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野：海地，燈塔國都照不亮的地方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袁野】

全副武裝的幫派在街頭火併，留下了十幾具屍體；全國近一半地區處於飢餓狀態，民眾窮到“吃土”；領導人早早出逃，政府已經不復存在。所有人都警告説，這個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可能很快就會陷入內戰。

海地行將崩潰。

海地持續多年動盪，2023年有約8400人死於黑幫暴力事件，較2022年增加一倍多（圖片來源：央視截圖）

面對危如累卵的局面，一向熱衷於干預海地局勢的美國，卻一反常態地表現出“良心”的一面。拜登政府明確表示，沒有向海地部署美軍以維持秩序的計劃；白宮早早承諾，將把美國與海地的關係帶入一個新時代，美國將不再“介入海地政治並選定贏家和輸家”；華盛頓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提案，還與加勒比共同體緊急商討應對之策；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反覆宣稱，這一次美國人吸取了歷史教訓，不會把一個政府強加給海地；他們已經做出了協調一致的努力，讓海地人成為談判的中心。

美國突然變得如此“温良恭儉讓”，簡直讓人認不出來了。然而，他們在海地問題上如此尊重主權，不是良心發現，只是對亂局避之不及。就像當年北愛爾蘭問題令大英帝國頭痛不已一樣，美國也在為家門口的“海地潰瘍”發愁。也許《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莉迪亞·波格林的這番話，道出了美國的心聲：

“美國欠海地一筆歷史債務”，“美國插手、干涉。他們入侵、佔領、制裁。他們扶植海地領導人。他們支持獨裁者。他們試圖恢復民主。這是一個不斷反反覆覆的過程……我相信，美國對海地欠下了深重的債務。海地變成這樣，很大程度上是我們多年來的錯誤行為和行動造成的。”

種族主義驅動着美國的外交政策

1792年7月，美國國務卿托馬斯·傑斐遜給法國的拉法耶特侯爵寫了一封信，祝賀後者領導了法國大革命。《獨立宣言》的作者為他的老盟友感到自豪，但他也提出了建議。傑斐遜注意到了法屬聖多明戈（海地的前身）的奴隸叛亂，建議法國“減少”這塊殖民地上的黑人人口。他警告拉法耶特，“如果不能得到更有效的幫助，法國就會失去聖多明戈”。

傑斐遜的信不僅證實了這位美國開國元勳的虛偽，還揭示了美國對海地政策的種族主義基礎。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美國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將海地視同於奴隸叛亂、“黑鬼”、災難和貧困。如果法國聽勸，海地可能就不會存在了。

就在傑斐遜向拉法耶特保證“我們同樣真誠地希望”聖多明戈還歸法國的同時，奴隸主喬治·華盛頓也表現出他對加勒比地區黑人爭取自由的鬥爭並不同情。他的政府向正努力保住權力的法國種植園主運送武器和彈藥，並向他們保證美國將“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以平息‘令人震驚的黑人叛亂’。”

1804年，儘管華盛頓做出了努力，海地革命還是成功了，但查歷十世要求其向法國支付1.5億法郎，相當於現在市值170億歐元（210億美元），以彌補殖民者所損失的經濟收入。

1791年海地革命爆發，1804年，海地革命勝利，第一個黑人共和國成立（圖片來源：網絡）

直到19世紀80年代，海地終於還清了法國索要的鉅額賠償，（查理十世警告，如果不付錢，法軍就會再度入侵），但也民窮財盡，欠下了鉅額外債。

毫不意外的，大部分債務都屬於美國的銀行。美國人還在海地建立了廣泛的商業利益，出口糖和其他商品。

即便如此，美國依然否認了海地的存在。海地獨立後的近六十年裏，美國拒絕給予其外交承認，並實施了貿易禁運。兩國關係依舊緊張，十九世紀美國廢奴運動領袖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認為原因顯而易見。1893年，這位廢奴主義者和前美國駐海地外交專員指出了美國和海地之間唯一的“冷淡原因”：“海地是黑人，而我們還沒有原諒海地是黑人”。

奴隸制和種族主義推動了這些政策。密蘇里州的一位參議員認為，歡迎海地外交官將被視為“對黑人奴隸謀殺主人和女主人的獎勵”。他的一位南卡羅來納州同行也同意這一觀點：“我們永遠不能承認（海地）獨立……我們聯邦大部分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甚至不容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直到南北戰爭之前，海地的獨立都是美國蓄奴者用來對抗廢奴主義者的警示故事。

與此同時，美國正在尋求擴張。到1914年，美國已經吞併了菲律賓、夏威夷、關島和太平洋上的其他島嶼。在加勒比地區，美軍在波多黎各和古巴關塔那摩灣設有永久基地。海軍陸戰隊佔領了巴拿馬，還入侵了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墨西哥和其他地方。

海地是下一個目標。

然而海地政治早已因債務引發的經濟動盪陷入混亂。總統多次被暗殺，政府多次被推翻。銀行要求還錢；美國商人想要更多的穩定和影響力。作為“先鋒隊”，美國媒體一直在為美國公眾輿論鋪平道路——1912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快訊宣稱，“海地人承認‘黑人共和國’的失敗，並期待着加入聯邦。”

1914年底，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太子港，開進國家銀行並帶走了全部黃金，存進了紐約的國家城市銀行（今天的花旗銀行）。幾個月後，威爾遜宣佈擔心歐洲列強，尤其是德國，可能會在加勒比海站穩腳跟（儘管它們都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於是下令入侵海地，然後全面佔領。他的國務卿説，這一行動是必要的，因為海地人有“迴歸野蠻的內在傾向”。

美國國旗飄揚在海地的政府大樓上。接下來的19年裏，美國統治着海地。陸戰隊進行了一場血腥的平叛運動，以消滅抵抗力量。海地政府、憲法和軍隊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親美政府。為了開展重大的公共工程建設，美軍徵召海地農民從事無償勞動，事實上覆活了奴隸制。

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一書中寫道：

20世紀初，哲學家威廉·詹姆斯作出鮮為人知的斷言：“美國已經把《獨立宣言》徹底吐了出來……”僅舉一例，美國佔領海地曾達二十年之久。在這個曾經是奴隸第一次取得暴動勝利的黑人國家，美國實行種族隔離和強迫勞動制。僅僅在一次鎮壓行動中就打死了一千五百名工人（據1922年美國參議院調查）。在海地政府拒絕使國家銀行成為紐約花旗銀行的分行之後，美國停發了海地總統和部長們的薪俸，以便讓他們重新考慮這一決定。

的確，並非所有美國人都支持殖民海地。反帝國主義者、記者和包括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在內的組織提出抗議，舉行聽證會，並撰寫反對佔領的文章。但大多數美國人，無論當時還是現在，對此都漠不關心。

然而，隨着有關屠殺和其他虐待行為的報道不斷增加，尷尬也隨之增加。曾在佔領海地期間擔任海軍助理部長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就任總統時，承諾結束美國在西半球的帝國主義政策。

1934年，美軍終於結束了對海地的佔領，但也留下了傷痕和虐待的遺產，以及美國製造的新經濟和政治體系，該體系將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繼續造成嚴重破壞。

1934年，美軍在海地行軍（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從新殖民主義，到新自由主義

再引一段《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海地是西半球最貧窮的國家，在那兒，替人洗腳的比替人擦鞋的多，一些兒童為了一個硬幣去洗沒有鞋的赤腳顧客的腳。海地人平均壽命為三十多歲。每十個中有九個是文盲。貧瘠的山坡上耕種的東西供國內消費，肥沃的山谷裏種的東西是為了出口，最好的土地用來種咖啡、甘蔗、可可和美國市場所需要的其他產品……在海地，任何抗議，哪怕是微小的，都要坐牢或被殺害。儘管有些難以想象，但從1971年到1975年間，海地勞動者的工資比原來已經極低的實際價值下降了四分之一。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時期，又有一批新的美國資本進入海地。

這是字面意義上的吸血。幾乎每個拉美國家都有專搞這類營生的血漿公司，把當地人的血賣給美國。“買賣血液與其他生意一樣，生產者只能拿到小費。例如加勒比埃莫公司（Hemo Caribbean）每升血只付給海地人三美元，然後以二十五美元的價格賣給美國。”

還有隱蔽的吸血。20世紀50年代，美國扶持的親美勢力上台（比如臭名昭著的杜瓦利埃父子），美國農產品在近乎零關税的狀態下湧入海地，徹底摧毀了海地原本就十分脆弱的農業產業，使得數百萬農民成為破產農民，國家經濟進一步被摧殘，自主發展的能力被進一步削弱。

成千上萬的海地人試圖逃離這些暴力政權，以及政權垮台後可預見的動盪。美國經常拒絕為他們提供庇護。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每天花費數萬美元用來拒絕海地難民。更多的聯邦資金用於隨後對海地的入侵，以及1991年推翻總統讓-貝特朗·阿里斯蒂德的政變。

弗吉尼亞大學教授羅伯特·法頓（Robert Fatton）寫道：

觀察家可能傾向於給海地貼上“脆弱”或“失敗”的標籤，但這種流行的觀點往往將海地的崩潰歸咎於當地的政治和文化因素，同時儘量不提外國勢力的破壞性影響。“脆弱”國家並非源於反現代的集體悲情……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們是被動地被捲入世界體系的。

法頓的研究顯示，過去40年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主要國際金融機構，一直在海地這樣的國家賣力地兜售新自由主義：開放市場、私有化和非政府組織主導的發展。這些國際機構的政策忽視了國內糧食生產，同時將發展中國家引向基於超廉價勞動力的城市出口導向型發展。這些策略削弱了海地政府為其民眾提供最低限度社會福利的能力，並導致大批人流向大城市。

海地沿着這些政策一條路走到了黑，結果導致了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崩潰，變成了一個幫派之國、毒品之國。政治學學者最恐怖的噩夢——“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每天都在這裏活生生地上演。

用耿爽大使2021年2月在安理會海地問題視頻公開會上的話説：

當前，海地政治僵局依舊，安全形勢惡化，新冠肺炎疫情和經濟社會困境相互疊加，暴力犯罪和社會動盪相互交織，普通民眾苦不堪言。海地依然深陷政治、經濟、社會、人道多重危機，海地人民似乎看不到自己的未來。海地政府和海地領導人對當前這種失望甚至絕望的局面負有主要責任。長期以來，海地政治派別爭鬥不休，政治人物毫不作為，濫權腐敗屢禁不止，國家治理幾近失敗。

“海地沉入大海，又與我何干”

對海地的情況，美國政府裏也不是沒有明白人。2021年9月，剛剛上任兩個月的美國海地問題特使丹尼爾·富特（Daniel Foote）就宣佈辭職，他在辭職信中寫道：

我們的海地朋友真正想要和需要的，是有機會在沒有國際操縱和青睞、但得到真正支持的情況下，制定自己的路線。我認為，在海地公民真正有尊嚴地公平、可接受地選擇自己的領導人之前，海地無法享有穩定……國際社會對海地的這一輪政治干預一直在產生災難性的結果。對海地造成更多的負面影響不僅會給海地，也會給美國和我們的西半球鄰國帶來災難性後果。

但是美國媒體對這些內容隻字不提，只是眾口一詞地稱富特是因為“不滿政府驅逐非法移民”而辭職的。好像只要攔住這些移民，就可以對海地的命運不聞不問了。

富特辭職稱美國對海地政策“非人道、適得其反”，而他的建議“被忽視和駁回”，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否認後者（圖片來源：新華網截圖）

這何嘗不是美國決策層的真實想法？大約30年前，當喬·拜登還在美國國會參議院任職時，曾對一位採訪者説：

“如果海地只是悄悄地沉入加勒比海，或者上升到300英尺，對我們的利益來説都不會有太大影響。”

如今，作為總統，拜登的動作（或者説沒有動作），證明他的這種漠不關心的確是發自內心、一以貫之，和稱呼海地是“糞坑國家”的特朗普沒有太大區別。

可是海地確實已經堅持不下去了。這個國家是在廢墟中誕生的，它從來沒有真正恢復元氣。所有觀點都認為，國際社會的支持是當前最行之有效的辦法。作為近在咫尺的鄰居，百年來給其帶來無數苦難的美國，對此責無旁貸。

然而，現在，在這個最該償還歷史債務的時候，美國卻選擇了袖手旁觀，任其自生自滅。

除了冷血，筆者實在找不到更合適的形容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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