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科爾圖諾夫| 俄羅斯恐襲：我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安德烈·科爾圖諾夫】

莫斯科郊區發生的大規模恐襲事件的全貌，終於逐漸清晰起來。

3月22日，週五，四名中亞裔男子對莫斯科衞星城——克拉斯諾戈爾斯克——的“克羅庫斯城"(Crocus City）音樂廳發起襲擊，他們全副武裝，攜帶自動步槍和燃燒彈。襲擊者從入口處衝入，殺死了手無寸鐵的保安人員，而後一邊射擊，一邊穿過大廳進入音樂廳。

2024年3月22日，“克羅庫斯城"(Crocus City）音樂廳遭恐怖襲擊。截止當地24日下午4點已有133人遇難，其中包括兒童，150多人受傷。

他們沒有提出任何政治聲明或要求；後來發現，恐怖分子甚至連俄語都説得不夠流利。他們也沒有劫持人質，襲擊者的目的非常簡單——殺死的人越多越好，意欲給音樂廳本身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壞。

由於有6200多名手無寸鐵的人被困在音樂廳內，恐怖分子完成這一任務易如反掌。襲擊者近距離射擊，重新裝填步槍，並向四面八方投擲燃燒彈。在點燃大樓後，他們從同一個中央入口離開，乘坐一輛就近停放的汽車離開了現場。    

他們身後的現場異常慘烈：一些人在槍擊中喪生，一些人因在煙霧瀰漫的房間和走廊窒息而死，還有一些人因音樂廳的玻璃鋼屋頂最終坍塌而喪生。由於救援行動和滅火工作仍在進行中，週末死亡人數不斷攀升，截止週日下午4點已經達到133人，其中包括兒童。目前仍有150多名遇難者在醫院接受治療，最終死亡人數可能會更高。

襲擊者試圖向俄羅斯與烏克蘭邊境方向逃跑，但他們的汽車被特種部隊攔截，四人已於週六上午全部被捕。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宣佈3月24日為全國哀悼日，俄羅斯聯邦政府大樓降半旗為不幸的恐襲遇難者致哀。

誰是幕後黑手？

然而，即使在三天後的今天，故事的一些重要部分仍然不明朗，有待公眾討論。最重要的問題是誰是週五襲擊事件的真正幕後黑手。

很難想象幾個恐怖分子會在沒有強大機構或網絡支持的情況下單獨行動。在第一次審訊過程中，他們實際上供認自己只不過是一次性的 “僱傭槍手”，也就是説，他們是拿錢辦事的。順便説一句，開出的價碼並不高——每人略高於5000美元。然而，被拘留的恐怖分子卻沒有能力或不願意供出他們所謂的僱主和客户的身份。  

主使者究竟是誰？目前在西方廣為流傳的説法之一，是將恐怖襲擊與伊拉克和敍利亞伊斯蘭國（ISIS）聯繫起來。這種説法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ISIS或更具體地説，ISIS-K（在阿富汗活動的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有很多理由針對莫斯科在敍利亞、利比亞等地的活動，甚至對俄羅斯謹慎支持喀布爾塔利班政權感到不滿。

2022年9月，ISIS-K聲稱對喀布爾俄羅斯大使館的自殺式炸彈襲擊負責，幸運的是這次襲擊沒有造成人員傷亡。2024年1月初，該恐怖組織展示了其行動能力，兩名 ISIS-K襲擊者在伊朗克爾曼發動了兩起自殺式爆炸襲擊，當時正在舉行被美國暗殺的伊朗“聖城旅”指揮官卡西姆·蘇萊曼尼的悼念活動。

對美國及其北約盟國來説，將殘暴的恐怖襲擊幕後黑手指向ISIS輕而易舉，因為它把矛頭指向了西方的長期敵人，撇清了西方對莫斯科悲劇的任何責任，哪怕是假設的責任。

然而，這種説法暴露出了明顯的軟肋。

首先，“克羅庫斯城”音樂廳的襲擊模式與ISIS的 “標準行動模式 “截然不同。週五的襲擊者並非宗教狂熱分子、自殺式炸彈襲擊者或被灌輸了思想的射手，那些人不僅充當殺手，還隨時準備為完成自己的 “神聖使命 “而獻出生命。ISIS的終極狂熱和不妥協在許多場合都有所表現，例如2015年11月13日在巴黎發生的大規模恐怖襲擊。

但上週五在莫斯科的情況並非如此——襲擊者拼命逃跑，試圖能夠保全性命。

3月24日，在俄羅斯調查委員會總部，被逮捕的恐襲事件嫌疑人。截圖自調查委員會24日發佈的視頻

其次，在以色列加沙軍事行動這個對穆斯林世界每個人都非常敏感的問題上，俄羅斯採取了明顯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場。在這個特殊時刻，ISIS把目標對準莫斯科有點違背直覺，他們在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的堅定支持者中尋找目標更符合邏輯。即使ISIS決定在莫斯科發動恐怖行動，他們也可能會把目標對準當地的猶太教堂，因為他們早些時候就已經嘗試過了。

俄羅斯流傳的另一種説法是，應該去基輔尋找襲擊的真正發起者和煽動者。在這種説法的支持者看來，烏克蘭目前在戰場上輸給了俄羅斯，沒有機會扭轉衝突的走向，恐怖襲擊仍然是烏克蘭領導層以“不對稱”方式表達自己觀點的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

這種説法也可以自圓其説，因為這毫無疑問破壞的是烏克蘭的國際聲譽。儘管如此，也不能不加考慮。畢竟，恐怖分子試圖通過俄烏邊境逃離俄羅斯，卻在距離邊境僅100英里的地方被抓獲。看來，他們至少應該事先與烏克蘭的夥伴做好安排，讓他們安全進入烏克蘭領土，並在烏克蘭的土地上找到庇護所。

此外，在俄羅斯，人們認為“烏克蘭參與”最近的恐怖襲擊是烏克蘭長期以來所作所為的合理延續。莫斯科曾多次指責基輔贊助甚至直接組織了深入俄羅斯境內的各種恐怖活動，包括經濟破壞活動，和針對著名政治家、記者和意見領袖的暗殺企圖。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評價道：澤連斯基是唯一一位將恐襲歸咎於俄羅斯的國家領導人

正在進行的調查應有助於澄清誰才是幕後主使和煽動者。然而，顯而易見的是，即使烏克蘭方面的蛛絲馬跡最終得到俄羅斯方面的證實和證明，西方國家仍會繼續否認基輔與莫斯科恐怖行動之間的任何聯繫。西方領導人很可能會繼續拒絕俄羅斯方面可能提出的任何證據。如果是這樣，莫斯科的恐怖襲擊很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一樁懸案——就像2022年9月北溪管道爆炸案一樣。

另一個仍未回答的重要問題是，幾周前美國向俄羅斯發出的恐怖行動警告。

華盛頓方面事後聲稱，他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幾周前向莫斯科通報了俄羅斯境內極有可能發生大規模恐怖襲擊。然而，在俄羅斯，他們卻認為華盛頓方面提供的信息非常籠統、不明確，因此並不實用。莫斯科有成千上萬的公共場所，如果警告中沒有提到具體的可能目標，那麼警告的價值充其量也是有限的。

此外，在莫斯科，人們指責美國和北約協助烏克蘭策劃破壞和偵察行動，包括針對平民目標的多次襲擊，而在俄羅斯，這些行動本身就被定義為國家恐怖主義行為。

地緣政治之下，聯合反恐已沒有希望？

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這種間接論戰，提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在地緣政治競爭激烈的時代，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開展有效的國際合作是否已經失去可能？當地緣政治本身變成恐怖主義的肥沃土壤時，成功是否已成奢望？

目前的趨勢令人揪心。儘管世界最近沒有發生類似9/11事件的恐怖行動，但在巴黎和馬德里、巴格達和柏林、別斯蘭和西奈半島、甘博魯（尼日利亞）和孟買（印度）的大規模襲擊中，數百名平民喪生。這次是莫斯科，而這份悲慘的名單上可能還會出現新的名字。在美國，大規模的恐怖襲擊現在已經很少了，但在歐洲卻越來越多，更不用説中東和非洲了。

那麼，為什麼消滅恐怖主義的目標至今沒有實現？

首先，國際社會未能就恐怖主義的起源、驅動力和特徵形成共同定義。一些國家或派別明確稱為 “恐怖主義 “的行為，在另一些國家或派別看來，可能是民族解放鬥爭。

在與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談話中提及克什米爾的恐怖主義問題，你會發現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很難有共同點。與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談論他們如何定義恐怖主義，你也會發現驚人的差異。

美國經常指責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支持恐怖主義，但是站在德黑蘭的角度看，很可能會將上述美國暗殺卡西姆·蘇萊曼尼將軍的行為，毫無疑問地定義為國際恐怖主義行為。

縱觀歷史，許多自負的領導人都試圖在“壞”恐怖主義和 “好”恐怖主義之間劃清界限，企圖將恐怖分子作為方便的外交政策工具加以管理和利用。然而，這條任意劃定的“壞”與“好”恐怖分子之間的界限總是模糊不清，昔日看似聽話、高效的“僕人”，會一次又一次地反抗他們目光短淺的主人。

一名婦女在克羅庫斯市政廳附近的臨時紀念碑前點燃蠟燭。圖| Stringer/AFP

其次，反恐鬥爭的任何成功都需要互動各方之間的高度信任，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必須交換大量敏感和機密的信息。在當今世界，信任是稀缺資源。不僅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明顯缺乏這種資源，北京和東京、利雅得和德黑蘭、開羅和亞的斯亞貝巴、波哥大和加拉加斯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

試圖以某種方式將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鬥爭 “隔離 “，將其與地緣政治競爭分開視之，這種想法很有誘惑力。然而，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任何國際反恐合作都與國家安全的核心問題密不可分。

第三，國際恐怖主義問題遠非一成不變。它正在逐步變化和發展，變得更加堅韌、複雜和狡猾。 “克羅庫斯城"音樂廳發生的恐襲清楚地表明，一個規模相對較小，但裝備精良、準備充分的激進分子團體可能造成多大的破壞。

與病毒的危險類似，恐怖主義的威脅也在不斷變異，不斷產生新的毒株。我們應該汲取的另一個教訓是，高度城市化和技術先進的後現代文明——無論是在俄羅斯、中國、歐洲還是美國，都極易受到恐怖襲擊。瞬息萬變、日益複雜的社會和經濟基礎設施，尤其是大都市地區的社會和經濟基礎設施，是發動猛烈恐怖襲擊的有利環境。

此外，國際和國內衝突，如烏克蘭境內的衝突，極大地增加了恐怖分子獲得武器的潛在機會。此類衝突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大量訓練有素的戰鬥人員，他們擁有豐富的戰鬥經驗，能夠獲得尖端武器，有時還存在嚴重的心理問題。這些戰士很容易成為國際恐怖網絡的獵物，或者變成蟄伏的 “獨狼”，隨時可能去獵殺。

我們不應忽視在匿名的特立獨行者和業餘愛好者間滋生的恐怖主義。與眾所周知的跨國極端主義運動所代表的恐怖主義相比，個人主義者最難追蹤和消滅，而業餘愛好者的計劃也更難發現。

當前軍事技術的進步，再加上當代國際舞台上的地緣競爭和大國衝突，預示着未來幾年恐怖活動將出現新的高峯。這顯然是一種預示：在這一肥沃的土壤中，尚未被完全根除的恐怖主義病毒極有可能 “爆炸性 “增長。

只有人類全球治理水平的不斷提升，才有將恐怖主義從議程中剔除的可能。如果主要大國沒有足夠的智慧和精力來實現這一目標，國際恐怖主義給我們的共同文明帶來的風險將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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