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第223期：讓“中國學”回到中國-張維為、範勇鵬

“推動‘中國學回到中國’，確立中國人對中國乃至外部世界的主流敍事。”

“我們要夯實中國學本身，將來要由一個自己定義的中國學來引領我們對世界的研究。”

“不管是哪個學科領域，他們研究中國本土的課題，還是用西方的理論。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嗎？”

隨着中國的發展和崛起，對中國的研究也越來越進入大家的視野，中國學正是這樣的一個領域。什麼是中國學？我們怎麼可以更好地做好中國學的研究？在東方衞視3月4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教授對此進行了探討。

張維為：

長期以來海外的中國研究大致形成了兩個傳統，其中一個是“漢學”傳統（英文Sinology），側重對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學、史學、哲學乃至科技等的研究。世界主要國家幾乎都形成了自己的漢學傳統，如法國漢學、德國漢學、英國漢學、俄羅斯漢學、美國漢學、日本漢學等。從400多年前把中國的《四書》翻譯成拉丁文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到編寫鴻篇鉅製《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英國學者李約瑟，都是西方漢學界的翹楚。

另一個是當代中國研究，又稱“中國學”（英文China Study）。冷戰需求使然，特別是隨着新中國的成立和朝鮮戰爭爆發，當代中國研究在美國等西方大國興起，主要聚焦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的研究。受西方意識形態和方法論的影響，這些研究及其衍生出來的中國敍事往往偏見較多，但也不乏較為客觀的研究。從美國中國學的創始人費正清到研究中國革命的裴宜理等都是西方中國學的佼佼者。隨着中國的全面崛起，中國學在許多非西方國家也發展起來，甚至成為顯學。

中國國內學者對於海外中國研究的研究也日益增多，這樣的研究又被稱為“世界中國學”“國際中國學”“海外中國學”等，也常簡稱為“中國學”。其中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世界中國學論壇”是這個領域內層次較高、規模較大的學術論壇，自2004年開始每兩年舉辦一次，迄今已經舉行了十次，去年這個論壇又改名為“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論壇的承辦單位一直是上海社會科學院。2012年上海社科院以該論壇的籌備班子為主組建了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我榮幸地受邀擔任該所的首任所長。

我當時的基本思路就是推動“中國學回到中國”。我提出我們不僅要跟蹤、整理、吸收海外中國研究的最新成果，也要通過原創的中國學研究來影響海外的中國學研究。後來我們又成立了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併成為國家高端智庫，從而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推動中國學研究。我們主要聚焦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原創研究，努力確立中國人自己對中國乃至外部世界的主流敍事，並推動研究成果直接走向社會影響社會、走向世界影響世界，包括在東方衞視做《這就是中國》這個欄目。

無疑，中國的崛起早已超越了西方主流理論的詮釋能力。西方意識形態偏見，加上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本身的缺陷，使西方的許多中國學研究，特別是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研究，存有許多誤讀誤判。這些研究的底層邏輯往往深受西方中心主義、西方民主模式、西方現代性敍事的影響，如熊彼特的民主等於選舉、蒂利的民族國家形成理論、羅斯托的經濟增長階段理論、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等。

當然，隨着中國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根據購買力平價），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已經高於美國兩歲，中國已經走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最前沿，西方中國學研究推導出的各種版本的“中國崩潰論”已紛紛破產，這一切使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了西方主流中國敍事的偏頗。

然而，西方的中國敍事體系迄今依然影響着外部世界的多數精英，包括我們國內的不少學者和幹部，使他們自信不起來，這可以説是造成“有理説不出”“説了傳不開”等問題的主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學回到中國”的意義十分重大，它的基本含義就是我們需要“去西方中心主義”的中國學，需要形成中國人自己的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

目前國內中國學研究狀況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對海外漢學和海外中國學的再研究，雖然成績斐然，但也存在一些問題，特別是中國主體意識不足，不少研究者對西方中國學仍有仰視心態；另一類是針對外國留學生的中外文教育項目，聚焦中文學習或中國歷史文化的介紹等，雖然成績顯著，但最大的問題是缺少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文明的原創研究，已遠遠滿足不了外部世界對中國知識的巨大需求。

縱觀世界，“美國學”在美國就是美國人主導的美國研究學科，“俄羅斯學”在俄羅斯就是俄羅斯人主導的俄羅斯研究，但在中國，“中國學”迄今為止主要還是指海外中國研究，或中國學者對這些研究的再研究，或針對外國留學生的一般教學課程。這本身也反映了我們學界仍缺乏中國自信和學術自信，這種局面的變革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習近平總書記在給“2023年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的賀信中強調了中國學研究的重要性，為中國學學科發展提供了直接指導。習近平總書記還多次提出要解決“有理説不清”“説了傳不開”的問題，要解決“捱罵”的問題，要講好中國故事，做好國際傳播。從學術角度來説，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就是要形成中國人自己的中國學。我們是在這個意義上呼籲“中國學回到中國”、“以中國觀中國”、“以中國觀世界”。

我們藉此機會呼籲國家有關部門考慮：在新設立的交叉學科門類下，設立中國學一級學科建制，並以高度的中國自信和學術自信，走創新之路和多學科交叉之路，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把研究與傳播結合起來，全面地做到“有理説得清”“説了傳得開”。同時還要以中國人的眼光觀世界，以中國學研究為基礎和參照，把西方、把整個外部世界也説清楚。我們連續五年的《這就是中國》節目及其背後大量學理研究，就是這種探索的有益嘗試，可以説我們已經初步做到了“有理説的清”“説了傳得開”。

中國學可以這樣定義：廣義上，中國學主要指立足歷史、着眼當代、面向世界的中國總體研究；狹義上，它主要指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總體研究，特別是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總體研究，它具有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特點，特別是政治學、哲學、國際關係學、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國際傳播學、藝術學等相關學科的交叉融合。

這樣的中國學呼喚中國主體意識、國際比較意識、強烈的問題意識和話語意識。它要直面西方話語對當代中國的全面圍剿，為解決“有理説不出”“説了傳不開”問題奠定完整的知識體系和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為培養中國學研究和傳播的高水平人才，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全球影響力作出貢獻。

某種意義上，我自己的學術經歷就是這種努力的一個縮影。我從西方老是誤判中國出發開始質疑西方的主流理論，然後從梳理改革開放經驗開始，進入中國模式研究，再切入中國理念與中國文化研究，最後進入中華文明的研究，最終於2010年提出“文明型國家”命題和理論框架。我還本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精神，實地走訪了100多個國家考察調研。

今天回頭看，隨着自己研究的深入，逐步踏上了嘗試建構一個在一定範圍內相對完整的中國學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的進程。我認為長期主導西方中國學的主流敍事，如中國受制於傳統文明的影響而無法成為現代國家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與此同時，我也大致完成了對“西方中心論”、“自由主義元敍事”、“歷史終結論元敍事”的初步解構。

“文明型國家”認為中國首先是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而源遠流長的文明傳承使之與眾不同。這使中國在許多方面實現了對西方模式的超越。比方説，文明型國家的“良政還是劣政”範式超越西方“民主還是專制”範式，“民心”和“民意”結合的模式超越西方僅依靠“民意”的模式，“整體利益黨”模式超越西方“部分利益黨”模式，“選拔+選舉”模式超越西方單依靠選舉的模式，“混合經濟”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義模式，自由與自律平衡的價值觀比西方自由絕對化的價值觀更具現代性。

“文明型國家”敍事現已成為國際主流話語之一，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世界本身就是不同文明的百花園，文明互鑑是唯一的人間正道，而文明視野下的當代中國總體敍事及國際比較敍事，經得起縱向的歷史比較和橫向的國際比較。相比之下，西方文明唯我獨尊衍生出來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歷史終結論”等敍事，既解釋不了中國，也解釋不了西方自己，只能被人類歷史發展大潮所拋棄。其實，中國模式並非十全十美，它有自己的問題，還在完善之中；但就現在這個水平，它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競爭而勝出。

我們還把中國本身作為方法和參照，觀察西方和整個外部世界，對西方話語的解構從解構GDP等指標體系開始，我們很早就判斷世界進入了後西方時代、後美國時代、覺醒年代。我們還以中國學研究成果為基礎，對中國和世界發生的許多大事做出了經得起實踐檢驗的判斷，如“阿拉伯之春”不久將變成“阿拉伯之冬”，民粹主義將毀掉美國的未來，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基因缺陷決定其一路走衰的命運，美國將徹底輸掉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等。這種“去西方中心主義”的中國學底層邏輯和知識體系，使我們做《這就是中國》節目很有政治定力和學術定力。

資料圖來源：新華網

實踐證明，我們中國學人的中國學研究可以影響乃至引領海外的中國學研究，西方話語可以隨意忽悠中國人的時代已經終結。實踐還證明，通過原創的中國學研究，我們可以讓中國學回到中國，最終全面地、徹底地解決長期困擾我們的“有理説不出”“説了傳不開”等問題。

圓桌討論

主持人：今天這個話題的主題叫做“讓中國學回到中國”，一方面是因為大家知道以往中國學海外學者做得比較多，但是他們能把中國觀察明白嗎？第二就是張老師反覆強調的，中國學的研究要有主體意識。我想問一下，當我們説到海外學者對中國的研究的時候，有沒有一些研究，學術圈裏覺得還是研究得不錯的？

張維為：那還是有的，我跟很多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接觸比較多，可能你不同意他的主要觀點，但是有些方面能受到啓發。

比方説最有名的就是美國的費正清，他是公認的美國的中國學鼻祖，從他開始把歐洲的漢學變成中國學，研究當代中國。他的核心理論就是“衝擊-反應”模式，就是西方對中國衝擊，然後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對西方的衝擊做出反應，中國因此就變化了。這個模式影響非常之大，幾乎西方主流的中國研究幾十年內都受他的影響。

但後來西方的中國學自己有在演進，包括柯文，他雖然是費正清的學生，但他説“我跟我導師的觀點不一樣”，他説“我覺得應該在中國發現歷史，以中國來看中國”，所以他就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式，從中國社會本身的結構和變化來研究中國。西方的衝擊確實是有很大的影響的，但中國也有很多方面是不怎麼被影響的，甚至一點影響也沒有；有些方面是中國自己內部因素產生的影響，甚至對外部產生影響。但他又走到另外一個極端。

我有一個挺好的學者朋友Vivienne Shue（許惠文），上世紀八十年代她就到中國做社會學研究，後來長期在牛津大學任教。她很早就提出我們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的公民社會理論來剖析中國。她説，中國的非政府組織也好、社會組織也好，它們跟政府和民間是一種互動的關係，它們部分地代表政府、部分地代表民間。她是比較早提出這個觀點的學者，我覺得有一定的見地。但是應該實事求是地説，我看到的多數的海外中國學研究，或多或少都受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包括費正清本人，他的“衝擊-反應”範式也是受西方中心論影響的。

Vivienne Shue 許惠文（資料圖）

主持人：對，一方面是中國太過豐富，想要從海外的角度，在他們固有的一種學術框架和理念當中把中國研究透，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難題。另一方面，雖然您剛剛也例舉有不少的海外學者在研究中國，但是可能加起來這個數量絕對值也不是特別多。

所以我想聽一下範老師您的觀點，您也在海外做過研究工作，您的個人感受是怎樣的？有沒有也研究得好的，或者研究不好的，問題在哪？

範勇鵬：我還確實是接觸過不少中國學的領域，包括我本身在海外學習過、做過研究。另外我在大概十來年前做一些學術報刊的工作，開創了一些欄目。比如當時我負責的那個報紙，開創了一個欄目叫《域外》，就是專門介紹海外中國研究者的這些成果。

客觀來講，海外的中國研究確實對我們是一個非常有益的補充，因為作為一個文明體，我們總是“只緣身在此山中”，有時候去看一看別人看這個問題不同的視角，很有幫助的。而且過去這些年，海外中國學有很多比較好的概念、理論，成功地進入到我們的日常會話裏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從視角上、方法上，海外學者給我們提供了非常多的補充。

另外還有一些學者，他在研究中國的過程中，確實對中國產生了很深的感情和認同。比如我接觸的像丹麥、德國的一些比較好的漢學家、中國學家，他們一生致力於把中國的古典文獻翻譯成德文，然後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詩歌，對中西文化互鑑、文化交流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承認。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要吸收他們有益的東西，另一方面，像剛才張老師講的，像費正清的思想，它這裏邊其實也有有問題的部分。我再舉一個人，歐文·拉鐵摩爾，這個人在中國學界也是很重要的一個人物。他在民國的時候遊歷中國的北方地區，後來還做了蔣介石的顧問，他給我們提供了一種不同於我們傳統史官的視角。

從不同的視角來看中國歷史，這個對我們是有益的。但是我們在吸收它有益的東西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它裏邊包含的一些破壞性的、解構性的，甚至危險性的東西。比如説海外漢學有很多人，包括日本的，特別是像美國哈佛大學“新清史學派”，包括歐洲，都有一些學者，他們就是致力於解構我們的華夏中心的這樣一種視角。有一定的補充，是好事；但是他要把你解構掉，變成一個沒有主體的視角，它就是壞事了。

主持人：他們要解構，是因為對中國不是真正地、足夠地瞭解？還是説他們的出發點就是想要否定和解構你？

範勇鵬：兩種都有，但我覺得您講的第二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學者他是非常瞭解中國，並且是抱着要解構中國的目的來做這個事情的。比如像我剛才講到的非中原史官的這種視角，日本學界最早提出，是和日本侵華有密切的關係的，它是為了給日本人來統治中國提供一種合法性。包括像美國哈佛的“新清史學派”，它就刻意地強調這種邊緣視角，這對中國是有消極作用的，我們對此也要有警惕。

所以我覺得得抱着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好的東西我們一定要吸收，對中國友善的學者我們一定要團結，但是講的不對的、他們思想裏邊有害的部分，我們要去抨擊、要去鬥爭。

張維為：還有一批學者也很重要，就是華人的中國學學者。比方説黃仁宇，他寫的《中國大歷史》、《萬曆十五年》，中國很多學者一看，驚呼歷史可以這樣寫，還有新的研究方法等。他提出把中華民國、新中國的前三十年與改革開放連在一起，作為一個大歷史來研究——他認為民國時期完成了所謂“中國上層結構”的建構，但是沒有做好，頭重腳輕；毛澤東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完成了中國的底層結構的建構，解決了中國一盤散沙的問題；鄧小平改革開放完成了中層結構的建構。我覺得這個論述還是能説明不少問題的，我們是能受到啓發的。

主持人：您剛剛説啓發，我記得我在學生時代，我們那個時候就看黃仁宇的書《萬曆十五年》，還有一本書叫《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確實對於喜歡瞭解中國歷史的人來説，它們是打開視野的。所以我們要看到海外對中國的研究那些正面的地方。現在中國的發展越來越受矚目，對中國的研究也會越來越多，那麼海外學者現在對中國的研究有什麼趨勢嗎？

範勇鵬：我覺得海外的中國學研究大概有幾個階段。

剛才張老師講到傳統的漢學階段，當時傳教士、殖民者等大量地進入中國，他們很瞭解中國，所以這些人對中國的研究水平是比較高的，很多人的漢語水平也是非常高的。到了冷戰期間，美國學者進不到中國了，所以很多人有點像懸絲診脈，隔着一層幕來研究中國。再到大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時有很多人跑到香港，當時在香港的中文大學，他們收集了大量的內地的材料，所以很多的美國、歐洲的學者跑到那。

港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資料圖/港媒）

張維為：我補充一句，在台灣那個時期還有一個刊物叫“匪情研究”，後來改成“中國大陸問題研究”。

範勇鵬：所以從大概（上世紀）七十年代到近幾年，發揮作用比較大的中國研究者大多數都是那一代成長起來的，他們最早是讀着香港、台灣的這些非常反華的材料起來的。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開放了，這些人能進來了，進來之後，正好美國的學術界進入到一個社會科學化的階段，所以這些人開始崇尚一種學科化的、理論化、模型化的研究，也做得很好、很繁榮，但實際上對於他們真正理解中國反而沒有很大的進展。

冷戰風格的中國學研究也走到一個盡頭。特朗普一上台，把那些所謂的“中國通”，就是那些非常優秀的中國學者全部甩到一邊，所以現在產生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中美關係如此重要，但是在美國的決策層卻看不到很多真的懂中國、真的來過中國、和中國有溝通渠道的一些人。

那些老的專家也自動地發生了分化：有一些維持比較體面的、學術化的、中立性的中國研究的學者逐漸地退出歷史的舞台；與此同時，有一些人就開始走一種投機的路線，開始去講譁眾取寵的、反華的類似“中國崩潰了”的這樣一些觀念，但是影響也不大，因為從特朗普上台之後也不重視他們；第三類就是產生了一波“少壯派”，這波“少壯派”是帶有極強的西方的意識形態色彩的，同時沒怎麼來過中國，對中國不是特別瞭解，他們地社會科學研究的水平也不是特別高，説白了就是靠政治立場上位的這樣一羣人。

這樣一種業態，對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信號，是一個消極性的因素。所以我覺得將來美國對中國的研究有很大的缺口，需要有新的一代人成長起來，真的以客觀、科學的態度來研究中國。這幫人成長起來之後，可能對中美之間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會有一定的幫助。

主持人：海外學者，不光包括美西方的學者，還有許多非西方國家的學者。對中國的研究，就像您説的，美國是停滯了的，會不會出現結構性的變化？張老師演講當中也説到非西方的學者對中國的研究越來越多，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趨勢？

張維為：我可以舉幾個例子，也許能夠説明一些特點。

比方説印度，它的中國研究不算十分強，但也有不少年的歷史，其中影響力比較大的是一位華裔學者，叫譚中，他的父親叫譚雲山。譚中一直在尼赫魯大學當教授，他聚焦中印文明的比較、交往研究，我覺得這很好，既是漢學研究又是中國學研究。他曾經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西方中國研究很少引用中國自己學者的觀點。這是一個很到位的問題。

現在隨着“一帶一路”的發展，我最近去了南非，南非約翰內斯堡大學就成立了非洲中國研究中心，聚焦“一帶一路”，聚焦中國在非洲，肯尼亞、尼日利亞也都有這樣的研究機構。所以“一帶一路”是個非常重要的起點，很多人開始研究中國。

另外我在想，怎麼讓外界更好地瞭解中國。我覺得最近這個做法挺好，就是讓西方一些國家和其他國家的人，免簽到中國來，他們來中國看看就會有感觸。我自己走過一百多個國家，我非常自信，今天的中國經得起任何國際比較，讓美國人到中國來看看，讓紐約人到上海來看看，他們會有很多感觸的。

主持人：確實就像您剛才説的，海外的人士來到（中國），不管他來自於哪一個國家，可能未見得説一次旅行、兩次訪問就馬上改變他原來根深蒂固的一些觀念，但是他一定會被觸動，而且在中國走的地方越多，對中國會越瞭解，會越受觸動。

範勇鵬：剛才何老師講到第三世界的中國研究者，這個我也接觸過一些，確實裏邊存在很大的問題，就是這些年第三世界對中國的關注非常高，他們迫切地想了解中國，但是存在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從第三世界的學者這個角度來講，多少有一點“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咱們的學術界大多數人心裏還是看着西方，不太瞧得上這些人。

我曾經到拉美去，一個大學的一個學者，對中國特別感興趣，然後就給我寫了很多封電子郵件，説“範老師您能不能幫我在中國尋找到一個做訪問學者的機會”。我給很多機構寫信，結果沒有人感興趣，因為那些機構會覺得美國的、英國的請過來做訪問學者是一個很有面子的事。這種現象非常不正常，所以會導致第三世界的學者嚴重地缺乏來中國的機會。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些第三世界的學者來中國之後會遇到一個困惑：他來了之後會覺得我在你這兒想學到你們主體性的東西，然而他到了很多機構，聽到的全是美國的社會科學理論。他説，“我學這個東西，何必到你這兒來呢？我到英國、美國去學，不是更好嗎？”就是當我們還沒有建立起一個具有充分自主性的、主體性的對中國、對世界的完整的解釋框架之前，第三世界的學者來了之後會有一種失望，甚至有些方面還會瞧不起你。

説到這一點，比如咱們國內的海外中國學研究界，在某些方面還不如海外的中國學學者的共同體內部的這種批判意識強。我們真的要提高一點站位，要有更強的自信，以一種平等的姿態來面對國外學者對我們的研究，不管是西方的，還是第三世界的。

主持人：對，“讓中國學回到中國”的本意是我們做中國學研究、做中國研究的時候，一定要有主體意識。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怎麼可以讓中國的學者在研究中國的時候能把這個主體意識給體現出來。

張維為：剛才我的演講中對中國學的定義，我定義為：狹義上，它指的是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總體研究，特別重要的是把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話語説清楚，解決總書記提出的“有理説不清”“説了傳不開”問題。也就是説，完整的中國話語還沒有形成，就講不清楚，背後是知識體系的問題，這是一。

二是要大量原創的研究，三是直面最尖鋭的問題。比方説西方現在正在唱衰中國經濟，這是最現實的問題。我們做了原創的研究，我們用中國標準來看美國，你的用電量在下降，旅遊在下降，你的經濟沒有新的增長點，而是金融衍生產品的泛濫，但你美國卻在唱衰中國，這不是很蠢嗎？背後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讓中國學回到中國，以中國觀中國，以中國觀世界。

顧客在美國紐約一家超市購物（資料圖/新華社）

實際上整個過程中，這一點非常重要：你研究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話語，形成某種整體把握和比較系統的知識後，你看外部世界就會很有定力。

主持人：對，張老師剛才説對中國學的研究，特別中國學者自己做，要對中國有一個總的瞭解，要有一個總的敍事。我非常同意這個觀點，那我就在思考，這個總的敍事怎麼來？它還是要基於對中國各個方面的瞭解。

我們節目當中做過不少跟產業有關的話題，非常能打開視野，以往我們可能聽一個概念，但概念落地為產業，它是個非常複雜的過程，而且才是最最重要的一步。比方説人工智能也好，新能源汽車也好，中國的這些產業都是做得非常紮實的，但你不去了解產業你是不知道的，你會被其他國家提出來的一些概念帶着走，光看這些新概念的時候，你會發現，好像我們差距很大，但其實你是因為對中國的實踐和產業不瞭解。

所以我就在想，在我們的學者對中國有一個總的敍事之前，他需要對很多具體的問題、具體的領域有真正的瞭解，而不是一種概念化的被人帶着走。

範勇鵬：對，首先就要跳出過去這些年西方理論給我們戴的“緊箍咒”，然後腳踩大地，把這個論文寫在大地上。比如美國科技界出來一些噱頭，我們國內很多人就狂歡了，其實你如果對中國的產業體系有一點了解，都不會這樣子。

其實更廣義來看，中國人對自己的很多不自信，都是源於對自己不瞭解，如果你真的瞭解了，你不會產生那種觀念的。所以咱們中國古代兵法有句話叫“知己知彼”，張老師剛才講到以中國觀世界，其實它跟對自己的認知都是緊密相關的。

如果説清朝末年是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突然一下子遇到一個外部世界，那個時候我們可以把它定義為“知己不知彼”，知道自己是怎麼樣的，但是不知道外邊怎麼樣，魏源、嚴復、林則徐這些人開始讓我們睜眼看世界。

今天，一定程度上存在一個“知彼不知己”的問題，就是我們今天很多人天天眼睛盯着外面，但其實並不知道自己發展到什麼程度了，而且這個所謂的“知彼”也不是真知，中國學界真的對西方能夠從它的文明內部深入地理解它的邏輯的，其實也不多，就是拿着一知半解西方的話語、西方的知識回來就對自身進行評判。他會產生一個很大的誤判，這個誤判產生之後，進而對我們的戰略選擇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發展到了這一天，我們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主體性知識，要建立起既知己又知彼的這樣一個學術文化羣體。

觀眾互動

觀眾：中國學是否應該有中國自己的定義？如果是的話，我們應該怎麼做，讓中國學成為向外國那些對中國有較大誤解和偏見的羣眾展示中國的窗口？

**範勇鵬：**從定義的角度來講，一個類型是由別人來研究你產生的這樣一種某某學，我們現在講的中國學更多的是偏重這個方面。其實這個對於一些小國問題不大，走跟隨發展道路，然後我的研究由別人來定義。但是另一層含義，就是比如像美國學，它是作為一個領導型的大國，要給世界提供一套知識體系，提供一個模範樣板，這個必須要主導的。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美國學的建立非常值得我們借鑑。

美國從一個小國崛起之後，慢慢開始成長了、成熟了，它需要一個自我定義。所以大概從一百年前，1920年代美國開始產生美國學，當時有一些學者開始從整體視角來研究美國的精神、美國的思想文化，1920年代開始出來這樣一種現象。但是在剛出來的十多年的時間裏邊，這種研究是被美國的主流學院派嚴重排斥的。

但是很快到了1930年代，這種學科就高歌猛進，進入到美國的大學。為什麼？因為國家崛起了，它需要這樣的東西了。所以從1931年耶魯大學最早設立了美國學這個課程，然後到1940年代像哈佛、普林斯頓都開始有了，到二戰結束，美國大概有六十多所大學都設美國學學科。標誌性的就是1949年，當時有兩個事件：一是成立了《美國季刊》，這是美國學領域最權威的一個期刊；二是成立了全美美國研究協會，這個協會後來最高峯的時候達到五千多會員。

到此為止，我們發現美國經過了大概三十年的時間，成功地建構起了自己對自己的定義，這個時候美國人就可以非常自信地站出來，我來觀察世界了。所以美國在二戰後就提出了由我為主體，由美國學作為支撐，我基於我的立場來研究你們這些地區。

那麼反過來看，我們這些年國家非常重視國別地區研究，因為我們中國的發展、崛起也到了這樣一個時候，我們成立了大量的研究國別地區的機構，非常繁榮，但是，核心區即我們對自己的這個定義還沒有建立起來，所以它就產生一種空心的狀態。這種繁榮很重要，但是我覺得我們要夯實我們中國學本身，將來要由一個自己定義的中國學來引領我們對世界的研究。

張維為：中國學要有幾個特點：一個是“去西方中心主義”，這是關鍵所在；第二，它必須是跨學科綜合的研究，這很不容易，就是你要把中國的大道理説清楚，建立中國主體意識。所以我們呼籲要建立這樣一個一級學科，來推動面向世界的跨學科的整體研究，聚焦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話語。

我們的“一帶一路”在持續推進，現在150多個國家參與了，每個國家都想了解中國發生了什麼、中國是怎麼成功的。西方媒體每天都在攻擊、造謠我們，但是我們有多少人能夠到國外電視台、網站、論壇等參加真正的討論和辯論？所以在軟實力方面，我們還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中國員工在孟加拉國帕德瑪大橋鐵路連接線項目上與孟加拉國員工交流（資料圖/新華社）

範勇鵬：我再插一句，就是張老師講到的這個，“一帶一路”那麼多地區的學者、知識分子想來中國，想聽聽你們為什麼成功，但是我接觸的一些學者就跟我抱怨，他説我來了之後，到你們大學裏聽到的是你們為什麼不行。

主持人：對，其實在國內有不少人關注“一帶一路”的時候，也經常會看到西方媒體對“一帶一路”的那些負面新聞，大家會比較容易先關注到這些。但事實上，我因為長期做新聞報道，所以我知道在“一帶一路”那麼多成功的合作項目裏面有許許多多精彩的故事。我們有責任把那些故事講出來，讓更多的人聽見。學者也好，從事傳播的工作者也好，在這方面做的事情還是不夠的，還要再努力。

觀眾：我的研究方向是中西方的教育史比較，以及美國華人移民的根文化，我在過去差不多十餘年裏一直在西方體制下完成了我的本科到博士學業，也從事了記者和國際組織的一些翻譯工作，包括下學期非常有意思的是我會教大二英語系的學生，用英文教他們中國文化，會教他們中國的傳統建築、服裝，以及教育文學等。

在我歸國的這兩年，我發現一些問題。首先是在工作領域，我們會發現一些學者——不管是哪個學科領域的——他們研究中國本土的一些課題，還是會用西方的理論。其實我覺得這樣會水土不服的，但是也很難去改變。所以不知道二位教授或者主持人，你們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嗎？謝謝。

**張維為：**我們學術界長期受西方話語的影響，我記得我曾在這裏談過，我們現在很多教科書都是從西方來的，或者主要觀點都是從西方來的，特別是經濟學、法學、新聞學、政治學等，沒有辦法。你四年本科、三年碩士，在大學工作還要讀博士，西方話語的影響無處不在。很多人真的覺得不這樣説就不知道怎麼説了，某種意義上你批判這些東西，變成端人家飯碗了。

但是我也一直講，我們要進入西方話語，這沒有問題，我們都進去過的，但進去之後要能走出來，出來後這個世界就很精彩，否則你既讀不懂中國，也讀不懂世界。因為西方中心論及其背後的歷史是很短的，西方歷史上的治理規模是很小的，要把西方模式和西方經驗套到世界各個國家，顯然是荒謬的。總之，我們需要一場思想解放。

範勇鵬：這位老師講到我們人文社科的老師受西方影響，我覺得這首先是一個問題，但是再往前講，其實單純地受西方影響它不一定會是很大的問題。當然好老師、好學者是有，但是我們大多數的人文社科的學者，他即使受西方的影響，也是受到裏邊一種很偏頗的、很落伍的思想的影響。包括我接觸到的一些外國留學生、外國學者來中國，交流過之後會跟我講，“你們老師講的都是我們三十年前的理論”。

為什麼？比如説，咱們很多人會講中國的歷史上沒有對人類科學技術作出過任何貢獻。你但凡讀過一點李約瑟，讀過一點英國的霍布森，讀過美國的弗蘭克，你都能看到一些外國人對中國科學技術的這種尊重、挖掘，比我們中國很多學者認識的要深刻得多。他們有很多具體的例子，比如説鍊鋼技術，中國領先歐洲一千多年，英國到近代還沒有像樣的犁，是從中國引進的犁，中國作戰的這個馬鐙傳到歐洲才帶來了歐洲的時代的變遷。更不用講火藥等四大發明。再包括造船、天文等各種方面，我們在人類歷史上作出了巨大的科技的貢獻，但是到我們中國一些學者的口中，就説中華民族沒有作出過任何貢獻。為什麼？因為他到西方只選擇性地讀了他感興趣的。

再比如我是搞政治學的，我們很多學者一講官僚政治，我在國內檢索過大量的論文，研究官僚政治的，幾乎開篇都要引用德國的官僚制度學者馬克斯·韋伯。我在會上就開玩笑地講，馬克斯·韋伯有生之年，德國的官僚制度產生才幾十年，中國的官僚制度是人類歷史上發明最早、發展時間最長、發展程度最高、歷史最悠久的，我們兩千多年的官僚制度這個歷史遺產，你非要去盯着這一個人來看。但實際上你到歐洲、美國去讀一讀他們研究官僚政治的論文，恰恰不是緊緊地抱着這麼一個馬克斯·韋伯的講話。包括我們國內有很多搞英國史的論文，上來都是講英國一個重要的發明是發明了現代文官制度，但是你在國外讀到的所有文獻都會告訴你文官制度是來自中國。所以説這些人受影響，問題不在於他受影響，問題在於受的是歪的影響。

再比如講現代化，我們國內很多學者寫現代化，都講西方歐洲的現代化來自於文藝復興、啓蒙運動，來自於世俗主義這種理性精神。但是你到國外去看，很多書、很多文章都會講理性精神來自於從元朝、明朝傳到歐洲的這樣一種世俗的文明理念，激發了以伏爾泰為代表的這樣一波人文主義思想家的精神。我們很多學者反而會覺得講這個東西顯得自己的這個東西不夠“洋氣”，顯得自己的這個東西不夠高大上。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最後再講一點，講到中國學，其實我們看海外的中國學，能從裏邊學到很多的東西。我剛才講到海外的華人學者，他們在海外的中國學裏邊做的那些辯論，我們國內反而很多人不去關注。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受西方影響倒不是個大問題，就像張老師講的我們要進得去，進得去也要“採得百花成蜜後”，各種東西我們都要去看，自己比較、自己衡量，最後再跳出來，建立我自己的一個主體性的知識體系。

張維為：總書記曾經講過一個觀點，做學問不能空對空，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要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我們提出中國學一定要把創新放在第一位，從內容到形式到體制都要創新，要讓真正有中國道路自信的人來做。

創新包括制度創新，比方説，“一帶一路”倡議在各國落地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你要能夠直面西方話語的全面圍剿，跟人家把中國道路、中國模式説清楚，把“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結合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項目的實際情況説清楚。這些都是非常緊迫的任務，我甚至提出可以參照當年毛主席創辦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那樣，直接面向話語鬥爭的戰場，這是一個需求很大的板塊。當然，另一個十分重要的板塊就是紮紮實實的基礎理論研究，從根子上解構西方話語霸權，建構中國話語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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