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汶蓉:追求男女平等不是男女都一樣,而是不被“性別規則”所限
王恺雯
“婦女能頂半邊天”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口號。中國女性不僅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奮鬥在各行各業,成為中流砥柱。近年來,我國在保障女性權益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女性權益受損的情況仍時有發生,尤其在職場中。今年兩會,婦女權益相關議題再度受到代表委員們的廣泛關注。
在第114個“三八”國際婦女節到來之際,觀察者網圍繞女性婚戀焦慮、養育難題、職場困境等話題,專訪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劉汶蓉。
在劉汶蓉看來,女性的解放、女性職業地位的保障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在性別平等方面,我們比美國等發達國家有更好的基礎。但今天,女性依然面臨着生育與職業發展難以平衡的問題,在就業市場中處於劣勢。
她希望國家可以在政策層面加大力度,為女性生育、就業,以及托育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同時也呼籲女性努力走進社會,不要輕易去做全職媽媽。

2024年3月7日,江西吉安,女性建設者堅守崗位 圖源:視覺中國
【文/觀察者網 王愷雯 編輯/馮雪】
觀察者網:您長期從事家庭與婚姻研究,以您的觀察,近年來年輕女性的婚戀觀發生了哪些變化?您有沒有發現一些新的趨勢?
**劉汶蓉:**首先,我感覺現在的年輕人對婚戀的風險意識普遍比較高。離婚率的上升讓大家不再認為結婚是一種保障,反而對婚姻不穩定性的感受更深了。婚姻滿意度也呈下降趨勢,尤其是女性。以某一線城市為例,近10年來女性的婚姻滿意度下降得很厲害,和男性形成較大差距,導致女性對婚姻生活的嚮往也開始下降。
第二,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説,愛情是祛魅化的。在上世紀70年代,人們眼中的愛情是神秘且神聖的,也是年輕人普遍嚮往、追求的東西,尤其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但今天的年輕人不再認為愛情是非常神聖或命中註定的,也對人生中是否一定要有“靈魂伴侶”產生質疑。他們的婚戀觀趨於理性化和世俗化,希望戀愛和婚姻能給生活帶來實際效益,“戀愛腦”反倒成了大家批判的東西。
從理性化和世俗化的角度來説,全世界其實都有這種趨勢,但在東亞社會更明顯。我們的婚姻不僅是兩個人的簡單結合,更是兩個家庭的結合,承載了很多經濟保障的色彩,甚至帶有社會競爭和成功者的符號意義。也就是説,婚姻不僅僅是看兩個人是否在情感和興趣愛好上是否一致,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方的經濟情況。
第三,今天的社會,情感的“代償品”越來越多,愛情不再具有不可替代性。人在愛情中的情感體驗、在戀愛中感受到的甜蜜,似乎也不只是在真正的愛情中才能獲得,追星、追劇“磕CP”、虛擬戀人等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自己在戀愛中的感受,甚至別人的“糖”比自己的還要甜。
總體而言,我的這些年的感受是,人們已經從追求親密情感走向了親密終結的趨勢。大家的風險感太強了,導致過度糾結,從而不願投入到真正的婚戀關係中。
其實,從我們的調查來看,很多年輕人並不是不想結婚,只是覺得找不到合適的人,大家就觀望、焦慮、糾結。從人的生理週期來説,一旦過了年輕的階段,即荷爾蒙最豐富的時期,對愛情的渴望也會逐漸降低;而越成熟的人,也越難以和別人融合。因此這種等待的過程,會讓人不自覺地滑入單身,甚至是終身單身。
觀察者網:大齡未婚女性經常會受到長輩的催婚壓力,亦被不少人污名化成“剩女”。您怎麼看待這種現象?女性要如何面對這種壓力?
**劉汶蓉:**從人口學角度來説,我國男性的數量多於女性,為什麼女性會被“剩”呢?這和擇偶梯隊有關。我國女性的地位雖然提高了,但女性和比自己經濟地位低的男性結合的婚配模式並沒有出現,因為婚姻很難放棄世俗的標準。因此,農村通常是經濟條件差的男性成為“光棍”,而城市裏通常是經濟條件好的女性被“剩下”。
我能理解父母為什麼着急。孩子都是自己的寶,很多家長會説“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在了,她一個人怎麼辦?”他們擔心孩子沒有社會支持網絡,認為無論如何都要成一個家。而孩子往往會覺得,與其把時間精力投在相親上,不如投在自己身上。兩代人之間的矛盾就這樣產生了。
在我看來,婚姻的問題,“硬嫁”沒有必要,父母也應該知道,為了結婚而結婚是不會幸福的,還不如順其自然。

2024年1月26日,成都人民公園的相親角處,人們查看相親信息 圖源:視覺中國
另一方面,在大城市,婚姻市場其實很“卷”,優秀的男女都要靠搶,被“剩下”的就好像考試“卷”不過一樣。考試“卷”、工作“卷”、婚戀也“卷”,年輕人真的太累了。所以父母也要想通,沒有必要去逼。當然,年輕人也可以適當改變擇偶標準。
作為孩子,如果選擇單身,就要讓父母看到自己有過得好的能力,有建立社會支持網絡的能力,比如有穩定的工作、良好的人際關係、健康的身體狀況。
我們在調查中還發現一個現象,現在男性主動追求女性的情況變少了,而且40歲以下男性的心理成熟和穩定程度低於女性,這和以前是完全不同的,女性還希望在婚戀關係中處於被保護的狀態就很難。所以,如果想要在適婚年齡結婚,很多觀念都要改變。
觀察者網:已婚已育的職場女性會面臨如何平衡工作與家庭的問題。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位居世界前列,但同時也承擔着家務勞動、養育照料的主要職責。這些年很多人都在呼籲倡導合理構建家庭性別分工,除此之外,在減輕養育負擔方面,我國在政策層面做出了哪些努力?還可以有哪些突破?
**劉汶蓉:**2020年第四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結果顯示,在業女性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約為男性的2倍。在工作和家庭的雙重壓力下,很多女性會覺得結婚非常“不划算”。
如果要改變女性對婚姻的感受,國家就要在托育、養老方面投入更多,緩解女性的壓力。這方面我們國家已經在推進了,但目前來説做得還不夠,沒有讓公眾感到很方便。
例如,一些城市的托育機構往往以街道為單位,難以輻射到離得遠的小區。我周圍的一些年輕人就反映他們沒見過托育機構,遇到急事孩子也無處可去。我認為在這方面還得加大投入。
另一方面,男性也需要做出改變。我們現在都在呼籲“父親參與”,近年來,那些非傳統成功、強大的男性形象開始受到大家的喜愛,説明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男性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其實是很重要的。
觀察者網:最近有全國政協委員建議延長女性帶薪“育產假”至2年,同時考慮企業用工成本,減輕女性遭受的性別歧視。但網友對2年“育產假”普遍持反對態度,您怎麼看這個問題?另一方面,官方早已明確用人單位不得詢問婦女婚育情況,不得將限制生育作為錄用條件,但現實中這種現象依然普遍存在,這個問題有解嗎?
**劉汶蓉:**在三孩政策出台之後,很多地方延長了產假,還為夫妻雙方增設育兒假。延長產假的初衷是保護女性,但現實中很多人是持反對意見的,因為這些舉措會降低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加重企業對女性的性別歧視。
如果真的休假兩年,這個職位還給你留着嗎?肯定要有人來頂,企業就要重新規劃。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更不敢招聘女性。
男女在勞動力市場本就存在競爭,女性越休假,就越不可能和男性在同一個起跑線競爭。想在兩者之間做好平衡,就不能只把女性拉回家,而是把男性也拉回家,這方面或許可以參考北歐國家的做法。
另一方面,還要考慮產假期間工資的問題,這部分成本是需要國家投入的,不能全部攤在企業身上,否則最後還是會讓女性職工來承擔。因此必須在國家政策層面有所設計。

2019年03月04日,浙江金華,家長帶着孩子在户外曬太陽 圖源:視覺中國
我們現在面臨很多“非預期結果”,擔心生育之後沒人照顧孩子,就想着延長女性產假,但產假太長女性就業怎麼辦?考慮到女性就業就又面臨孩子誰來帶的問題,包括最近在爭論的延長退休,延長退休後會不會更加沒人帶孩子了?選擇一個就必須放棄另一個,很多問題好像就無解了,大家更加不敢生孩子。
從社會學角度出發,我認為這些問題要從人類社會的長期利益出發,考慮人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重視對再生產勞動的投入,而不是隻看短期的經濟上的成本效益。政府要有決心,如果只是對過去的做法“修修補補”,很難起到實質性作用。
觀察者網:您周圍有沒有主動退出職場,成為“全職媽媽”的高學歷、高薪女性?她們是出於什麼原因做出這樣的選擇?您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劉汶蓉:**從我前陣子做的一個課題來看,全職媽媽的高峯期是2016年前後,但這兩年這一羣體的數量是在下降的,這可能和我們經濟增速放緩有關,光靠父親一個人的收入無法支撐整個家庭了。這些全職媽媽在想辦法走向社會、重新就業,但她們想要重回職場是很難的。
在調查中,我發現很多想再就業的全職媽媽通過網絡平台做一些工作,有些人則是去考心理諮詢類的證書,之後去從事和青少年有關的創業活動。還有一些女性在做了七、八年全職媽媽後,通過考研重新走向社會。
她們普遍很焦慮。有些人覺得做全職媽媽的那幾年是自己的“至暗時刻”,尤其是那些受過高等教育、曾經有過不錯工作的女性,她們認為自己失去了社會身份、喪失了自我價值感。
女性的解放、女性職業地位的保障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之一。至少從我父母那代人開始,大家就很難接受女性不工作。我遇到過一個想做全職媽媽的女孩,她説工作很累,很喜歡女兒,希望回家陪女兒。結果這個女孩的媽媽堅決反對,説“無論如何你都得工作,一回家就完了”。
對我們國家來説,雙職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大家習以為常的。我們絕不能回到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讓女性依附於男性的狀態,否則就是倒退。我也希望女性羣體不要單純地想象做全職太太會有多麼快樂。
觀察者網:廣東省近年推出彈性工作的“媽媽崗”,讓寶媽兼顧家庭和工作,您如何看待相關舉措?我們的社會還可以為生育後想重新就業的女性提供哪些支持?
**劉汶蓉:**不止是廣東,這幾年全國很多地方都在做類似的事情,主要是婦聯和勞動力市場聯合推動的,政府給企業提供一些補貼,企業拿出一些崗位給有育兒需求的女性。
但這些崗位的普及度還不夠高,因為企業本身面臨用工成本問題,政府也拿不出那麼多補貼,就很難大規模推廣。因此,這類崗位主要還是起到探索和示範的作用,希望能帶動社會的整體氛圍。
從生育後女性迴歸職場的普遍情況來看,就像我們剛才説的,還是會面臨很多困難,尤其是那些已經中斷工作很久的女性,她們大多隻能選擇非正式就業。現在婦聯和一些社會組織會舉辦培訓班,為女性就業、創業提供輔導。很多女性其實是缺乏走向社會的勇氣,因此我們要推動社區互助、社團互助,為她們提供更多交流的機會,對她們形成一股支持的力量。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如何解決這些非正式就業女性社保繳納的問題,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讓她們更有安全感。

2024年3月7日,山東省青州市,女性求職者在瞭解崗位信息 圖源:視覺中國
觀察者網:最近關於延長退休年齡的話題頻繁登上熱搜,其中有專家認為女性50歲退休太早,還有專家建議男女退休年齡趨同。為什麼當前我國男女退休年齡的差異會那麼大?您對男女同齡退休是什麼觀點?
**劉汶蓉:**當時的退休政策,主要是考慮到工廠裏面的一些工作對女性身體的損害比較大,女性衰老也比較快,從保護女性的角度提出女性可以早點退休。這是針對女性工人,對幹部而言,男女退休年齡差距不大。
今天,我們的就業結構改變了,女性的平均壽命也高於男性,因此有了男女退休年齡趨同的條件。
從全球範圍來看,中國的退休年齡確實比較早,尤其是女性。但一提到延長退休,大家就吵得很厲害,尤其是現在那麼多年輕人就業難,覺得年紀大的不退,崗位就空不出來。
我認為,退休年齡不應該“一刀切”,每個人的工作性質、身體狀態乃至家庭情況都不同,需求也不一樣。像是有些體力工作者想早點退休,有些人想回去帶孫子。所以能不能參考一些國家實行彈性退休制度?可以設置一個拿全額退休金的年齡,在此之前,比如年滿55歲就可以選擇退休了,但只能拿全額退休金的50%;退休得越晚,退休金拿得越高。在退休年齡問題上不用區分性別,而是讓職工和單位根據實際情況做雙向選擇。
觀察者網:性別問題是當下網絡輿論場上的敏感地帶,大家往往很難就事論事,動輒用歧視性詞彙互相攻擊。您如何看待社交媒體上這種性別對立的現象?我們應該如何去討論性別問題?
**劉汶蓉:**其實不止是男女之間的對立,在同一個性別內部,不同年齡、不同生存狀態的羣體之間也會因為一些問題產生對立。我認為這種對立的背後是個體權利意識的提升,人際邊界感、羣體差異感越來越強。
過去孩子多的時候,大家都是在打打鬧鬧、摩擦不斷的環境下長大,邊界感沒那麼強,也不會那麼敏感。隨着少子化時代的到來,現實中不同人羣的交流正在變少,整個生活環境包括校園環境的變化,也導致青少年“混”在一起的機會越來越少。我們個人的自由度在增加,包容性卻越來越低,尤其是對和自己不同的人羣具有很強的防備心,容易出現被冒犯的感受。
年輕人對不同人羣的認識越來越多地來自於網絡和自己的想象,很難真正去理解不一樣的羣體,結果往往就是“一棒子打死一羣人”,女生覺得男生都很暴力,男生覺得女生都很虛榮。
網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大家在虛擬空間裏無底線地宣泄,代價卻很低,所以我們國家要開展“清朗”行動,淨化網絡環境。
我認為,想要心平氣和地討論性別議題,首先要增強自己對不同立場人羣的包容。現在的年輕人現實交流太少,大家除了學業上的競爭,下課後都沒有太多互動。過去沒有網絡的時候,大家會舉辦很多聯誼活動,像是交誼舞之類的。現在的大學是不是也能多設計一些類似的活動,讓年輕人能夠進行真正的交流、互動,而不是蜷縮在自己的舒適圈裏面。

2024年1月29日,湖南永州,參加聯誼活動年輕人 圖源:視覺中國
觀察者網:今天是“三八”婦女節,這是紀念各國婦女百餘年來爭取和平、平等、發展的節日,您對這個節日有什麼特殊的感受嗎?今天的婦女節有什麼新的意義?
**劉汶蓉:**我其實也想過,為什麼沒有男人的節日?這是否也是一種有意識的區隔?是否也是一種歧視?
我認為,我們強調男女平等,不是説女性和男性要完全一樣,而是我們的性別身份不會成為阻礙,無論男女都可以過得很快樂,我們的生活機會沒有被一種“性別規則”所限制,例如女性不會因為性別失去學習、工作的機會。
從這個意義上説,婦女節是有其特殊作用的。因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女性在社會中一直處在附屬地位,婦女節正是在提醒我們,女性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們要珍視這些成果,不能開歷史的倒車,而且要繼續往前走。
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爾丁(Claudia Goldin)在其著作《事業還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探討了20世紀初至今美國高學歷女性羣體追求個人事業和家庭平衡時面臨的困境。100年前的女性想做職業女性,就難以兼顧家庭,100年後依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美國是這樣,在性別平等方面有着更好基礎的中國同樣如此。所以,今天的我們依然要思考如何真正地實現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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