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所謂“越南製造崛起”，背後是中國出口的增長

面對全球價值鏈重構、外需不足和諸多不確定因素，我國在外資外貿領域面臨嚴峻挑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

如何評估外貿結構性轉變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中國企業“走出去”如何更好地應對地緣政治風險？俄羅斯抵禦西方制裁的經驗帶給中國哪些啓示？針對這些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前副所長丁一凡做出以下解讀。

·外貿結構性轉變的原因

觀察者網：在全球經濟放緩、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外貿格局發生了結構性的轉變。2022年，中國前五大貿易伙伴分別是東盟、歐盟、美國、日本和韓國。日本、美國等目的地份額下降，“一帶一路”沿線國、俄羅斯、東盟等快速上升。這種外貿結構性轉變可能對中國經濟帶來哪些機遇和挑戰？

**丁一凡：**實際上，我國貿易出口結構一直在變化，否則根本無法理解中國的貿易順差一直在擴大。如果中國還是像十幾年前那樣出口輕工產品、鞋襪玩具，不可能達到今天這樣的外貿規模。我們的出口貿易金額一直在增長，説明出口產品升級換代了，出口附加值越來越高了。

中國外貿出口一直在做結構優化，特別是疫情這幾年來，有一個很大的變化，中國對非西方國家的出口，也就是對美歐日以外國家的出口越來越高，2023年已經超過了對美歐日國家的出口。這個現象背後有三個原因。

第一，中國需要出口多元化，不能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裏”。如果我們只依賴於過去美歐日發達國家市場的話，遇到地緣政治鬥爭，可能會有麻煩。因此，這樣的佈局很早就開始了，只不過這兩年發展得越來越快了，中國從2010年左右就開始出口多元化，以擺脱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依賴。

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出口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發達經濟體出現衰退的趨勢，西方社會還爆發了嚴重的社會抗議活動，比如“佔領華爾街”，中國的出口也隨之受到影響。後來，我們提出“一帶一路”，也是為了應對出口下滑的趨勢，為開闢其他市場做好準備。

“佔領華爾街”抗議者。 圖源：紐約時報

第二，隨着“一帶一路”的推進，我們對非美歐日市場的出口大幅增長，這跟中國對外投資大幅增長有關係。

中國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建設港口、機場、鐵路、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礎設施，而這些國家本身沒有能力製造基建，所以中國承包項目，同時也出口機器設備。

從這個方面講，中國的貿易出口變化跟投資增長有關，而且出口的商品不是純粹的消費品了，我們出口很多機電機器設備，這些機器設備的附加值遠遠高過一般的日常消費品。舉個例子，中老鐵路或雅萬高速鐵路完全改變了當地人們的生活節奏和生活方式，也改變了他們對中國的看法，這些事情跟我們的出口和貿易結構變化都是有關係的。

第三，西方國家越來越把中國看做一個危險的競爭對手，因為中國在海外市場上的表現要遠遠優於他們。中國是全球14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遠遠超過美國、歐洲、日本。最近這些年，美西方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地緣政治的藉口跟中國展開了貿易博弈。

比如，拜登政府上台後，選擇繼續維持當年特朗普政府的關税，這都是為了從其他角度跟中國搞貿易博弈，使得中國直接出口下降。

認真觀察中國出口貿易這些年的變化，比如我們的生產轉移到東南亞、南亞等地區，原本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隨之轉移，原材料和半成品通過東南亞國家加工以後，依然流轉進入美歐市場。

這就出現了一個現象，東盟國家現在變成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但是中國對東盟的貿易出口大部分不是最終產品，而是中間產品。這些中間產品在東盟國家經過組裝，又出口到美國。從全球的貿易統計來看，中國對東盟的貿易出口增加，東盟國家對美國的貿易出口也在增加。

觀察者網：新聞上報道的所謂“越南製造”的崛起，背後也離不開中國強大產能的支撐。

**丁一凡：**從越南出口到美國的產品裏，有70%是從中國運過去的。這才帶來了所謂的“越南製造”貿易量的上升，越南出口貿易量的上升背後是中國對越南出口量的增長。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墨西哥，中國很多廠商把部分生產轉移到墨西哥，因為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員，所以墨西哥出口到美國基本上關税很低。因此，很多大宗商品、汽車類的工業製成品，都轉移到墨西哥組裝後，再進入美國市場。

如此一來，中國對墨西哥的出口貿易順差增長，墨西哥對美國的出口貿易順差也增長。最終，所有貿易赤字都積累在了美國頭上，過去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現在是美國對其他各個國家的貿易赤字，這就是國際產業鏈分工的結果。

觀察者網：作為連續4年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東盟，我們主要向東盟出口機電和音像設備（佔到總額的37.5%）、賤金屬及製品、紡織原料及製品、化工產品等，這背後有哪些因素？

丁一凡：這背後有市場化因素和非市場因素起作用。市場化因素主要是比較優勢的變化。比如，中國的土地價格現在遠遠高於東盟國家，中國勞動力成本也高於這些地方，有很多經濟因素決定了生產線和產業鏈會自動往那邊走。

另外一個非市場因素就是地緣政治，美國強迫中國的供應商必須搬走，給中國生產的商品增加關税，或者明令禁止從中國直接進口商品。他們甚至因此自食其果，美國和歐洲以新疆人權的藉口，禁止從新疆進口棉花，結果現在造炮彈都不夠了，因為棉花是炮彈的原料。

一些中國企業長期耕耘美國和歐洲市場，企業不太願意輕易放棄原有市場，在地緣政治衝突的背景下，只好妥協把部分產能轉移到南亞、東南亞國家去。這樣的結果不僅是受到經濟因素影響，還有政治強迫因素的無奈。

·“新三樣”面對的挑戰和機遇

觀察者網：政府工作報告中講到“推動外貿穩規模、優結構”。優化外貿結構應該往哪個方向發展？

丁一凡：政府工作報告裏面講到了出口“新三樣”（電動車、鋰電池、光伏產品），“新三樣”出口規模的增長非常大，太陽能、電動車都是未來的戰略性產業，而中國在鋰電池生產方面佔據優勢。“新三樣”是中國市場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附加值高，且符合綠色低碳的趨勢，我們的外貿結構也應該向這些方向發展。

觀察者網： 正如您所説，過去一年，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新三樣”出口增長近30%，成為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典型代表，但是也有媒體反映這些領域存在過度投資、產能過剩的風險。對於這個問題您怎麼看？

丁一凡：這是一個常見的現象，當年美國互聯網產業興起的時候，也是一個羣雄逐鹿的時代，市場經歷了各種各樣的淘汰和重組，最後獲勝的幾個大企業兼併了市場上的小企業。

中國的電動車領域肯定也會經歷這種淘汰。現在還有政府補貼和企業機構的投資，當市場越來越成熟，競爭越來越激烈，有一些企業會被市場淘汰或者被其他大企業兼併。這時候，市場上達成一定的供需平衡，企業也能夠保證利潤。

觀察者網：地方政府更偏向於對戰略型新興科技產業投資，這可能會壓縮其他行業的投資和發展，如何權衡這兩端？

丁一凡：現在出現了“新質生產力”的趨勢，通過現有的數字經濟、數字技術與人工智能結合，搭配上新的機器設備，匹配合適的應用場景，通過人工智能來改善生產製造過程，以此探索新產品和新服務，這是未來的發展趨勢。

當然，新興產業存在風險，後續市場化也不知道能否成功，投資也會失敗，未來地方政府肯定要面臨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政府要關心扶植一些有想象力的小企業。很多中小企業有技術、有想象力，而這些小企業一旦完成技術創新，往往就會被比較大的製造業企業兼併，因為這會給製造業企業帶來更好的收益和更廣泛的應用。

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都經歷過這些階段，我們也應該學習這種模式，地方政府不能夠只盯着現已成功的“新三樣”相關企業，因為這個賽道已經成熟，處於紅海市場。

相反，有一些市場化和應用不太明晰的技術，可能與人工智能、新材料、工業軟件和網絡技術有關，未來會有更廣闊的發展趨勢。當然，這對地方政府的投資能力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觀察者網：自3月7日起，歐盟委員會要求從中國進口的電動車必須進行海關登記。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講到，“要增加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資源聯動效應，鞏固外貿外資基本盤，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結合中國企業走出去，面對的地緣政治風險，如何解決？

丁一凡：首先，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現在遇到的只是開始，歐盟和美國都在絞盡腦汁思考如何限制中國電動汽車產業的發展。在地緣風險和貿易保護主義的背景下，有可能我們的電動車，未來會在美國、歐洲遭受各種各樣的“暴力”。

上個世紀70年代，日本汽車崛起的時候就遭遇過這種暴力。日本豐田汽車在美國越來越有競爭力，出口的數量也越來越多，然後就出現了美國人砸爛日本車以表達不滿的情況。

在上世紀日美貿易戰期間，兩名美國人砸爛日本車以表達不滿。圖源：產經新聞

這種情況在歷史上發生過，後續有可能再次發生。對於中國汽車來説，中國成為汽車出口第一大國，中國汽車越有可能成為別人泄憤、攻擊的對象。

歐洲的“貓膩”與美國有點不同，歐洲會設置各種各樣的障礙和門檻，讓你很難在當地運營或發展。歷史上，面對來勢洶洶的日本汽車，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採取了對抗性方法，比如限制市場份額、嚴格限制進口汽車數量、不斷提高汽車進口關税、不許日本車企在歐洲建設4S店等等。當然，後續日本車企通過與歐洲汽車廠商合作等形式，打破了貿易壁壘。

對於中國新能源汽車來説，歐洲沒有完善的充電基礎設施，他們可能會用一些辦法來限制中國電車，我們可以提高續航里程，可以將充電功能不斷便捷化，這樣也能夠突破障礙，贏得博弈。

當然，政府之間的談判也會發揮作用，比如目前大家都想辦法恢復WTO的作用，因為WTO的仲裁機構已經被美國搞“癱瘓”了，我們也要利用WTO這樣的國際組織來爭取權益，尤其是國際貿易中的權益。

·如何打造“中國製造”品牌

觀察者網：2006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是64%，到了2021年降到34%，未來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還會繼續下降。在外需收縮的背景下，中國如何擴大出口的競爭力？

**丁一凡：**中國對外依存度下降是很正常的，我們作為一個超大經濟體，中國的發展模式不會過度依賴外部市場。

前些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對外部市場依賴大，風險也隨之加大。這兩年變化還是挺令人鼓舞的，中國不斷做大自身經濟總量，對外依存度持續下降，但是比起美國、整個歐盟地區，我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依然高。這一方面説明了我們的經濟開放程度高，另一方面説明了我們的經濟自信。

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們仍需將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這也是我們發展戰略中比較平衡的“雙循環”戰略，除了本國市場，還需要外部市場；但是外部市場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我們的外部市場變得更加多元化，而不是隻有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市場。

因此，第一點，要提高產品質量，我們製造的消費品質量要有保證，因為美西方政府靠權力給中國商品設置各種各樣的障礙。當我們的優質產品培育了固定的消費受眾，具有強勢的不可替代性，就能保證中國產品在外國市場站穩腳跟。

第二點，我們幫助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把他們培育成更廣闊的消費市場。他們的市場跟美歐日等成熟市場不一樣，美歐日存在大量有消費能力的羣體，願意消費中國產品，而發展中國家需要先發展，培養他們的中等收入階層，這樣他們才有能力消費中國產品，從而更好地保證我們的經濟安全。

觀察者網：政府報告中提到，“加強標準引領和質量支撐，打造更多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製造’品牌”。如何解讀打造“中國品牌”這一提法？

丁一凡：過去，中國給西方企業做代工，按照西方的標準制造商品。但現在，中國在很多行業遙遙領先，比如華為的技術成為全球最領先的技術，標準自然會向中國靠攏。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通信領域，也發生在其他製造業領域，比如電動車，慢慢地都會發生這樣的故事。

我們希望這些有創造力的產品能夠成為中國品牌、中國標準，而這是美西方擔心的地方，所以他們打造了一個反華聯盟來限制中國，但最終結果肯定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只要中國堅持做自己的事情，堅持自己的技術路線，一步一個腳印，最後中國標準和品牌就會勝出。比如人工智能的應用，中國作為最大的製造業國家，擁有海量數據，商業化和應用自然能夠走到前列。

·俄羅斯抵禦制裁對於中國的啓示

觀察者網：您在之前的演講中提到，俄羅斯逃過了西方規模巨大而全面的經濟制裁，“俄羅斯看破了資本金融的撤離並不可怕，關鍵是如何想辦法維持經濟正常運轉”。俄羅斯的經驗給中國的經濟安全帶來哪些經驗和啓示？

丁一凡： 最近普京演講時提到，2023年俄羅斯政府財政收入，第一次靠企業税收的比例超過了靠能源出口的收入，企業税收保證了俄羅斯經濟的轉型。俄羅斯原來有很多外資企業，撤走以後反而留下了很多空間，因此俄羅斯、中國、伊朗企業快速進入，填補市場空白，保證了俄羅斯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

俄羅斯經濟增長表現。圖源：財聯社

這樣的事情，中國也在發生。疫情期間很多外資中小企業撤出，他們過去在中國給大企業做配套支持產品和服務，但這些中小企業撤出並沒有影響外國大企業的運行，因為他們撤出後的空間被中國企業替換了。

中國企業有這樣的能力，外國大企業很快找到了來自中國的新供應商，而且價格和產品競爭力更具優勢。很多外資中小企業離開中國，沒有回來，並沒有影響大企業的經營和生產，説明中國這樣的能力比俄羅斯更強。

我們要做的就是鼓勵中國民營企業在出現市場空白的情況下，快速填補空缺，鼓勵他們的積極性，保護他們的製造能力，加大對民營企業的投資。

當然，目前中國與俄羅斯的情況也有不同。當外資撤離時，俄羅斯的外匯儲備存在一些問題。在美聯儲加息的背景下，一些外資離開中國市場，但中國有用充足的外匯儲備，足夠應對這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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