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松：“山河四省”地廣生多，為何優質高校這麼少？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常松】

兩會期間，教育話題又成了大家關注的熱點。

針對教育資源分配問題，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副校長戴彩麗表示，前段時間“山河大學”的走紅，實則折射出全國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分佈不平衡的現狀。從國家層面而言，建議高校招生政策適度向人口大省傾斜。

所謂的“山河大學”，其實是網友們的一種“設想”：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四個省份（以下簡稱“山河四省”）343萬考生，每人出資1000元，共同打造一所四省交界的綜合性大學，面向四省招生。

這一場來自自媒體的“奇思妙想”，背後是對中國高等教育資源分配這一老生常談話題的新瓶裝舊酒。此前教育部也回應稱：要不斷優化高等教育資源的佈局結構，支持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人口大省，擴大高等教育資源的規模，優化類型結構和區域結構。

·四省教育困境

為什麼是這四個省份呢？

因為這四個省份面臨着中國高等教育資源的雙重地獄難度——“總量”與“人均”。

單從高校總量上看，山河四省的高等教育資源總量其實在全國不算低。根據2023年6月15日教育部官方發佈的《全國高等學校名單》，河南省的高校數量168所，和江蘇省並列全國第一，超過廣東省的162所，山東省緊隨其後有156所，河北省128所。

而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高校數量超過百所的省份有12個。大學數量最少的是西藏，只有7所，然後是青海12所、寧夏21所，海南22所，甘肅50所。其餘省市區的高校數量均在50以上。

換言之，從總量上看，“山河四省”相比於西部欠發達地區，並沒有“哭窮”的資格。

那麼，“山河四省”難在何處呢？

一是，人均的高校數量；二是，一流的高校數量。

合起來就是，人均的一流高校數量，與其人口大省、經濟大省的地位並不相匹配。

根據教育部首輪“雙一流”名單和當年各省人口數據可以算出，人均雙一流高校數量，比例較高的除了陝西之外，都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區；“山河四省”連成片的慘淡，對比人均數值，甚至還不及西藏。

·“先天發育不足，後天營養不良”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山河四省”當下的高等教育局面呢？

簡單概括：先天發育不足，後天營養不良。

更準確地説，中國一流高校資源的競爭，並不是省份之間的競爭，而是城市之間的競爭。“山河四省”不是落後在整體經濟水平，而是省內頂流城市不及沿江沿海省份的頂級城市。比如説，並不是河南經濟水平、人口數量不及陝西，而是省會鄭州的高校水平不及西安的高校水平，尤其是頭部高校。

如果從歷史中尋找答案，會清晰地發現，“山河四省”的起步就落後了。中國大學格局的形成，只經歷了兩個重要時期，此後的兩次熱潮都是在此基礎上的補充和完善。

第一個時期是民國時期。

當時各省政府都設立了一批優質的大學，這些大學往往也分佈在當時的省會城市。同時在對外開放的沿江沿海地區，教會大學的進入也客觀上為中國大學的發展提供了一些優質基礎。這些教會大學的教育資源在新中國成立後也融入了今天的綜合型名牌大學。

相應地，“山河四省”的大學辦學水平相比於當時的上海、南京、北平、武漢、廣州等地有不小的差距。加上北洋政府軍閥混戰、北伐戰爭、抗日戰爭等一系列的戰亂大都發生在華北平原和中原大地，使得北方的整體社會穩定不及沿江沿海地區。

中國大學建設的第二個時期，是建國初期以1952年院系調整為代表的大學建設。

這一輪大發展的特點是拆分了很多民國時期的綜合性大學和教會大學，重組了一批綜合性大學。比如辦學質量較好的燕京大學、金陵大學、嶺南大學等教會大學均被拆分撤出，學科併入後來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校園也被繼承。

同時，還建立了一批基於行業的專門型大學。在這一時期也就誕生了中國的“國家隊”——國字號大學。民國的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很多學科調整，組建了現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地質大學、中國礦業大學等中字號。而且當時“部委辦大學”，各個部委都有着自己的“圈中名校”。

後期又伴隨着三線建設，大學根據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由沿江沿海開始向三線遷移。這其中，位於上海的交通大學西遷到西安是典型代表。後來，六機部在上海重建交通大學就是另一個故事了。這也就能夠一部分地解釋，陝西省的高等教育資源為何明顯優於山河四省——實際上是因為西安作為西北地區中心城市，在民國和建國初期得到了集中的發展。

但在這一輪中字號大學的建設中，“山河四省”除了由北京遷出的華北電力大學、中國石油大學之外，沒有任何斬獲。原本有意落户河南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如今憑一己之力將合肥推上了中國科技之城的第二梯隊。

事實上，中國一流大學之間的差距，也是省會城市之間的差距。

“山河四省”中，河南、河北的省會恰恰也在中國各省會中資歷最淺的省會城市之列。以至於河南大學並不位於省會鄭州，河北省唯一的211大學位於僅做過河北省會9年的直轄市天津，而河南、河北原有的國家部委直屬的高校，幾乎都不在鄭州和石家莊，而是焦作、唐山等城市。優質高校如此分散，在接下來的高校合併大潮中自然“無米下炊”。

985/211建設時期，是中國當代高校體系的“成年禮”。在世紀之交，中國大學又迎來一輪大變革：原有的部委直屬高校開始大面積收歸教育部直屬和下放給各省，各大城市的高校開始大規模合併。這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浙江大學和吉林大學，它們先後整合了本省在行業內具有影響力的大學，如説浙江農業大學、吉林汽車工業大學、白求恩醫科大學、長春地質大學等等。

反觀“山河四省”，即便是搞大學的合併，也缺乏足夠多而集中的優質大學。“山河四省”的各個大學各自為政，也使得它們在頭部大學的競爭中進一步地落於下風。

如果説此前的大學建設都是政策主導，那麼在接下來的新型大學探索階段，又疊加了市場因素。當政策與市場雙重因素作用，“山河四省”被落下得越來越遠了。

在近15年來，中國大學體系中開始出現了諸多新的探索：以清華、北大、哈工大攜手南下深圳為起點，各個名牌大學開始在沿海發達地區設立校區。哈工大（深圳）如今的錄取分數已經超過了廣東本省的老牌名校中山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繼國科大之後，中國科學院與地方政府共建大學，正在如火如荼展開的是上海科技大學和深圳理工大學。

在這一輪大學的建設中，中外聯合辦學也從早期的寧波諾丁漢大學和西交利物浦大學開始發展成為7所，無一例外全部位於東部沿海地區。以南方科技大學和西湖大學為代表的“小而美”的新型研究型大學，也都選擇了大灣區和長三角。來自香港、澳門的大學在大陸設立校區則沒有離開過大灣區。

而以上這些機會中，除了膠東半島，“山河四省”毫無斬獲。

毫無疑問，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具有明顯的“馬太效應”。如果把各省教育資源的比拼視角轉換為中國城市經濟發展，對比來看就會明顯發現：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與高等教育資源的聚集程度密切相關。

即便是在過去一段時間，教育資源相對落後的的經濟發達城市，如蘇州和深圳，在近幾年也多管齊下，引進了新型辦學經驗，使得它們的教育資源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比如蘇州，在做大做強蘇州大學的同時，積極給西交利物浦大學開建了位於太倉的新校區，也積極引進人民大學建設蘇州校區，還發揮其縣域經濟的優勢，建設了崑山杜克大學。深圳則是引進了諸多名牌大學開辦深圳校區，引入中外聯合辦學和香港的知名大學，以及和中科院合建深圳理工大學。這一系列動作，都使得深圳的教育資源取得了長足進步。

相應地，“山河四省”中的青島市，高等教育資源條件也是比較好的，尤其是近年來積極引入各種高校創新平台，如今已在西海岸集齊了山東3所雙一流大學的校區。這背後也與青島自身的經濟實力密不可分。

·“山河大學”設想靠譜嗎？

“山河四省”的考生和民眾另闢蹊徑，自立自強捐款辦學，這想法靠譜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高等教育絕不是產業投資，不是光靠砸錢就可以孵化出來的。大學建設的核心是優質的師資發展平台，只有好的平台才能吸引優秀的師資，但這需要財政提供持續的支撐。

經濟較發達的地區能夠給予更好的師資和平台建設的力量，包括更高的薪酬和課題經費等。優秀師資的聚集才能夠帶來更多更好的課題，無論是參與國家部委的重大課題，還是來自於大型企業的橫向項目。好的研究才能出好的成果，為國民經濟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獲得科技進步獎勵。進而取得學科的發展，提高學校的科研和人才培養的水平。而現在對於高校科研成果轉化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當地優質的產業配套支持和創業體系支撐也越來越被重視。

要解決高等教育資源分佈不平衡的問題，歸根到底，是要解決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那麼，這是不是代表我們現在就無計可施了？

“山河四省”乃至於中西部教育欠發達地區，縮小差距既不能走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依靠地方投資推動辦學的路子，也不能完全依靠自身積累緩慢發展，要堅持自身特色發展和國家政策支持的“雙向奔赴”。

東部沿海沿江地區與中西部教育欠發達地區的高校，要加強合作，實現“共贏發展”。其中，一定要摒棄“相互競爭”，減少“互挖人才”，積極搭建高校間人才合作的平台；共同促進區域經濟發展；要通過聯合申請重大科技項目，集聚優勢，共同助力國家戰略實施等，最終實現區域高等教育協調發展。

同時，不要一窩蜂地學習東部高校搞人工智能等熱門領域，反而要更加堅持自身的學科佈局和特色，尋找自身發展獨到之處。

當然，這些措施與方向也早已被教育專家和大學校長們廣泛討論了。至於最終的效果如何，得交由時間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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