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在中美關係中,法國想讓自己成為一副“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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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週年。六十年後的今天,中美博弈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主線,但法國仍然是西方陣營中和中國關係最為良好、也最具戰略性的國家。我們不難看出,影響中法關係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美國,因此研究法美關係的特殊性以及對中國的影響就非常必要。
法美關係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雙方存在着戰略利益衝突,但又都刻意維持戰略盟友的表象。
法美戰略利益的衝突始自二戰後美國成為霸主。冷戰時美國強烈反對和阻撓中法建交、反對法國和蘇聯密切的外交關係。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法國更多次對美國説不。就是中美博弈的當下,馬克龍總統公開和美國唱反調:強調不會和中國脱鈎、台灣不是歐洲的問題、反對北約擴大到亞洲。
來而不往非禮也,美國對法國的防範和打壓也是一以貫之。比如冷戰時禁止對法國轉讓核技術、1958年黎巴嫩內戰撇開法國進行干涉、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17個亞非國家在聯大提案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時,唯一贊成票就來自美國)等。
現在美國全力遏制中國,對法國也毫不手軟。不但沒有讓法國加入AUKUS等組織,還通過俄烏衝突廢掉了法國的俄羅斯牌,極大重挫了法國主導的戰略自主。同時還制訂一系列法案損害法國和歐洲的再工業化。至於搶下法國和澳大利亞的潛艇訂單,更是直接針對法國作為一個獨立大國的軍事能力。
但另一方面,法美在公開場合仍然要顯示雙方的盟友關係——這也正是法美關係的特殊性。比如馬克龍擔任總統以來,在特朗普和拜登時期都進行了國事訪問。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柯比聲稱拜登“覺得法國確實是最重要的國家”,可以享有兩次最高級別的國事訪問。法國自己也自豪地稱“這是法國而不是任何其他歐洲國家的榮譽。”
首先從國家戰略利益角度看,法美並不是真正的盟友,而是存在重大戰略矛盾。
大國之間結成戰略盟友要符合兩個條件:一是雙方沒有安全衝突,沒有重大戰略利益上的對立,如果有就不可能成為戰略伙伴關係。比如十九世紀德國統一後,一直是法國國家安全的威脅,雙方一直到二戰結束前七十多年都是戰略對抗。
二是雙方必須有共同的重大戰略利益,否則即使沒有安全衝突也未必能成為盟友。比如二戰時曾為戰略盟友的德國和日本,現在則只能是友好國家,因為各自對對方都沒有戰略價值。
法美關係也受這兩個條件制約。
法美在一戰時是戰略盟友。一是雙方相隔遙遠,互不構成威脅。二是當時對法國安全威脅最大的是德國。但是二戰之後,法美在全球的地位完全改變,不僅導致雙方的共同戰略利益消失,而且還日趨對立。
二戰戰敗令法國由一個世界強國淪為二流國家,因此它的最高國家利益就是恢復其原有的大國地位。美國則由一個區域強國成為世界霸主,它的最高國家利益就是維持這種地位。為此,美國一方面要遏制蘇聯,另一方面也要西方諸國一統於它的號令之下。美國通過軍事佔領,控制了德國和日本,又通過馬歇爾援助和建立北約控制了西歐多數國家。
美國和盟友的這種不平等關係,一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正如法國學者Maxime Lefebvre指出的,“美歐關係是一種不對稱關係,歐盟在其中處於弱勢而非平等地位。當你是弱勢盟友時,能做的不會是共同決策,只能是跟隨。這是強權的天然和歷史規律”。
他還引用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卡根對小布什政府時期美歐實力差距的評價來影射歐美關係現狀:“美國人來自火星,是強勢的一方,歐洲人來自金星,是弱勢的一方;美國人負責‘做飯’(發起軍事行動、進行政治談判),歐洲人負責‘洗碗’(資助重建、投運武器、派兵參加維和等)”。
法國要想恢復大國地位,就必須擺脱美國的控制;美國要想一統西方,就必須牢牢控制住法國——雙方的國家戰略利益可謂南轅北轍。整個冷戰期間,即使表面上法國仍然是西方的一員,但卻是一再挑戰美國戰略利益的國家。這突出的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退出北約,收回法國地中海艦隊、飛機中隊的指揮權,拒絕在本國領土上儲存美國核武器,並在美國封鎖下獨自發展核武器。

法國研發的普魯東導彈
二是不顧美國的強烈反對,是第一個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西方大國。

1954年6月19日,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和法國總理兼外長孟戴斯·弗朗斯在中國駐瑞士大使館首次談及兩國建交問題。(圖源: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蘭西共和國大使館)
三是建立法蘇密切合作關係。1966年法國退出北約的同一年,戴高樂成為第一個訪問蘇聯的西方領導人。法國也是第一個和蘇聯在航空領域合作的西方國家,還是唯一一個拒絕譴責和制裁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西方國家。

戴高樂1966年訪問蘇聯
此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法國的核力量也是針對美國的。上世紀八十年年代,法國戰略核威懾的設計師之一皮埃爾-瑪麗·加魯瓦將軍就透露:法國的戰略核力量是用來威懾全方位對法國的攻擊,包括來自美國的。
法國的做法大大提升了它的國際地位:在美蘇、中蘇、中美相互對抗之時,它卻和任何一方交好,從而成為當時唯一一個可以和任何大國直接溝通的國家,在全球大棋局中扮演了無人能取代的重要角色。後來當美國要尋求和中國恢復關係時,也不得不求助於法國。可以説兩極世界最適合法國這樣中等規模的國家,可以遊刃有餘地周旋於各方,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當然這嚴重損害了美國的戰略利益。
那麼在今天,法美關係又是什麼情況呢?
首先看全球大背景。隨着中國及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美國一家獨大主導世界秩序的格局正在發生改變。中美兩國無論是經濟還是軍事實力,都遠遠超過其他國家。雖然中國和過去西方列強不同,既不對外擴張,也不輸出自己的模式,但中國的成功客觀否定了美國模式的唯一性。即使僅從經濟角度講,當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時,人民幣早晚會成為全球貨幣,對美元霸權構成挑戰,美國自然無法接受中國的崛起。
其次對於法國來講,冷戰的結束導致它的國家地位嚴重下降:不僅失去了蘇聯和中國牌,德國還獲得統一,歐盟也隨之擴大,法國在歐盟的權力和份量被稀釋。此外,輝煌三十年後,法國的經濟增長日趨緩慢,在國力相對衰落的情況下,它更需要藉助外部環境。只是冷戰結束後美國獨大的局面,使得法國無力可借。此時的法美關係變成了既無重大利益衝突,也無重大共同利益的狀態,實際上雙方是可有可無。
但是戴高樂的名言“法國如果不偉大,就不成其法國”,已經成為法蘭西的文明基因,它時刻都不放棄成為大國的任何機會。
現如今由於中國的迅速崛起,全球格局處於動盪的情況下,法國的機會再度來臨。這就是為什麼2010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三年之後,在法國長期不懈的推動下,歐盟終於正式提出戰略自主。
對於法美來講,今天某種程度是冷戰的翻版:法國要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追求大國地位,美國則要一統西方對抗中國——雙方的國家戰略利益再次出現重大沖突。這就是為什麼今年馬克龍總統訪華之際明確提出不和中國脱鈎,台灣不是歐洲的問題。美國承認此行削弱了它對中國的遏制努力。

2023年4月5日,北京,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紅磚美術館發表講話。(圖源:視覺中國)
當然,已經吸取冷戰教訓的美國也對法國下了先手棋:一場俄烏衝突,就使得法國失去了俄羅斯牌,它再也不能和冷戰時一樣同時打蘇、中牌了。因此,從利益到行動都證明法美盟友的表面之下,戰略對抗才是裏子。
法美關係的特殊之處在於儘管戰略對抗是裏,但法美仍然要在表面上維持盟友的表象,而且也時常刻意顯示法美的特殊關係。法國學界對此的解釋主要有兩點:一是歷史感情,二是共同的價值觀。
所謂歷史感情,是指法美之間的幾次生死之交:法國派出遠征軍支持美國獨立戰爭、美國在一戰時幫助歐洲打敗德國、二戰時解放了法國。但且不説法美都是為了各自利益,如果要論歷史感情的話,美俄也有:俄羅斯拒絕英國國王出兵鎮壓美國革命的請求、內戰時是唯一一個支持林肯政府的歐洲國家、一戰和二戰時也是盟友。但現在的美俄是一種什麼關係?
所謂共同的價值觀就更站不住腳,當初法國派遠征軍之時,價值觀上和美國南轅北轍。一戰和二戰,對陣雙方也不是按價值觀劃分敵友的。按西方的標準,俄羅斯最民主、最親西方的時期是葉利欽時代,可是北約東擴就是在他主政時開始的。中法建交、中美走近和建交與雙方的價值觀又有什麼關係?
歸根到底,還是利益。美國對法國一是有戰略利益。支撐法國大國地位的因素很多,比如綜合國力、非洲法語區等,但法國之所以在美蘇冷戰和今天中美兩極世界上能夠進行平衡外交,和它的西方國家身份密切相關。或者説,蘇聯和中國之所以重視法國,就是因為它是西方國家重要的一員。它的立場不僅可以對整個西方產生影響,還能成為中蘇打破西方統一陣線的突破口。比如中法建交當年就有六個國家和中國建交,還有更多國家和中國關係取得突破,就是美國內部也出現對華關係反思的聲音。
但假如法國真的脱離美國主導的西方陣營,它也只是中等份量的一極。也就是説,法國只有立足美國為主的西方陣營,才能對其他力量有吸引力,也才能給其他力量開出最高價。從實力原則上講,這是法國的基本盤。
二是常規重大收益。
二戰後美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強大和最發達的國家,如果法國和美國攤牌,不僅會受到報復,還會失去分享美國各種資源的資格,這一點法國還是非常清醒的。更何況它的所謂平衡外交是要各方獲利,不依賴於某一方,相反還要使各方都需要它。
比如進入尼克松時代,法國的平衡外交取得了巨大成果:不僅蘇聯、中國和法國建立特殊關係,美國也認可了法國的“反骨”。這突出體現在核援助上。雖然當時《原子能法》禁止美國和法國分享核技術,但美國發明出“否定引導”的辦法繞過了法律:即法國科學家向美方闡述他們的思路和做法,美方指出是正確還是錯誤。後來美國在核彈小型化、防止核試驗輻射、地下核試驗、導航和動力系統、多彈頭分導技術等領域都進行了幫助,直接加速了法國核力量的發展。
從美國的角度,無論是冷戰還是今天的中美博弈,它也承受不起失去法國的代價。更何況法國軍事獨立,當它和蘇聯進行裁軍談判時就不包括法國的軍事力量,但美蘇如果直接發生衝突,法國肯定會站在美國一邊。再加上失去法國也就等於蘇聯失去進入西方的一個窗口,這實際上起到遏制蘇聯冒險的作用。
除了軍事,最重要的就是經濟。美國一直是法國的第一大投資國,2021年累計達到1060億美元。2023年法國吸引了1815個國外投資項目,美國以305個項目高居第一,4600家美國企業在法國創造了48萬就業。

美國以305個項目(17000個就業崗位)保持FDI投資者榜首位置
美國也是法國的主要投資地,2021年法國企業在美國投資累計已達3260億美元,共有5000家法國企業在美國設廠。法國還是美國在歐盟國家中的第二大、全球第九大貿易伙伴,2022年雙邊貨物和服務貿易額突破1500億美元,而且長期保持貿易順差。
法國第一大產業是旅遊業,每年接待遊客8000萬以上,有超過200萬人就業,佔GDP比重為7.5%,一向被法國視為戰略產業。這其中美國遊客長期高居各國之首,2022年高達240萬。2023年更是由於美國遊客的拉動,法國旅遊業一舉超過疫情前的2019年。
總之,美國既是法國維持其全球大國地位的支柱之一,也是唯一能損害法國主權和獨立的國家。為此,在蘇聯或中國存在的前提下,一方面法國要不斷對美國説不,另一方面卻無法脱離西方陣營。這就是為什麼俄烏衝突爆發後,法國只能放棄戰略價值更大的俄羅斯而選擇弱小的烏克蘭。
總的來看,在美國仍然是全球霸主的情況下,法美關係的結構性因素就不會變化。法國既需要留在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中,又立足於美國對手實力的基礎上對美國説不,從而謀取最大的國家利益。這種特殊關係將隨着美國被超越或者美國的對手消失而改變。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在中國超越美國之前,或雙方攤牌之前,中法之間戰略性結構性需求就會一直存在。法國也一直能夠發揮在西方陣營中阻撓美國的作用,儘管法國是出於自身國家利益需要而並非為了中國。
這裏面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中美博弈遠離歐洲,歐洲相對可以保持某種程度的中立。這和冷戰時歐洲是主戰場不同,這種地位可以讓法國和歐洲同時從中美兩強獲利。比如中國做了巨大讓步的中歐投資協定、美國放棄對參與北溪二號歐洲企業的制裁都是如此。
二是要避免法國和歐洲捲入中美衝突,從而付出巨大代價。特別是俄烏衝突爆發令歐洲和法國失去俄羅斯,成為最主要的利益受損者,歐洲和法國無法承受再失去中國。所以法國倡導歐洲不選邊,就不會形成陣營對抗。
三是借對美國説不,突現自己的獨立性和大國地位。這個“不”既是對中國進行利益交換的籌碼,也是對美國利益索求的籌碼。2023年12月馬克龍訪美,希望美國在能源價格和《通脹削減法案》上做出讓步,但被美國拒絕。於是2023年4月他在中國訪問期間就公開説出不和中公脱鈎、台灣不是歐洲的問題,直接“叫板”美國,並迫使美國總統拜登打電話和他溝通。這其中有多少交易外界不得而知,但不可能只是交換看法的電話。
但中法和法美之間是有紅線和底線的,即中美必須鬥而不破,否則法國就只能站在美國一邊。鬥而不破目前看有兩個具體指標:一是不軍援烏克蘭,二是不武統台灣。只有在這個空間內,中法和中美三角關係才能維持。就如同如果沒有俄烏衝突,法國就可以一直和俄羅斯保持密切關係,甚至軍事安全合作,比如出售武器。但一旦戰爭爆發,法國就只能站在美國一邊。也就是説,在中國不具備和美國攤牌實力或沒有攤牌的時候,法國是中國的一張牌。一旦攤牌,法國就成為美國反對中國的力量。
至於人權、經濟摩擦等其他問題,都不是影響中法雙方關係的根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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