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韶山：美國在亞洲首要地位衰退的幽靈與澳中關係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鮑韶山，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建立在經濟互補性基礎上的雙邊關係本來不應該出太大的問題。但話説回來，中國同澳大利亞之間並非一段“尋常”的雙邊關係。因為它被名為美國的幽靈所籠罩，與其説是雙邊，更像是三邊關係。

所以，當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訪問澳大利亞之際，澳方期待雙邊貿易關係能夠完全迴歸正軌。預計在不遠的將來，葡萄酒與龍蝦貿易都有望實現“正常化”，還包括解除對最後一批屠宰場的禁令以恢復牛肉出口。中國香港倉庫中那成堆的集裝箱裏存放的澳大利亞葡萄酒，都在等待着信號。

貿易關係應該是開放且穩定的，幾乎沒有什麼理由能推翻這句話。開放的貿易充分促進了澳大利亞的國家經濟利益；而中國多年來始終是澳大利亞的最大貿易伙伴。澳大利亞擁有如此多能夠滿足中國需求的資源，以至於長期保持着對華貿易順差。事實上，儘管近年來出現外交關係緊張，但中澳之間的貿易總值並未受到根本阻礙，2023年的雙邊貿易額已經再創新高。

幾年前興起的關於“友岸外包”與“供應鏈脱鈎”等言論已經有所降温，這部分是因為澳大利亞生產力委員會（Productivity Commission）在2021年至2022年間調研了本國供應鏈面臨的脆弱性與斷鏈風險。該機構的分析結論是，從開放的貿易體制轉向由地緣政治因素決定優先安排的貿易體制，並不能服務澳大利亞的經濟利益。澳大利亞在涉及中國的供應鏈中幾乎沒有什麼薄弱環節。澳大利亞從開放的貿易體系中獲益匪淺。學者詹姆斯·勞倫森（James Laurenceson）與希羅·阿姆斯特朗（Shiro Armstrong）認為，這是“正確的政策教訓”。

為了迎合國內受眾，政治與政策研究界的建制派人士需要強調他們如何為所謂的澳大利亞價值發聲，向中方闡述分歧及不同意見。他們把所謂的“人權”議題當做某種榮譽的勳章，彷彿談論這些議題就某種程度上佔據了“價值觀”高地。因此，雖然澳方無疑將在會談中提及這樣或那樣的“人權問題”，但我們也可以肯定，王毅外長一行會顯得足夠具有外交風度，不至於提及澳大利亞在加沙問題上的作為（向以色列供應軍用零部件，助長其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行動，並暫停向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提供資金），甚至表達對澳大利亞原住民駭人聽聞的處境的擔憂，但願如此吧。

於是，那些聲稱有義務強調雙方分歧、“捍衞澳大利亞價值觀”之類的輿論也就掀不起多少波浪了。

然而，實現貿易正常化並不能迴避澳大利亞面臨的更深層戰略困境：即該國的總體外交政策取向與具體的區域防務、安全決策是（a）圍繞扮演一個次級帝國主義國家的角色；(b)作為重振澳大利亞更大獨立性的努力的一部分。

正如克林頓·費爾南德斯（Clinton Fernandes）提出，作為一個次級帝國主義國家，澳大利亞將從協助維護並恢復美國在亞洲的首要地位出發，定義自身的利益。以承諾投資2680億美元買來一支核潛艇艦隊為代表的奧庫斯協議（AUKUS），其主要目的是滿足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兵力需求。這樣一支艦隊能為澳大利亞的防務做出多少貢獻是次要的，也是備受爭議的問題。休·懷特（Hugh White）與薩姆·羅赫芬（Sam Roggeveen）的反駁聲音便是例證。

2023年3月，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美國總統拜登和英國首相蘇納克公佈為澳大利亞配備核潛艇的計劃 圖源：視覺中國

澳大利亞同中國的關係不僅僅是一個雙邊交易性質的議題，雖然外交緩和的氛圍與場面也不應該被完全忽視。相反，從根本上講，這關係到澳大利亞如何平衡其作為一個白人移民國家的文化傳統與地理現實環境；如何理解亞太地區的變革動力，以及美國在這個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的地位。

基於以上背景，維持一條次帝國主義政策路線在多大程度上具備合理性與可持續性？什麼樣的客觀條件將最終影響這種取向與其在中長期的可行性？澳大利亞的政策研究界能否為一種顯著擴大本國獨立性的政策立場開創或發掘空間，就算這將不符合某些人對實現真正的“中等強國”能力的宏大願景？

美國的外交政策理念一貫主張其安全利益與義務是全球性的。華盛頓的官方觀點依然堅持，美國在每一個半球的地區都擁有正當利益。可以説，美國在亞洲居於首要地位是過去30年來地區格局的主要特徵，但如今卻面臨質疑。這種無處不在的願景正承受壓力。美國的資源捉襟見肘，在烏克蘭和加沙地帶的需求既傷害了美國的信譽，也消耗了其軍事物資。美國的軍工體系缺少足夠的資源來滿足那些戰區的需求，武器彈藥庫存正在消耗殆盡。就算我們依然承認美國是一個重要的軍事大國，美國在西亞地區無可質疑的軍事優勢也已經是過去式。這導致一部分人，比如前特朗普政府顧問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質疑美國繼續維持全球霸權是否現實，並提出應該優先關注亞洲而不是烏克蘭。

一個奉行次級帝國主義路線的澳大利亞始終是美國在亞洲首要地位的受益者。然而，很少有人會質疑，這種首要地位如今正慢慢被淡化，或者已經成為過去。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黃英賢在2022年大選前曾提到加強亞洲區域多極化趨勢的可能性，並在大選後開始談論“戰略平衡”。與此同時，澳大利亞依然圍繞維持或重振美國首要地位的目標來做國防規劃。澳大利亞知名防務分析人士休·懷特質疑這種自相矛盾還能持續多久，他問道：“黃女士關於一個多極區域秩序的主張如何與她的政府無條件支持美國在亞洲政策的立場相調和？”對懷特來説，答案顯而易見，二者不可能調和。

這些不一致是澳大利亞國家政策制定過程的核心特點，反映了一個正在發生實質改變的世界，與一個依然陷在上個時代的世界、由機構做出的政策回應之間的矛盾。澳大利亞面臨的困境不可能在短期內緩解。奧庫斯核潛艇的困局正如俗話所説，是“礦井中的金絲雀”。

澳大利亞的外交和國防政策機構已經承諾，將把奧庫斯聯盟置於澳大利亞未來數十年內安全政策的核心位置。這份承諾始終飽受爭議，當“交易”向全世界公開了幾個月後，其背後的戰略與現實意義開始瓦解。在戰略與現實層面，疑慮與風險是相互交織的，因為如果一項計劃在執行層面問題重重，或者風險極高，這將不可避免地引發對其原始戰略意圖的懷疑。説白了，如果一項計劃無法在避免重大風險或機會成本的前提下實施，那麼其戰略價值本身就值得懷疑。

從戰略層面來説，目前出現的質疑是奧庫斯聯盟將在多大程度上削弱澳大利亞的主權。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研究員喬納森·卡維利（Jonathan Caverley）最近指出，“澳大利亞以及未來將加入奧庫斯聯盟的任何國家所付出的代價不僅僅是美元，也包括國家的獨立自主。”

他接着表示：“無論奧庫斯協議紙面上怎麼説，迄今為止產生的唯一實際成果就是澳大利亞砸了至少5億美元——相當於把錢扔進火坑——來示意它在安全領域徹底依賴美國……”

2022年3月，美、日、澳舉行海上演習，外媒稱奧庫斯聯盟正討論邀請日本加入 圖自：美國國防部

美國國會關於奧庫斯協議的內容是否現實，以及這筆交易是否會耗盡美國自身對潛艇戰力的未來需求等辯論，進一步強化了上述觀點。目前，對於美國是否具備能滿足自身需求的軍工製造能力尚且存在疑慮，更不用説替澳大利亞製造潛艇了，而這正是奧庫斯協議的核心內容。所幸之處在於，一些人指出，在最急迫的時刻，美國可以事實上接管這些賣給澳大利亞的核潛艇，並指揮它們在任意戰區進行作戰部署。

最近，美國削減了明年用於潛艇項目的軍費預算，這令澳大利亞的一部分奧庫斯協議擁護者們手忙腳亂，他們試圖打消公眾對於美國承諾或協議可行性的擔憂。但是，協議的實施過程中存在風險這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卻始終揮之不去。研究學者布倫丹·奧康納（Brendan O’Connor）、勞埃德·考克斯（Lloyd Cox）和丹尼·庫珀（Danny Cooper）詳細討論了一系列領域的戰略不確定性，包括對於長期層面的美國政策穩定性與承諾有效性的“押注”。前澳大利亞潛艇部隊成員、聯邦參議員雷克斯·帕特里克（Rex Patrick）最近對擬議的潛艇項目相關風險做出了不留情的評估。他甚至不需要通過質疑戰略價值就能證明，整個協議背後體現出嚴重的“天上掉餡餅”式思維。

這樣的思維顯然會導致現實後果。而這些後果會制約澳大利亞在處理對華關係中的“行動空間”。2023年的一次評估發現，澳大利亞國防軍“並不能完全遂行其任務目標”，而奧庫斯協議則是對國防軍進行更廣泛改革的一部分。這一認識是基於二十年來累積的政策失敗所形成的，期間，澳大利亞捍衞主權的能力與整體國防實力都在不斷被削弱。

在2000年的《國防白皮書》中，最優先考慮的問題是“有能力在不依賴其他國家作戰部隊的情況下保衞澳大利亞”。到了2023年，官方做出妥協，承認澳大利亞只有依靠美國才能滿足自身的防衞需求。從現在開始到2040年，澳大利亞的防務都要依賴美國。澳大利亞國防部前高官麥克·斯克拉夫頓（Mike Scrafton）最近擔心，奧庫斯協議下核潛艇交付日期的推遲會進一步增加風險：

“如果二手的弗吉尼亞級核潛艇採購泡湯或者推遲兩到三年交付，澳大利亞在未來20年內都無法具備有效防禦周邊戰略水道的能力，或者維持一支有戰鬥力的潛艇部隊。澳大利亞沒有獨立承擔防務的替代方案。”

在這種條件下，從狹義的國防政策角度來看，澳大利亞自主行動的能力受到了嚴重限制。澳大利亞正在依賴他人，而影響他人的能力十分有限。這些客觀條件可能會導致澳大利亞從一個次級帝國主義國家轉變成美國的附庸。無論有意還是無意，美國有限的軍工製造能力都會限制澳大利亞在亞洲地區自主行動的能力範圍，除非澳大利亞願意回過頭來解決外交與國防政策中的核心矛盾。

那麼問題來了，對這些矛盾的反思需要哪些必要條件？某種程度來説，這些條件與歷史有關，涉及到澳大利亞作為一個長期持排華意識形態的殖民定居地的經歷。戴維·沃克（David Walker）在分析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澳大利亞看待亞洲的態度時稱之為“一個焦慮的民族”。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界的老前輩、已故的艾倫·金格爾（Allan Gyngell）談到了澳大利亞對於“被遺棄的恐懼”。目前，這些因素限制了澳大利亞政策研究機構的反思空間，不僅僅是涉及中國的問題，也包括澳大利亞在亞洲所扮演角色的問題。

澳大利亞能否克服因地理位置引發的焦慮？澳大利亞是否有足夠的勇氣與想象力在地區權力結構中塑造自己的角色與地位，並克服被“偉大保護者”拋棄的恐懼？中國能否在創造“第三空間”方面發揮作用，讓澳大利亞能夠探索這些更多立足於區域整體性視角的可能性，而不是侷限於雙邊關係的繁文縟節？

因此，隨着王毅外長出訪澳大利亞、中澳貿易關係的正常化與外交往來的穩定化，那些持續塑造着澳大利亞對亞洲與中國立場的、未能挑明的議題依然在潛移默化地醖釀着。澳大利亞需要開創參與地區事務的新空間；中國有能力促成這些新空間的開闢——使澳大利亞擺脱兩根歷史性支柱設定的框架限制——最好的實現方式是從多邊角度出發。

正常化的外交交流是邁出了有益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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