如被稱為“鞍鋼憲法”試點裏面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幹部參加勞動，工人蔘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羣眾、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的民主管理，就是這樣的嘗試。但由於實驗缺乏足夠長時間的試錯過程，再加上沒有制度性的落實，因此很難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現在人們希望看到，至少在國企管理層的任命和權責、在人員招聘等問題上做到公開透明，接受監督。

當然，民企同樣存在效率和監督管理問題。主張私有化的人會爭辯説，民企私企有股份制，持股人和董事會有監督作用。但現在很多國企也是股份制，比如國有銀行甚至還有外資股份。與之相對照的是，到目前為止，已經非常成功的民企華為就沒有企業外的股東。

· 教育、性平、民主和執政在三個傳統中的重合、衝突和互動

不可否認的是，上文述及的平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不僅僅是中國革命的貢獻，第一世界國家的成就之一也是提高了民眾的教育水平，即使在第三世界，也有不少國家努力提高國民教育水平，並取得了相應成績。

不過，中國人識字率的提高速度和效果是有目共睹的，這可能也跟中國儒家傳統有關。孔子的“有教無類”，即便現在看來也非常先進。儒家所強調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影響東亞，以日韓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內的國家都非常重視教育。家長們、特別是農村家長都希望通過教育改變孩子的命運，出人頭地，他們甚至會不惜傾盡全家財力去培養孩子。

當然，這種傳統價值導向也造成不少負面效應，比如學生學習負擔太重，為應付考試而犧牲其他方面的發展。再如，犧牲女孩的教育權利而全力培養男孩的現象，在農村或偏遠地區仍然存在。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的傳統和中國革命傳統的矛盾，即儒家價值觀對婦女的壓迫、對文化的壟斷，是中國革命的對立面；但兩者也有重合與互動，比如在教育和家庭觀念上，重視教育是中國模式的特點之一，而這有益於經濟發展。

我們再來考察一下當前中國政府推出的“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兩個概念。

很多西方地緣政治經濟學者，將“一帶一路”解構為中國的資本輸出，向海外傾銷剩餘工業製造品，同時掠奪資源。也有人指責，“一帶一路”就是“債務陷阱”，甚至是新殖民主義。但諸如此類的指控，充斥着地緣政治色彩。

事實上，“一帶一路”歡迎第一世界國家參與，這些國家沒什麼資源可被掠奪，同樣資本過剩，也不可能陷進債務陷阱。而且，“一帶一路”概念本身也繼承自中國傳統的“絲綢之路”提法，但至今也沒有人把“絲綢之路”解構為殖民主義。

這就讓人聯想到中國倡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無論西方地緣政治的視角怎麼解讀這一提法，從中國傳統的傳統上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裏有儒家大同的價值取向，也有儒家思想裏“天下”認知的痕跡。雖然這個論題還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但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西方傳統資本主義價值取向和中國傳統的傳統之間的衝突、博弈。這不僅僅涉及如何被解構的問題，更是中國自身就在這兩種傳統的衝突互動中摸索、漸進。

這是2023年2月23日在泰國呵叻府拍攝的中泰鐵路建設現場（無人機照片） 圖自中國一帶一路網

另一個最具爭議、事關重大的是，西方傳統、中國傳統的傳統和中國革命傳統的衝突和互動本身，是民主的認知和價值取向。從形式上看，中國傳統的傳統中，等級觀念特別突出，這顯然有悖於西方民主理念；但同時，儒學也具有民本理念，這又和西方傳統重合。這一點還將在下文作進一步分析。

同樣，馬列主義批判資產階級民主，主張革命的取代，及無產階級專政的理念。中國共產黨既沒有在理論上拋棄馬列主義的這一價值取向，也從未否定民主的理念，只是在“什麼是民主”這一實質問題上有爭議、有探索。比如，毛澤東認為羣眾路線是民主，現在在中國基層農村也有民主投票，人大也有一定程度的選舉。共產黨內部提倡民主集中制，共產黨以外的少數黨派也一直存在，並在政協和人大有代表，體現參政議政。

以上提到的實踐和政策，可以理解為三種傳統之間衝突、重合、互動而誕生的協商民主。中國傳統的傳統中，民本思想從儒學的大同觀念可以看出，包含“天命論”的哲學思想。而“天命論”與西方民主價值既有衝突又有重合。

比如，西方民主選舉的實踐，既大致解決了政府代理人的和平過渡和接班問題，也至少在形式上宣告了政府機關，即國家機器操縱、管理和實施政策的合法性。那麼，在獲得實踐前，國王和皇帝統治的合法性是如何體現的呢？就中國而言，那就是天命論、君權天授。

我所理解的天命論大致如此，皇帝被認為是天子，天是至高無上的，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地上的凡人能成為皇帝，就是因為他是上天的兒子，所以天子的發號施令就是合法的。那麼，老百姓怎麼知道誰是、誰又不是上天的兒子呢？需要滿足的主要條件是，第一，誰能打敗對手，統一全國，建立朝廷；第二，在這個朝廷的統治下，國泰民安，風調雨順，誰做到了，誰就是天子。

本質上，西方民主傳統裏的“公民”，中國革命傳統中的“羣眾”和中國傳統的傳統中的“老百姓”是同一概念的不同名稱而已。

總結

如果可以對“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進行總結的話，那就是三個傳統的運用及其相互間的重合、衝突和互動。

無可爭議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中國特有的，儒學傳統在東亞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就連道教也不僅限於中國，西方傳統就更不是中國特色。但在全世界，只有中國同時存在三種認知和價值取向之間的衝撞與互補。這樣的中國特色發展模式和道路是不可模仿的，也難以輕言輸出。

通過上述梳理，我們才能明白，為什麼現在的中國總是被誤讀和誤解？儘管中國官方不停強調中國不干涉別國內政，中國不輸出意識形態，但西方主流精英依然不會或不敢相信。他們的左派覺得中國不夠社會主義，他們的右派覺得中國共產黨（共產主義）可怕。中國在國際上的崛起，讓他們恐慌和焦慮，連中國孔子學院資助西方的大學教授漢語，也使他們膽戰心驚。之所以如此，除了本能地自我保護西方習以為常的霸權之外，就是因為中國在三個傳統之間來回往復的探索，讓他們在認知和價值取向上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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