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強供給與弱需求，中國經濟如何再平衡？

【文/盧峯】

過去一段時間，我國經濟運行呈現一個組合特點，就是供給能力較為強勁與需求增長相對弱勢並存的格局。我想圍繞這個特徵現象，對目前經濟形勢談幾點初步觀察思考。

先看一則國外對我國經濟追趕前景的最新展望討論作為背景。

我國經濟能否超越美國？

2023年11月中旬，國內財經社交媒體多有轉載討論美國某外交專業雜誌一篇題為“中國經濟會超越美國嗎”的文章，該雜誌記者就這一問題，採訪了美中國三國35位經濟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請他們在“贊同”、“中立”和“否定”三項中選擇答案，文章整理報道了受訪專家的判斷與主要理由。

下表結果顯示，其中15位專家表示“贊同或強烈贊同”中國經濟會趕超美國，主要理由是中國仍屬中等收入國家，潛在增速仍高於美國，中國人口規模四倍於美國等，因而中國如能持續推進結構性改革，有望保持較穩定增長並趕超美國。

13人持否定觀點：主要認為中國面臨生育率下降與老齡化挑戰，金融體系低效，伴隨顯性和隱性債務上升和改革缺乏動力等問題，除非美國嚴重衰退，中國未來四十年都難以實現趕超。

另有7位認為相關變量太多且存在不確定性，難以作出非此即彼回答，因而持中立態度。

需要説明，這裏“中國經濟能否趕超美國”的內涵，既不是“綜合國力”也不是人均GDP，而是指兩國經濟總量規模。

通常用購買力平價和匯率兩種方法，對不同國家經濟總量GDP加以比較：前者在假定所有物品（不論其可貿易或不可貿易）都滿足“一價”定理基礎上，利用購買力平價（PPP）衡量GDP比較，後者則用市場匯率轉換成現價美元GDP比較。

從國際經濟規律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國家相對發達國家平均物價水平較低，用PPP衡量GDP會不同程度高於匯率衡量GDP。依據國際機構估測，我國PPP衡量GDP多年前已超過美國，不過用匯率衡量GDP何時超越仍有待觀察。

2003年高盛發表“與BRICs一起夢想”報告，提出中國經濟體量將在2041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此後中國何時實現趕超則成為一個持續關注課題。過去二十年，有關我國趕超時點預測經歷階段性變化。

新世紀頭十年，我國追趕提速，2010年前後，對我國趕超預測時間大尺度提前，甚至有國際機構提出，我國將在2018-2019年成為最大經濟體。

此後十多年，特別是中美貿易戰和疫情期間，有關追趕時點預測顯著延後推遲，甚至出現質疑我國能否成功追趕的觀點。觀察實際情況，近年有關我國趕超時點預測顯著變化，至少與兩點環境因素有關。

從外部環境變化看，美對華政策醖釀更加強硬變化，其學界有觀點一廂情願提出我國追趕“見頂論”獲得一些關注。

此外，我國經濟追趕速度近年確實有所放緩，從下圖看我國匯率衡量GDP總量佔美國比例，從2001的12.6%上升到2014年大約60%，年均增長約3.4個百分點。

此後面臨內外經濟環境變化，特別是疫情大流行困難，我國經濟雖然保持了追趕趨勢，然而相對收斂，速度有所減弱，少數年份還出現了佔比下降的短期逆追趕現象，2015-2023年，我國年均增長追趕速度回落到0.6個百分點。

説明：2023年根據前三個季度數據估計。

一國相對另一國經濟追趕在概念上取決於三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追趕國實際經濟增速的相對水平，這是以本幣衡量的實際指標。

第二個因素是GDP平減指數的相對變動，體現兩國經濟增長週期和通貨膨脹的比較情況；上述兩個因素結合起來，構成兩國用各自本幣衡量的名義增長比較情況。

第三個因素是市場匯率變動，結合上述各自名義增長，構成兩國用共同貨幣衡量的名義GDP總量比較。

由此觀察近年追趕減速有幾點原因：

一是我國實際增速仍顯著高於美國，然而我國增速趨勢顯著回落，美國實際增速趨勢相對穩定。

二是我國近年通脹較低而美國出現較高通脹，我國名義GDP相對增速減緩更多一些。

三是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人民幣兑美元匯率在波動中有所貶值。

需要看到，總量比較僅是觀察大國經濟追趕的諸多指標之一，對其重要性不必誇大，對其階段性變動特點也無需過於敏感。導致近年我國總量追趕有所放緩原因有的是外部環境變動因素，如美國近年嚴重通脹推高美元指數產生的短期影響。

內部原因則與近年我國經濟供強需弱不平衡有關：雖然供給側呈現內在活力與彈性，然而需求持續偏弱制約經濟增長，這一格局延續派生複雜影響，因而提振需求並推動供求再平衡是當務之急。下面先簡略觀察供給側活躍表現，然後再聚焦需求端偏弱表現、影響及成因。

供給側仍活躍成長

得益於改革開放構建的市場經濟體制與配套政策環境的支撐作用，我國經濟供給端總體仍保持活躍的產業技術升級態勢以及對市場信號響應能力，近年疫情期間新能源行業逆勢成長並快速提升其國際競爭力尤其讓人印象深刻。對供給側活躍表現可以從不同角度觀察。

首先從基礎設施方面看，得益於超大經濟體工業化和城市化成長巔峯階段的特殊優勢，所謂“基建狂魔”稱謂凸顯我國在基礎設施建造領域供給能力的特殊優勢地位。

下面幾幅有關中國高鐵、鐵路、高速公路、高層建築建造規模在全球相對地位變化的數據圖形，從若干側面大體呈現了中國基建總體超強供給能力的事實。如果把觀察範圍拓展到能源、港口、電訊等其它基礎設施行業，也會呈現大體類似的比較優勢格局。

數據來源：根據國際組織、行業機構以及網絡資料整理。

就工業而言，我國在諸多行業供給相對優勢與少數高端領域現有差距並存。

**一是在某些傳統常規工業部門，我國生產供給能力已形成比較穩定優勢，從家用電器到鋼鐵材料都表現出這一點。**例如在家電部門，2020年我國彩電產量1.92億台，佔全球產量比重78.37%；2021年產量1.85億台，佔全球八成以上。我國三大白色家電產品（冰箱、空調、洗衣機）產量在全球佔比超過50％。

在全球近現代鋼鐵業約一個半世紀發展歷史中，英國、美國的鋼鐵產量都曾達到世界一半以上規模，新中國鋼鐵業經過長期，特別是改革開放時代不斷探索發展，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後產量也佔到世界一半上下，這一格局在未來可能會延續較長時間。

**二是在某些重要的傳統工業部門，我國快速發展形成不同程度的供給優勢。**例如我國港口設備行業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和供給影響力，據行業機構數據，2022年我國港口機械產量達到3.2萬台，佔全球市場份額的40%以上；我國港口機械出口量達到1.2萬台，佔全球出口市場份額的30%以上。

又如，近兩年，我國挖掘機年產量都在30萬台以上，位居世界第一。2012年，年出口量只有1.49萬台；2022年出口量達到了10.95萬台，十年間增長了近十倍。在2023全球挖掘機製造商20強榜單上，我國有5家企業入榜，數量僅次於6家企業的日本。

**三是在某些技術門檻較高與長期進口依賴度較高部門，通過科技攻關與大規模投資快速擴大國內生產供給能力。**例如乙烯是石化行業最重要原材料，該行業技術開發難度大、工藝設備和操作控制系統複雜，國內長期供不應求需大量進口滿足國內需求，“十三五”期間進口量佔國內當量總消費一半以上。

過去5年間我國乙烯產能複合增長率達16.4%，2022年已成為世界乙烯產能第一大國，乙烯產能達到4697萬噸/年，產量4165萬噸，當量自給率65%。

據國內已公佈在建和擬建項目統計，計劃於“十四五”末投產的乙烯產能還將有3475萬噸/年，屆時乙烯產能超過8000萬噸/年並超過國內當量需求。當然，供給能力快速擴張也會增加產能過剩風險。

**四是在當代技術前沿部門和新興產業，諸如航天、機器人、生物製藥、芯片、大型飛機、新能源電池和汽車等，我國生產供給能力呈現多樣化成長態勢。**作為處於中高人均收入經濟體，我國在上述領域整體上與世界先進水平仍有不同程度差距，在生物製藥、高端芯片等高精尖領域仍面臨外部出口管制的擠壓遏制。

不過，在這些行業我國技術追趕和供給能力提升仍在活躍展開：航天計劃持續推進，大飛機投入商用運營，機器人產能增長，國產操作系統和關鍵芯片產業鏈構建，折射我國在全球技術產業“高原區”持續拓展圖景。

近年，我國在光伏、鋰電池和電動車“新三樣”部門，先後出現產量飆升、出口快速增長、在海外大規模投資的“三級跳”，從行業案例角度顯示高科技前沿行業突破的現實潛能。

圖源：央視新聞

同時也要看到，我國供給端發展仍面臨多方面困難。除少數高技術行業現實差距和“卡脖子”壓力，不少規模領先行業技術、質量和創新能力仍有不足，大而不強，這些與發展階段相聯繫的差距需較長期才能逐步彌合。

國外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大模型突破增加領先優勢，近年我國新增獨角獸及全球佔比回落，提示高端領域供給相對地位也可能出現新挑戰。如果把觀察對象擴大到教育、醫療及其它公共服務領域，現實供給可改進提升之處會更多一些。這些問題需通過持續創新、深化改革與完善政策逐步解決，存在這些問題不否定我國供給側總體較有活力的事實。

計劃經濟時期供給整體效率較低，改開早期仍間歇式面臨某些關鍵部門供給瓶頸制約，新時期供給端內在活力，歸根到底是開放型市場體制的激勵調節機制持續累積作用的產物。

在供給優勢明顯的行業中，如基礎設施領域，國有企業功不可沒，但更多場合則是民營企業不斷成長挑大樑，如果沒有新體制下學習效應釋放，很難想象供給側能力提升會有上述表現。

另外，針對新興行業初期外部成本較高、實施有限和透明的產業政策調節，藉助十億級人口超大市場的巨大規模經濟效應，行業門類比較齊全的體系對供給創新能力的支持，都對我國供給端積極表現具有解釋作用。

需求端偏弱是主要矛盾

強勁的供給能力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然而發展根本在於滿足需求，經濟持續健康成長離不開供求相互配合與大體平衡。短期經濟增長主要由需求相對強弱決定，即便在供給充裕富有彈性條件下，需求不足也會拖累增長，需求持續萎縮甚至會反轉損害供給能力。

從經驗看，需求短期走低伴隨宏觀經濟波動不足為奇，近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特點在於，需求偏弱與宏觀景氣度偏低持續時間較長，超出一般週期波動的時間範圍，逐步成為制約宏觀經濟穩健增長的主要矛盾因素。

中國決策層重視宏觀經濟走勢和政策，通常在每年初、終及夏秋季特定時點系統研判經濟形勢並提出針對性政策，從有關信息看，2018年以來經濟運行常態性面臨需求偏弱伴隨的經濟下行壓力。

如2018和2019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分別指出：“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受疫情衝擊2020年經濟增速觸及改開時期最低點，隨後在2020年下半年和次年初反彈，2021年底又遭遇“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2022年底“三重壓力仍然較大”，可見需求不足矛盾在疫情期延續與複雜化。

2023年初，兩會報告認為“三重壓力仍然較大”，一季度雖然出現“三重壓力緩解”動向，然而後續增長動能釋放仍不如預期，年底經濟面臨“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等問題。可見經濟運行面臨需求偏弱矛盾前後已有六年。

從我國當代宏觀經濟史看上述現象比較特殊。改開時代前30多年宏觀經濟較為常態性表現，是信貸投資驅動總需求擴張偏快，伴隨經濟增長過熱和通脹壓力；20世紀80-90年代、世紀之交不同時段也曾遭遇總需求不足和經濟低迷形勢，然而這類困難通常都能通過宏調加改革的組合政策干預，在2-3年或3-4年前後得以化解，並往往隨後接續新一輪宏觀高景氣成長。與早先時期比較，近期需求偏弱和經濟下行壓力持續時間較長，由此派生宏觀低景氣度形勢和一系列問題。

一是經濟增長未達到潛在增速造成GDP缺口損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的數據顯示，疫情三年，我國經濟增速走低並與疫情前趨勢外推增速預測值比較，累計減少超過4個百分點。

如果以潛在增速為6%上下推測，累計缺口損失約為4.7%。加上疫情前兩年需求不足和經濟下行壓力導致經濟增長低於潛在增速的影響，累計損失或大致相當於一年經濟增量的規模。

二是需求不足導致結構性就業壓力特別是青年失業率超常上升。近年，青年失業率指標呈現在季節波動中趨勢升高走勢，其年內月度峯值從2018年7月13.1%增到2023年6月21.3%，該指標通常會在7或8月達到年度峯值。雖然隨後有關部門宣佈暫停公佈該指標，估計青年就業壓力難以很快消失。

我國改開時代經歷過幾次較大就業衝擊：

一是改革初期，知青回城帶來青年就業壓力，到1982年基本得以消化持續大約三年。

二是1989-1990年衰退派生就業壓力，主要表現為農民工轉移數量下降，然而對城鎮就業影響較小。

三是世紀之交失業壓力最嚴重，然而那次青年勞動力藉助區域流動優勢受衝擊較小。

四是2008-2009年金融危機衝擊，在農民工轉移和新增就業上有所表現，對城鎮失業指標影響較小。比較看近年青年就業形勢困難更為複雜。

近年，青年失業率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青年求職羣體雖具有年輕活力和知識結構多方面優勢，然而也天然面臨缺乏經驗侷限，企業等機構面臨運營困難需縮減用人規模時，往往會減少招聘年輕員工或裁撤缺乏經驗的年輕僱員。

另外我國總體勞動力人數緩慢減少同時，受早先人口結構影響近年青年人口反而較快增長，加上高校畢業生佔比快速上升伴隨求職意願變化，從勞動力市場供給側增加就業壓力。

從本文觀察角度看，總需求不足的影響值得關注：從經濟增長與勞動力市場關係看，由於青年就業面臨特殊制約因素，經濟總量增長需達到足夠水平，才能使青年就業達到較為合意狀態；好比一條河流上游水量須足夠大，才能滿足最下游需求和不至於出現缺水之虞。

三是弱勢需求導致低物價或準通縮風險，伴隨宏觀景氣度較低並加劇信心不足問題。

從總供求關係看，較強供給與偏弱需求匹配自然伴隨一般物價下降，表現為消費物價或GDP平減指數等走低。例如2023年第三季度我國GDP實際增長率為4.9%，但是由於GDP平減物價指數為負，名義GDP增速只有4%上下。比較美國GDP增長率折年率約5%，其通脹率也約有5%，其名義GDP增長率相對高出不少。

從消費物價看，豬肉價格受非洲豬瘟等因素衝擊，在2018年秋季到2020年間大幅飆升和高位盤整，推動CPI一度上升到5%上下較高水平，然而在總需求偏弱狀態下2018-2022五年間CPI年均不到2%，過去三年（20M10-23M09）1.07%，今年前9月0.43%，疫情期和2023年還出現CPI負增長。

與諸多其它宏觀經濟指標類似，通脹和物價也是過猶不及。超高通脹有災難性影響，然而物價過低甚至通縮負增長也會產生嚴重問題。假如出現通貨緊縮，工不如商、商不如屯的市場主體行為傾向會加劇經濟低迷和衰退狀態。另外在名義利率變動遲滯背景下通縮導致實際利率高企，對投資和消費產生抑制作用並伴隨經濟主體信心和預期走弱。

世紀之交，受外部危機衝擊、國內宏觀週期轉變、國企改革攻關等多重因素影響，總需求大幅收縮派生明顯通縮壓力，後經強有力宏調幹預與結構性改革政策作用，才得以較快克服困難並迎來新世紀初年高景氣成長。目前我國經濟存在多方面積極有利條件，然而也需重視防範多年需求偏弱誘致通縮風險。

四是經濟走弱伴隨本幣實際匯率下降，出現短期的“逆巴拉薩-薩繆爾遜效應”。一個經濟體在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較快增長推動下快速追趕時，其本幣實際匯率會動態呈現升值趨勢，稱作所謂巴拉薩-薩繆爾遜效應（Balassa-Samuelson effect）。

國際發展經驗提示，這種建立在可貿易部門生產率相對追趕規律基礎上的本幣升值具有可持續性，並能對經濟轉型升級與增進居民福利產生積極影響。進入21世紀後人民幣匯率經歷約十年實際升值，伴隨開放經濟超預期高景氣度成長，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

近年，一般物價走低與名義匯率走弱，意味着人民幣實際匯率在波動中有所回落。上述“逆巴拉薩-薩繆爾遜效應”的外部條件，是美國與歐元區嚴重通脹倒逼激進加息和推高其匯率，由此對人民幣匯率派生貶值壓力；從國內看總需求偏弱與宏觀景氣度偏低，一般物價和市場匯率走勢偏弱也產生影響。本文開頭觀察的我國美元GDP總量追趕減速，相當程度上是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所致。

五是國內需求偏弱伴隨經濟增長對外需依賴度提升，貿易順差擴大在顯示供給端競爭力同時，也使得對外經貿關係邊際承壓。

數據顯示，我國貨物貿易順差從2019年4070億美元飆升到2022年8430億美元，2023年順差大降然而估計前三季度仍或超過2019年全年規模，順差GDP佔比從19年2.9%增長到22年4.8%。

中國在2022年貿易順差飆升。圖源：第一財經

經常賬户順差從2018年241億美元和GDP佔比0.2%，飆升到2022年4176億美元和佔比2.3%；2023年隨着貨物貿易順差減少和服務貿易逆差加大經常項順差會大幅回落，但是前三季度估計仍會維持在約2000億美元較高水平。

我國貿易順差絕大部分來源於對美歐發達經濟體的雙邊貿易，順差增長可能誘致貿易摩擦風險上升。

現實情況是，近年貿易順差擴大背景下，與貿易不平衡相關的經貿爭端仍保持頻率較低態勢，其部分原因在於美歐發達國家面臨國內通脹壓力，需要擴大進口抵禦通脹和穩定宏觀經濟，因而對外部順差採取了較為隱忍態度。隨着其通脹壓力緩解和經濟增速走低，就貿易平衡問題對我重啓爭端風險可能會上升。

不久前，歐盟宣佈將啓動針對從中國進口電池電動汽車實施反補貼調查，雖然這個保護政策舉措與新能源行業某些特徵形勢有關，也可能體現發達國家對我國經貿政策調整的早期徵兆。

當然也應看到，雖然總需求增長偏弱，我國經濟仍存在不少結構性和局部性需求成長新亮點。

例如，截至2023年11月13日全國電影票房破500億元，全年或達2019年643億元的近九成。前三季度餐飲收入和限額以上單位餐飲收入顯著超過2019年，國內旅遊人數和收入達2019年九成，上半年出入境人數也已達到2019年48.8%，都顯示部分消費領域不同程度復甦增長。

2022年初，北京冬奧會成功舉行推動冰雪等休閒體育新消費業態快速增長，新能源汽車快速替代顯示需求結構演進的活力。只是這些消費復甦與新增長點，未能在根本上改變總需求偏弱的短板制約。

資料圖：幾位小朋友在冠軍公益課上學習滑冰。新華社記者 鞠煥宗 攝

上述總需求不足特徵現象有多方面原因。例如2020-2022年需求相對疲弱與增長減速，無疑與疫情衝擊以及疫情期間的防控政策和宏觀調控政策存在聯繫。我國疫情期間防控政策、經濟救助和宏觀政策，其比較功效較有利於維護提升供給能力，同時在需求端尤其是對消費在客觀上產生某種制約作用。

從中美比較看，美國向家庭部門直接提供較多現金和其它形式補貼，對提升居民消費能力效果明顯然而對企業支持力度較弱，經濟增長較快復甦同時面臨供不應求和嚴重通脹困境。

我國情況不同：企業部門的生產和供給能力得到較好維護和支持，居民部門獲得直接救助較少，在收入增速減緩和資產負債表壓力增加環境下，居民儲蓄傾向上升和消費意願走弱。

其次是近年有關部門強化行業監管的連帶影響。強化特定行業監管政策，對維護公平競爭、防控金融風險和推進可持續發展都有必要性和積極意義，然而短期內在某些增長和就業密切相關行業實施較大力度的監管措施，客觀上會對市場需求釋放產生不同程度影響。

例如2020-2021年受到比較嚴厲監管的互聯網和校外教培行業，都屬於青年就業比較密集部門，監管措施難免會對市場需求與局部就業產生邊際抑制作用。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支柱行業上下游供應鏈較長，以“三道紅線”為主線對房地產行業實施強勢調控，房地產銷售和投資隨之較大幅收縮，對宏觀經濟影響比較明顯。

再如在政策目標多元化背景下聚焦發展目標難度增加。早先改革開放推動經濟高增長，關鍵是明確肯定與堅定實施以發展為第一要務方針。鄧小平理論基本內容之一是要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衝擊它。”

新時期決策層繼續堅持這一方針，例如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明確指出：“堅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必須是高質量發展”。然而隨着內外經濟和發展環境演變，安全、政治、意識形態純潔性等目標重要性上升，落實以發展為中心方針在實踐中面臨新困難，

另外是中美關係與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美西方對高技術出口管制與單邊制裁在供給方面造成衝擊，我國需通過創新與進口替代逐步消解。另外，外部環境變化在需求方面帶來的顯性和隱性影響同樣值得關注甚至更為複雜。

除了關税和泛安全化管制措施直接限制我國出口外，外部環境不確定性上升通過干擾國內市場主體預期與外資流入等對需求產生影響，還會在客觀上促使各方提升對安全、政治和意識形態目標關注度，進一步增加聚焦以發展為中心的困難，從而間接影響國內投資與消費並在邊際上增加需求不足壓力。

近期調整與前景展望

上述討論初步看法是：我國經濟供給活力較強展示經濟長期追趕的樂觀前景，然而需求持續偏弱帶來一系列需要重視的現實問題。走出疫情有助於經濟復甦，然而仍不足以保證經濟運行很快自動迴歸到增長潛力充分釋放的狀態。針對需求持續偏弱的問題及成因，實現經濟再平衡需同時藉助積極宏調政策與推進聚焦體制的結構性改革的合力作用。

宏調政策力度需適度加大，並結合現實調整着力點以進一步提升有效性。

在貨幣政策方面，我國政策特點表現為在總量和結構工具中較重視採用結構性工具，在價格和數量手段中側重採用數量性手段。應對現實總需求偏弱形勢，貨幣政策需適度增加積極調節力度，同時更充分利用總量和價格手段尤其是利率政策工具。

從經驗看我國利率政策工具對通脹反應彈性偏弱大約在0.2上下，大幅低於發達經濟體的接近1的水平，在宏觀週期變動環境下，利率彈性常態性偏低意味着物價走弱的低景氣度階段實際利率偏高，從而加大經濟下行壓力並制約其它政策工具調節效果。近年總需求偏弱背景下，學界不少呼籲加大降息力度主張具有合理性。

在財政政策方面，近年決策層不斷指出“適度加力、提質增效”方針無疑是正確的：前者是要增加積極財政政策的總量規模和力度，後者則是要通過優化政策結構以提升效能。

我國財政赤字率和債務率近年趨勢性增加，不過這方面負擔在大國中仍處於較低位風險可控，在總需求偏弱形勢下應基於逆週期調控原理加大財政政策調節力度。

另外，針對總需求偏弱的結構性原因，要加快推進完善向公共財政體制轉型，適當提升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佔比，更充分利用財政政策工具應對總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費偏弱問題。

轉型背景下，弱需求與低景氣度現象存在體制原因，需要實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加快推進聚焦體制機制不完善的結構性改革議程加以應對。

近來學界對此提出多方面建議：加快放開户口管制改革，增加公共財政資源投入為落户新市民提供同等公共服務；真正落實對不同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方針，全面實施競爭中性原則，使得民企在法律和政策上獲得與國企同等待遇；加快實施農地流轉權與地方財政體制聯動改革，逐步放開商品房限購限售，根治房地產市場深層扭曲；大力推進現代法制建設，實行“法無禁止皆可為，官無授權不可為”方針，提升政策干預的流程透明度與法制兼容性以增強市場主體預期。系統深化改革是化解現實經濟矛盾的治本之策。

從上述分析思路觀察，最近政策調整修復具有積極意義。

首先是宏觀政策追加逆週期調節支持需求政策力度，如10月下旬，人大批准在今年四季度增發1萬億國債用於支持災後重建和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等八方面支出，追加新增1萬億國債轉移支付給地方、准許地方政府可提前利用明年發債限額、允許地方發行特殊再融資債券等措施舒緩地區債務壓力等。

其次，對近年推出的重大監管舉措加以完善和修復，如今年7月宣佈對互聯網平台實施常態性監管，8月國務院《關於規劃建設保障性住房的指導意見》14號文在“立”的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政。另外中美關係在今年5月以後經過雙方磨合出現企穩回暖的積極動向。

展望2024年，國內積極取向的宏觀政策與邊際寬緩的監管政策有望持續，決策層對總需求偏弱問題有望保持較高政策關注度，中美關係相對平穩格局至少在美國大選全面展開前有望大體延續，這些內外環境因素有利於我國經濟復甦並緩解近年揮之不去的總需求偏弱壓力。

然而，要根本化解延續數年的供求不平衡矛盾，仍需在宏觀調控思路方法進行必要反思和改進完善，尤其需要在聚焦體制機制的結構性改革方面提出系統設計並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