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禺：新質生產力要讓工程師文化重新變為時尚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禺】

隨着全國兩會的召開，“新質生產力”已經成為了引起中國各界人士討論的互聯網熱詞。

這個基於快速變化的現實問題被提出的重要概念，意在擺脱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以科技創新為主，用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積極促進產業高端化、智能化、數字化、綠色化。

中國社會的變化非常迅速，新中國經歷了70年經濟總量超過170倍的增長，人均壽命增加了40多歲。對中國人來説，“新”這個字不僅是藍圖的擘畫，更是對現實世界的直觀感受和唯物主義描述。

在中國，2020和2000就已經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這短短的20年裏，GDP增加了10倍以上，高校畢業生也增加了10倍。20年裏結構性的差異也很巨大，2023年，接近70%的適齡人口能夠成為本專科大學生，而在二十年前的2003年，這個數字還不到20%。

在這快速變化的20年中，城鎮化率接近翻倍，出生人口則接近腰斬，每個新生兒得到的不僅是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生活水平提高，還有人均教育資源的顯著改善。

這20年也是數字技術在中國高速發展的時期，新一代成長起來的數字時代的原住民們，他們所希望從事的勞動和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將在若干年後與過去的社會結構、生產力水平不相匹配。每年超過1000萬的高校畢業生所要求的高質量就業，必須以社會結構的變革來適應。

中國的城鎮化率在2010年就已突破了50%，這意味着若干年後的大學生中有一半以上的生活成長環境是在城市，也意味着多數高校畢業生對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有更高的底線要求。

2023年年末人口數及其構成，其中城鎮人口已達66.2%（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新質生產力創造新的就業場景

研究中國創新型企業的封凱棟教授畢業於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他在2020年對全期120位同學做了一個調查，只有20人有機會、並且願意從事機械工程相關行業，其他大部分都轉行了。

這意味着，在大量的傳統崗位無法滿足中國大學生的就業需求時，就需要新的就業場景。而以創新為主導的新質生產力，可以滿足這種期待：提供更多體面舒適工作，讓千千萬萬大學生更有自由和閒暇的生產力。

在我的理解中，新質生產力的目標是推動越來越多這樣的崗位出現：操縱無人機的快遞配送員、端着平板電腦編寫小程序的車間工人、自動卸貨設備的遙控者、在AI輔助下一個次品都不錯過的質檢員。

新質生產力的目標也是推動數字與低碳技術對工業和生活場景的全面賦能，太陽能電池收集的綠色電力被越來越廉價地有效儲存起來，用於飼養中國人愛吃的海鮮水產或者給電動車充電，越來越多的自動化與無人值守場景出現在工廠、礦山、港口和倉庫。

洋山深水港無人碼頭超遠程指揮中心，實現對百公里外的集裝箱的精準抓取與碼放（圖片來源：新華社視頻截圖）

新質生產力的目標更是通過工業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算力的運用，讓每個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真正變成“勞心”而非“勞力”者，勞動的主要過程越來越集中到開始的協商、規劃，事後的維護、驗收，而中間過程，特別是最底層的“髒活”場景，被大規模標準化、智能化自動解決。

這樣做會消滅大量就業崗位嗎？答案是會，但也會有更多更高價值的新崗位湧現出來。例如，從運貨的馬車伕，到運貨的卡車司機，再到遠程調度智行貨車的調度員，體驗雖然在升級，崗位總數並不會大量減少，因為調度員雖然消滅了好多個司機崗位，但增加了服務支持這位調度員的大量工程師。

上述這些場景絕非只是想象，而是已經發生的現實。例如，工業版人形機器人Walker S已開始在蔚來新能源汽車工廠“打工”，參與了門鎖質檢、車燈蓋板檢測、安全帶檢測、貼車標等工作。

2月22日，深圳本土企業優必選對外公佈一段視頻透露，優必選工業版人形機器人Walker S已經在新能源汽車工廠“實訓”（圖片來源：深圳特區報）

這背後是中國確實已經發生了產業結構的轉變。從外貿上看，已經連續多年保持兩位數增長的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這個出口“新三樣”，去年已經突破了萬億，在逐漸取代服裝、傢俱、家電這個出口“老三樣”。像電動車這樣的產品由於設計和生產的智能化，可以帶動大量軟件工程師、AI算法工程師、機器人工程師等崗位。

中國有這樣的機會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創造新就業。作為反例，對於去工業化、基建更新陷入基本停滯的國家來説，上述的場景就難以發生。紐約的第一條地鐵於1904年建成，當時的中國還在大清朝。如今的紐約地鐵還是這套系統，員工手動記錄列車的運行，用手柄操作陳舊的信號燈，1970年代的R46列車還沒被完全替換。紐約有13%的地鐵乘客逃票，45%的公交乘客逃票，對此居然沒有任何智能化的解決方案。

工程技術人員需要得到價值重估

為什麼傳統的機械工程、土木工程崗位不能留住青年才俊，而上述這些新崗位可以？這就要説到中國的工程技術人員為什麼需要被重新估值，怎樣才能重新估值。

關於估值與分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至今尚沒有被理論超越的經典，只不過需要與時俱進。生產力的三要素是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手段）、勞動對象。經濟現象表明，從勞動手段來看，非實體性的科學技術、知識產權等佔據主要價值，從勞動對象來看，不被經典理論認可的非物質生產佔據主要價值，這樣的生產力越來越被價值高估。

譬如一家軟件公司，其開發的產品是虛擬的（可以有物質載體比如光盤拷貝，也可以只有數字版本），但毛利率往往顯著高於一家開發硬件實體（譬如汽車）的公司，能支付給員工的薪酬也更高，勞動者的體驗也更接近“白領”。

電動車雖然是“先進”的，但利潤的大頭也並不在實體的車上，而往往在某種虛擬的服務上，如智能駕駛。所以綜合來看，為什麼微軟的毛利率遠高於特斯拉，金山辦公的毛利率遠高於比亞迪，儘管這都是中美各自行業的頭部代表公司？背後的原因也是如此。

這也能解釋為什麼相比土木工程、機械工程等，金融、計算機、軟件工程這些專業更受到大學生青睞。莫説拉動土木工程、機械工程就業的房地產和基建投資已經陷入困境，房地產供需關係已經發生重大轉變，就算房地產下行週期沒有到來，願意“進廠”的大學生也是越來越少。

不僅大學生如此，當城鎮化率進一步走高，農民工的第二代也很難出現在建築工地。研究城市規劃的趙燕菁教授在談到地方借債建設基礎設施時就説：“如果我們這一代人不建，下一代人根本不會幹這活了。你想想，讓你的小孩到工地上去，幹現在農民工乾的事，會幹嗎？髒活一定要在我們這一代給幹了。”

現在我們或許可以説，將來的“髒活”要交給AI了。

2024年2月29日，2024CME國際機牀展於上海舉辦，圖為國產中星數控機牀（圖片來源：IC photo）

我在之前的文章（https://www.guancha.cn/panyu/2023_09_25_709886.shtml）中提到，由於中國政府的約束造成場景壁壘，中國不會在醫療、法律等高端服務業場景中，創造美國那樣高估的GDP，最近韓國醫鬧事件也是説明醫療GDP與政府約束高度相關的案例。由於許多公共服務場景“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約束了其價值的高估，中國經濟依然需要製造業的升級空間，需要實業作為強國的中流砥柱，不能發生美國那樣劇烈的脱實向虛，何況美國以高達83%的城鎮化率，依然努力試圖讓製造業迴流以滿足鐵鏽地帶的選民。

因此，在繼續擴大服務業以滿足新一代年輕人的同時，就必須真正做到對工程技術人員的價值重估，讓工程師文化乃至工人文化重新變得時尚，對城鎮受教育人羣更具吸引力，只有這樣才能繼續保持完整全面的工業體系和自主可控的供應鏈。分配改革要在不同的方向長期堅持，不僅體現在需求側的保障，也就是財税政策和轉移支付等二次分配中，也體現在新質生產力代表的供給側改革中。

隨着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傳統的三個產業的邊界將被漸漸打破，和工程技術人員一樣，農民的工作也會更多接入數字技術。總的趨勢是，勞動手段越來越依賴非物質工具的科技與知識，而勞動對象則混合了物質資料與非物質資料，以非物質的數字技術來解決物質世界的任務。

青島綠色硅谷科技園，通過電子設備與物聯網技術，實現了温濕度、光照、二氧化碳濃度、空氣循環等全自動化控制（圖片來源：IC photo）

由於數字技術的賦能提升了單位勞動時間的價值創造，也優化了勞動體驗，新的業態會湧現出來。大量的高校畢業生已經在運用互聯網技術打破8小時集中辦公的工作傳統，如直播電商、自媒體創作、遠程兼職服務等，人們對“靈活就業”的觀念和認識遲早會改變。

我們已經看到新技術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也吸引走了一部分勞動力，所以經常會有“滿大街外賣員是不是浪費勞動力”“年輕人為什麼不願意進廠了”“宇宙的盡頭是直播帶貨嗎”這樣的疑問，而這正是新技術給我們提出的新問題，也是發展階段的問題。

在AI更多滲透到工作生活中之後，工作和服務場景都會趨於標準化，難以也沒必要再通過內卷式惡性競爭來佔領市場，工程技術人員也會有更多時間進行閒暇娛樂和消費，這既是工業與服務業的融合，也是相互促進。

在這一進程中，中國曆時多年的科教興國與大學擴招就非但不是帶來沉重的負擔，而是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技術的研發是需要堆人的。蘋果汽車研發投入2000名工程師，最終放棄。對比來看，比亞迪研發智駕就有4000人，華為研發智駕就有7000人。蔚來有9000人的研發團隊，寧德時代有18000人，只有中國能夠支撐這樣的工程師規模，也只有中國能產生這樣的工程師文化與教育環境。

中國普及穿透社會各個階層的教育與通信基礎設施，使得一個規模巨大、熟悉信息技術的年輕知識人羣成為可能，在這個基礎上，讓他們的工作都能走向安全、智能和高端，將創造一輪設備與服務升級的大規模有效需求。

那些願意符合新質生產力的資本和企業將能夠抓住這個市場。不追求過度的資本回報，而將更多的收益投入到技術研發，投入到工程技術人員的待遇提高、勞動福利改善、勞動手段升級中，這樣的資本和企業會在未來得到大發展。而不這樣做，繼續舊的利潤分配模式，甚至還在以延長勞動時間、內卷式惡性競爭作為手段的資本和企業會被逐漸淘汰出清。

這一過程並非完全由政策主導，新質生產力並不是憑空產生的概念，過去這些資本可以用舊模式生存，是因為“新時代”還沒到來。但還是那句話，形勢永遠比人強，走向2030的中國許多基本國情和客觀條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已經比任何人為的改革推動力都更緊迫。站在這樣的戰略關口，能不能用新質生產力滿足廣大人民羣眾對美好生活、對好工作的嚮往，已經時不我待。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