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麥葉的熏籠精：懷念高天明月，阿拉伯人心中那個“完美的少年”周恩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伍麥葉的熏籠精】

每到周恩來總理的誕辰與忌日，人們總會自發地表達懷念之情。到了國家與民族喜慶復興的時刻，大家也總是想起他老人家：“總理，現在，飛機想要飛多少就有多少，不用飛第二遍了！”

動人的是，在阿拉伯人的心裏，也始終牢記着周恩來的光輝，進入新世紀以來，隨着中國的影響力日益增強，阿拉伯世界對周恩來愈加地崇敬。造成如此情況的原因不止一條，其中，基辛格與尼克松的影響很大，他們二位在著作裏都對周恩來充滿深情與讚美，如今。中東人把這兩位當作中國問題權威，對他們的判斷深信不疑。不過，更關鍵的是，有三件重大往事銘刻在阿拉伯人的記憶裏：

第一是不結盟運動，阿拉伯知識分子普遍把周恩來與納賽爾、甘地、蘇加諾、鐵托並列為不結盟運動的領袖，為納賽爾與周恩來曾經在萬隆會議上並肩合作而自豪；

第二是，新中國尊重並重視二戰後新獨立的阿拉伯國家，不僅提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而且真的以那些原則作為國際政治的基礎。

例如，阿聯酋阿語報紙《海灣報》在2019年的《阿聯酋與中國——哈耶德建立再由繼任者鞏固的歷史性關係》、2022年的《阿聯酋與中國——持久的關係》中都強調，中阿兩國關係始於阿聯酋建國之初，與該國曆史同步：

“已故扎耶德謝赫（阿聯酋第一任總統）與中國建立了（兩國）關係，這種關係植根於時光漫漫的歷史深處，隨後催生出夥伴關係和多領域的合作。該關係始於1971年12月3日，也就是阿聯酋成立兩天後，就在那一天，扎耶德謝赫給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出電報，通知他建國一事，周恩來回覆了一封賀電，在電報中，中國承認了阿聯酋。兩國於1984年11月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第三是，新中國支持和同情巴勒斯坦人民，是最先承認巴勒斯坦國的非阿拉伯國家，同時也支持和同情阿拉伯人民在各地的獨立與解放鬥爭。

《海灣報》在2019年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何以建立》一文中，便回顧往事：

1955年萬隆會議上，納賽爾提議將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權利問題列入大會的議程，遭到錫蘭代表的反對，而尼赫魯態度曖昧。敍利亞代表團成員舒克里尖鋭地批評尼赫魯：“阿拉伯世界欽佩尼赫魯為自由和獨立而進行的光榮鬥爭，因此對他採取支持以色列和猶太復國主義所代表的殖民主義的立場感到驚訝。”尼赫魯的回答是：“啊，我的先生，我是革命的兒子，所以，先生，我也是苦難的兒子。”

文章隨後講述：

“會議通過了周恩來提出的議案，將（巴勒斯坦民族）的自決權問題列入議程。”

因為這件往事，阿拉伯人在心目中始終將周恩來與納賽爾視為不結盟運動最重要的領導人，其意義超過尼赫魯與鐵托。

中東媒體上的圖片：納賽爾訪問中國

實際上，阿拉伯世界一直相信，中國當年曾經可能直接派軍隊幫助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作戰，也曾經考慮直接給巴勒斯坦提供軍事援助。去年10月，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之後，巴以問題再度成為熱點，到了該月30日，黎巴嫩《白晝報》發表了沙萊克·阿里的文章《中國與巴勒斯坦》，比較準確地介紹了新中國與巴勒斯坦的關係。文章一開篇即指出：

“（中國）一貫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復合法民族權利的正義事業，推動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決巴勒斯坦問題。”

不過文中有如此的講述，反映了多年來阿拉伯人的典型想法：

“但她（中國）在處理（巴勒斯坦領導人）舒克里的物質支持請求時更加謹慎。那是因為，中國總理周恩來考慮到巴解組織沒有一個可以接收和培訓中國裝備的特定地點；他也照顧到阿拉伯各國政府對此類支援難以接受。儘管如此，周恩來仍然在中國支持從巴勒斯坦到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解放運動的問題上發揮了作用。”

該段話語體現了目前很典型的“阿殤”心態，認為都是因為阿拉伯方面的原因，周恩來與新中國才沒有給巴勒斯坦提供軍事方面的直接幫助。

實際上，早在2017年1月22日，半島電視台的阿語官網就發表了《周恩來——選擇站在阿拉伯與巴勒斯坦一邊的中國領導人》。文前配有周總理的彩色肖像照，驚人的是，圖下配文為：“周恩來支持世界解放運動。”文章第一段則説：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對1949年中國革命的成功起到了關鍵作用，在支持阿拉伯國家並與之建立關係方面同樣作用突出，須知北京是第一個懸掛巴勒斯坦國旗的非阿拉伯首都。”

該文實際上是專篇介紹偉人生平，其中談道：

“在外交政策層面，他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奠定為中國外交的基礎，後者在萬隆會議上得到通過，隨後成為國際政治的基礎之一……與發展中國家建立了自成特色的關係，並在不與大國斷絕聯繫的情況下，支持瞭解放運動。

周恩來還在中國支持從巴勒斯坦到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解放運動問題上發揮了作用，北京是第一個懸掛巴勒斯坦國旗的非阿拉伯首都，開設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辦事處，並向巴勒斯坦游擊隊敞開軍事援助的大門，向他們提供彈藥和裝備。

儘管中國不需要，但他還是購買了五萬噸埃及棉花，而這為與開羅建立外交關係鋪平了道路，為他前往亞洲和非洲開闢了廣闊的道路，之後他將對埃及進行著名的訪問。”

該文截圖

坦白説，在半島網頁上讀到如此的文字，我很吃驚。果然天下人心都是清明的啊！周總理及其所代表的新中國對阿拉伯世界的友情，那裏的人們絲毫沒有忘記。

《周恩來——選擇站在阿拉伯與巴勒斯坦一邊的中國領導人》實際上是對半島稍早一篇文章的縮寫，後者發表於同年的1月10日，是專為紀念週恩來逝世四十一週年的長文。作者伊扎特·沙魯爾當時是駐北京的青年記者，其文章的標題十分感人：

《深沉夜色中懷念皓潔圓月》

標題裏的“圓月、滿月”（音譯為“白德爾”）一詞同時還有“品格完美的少年”之意，在阿拉伯-波斯文化裏，世界上最美的就是純潔的青春少年，比起其他一切美麗的生命都更美。因此，同一個標題也可以理解成：

《深沉夜色裏懷念完美的少年》

中東傳統文化那種充滿力度的詩意，從一個標題就傾瀉出來了。

此文傾力歌頌周恩來一生的輝煌業績，但在我們讀來卻是又感動又啼笑皆非。作者如同絕大多數中東精英一樣，難以理解中國近代史，又深受西方“漢學”影響，結果形成了徹底的誤解。沙魯爾絲毫不清楚晚清民國風雨如晦的局勢，於是，竟按照西方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藝的模式，對瞭解到的資料任意剪裁，放縱想象。那位作者真誠的筆下，周恩來成了《故園風雨後》主角一樣閒逸多金的貴族子弟，成了中國版的尼赫魯、中國版的羅斯福：

“他是貴族（原文直接使用了aristocrat的阿語音譯詞）家庭的後裔”，“他的家庭選擇讓他遠離動盪的氣氛與血色的事件（指五四運動），於是將他送到法國，讓他在啓蒙之都巴黎完成學業，再在德國和英國的西式大學遊學。”

  沙魯爾的介紹裏處處都是誤會與錯誤，然而，仍然能讓讀者感受到一枚金子般放光的人格：

“他成為1919年的學生運動——被稱為‘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最終，在入獄一年後，他變為一名革命的學生領袖。他愛上了在監獄裏遇到的一位名叫鄧穎超的女孩，她成為了他的妻子、他征途與生活的伴侶。但兩人並沒有能生下兒女來延續血脈，不過，也許他們根本不需要，因為他們的業績留下了那麼多美好的東西，足以令他們不朽。

他暗中潛入上海，從內部組織了中國所見證過的最智慧的秘密暴動。但是，孫中山去世後，共產黨人和民族主義者之間爆發內戰，使國家陷入了大屠殺。周恩來的頭顱遭通緝，不管他是生是死，賞金都是與體重同等的黃金。但他設法迷惑探子們，並擺脱了他們。”

不過，這篇錯誤百出的文章不應當一笑置之，其中呈現出我們很難料到的情況，那就是，當今，中東採用一神教的教義來理解、定義並闡釋中國近代史。最堪作為證據的是，作者如此介紹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

“在適當的時刻，歷史的必要性浮現出來，將他變為一個三人組合中的第三人，而前定要由那一個三人組合改變中國的面貌。”

哪三個人呢？毛澤東、朱德、周恩來。

周恩來與鄧穎超

所謂“前定”，原詞為“gadar”（音譯為“蓋德爾”）。在伊斯蘭教裏，“前定”是最關鍵的概念之一，按照信仰的要求，信徒必須相信“前定”。其大意是，一切都是真主早就安排好的，是無法更改的，人無法預知，更不可能加以根本性的改變。

我們必須注意到，無論西方還是中東，都用一神教的思路想象和講述整部中國歷史，這一方法順滑地延伸到對中國近代史的“建構”裏。在目前的中東，類似的歷史觀念已經確立起來，即，中國近代發生的一切，都是真主早就設定好的，恰恰證明了真主是萬能的，也是神秘的，非凡人可以理解，其意志是不可能被凡人改變的。説是歷史觀念，其實已經帶有意識形態的色彩。

不管怎樣，周恩來在中東人心目中熠熠生輝，他已近似“歷史偶像”，開明的知識分子們喜歡在寫文章時引用他的格言。2017年，阿聯酋英語報《民族報》上一篇書評《被選中的少數？》在開篇便談道：

“1971年，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由亨利·基辛格邀請評估1789年法國大革命對世界的影響時，暗示了他對歷史的長遠看法。他的回答是：‘現在判斷還為時過早。’”

不過，由於對周恩來充滿誤解，阿拉伯媒體上引用的一些所謂格言以訛傳訛，匪夷所思。2014年，《海灣報》上一篇痛斥伊拉克亂局的《伊拉克與選舉鬧劇》中便有如此的講述：

“當有人問中國總理周恩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會有怎樣的未來？他回答説：‘世界的一切都會陷入混亂。’”

最離奇的一例是，2022年，埃及作家伊米爾·安敏在《海灣報》發表一篇專欄文章，討論佩洛西竄台事件，其中的分析不無見地，但在最後一段，卻忽然冒出一句：

“中國已故總理周恩來曾經説過，我們的戰略耐心長達一千年。”

然而，有一則情況是個例外，值得我們重視。《海灣報》有一位專欄作家賈米魯·馬塔爾，昔日曾經在埃及駐中國大使館任職，不止一次見過周總理，聆聽他關於世界局勢的理論。馬塔爾對那段經歷頗為珍視，至今仍然保留着當初的現場記錄，有時會拿出來重温。因此，他在文章中一再引用周總理當初的觀點。

例如，在2023年的《針對不同世界的不同政策》中，他認為，如今已然形成一個新的世界，中國是新世界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埃及卻處於新世界的邊緣。然後，他感嘆，如今，埃及與其他國家的很多青年人都不知道，當年，埃及等國曾經率先承認中國為“發展中的世界大國”，接着，他回憶道，周恩來作為外交部長應邀來埃及駐華大使館午餐，餐會期間讚揚了埃及的這一外交政策。

該文截圖

更具價值的是，在2021年的《世界峯會今與昔》、2022年的《充斥謊言的當今世界》中，馬塔爾都提及那樣一樁往事：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金字塔基金會贊助下剛剛成立的“政治和戰略研究中心”（馬塔爾是該中心的創立人之一）組織了一支考察團，開啓了一場“泛亞之旅”，中國是第一站。文中説：

“我們懷着信心而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都相信，不用太多時間，就將看到亞洲成為引領未來發展的大陸。我們還堅信，中國和俄羅斯（原文如此，其時為蘇聯）之間的差距將擴大。毫無疑問，我們的同事穆罕默德·賽義德·艾哈邁德和周恩來之間就意識形態展開的激烈討論，是最有力的證據，展示了我們一方與中方的那一預期的重要性。”

那是一場持續數小時之久的會議，氣氛活躍，與會每個人都開動創造性思維，踴躍發言。其時是在基辛格訪華之後，在馬塔爾看來，“與基辛格合作，讓中國擺脱了西方強加給它的孤立狀態”。在那樣的形勢下，埃及記者艾哈邁德與周恩來談及中蘇衝突，追問他如何定義“超級大國”？周總理指出：“超級大國是一種狀態，而不是靠體量來決定。”（2021年文）同時，他談道：

“在我們的意識形態所形成的思想裏，世界的一部分為‘城市化的世界’（直譯為‘世界範圍的城市’），包括美國、歐洲與蘇聯，還有另一部分，我們稱之為‘農村化的世界’（直譯為‘世界範圍的農村’），包括中國以及你們的國家——即埃及——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

接着，文中説：

“他補充指出，因為這些國家曾經長期遭受帝國主義霸權的苦難，所以現在不會像西方國家和蘇聯那樣建立霸權，今後也不會那樣做。”（2022年文）

《充斥謊言的當今世界》以俄烏衝突為主題，馬塔爾撫今憶昔，堅定地得出結論：

“在發展中國家的眼裏，它（中國）仍然保持着在其復興初期（原文如此，是指新中國初期）的品質之一，多年來一直加以堅持，並真心為之自豪。”

到了2022年，在中東的媒體上，仍然迴盪着周恩來幾十年前的鏗鏘之音，偉人的智慧穿越了時空，始終在照耀世界，讓人怎不心潮澎湃！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看似非常簡單的話，但只有在領略到中東媒體上的總理風采時，才能理解那樸素話語的分量。周恩來不僅從來沒有離開我們，他也從來沒有離開過中東，他就像高天的皓月，鼓勵阿拉伯的無數“少者”踏着深沉夜色奮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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