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正敏：“我的媽媽是越南新娘，我要讓她感到驕傲”-黃燈

【文/ 黃燈】

張正敏1996年出生，在去往她家之前，通過斷斷續續的交往，我大致知道她的情況。2016年11月的一天，正敏敲開了我辦公室的門，我看到了一張明亮而燦爛的臉，這是我和她的第一次見面。

正敏來自廣東F學院勞經系，和我教過的冉辛追是同一個專業。我沒有給她上過課，和其他孩子的拘謹不同，初次見面，正敏大方而坦然，她向我講明瞭來意：媽媽是越南人，小姨和嬸嬸也是越南人，她從小在越南人堆中長大，從小就感受到了外界對越南女人的成見。進到大學，她想和同學申請一個課題，研究村莊的越南媽媽。正敏説，她看過我寫的東西，認定我是全校最適合指導她的人，希望我能做她的項目導師。

我想都沒想，答應了她的要求。這樣，因為寫作的機緣，我意外多了一個走得很近的學生。正敏聚焦的對象是越南新娘，其中包括自己的媽媽，在我看來，她選定這一羣體，本身就隱含了回望和梳理自己成長經歷的隱秘動因。在正敏的描述中，我大致能勾勒出她成長的若干軌跡：一家四口，媽媽來自越南，爸爸是粵西山區的農民，哥哥初中沒有畢業，她是村裏越南新娘子女中唯一的大學生，也是小學班級唯一的本科生。

2017年12月1日，離期末考試還有一段時間，正敏和我難得都有空閒，在他們課題進行大半的時候，我終於找到機會去他們調研的村莊走走。

裸露的家

爸爸知道正敏要回來，早早去鎮上買了一隻雞，此刻正在廚房忙上忙下。剛進門，一個高高瘦瘦的身影映入眼簾，花白的頭髮稍顯凌亂，他迴轉身，見到禮彬和我，靦腆地一笑，沒有説一句話。正敏放下行李，走近灶台，麻利地點燃一些竹片，柴火立即燃燒起來。不到一個小時，飯菜便端上餐桌，爸爸明顯鬆弛下來。

直到坐下來吃飯，在簡陋而闊大的橢圓形餐桌旁，我才留意到正敏家房子的層高，遠超一般住房。屋內幾乎沒有任何裝修，牆壁裸露出原本的磚紅色，砌得極為平整、結實。通往二層的樓梯，沒有裝扶手，可以看出預製板的底色，安全起見，邊上稀疏地豎起了細細的鋼筋和木條。房子的佈局，在當下的小鎮極為常見：長條形，縱深長，寬度僅五六米。因單層面積有限，正敏和哥哥的房間，都安排在二樓。整棟樓，除了正敏的房間有一扇舊門，其他房間還是毛坯狀態。

整體而言，房子又高又瘦，牆面整潔、挺括，地面乾淨，簡陋到極致。“裸露的家”。廚房是家裏唯一能看出裝修痕跡的地方。洗手枱保留了原始的預製板，燒火的灶台上，貼了暗紅色瓷磚。正敏曾經提起，“我媽外出了幾年，覺得不妥，回來搭建了一間廚房，説是要將家裏的火生起來再説”，由此推斷，廚房的裝修，是媽媽刻意而為。

火生起來了，媽媽走了。媽媽走了，家裏到處都是媽媽的影子。正敏和爸爸、哥哥一樣，七八年來，依然被媽媽一磚一瓦壘起來的房子庇護。這個家，媽媽再也沒有回來，家裏有她已經長大的兩個孩子。置身屋內，我第一次體會到“家徒四壁”的含義。當正敏告訴我，面前簡陋而堅固的房子，從地基到屋頂、從砌牆到廚房的裝修，全部由媽媽一個人徒手完成，我內心唯有震撼。

我突然理解眼前的女孩此前和我説過的很多事情。我也突然理解，相比男生的爽快，她在邀請我去家訪時，為什麼總有更多的猶疑。

是正敏的信任和坦誠，讓我擁有機會，感知到她這樣的孩子，其生命的底色和艱難。

第二天，按照計劃，我們準備前往正敏調研的主要村莊——她出生的小水村。

小水村位於陂面鎮北面，距離鎮中心大約十三公里，離陽春市約六十公里，山地面積佔到百分之七十，四面高山環繞，僅有一條馬路與外界相通，村民大多以種植橘子、絲瓜、茄子、苦瓜等農作物為生。

廣東省陽江市陽春市小水村（圖片來源：新華社新媒體)

正敏原來的家，位於小水村的一個偏僻角落。陂面鎮的房子，儘管極為簡陋，在正敏心中，卻是她命運的轉折點。正是因為媽媽的堅持，十歲那年，她終於離開了偏僻的大山，來到了便捷的小鎮，她上學的時間，從步行一小時的山路，變為步行五分鐘的水泥地面。

正敏家的房子，掩映在一片茂密的樹叢中。從山頂往下看，因常年不住人，房子早已被纏繞的雜草和樹枝吞沒，到處爬滿了青藤，“我家的老房子早就被樹啊、藤啊纏住了，房子都塌了”，面對無處下腳的路，她本能地提防隨時躥出的蛇。在正敏記憶裏，小水村的舊居僅有三間房，一間廚房，一間雜物房，一間卧室。卧室裏放了兩張牀，正敏和媽媽睡一牀，爸爸和哥哥睡一牀。實際上，自從離開村莊，正敏幾乎沒有回過家，她很難相信，自己生命中的最初十年，竟然在此度過。爸爸將手扶拖拉機開往小鎮後，這個比之陂面鎮更為簡陋的家，已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

儘管早已搬離，村裏依然有正敏的親人。1992年，媽媽被姐夫的家人騙到中國販賣後，正敏的爸爸以兩千八百元的價格將她帶到了小水村。對於廣東越南新娘，我曾從李沐光那兒瞭解到一些信息，帶正敏做課題後，我才知道，除了台山，陽春也是越南新娘的重要聚集點。

2018年7月5日，正敏爸爸中風，媽媽遠道回來照顧，在返程外出打工的途中，因沒有身份證，媽媽買不到從鎮上到廣州的汽車票，正敏只得叫一輛順風車將她送到學校。這樣，在廣東F學院，我和她媽媽見了一面，她很自然地提到當年被賣到廣東的情景。

從1992年算起，正敏媽媽來中國已經二十五年，她實際出生於1975年，到中國時僅僅十七歲，但在正敏記憶中，媽媽出生於1973年。媽媽的故鄉在下龍灣的一個漁村，家裏十姊妹，在越南人眼中，1990年代改革開放的鄰國，不啻尋夢的天堂。她一直想去中國打工，姐夫的姐姐得知她的心願，以此為由騙她離開家門，其實早已暗中聯繫好了買家。哪料在路上，兩人都被同夥賣掉，最後輾轉到了廣東陽春的大槐農場。因年齡小，身板瘦，她在農場經受了三個月語言不通、身無分文、擔驚受怕的煎熬，被正敏爸爸帶回家。

陽春的小水村，比越南的故鄉還要窮，“我以前從沒捱過餓，但這裏大米都沒得吃”。習慣海鮮的胃，無論如何也難以將就木薯配稀飯。媽媽過不慣，天天都想逃跑，“但跑不掉，一個人跑，全村人都去找”，此後，家裏一直派人跟蹤她。直到生下正敏和哥哥，媽媽才打消了逃跑的念頭，她抓住一切機會幹活，甚至學會了犁田，和她同時來到中國的好幾個女子，生完孩子後，借回家探親的機會，再也沒有回來。

從時間看，1990年代初期，正敏媽媽算得上小水村的第一批越南新娘。不少人生完孩子回家探親時，會從家鄉帶一批姑娘過來，這樣，2000年前後，小水村形成了越南新娘聚集的第二個高峯。媽媽多次偷渡回家，共帶回三個姑娘，其中就有自己的小姨。小姨嫁給了鄰居，其他兩個，一個嫁給正敏的叔叔，還有一個嫁到了鎮上。

瑪格南鏡頭：獨自等待的越南新娘（圖片來源：IC photo）

如今，正敏一家早已搬離村莊，但嬸嬸和小姨還居住在原來的地方。正敏從小在越南女人堆中長大，跟隨媽媽知道她們的很多秘密，只不過，隨着年齡的增長，她對曾經熟悉的越南話，已經沒有太多印象。在做課題的過程中，正敏統計到小水村共有十六位越南新娘，知道彼此盤根錯節的關係。2017年8月，正敏去當地派出所，想給媽媽弄個户口，從政府回覆的消息推斷，陂面鎮像媽媽這樣的越南女子，多達一百一十位。

不管是身份歧視，還是留守兒童及單親孩子的聚集，無不顯示了這一歷史沉痾，在經濟貧困與孩子教育維度所面臨的危機。每次看到哥哥、堂弟和堂妹，很多時候，正敏會恍若夢中，

她很難想象，自己竟然走出瞭如此閉塞的村莊，來到廣州成了一名大學生。

背後的媽媽

正敏曾用兩句話概括自己的求學過程，一句是“我一路從最農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另一句是“我能上大學，都是因為我媽媽”。她小學二年級在小水小學讀，三年級到六年級在陂面小學讀，初中上的合水中學，高中到了陽春市，然後到廣州上大學，歷經了一個農村孩子最為常見的求學路徑，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意外，都會中斷求學過程，正敏之所以能從偏僻的小水村來到廣州念大學，離不開媽媽的強大支撐。

正敏六歲時，媽媽堅持一定要回越南看望家人。“她走的時候，我特別害怕，我怕她不回來，我追着摩托車哭，一路跑一路哭，那個場景永生難忘，好像和媽媽生離死別一樣。”慶幸的是，半個月後，媽媽説服家人回來了，同行的還有外公。

生下孩子放棄逃跑計劃後，媽媽開始沒日沒夜地幹活。在山村，家裏的經濟來源有兩個，一是種橘子，二是爸爸開手扶拖拉機運木材。種橘子的收入不穩定，好幾年，將成本和人工去掉，根本沒有太多盈餘。正敏至今記得，小小年紀就隨家人去到各個山頭，拖着兩三百米的軟管，在橘子樹的雜草中噴灑農藥的艱辛。在正敏六歲前，媽媽除了正常的家務勞作，一直兼做副業外出砍竹子，每天傍晚，她和哥哥最開心的事，就是在知了的叫聲中，聽到媽媽回家的摩托聲。

2005年，家裏的橘子獲得了意外豐收，加上砍竹子的積蓄，媽媽的第一個念頭，是帶孩子們離開村莊。她並非意識到村莊的教育質量和鎮上日益拉大的差距，離開村莊，純粹是不忍心孩子們往返校園的艱辛：“兩個孩子太可憐了，上學走那麼遠、那麼辛苦，早上拎過去的粥、飯，到中午變餿就不能吃了。”爸爸不願離開，父母協商不成，“媽媽一意孤行，到鎮上去打聽，得知有人出售老房子。她拿着身上僅有的兩萬塊錢，東湊西借，籌夠了三萬多，逼着爸爸去簽字買下了隔壁鎮上的老瓦房”。正敏由此離開了小水小學，來到了離家五分鐘的陂面小學，對她而言，這是從“最農村”的起點，向上前行的關鍵環節，“至今我仍舊感激媽媽當初的決定，因為她，我才能夠接觸到更好的學習資源，才有今天的我”。

直到今天，正敏回想起鎮上求學直到初中畢業的經歷，她對學習上面臨的挑戰始終無法説清，但圍繞一個貧寒之家經濟來源的窘迫細節，卻讓她刻骨銘心。媽媽帶領全家搬到陂面鎮後，正敏和哥哥上學方便了很多，但生活條件並未獲得太多改善。爸爸依舊進山打理橘樹，刨去成本，收成最好的年份不超過一萬元。媽媽則馬不停蹄地找了一家鞭炮廠，每卷一百根鞭炮，收入三塊五，一個月最多能賺三百元。與此同時，她還找了兩份散工：一份稍稍固定，每個月4號、7號、10號去飯店打雜；另一份則為隨叫隨到的建築小工。

2012年，隔壁家的房子要重建，正敏家的牆壁與之相連，這就意味着住了七年的老房子必須拆除。面對剛剛還清的購房債務，十幾萬的建房款猶如天文數字，讓全家人發矇。爸爸骨子裏怪罪媽媽，面對迫在眉睫的難題，他沒有選擇分擔，竟然袖手旁觀；媽媽做出了驚人的決定：為了省下高昂的人工費，她根據工地積累的經驗，親手建房。

越南紀錄片《迷霧中的孩子》劇照（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2018年，我在學校和她見面的時候，曾經聊過建房子的細節。媽媽記得自己買磚、買水泥、買鋼筋的任何一筆開支，記得自己跟着隔壁的砌牆師傅，學着挖地基、和水泥、一寸一寸將牆壘起的過程，“整棟房子，都是我自己做的”。她唯一的心願，“是希望家人有一個地方住下去，有一個地方不遭風吹雨淋，其他再慢慢打算”。房子做到一半，沒有錢建屋頂，她不顧體力的極限，選擇外出打包裝廢紙，沒日沒夜地幹了兩個月，換回五千元，屋頂裝好後，房子終於建成。

正敏曾經細數過媽媽幹過的活：種橘子、上山砍木頭、為紙廠砍竹子、卷鞭炮、織蠶架、去黑工廠打小工、去飯店當服務員、到工地攪拌水泥、打包廢紙裝車、躲在福建深山老林砍毛竹、在浙江茶場頂着烈日採茶葉，多年的足跡，遍及陽春、肇慶、福建和浙江。這所有的工作，沒有一件可以持續、穩定地為媽媽提供過得去的收入，因為沒有身份，散工、高強度、不確定，成為她職業的明顯特徵。

高中每年的學費是一千九百六十元，每個月的生活費需要五百元，為負擔這些硬性的開支，媽媽必須外出打工。爸爸對女兒唸書的態度非常消極：“跟我呢，我不能保證有錢給你讀書，跟你媽，你就等於把你媽媽賣了拿錢讀書！”留守小水村的叔叔，也曾旁敲側擊地追問正敏的成績，總是向她灌輸，女孩子唸書沒什麼用，希望她早日放棄高中的學業。在極大的學習壓力中，正敏不但無法從父親這邊獲得經濟上、情感上的支撐，還要花很多心力對付這些負面情緒的干擾。更讓正敏煩惱的是，初中沒有畢業的哥哥，從她念高中後，得知媽媽在支持她讀書，開始明目張膽地找妹妹要錢。

和正敏交往多年，她幾乎很少談及高中學業的緊張和辛苦。結束當天的走訪，我和她回到房間休息，正敏突然鄭重地和我説：“老師，我拿點東西給你看。”她熟練地打開一箇舊櫃子，拖出一個破爛的紙箱，先是拿出上面的獎狀及證書，最後從底部掏出高三最後一個學期用過的“知心”牌圓珠筆，當紅紅的獎狀、證書堆滿一地，空管的圓珠筆呈扇形擺放在地面時，就如聽到房子是媽媽徒手建成，這個場景讓我感受到了電擊般的觸動。我仔細數了數：獲獎證書四十一個，獎狀四十九張，圓珠筆接近兩百支。

在兩代女性之間，媽媽徒手建起的房子，正敏無意識保留的空管圓珠筆，就是一個女孩從“最農村”的山裏走向城市念大學，在世間打下的真實烙印。

從小水小學到廣東F學院，只要三個小時的車程，但跨越這三個小時，卻要一個母親隱匿起來從事無數種卑微的職業，需要一個瘦弱的女孩竭盡全力優秀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父親與哥哥

正敏爸爸1963年出生，當年全家湊滿兩千八百元，支持他從大槐農場去買一個越南新娘時，他已經是一個二十九歲的大齡青年。從年輕時的照片看，爸爸高高瘦瘦，儘管眼神膽怯，長相還算周正。爺爺去世早，爸爸兄弟幾人窩在閉塞的小水村，全靠奶奶拉扯長大。除了大伯適齡結婚外，其他兄弟都是單身。和媽媽比起來，爸爸從事的職業要簡單很多。結婚後，他人生的目標，不過因循祖輩的路徑：從事傳統的勞作，守住村莊幾間泥巴房，生兒育女，度過一生。媽媽的想法和他不同，從落到村莊的這一刻開始，她的人生目標就是逃離，在生完孩子放棄獨自逃跑後，她的人生願望，變成了通過教育帶着孩子們一起逃離。

2005年，媽媽執意前往小鎮購買三間瓦房的舉動，暗中拉開了全家人離開小水村的序幕。對媽媽而言，這是她的主動選擇，對爸爸而言，離開山村去適應小鎮，則成為他必須面對的人生挑戰。他從來沒有想到，祖祖輩輩一直生活在偏僻的山村，他人到中年後，還得順應大勢，被動融入城鎮化大潮裹挾的流動性變遷之中。

在小鎮定居的前兩年，爸爸的生計，依然是回到村裏種植橘樹，但收入終究不抵支出，最後只得無奈放棄。好多年，爸爸一直沒有固定職業，全靠媽媽四處打散工支撐生計。直到因建房導致兩人徹底決裂、媽媽遠走他鄉外出打工後，爸爸才隨着小鎮工廠的增多，在附近找了一份工作一直幹到今天。

正敏理解爸爸的辛勞，但也不否認對他的心結。從上高中到念大學，爸爸沒有出過一分錢，讓正敏難受的是，媽媽離家後，好幾年時間，爸爸始終逼迫她站隊，彷彿媽媽的離開，正敏洞悉其中的秘密。他不認為女兒讀書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高二寒假臨近過年時，哥哥經常將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帶回家，喝醉胡鬧，嚴重影響了正敏的學業，以致她不得不去小鎮的旅館躲避，而爸爸始終一言不發，並未制止哥哥的行為。

央視紀錄片《姐姐》劇照（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更讓正敏惱火的是，高三那年，每次月考前，爸爸都會打電話過來，論調和叔叔一樣，宣稱女孩子不用讀書。正敏考上大學後，爸爸毫不掩飾，希望女兒早日畢業，儘快掙錢將家裏的房子裝修好，幫助哥哥成家立業。爸爸對大學的理解和想象，依然停留在八十年代，他以為女兒只要手握大學文憑，就能解決家裏的一切問題。

直到今天，正敏都無法確認爸爸是否愛自己。我在家訪時，曾當面問爸爸，是否去廣州看望過女兒？得到的回答是，“沒有時間”。正敏不知道爸爸最遠的足跡曾經去過哪裏，在最近的血緣關係中，雙方好像從未在同一軌道並行，“從小到大，我不能理解他的很多舉動，而他可能連我的名字是哪幾個字都説不清，更不知道我在哪所大學唸書”。

正敏的哥哥，讓我印象極為深刻。第一天到達正敏家，當天的晚餐，哥哥並未出現，直到晚上快九點，一個身材瘦削、頭髮吹得高高的年輕人，伴隨轟轟的摩托車聲音，在街燈的映照下，從進深極長的門廊一直走進飯廳。

對正敏而言，“借錢”是她和哥哥最深的關聯。初中輟學後，哥哥一直沒有好好幹過活，也從未意識到自己對於家庭的責任。他行蹤不定，要不突然去外面待兩個月，要不突然身無分文地回到小鎮。在外面打短工時，只要和老闆、同事有一點點矛盾，就二話不説收拾衣服回家，連本該領取的工資都懶得理會。回到鎮上，能幹的活，也無非是偶爾幫小學的同學裝裝不鏽鋼門窗，或者幫忙去外面討點債務，運氣好，討回了債，當天就會去鎮上花完。

沒有穩定的收入，哥哥認定的開銷，卻一點都不能含糊，手頭緊張時，他會將目光投向正在求學的妹妹。得知媽媽打工的收入主要拿來供正敏唸書，從上高中開始，哥哥更是理直氣壯地找她要錢，到正敏上大學，哥哥變本加厲。

大一時候，哥哥借車駕駛途中出事，一籌莫展中，想到的辦法，竟然是逼迫妹妹拿錢，正敏拿出僅有的生活費，很生氣地交涉，“我給你這兩千塊，我買斷跟你的關係，以後別來找我！”可事情沒有任何改觀，考駕照，找妹妹要錢；想換手機，還是找妹妹要錢。正敏幫爸爸緩解過一次迫不得已的債務危機後，哥哥彷彿看到了妹妹的能量，每次遭到拒絕，便聲嘶力竭地慫恿妹妹找別人借，“每到此時，我內心特別害怕，充滿了恐懼，總感覺爸爸和哥哥，在拼命將我往下拉”。

正敏曾鼓勵哥哥去外面打工，讓他堅持做好一件事情。她通過朋友的關係，在寧波幫他聯繫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但哥哥一句話就將她戧回：“去那麼遠幹嗎，有便宜撿嗎？”我後來才知道，在到達她家的第一天，正敏爽快接受哥哥的邀請去歌廳，是希望我能藉此機會，不動聲色勸説哥哥去外面打工。

在正敏看來，通過自己的大學老師和哥哥交流，也許效果會好一些。

多年來，面對爸爸情緒上的干擾和哥哥不斷借錢的壓力，正敏坦言自己像是掉進了一個無底洞，“這樣下去，我以後怎麼嫁得出啊？那天晚上，我想到了三點鐘，我以後怎麼辦啊？”在切身感受到家庭持續、細密的壓力後，正敏徹底理解了媽媽的選擇並慶幸她的逃離。有時候，她甚至覺得，媽媽尚且有逃離的機會，而自己作為女兒和妹妹，壓根沒有辦法躲避家庭隱匿的暗礁。

逃離生命的暗礁

如果説，媽媽的支持，給了她通過教育走出去的力量和可能，那爸爸和哥哥的牽扯、媽媽“越南婆”身份讓她感受到的不公，則構成了正敏成長過程中看不見的暗礁，而她主動逃離生命暗礁的行動，則讓我從教育要素的層面，看到一個女孩從“最農村”的起點出發，一步步往前走的堅定勇氣，更看到了正敏充沛的“個體能動性”，對原生家庭魔咒的成功破除。

哥哥將自己的不求上進，歸咎於媽媽的離家出走，正敏從小目睹媽媽的努力和掙扎，認定一切事情只能“靠自己”。哥哥怪罪媽媽的離開讓他沒有心思做事，正敏反問：“我和你同一個媽媽生的，為什麼我這樣子，你卻成了那樣子？”

正敏剛上大學時，看到小學的好幾個同學，年紀輕輕便生養了幾個孩子，她深切感受到了命運輪迴的恐懼，忍不住審視自己的家庭：“我爺爺那樣子，我爸那樣子，我哥又那樣子，那我哥的下一代，會不會還是那樣子呢？”她不敢想下去，也無法理解哥哥為何對命定的結局毫無感知，意識到哥哥缺乏擺脱現狀的認知後，正敏提醒自己：“一定要走出來，一定要不顧一切地往前跑。”

想起來，正敏的真正覺醒，源自媽媽越南人的身份，總是無端受到親戚、鄰居甚至陌生人的輕賤。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搬到陂面鎮沒多久，隔壁一個老頭總是八卦媽媽的事情，甚至當着爸爸的面煽風點火：“這樣的老婆要來有什麼用？”爸爸沒有維護媽媽，一旁的正敏怒火中燒，她衝到老頭面前，指着鼻子回擊：“你再給我説一遍！我家怎麼樣，關你什麼事？”老頭被正敏嚇住，從此不敢正眼看她。

對於爸爸的糊塗和懦弱，正敏也不是一味忍讓。初中時，哥哥常在學校打架，爸爸的方法不是管教，而是不顧家庭的實際情況，讓他放棄寄宿，每天花一個小時用摩托車接送，正敏對此表達了明確的不滿。儘管爸爸對哥哥的寵溺從未改變，但在正敏成績明顯領先哥哥的狀況下，對於媽媽外出打工供正敏唸書的選擇，他並不敢有任何怨言。事實上，在重男輕女的氛圍中，正敏的功課，始終處於無人過問的境地，“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爸爸從沒管過我，全靠自己悟”。在嚐到優異的成績可以被別人稱呼為“越南阿香的女兒”後，正敏覺察到“讓媽媽驕傲，是一件幸福的事”，通過學習回報媽媽，成為她滋生力量的根源。

在答應帶正敏做課題後，我才知道她進入大學內心所面臨的風暴。此前，我從來沒有意識到，眼前這個樂觀大方的姑娘，在熬過中學階段的種種艱難後，從踏進我辦公室的那一刻起，就將對媽媽及其背後更為龐大人羣的審視，當作了大學階段自救的開端。

央視紀錄片《村小的孩子》劇照（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正敏坦言，進入大學失去高考目標的牽引後，那種因逃離生命暗礁所滋生的力量，好像突然消失，她的人生陷入了新的迷茫狀態。説到底，正敏面臨的挑戰，和我教過的很多女生一樣：入學的興奮期一過，伴隨考上大學自信的稀釋，現實中洞悉到的種種真相，諸如同學之間的貧富懸殊、城鄉之間的教育差異，總是很容易將她們推向無力或虛無的境地。

以往的努力，在正敏看來，不過一個無物之陣，就算能夠幸運地走出村莊和小鎮，能夠來到廣州，她依然無法掩飾以往過多防禦性行為帶來的傷痕。過去的日子，終究讓她看清了內心的殘缺，事實上，多年來，正敏一直處於無邊的恐懼中：她害怕媽媽去越南探親不回來；害怕哥哥在她求學時無休無止地要錢；害怕爸爸高三月考前總是説一些烏七八糟的事；害怕一個人在山上的橘樹林中無助地拖動柴油機；害怕男朋友知道家裏的真相後頂不住父母的壓力提出分手；害怕家裏的親戚隨時隨地對媽媽的蔑視和輕賤；害怕媽媽生病讓自己失去世上最珍貴的人；害怕大學同學知道家裏的情況傷害脆弱的自尊；害怕大學畢業找不到好工作滿足不了家人的期待；更害怕日漸衰老的父親、無所事事的哥哥成為她一輩子的負荷和放不下的牽念。

而今，當正敏邁進大學的校門，她沒有想到，當初給媽媽帶來驕傲的“上大學”，意味着她需要直面另一重壓力。一方面，相比媽媽的處境，正敏時常為自己的好日子感到羞愧，她可以找心儀的老師聊專業，可以隨時參加同學策劃的週日活動，而遠在異鄉的媽媽，可能正在偏僻的竹林中，過着“滾石砸腳、蠟燭照明”的原始生活；另一方面，直面現實中同窗之間的家境差異，她真切感受到一種來自資源差距所致的無奈，“他們整天想着玩，也不幹正事，好像始終沉醉在爸爸媽媽疼愛的世界裏，畢業後通過家人介紹，就能很順利地找到工作，而我很認真地學習，很認真地實習，很認真地跟各種人打交道，拼死拼活地找工作，畢業之後，有可能什麼都找不到”。

從小到大引以為傲的成績，大學期間不再是丈量個人價值的唯一標尺，正敏的茫然，看似具體，但又如此虛無。

對正敏來説，她大學期間所處的精神困境，源於一名年輕人獨立自主的意識增強後，對個人經驗的清理、對生命來路的正視。只不過，落到她身上，聚焦到了如何直面千瘡百孔的原生家庭。在中學階段，因為有大學目標的強烈牽引，年輕人的情緒暗礁，容易處於被遮蔽的狀態，實際上，據我觀察，很多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儘管到了大學，但她們並未化解掉中學時代留下的暗傷，以致大學畢業後，依然揹負家庭的窠臼，在沉默中走向社會。而如何找到一個巧妙的契機，剝離掉這種負面的牽扯，讓“大學”成為滋養年輕人成長的堅定力量，是我一直琢磨，但並未解決的問題。

山西省柳林縣山中小學（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無論如何，這次意外的邂逅，完全超出了我的預期。正敏通過與家人的重新鏈接，不但學會拋開個人的情緒，重新理解了爸爸和哥哥，也重新理解了背後的家庭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位置，看到了社會劇烈轉型過程中，每個家庭成員正在遭受的流動性命運。

課題結束後，正敏進一步確信了自己對於文字的熱愛，她決定通過考研，從人力資源管理專業跨向新聞傳播專業。2019年，她調劑成功，順利入讀西南某大學的碩士。媽媽的命運，因為女兒勇敢而真誠的書寫得以改變，來到中國三十年後，終於獲得了合法身份。越南新娘這個隱匿多年的羣體，也因為正敏的書寫，被更多人看見。

2022年，正敏碩士畢業，和男朋友落腳南方，和我在同一個城市尋夢。

我想起家訪過程中，正敏和我描述的人生夢想：買套兩房一廳的小房子，養一個媽媽，養一隻貓。我還想起正敏透露給我的，媽媽最大的夢想，是以合法的身份，早日回去探望日漸老去的父親。

我相信，這些曾經的藍圖，不會僅僅停留在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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