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經濟的壓力、潛力與定力

林毅夫教授

【文/林毅夫】

非常高興參加今年的兩會解讀報告會。今年對國家發展研究院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我們正好成立30週年，30年前成立時名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008年改名國家發展研究院。我們立下的宗旨是推動現代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理論研究，同時也作為智庫提供政策諮詢。30年來，國家發展研究院能夠取得成績，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主要是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的則是，我們趕上了一個好時代，當年我們這羣有家國情懷的年輕人之所以要在北大成立國家發展研究院，是希望能貢獻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週年。建國之初，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取得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持續的經濟增長——從1978年年底到2023年，這45年裏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8.9%。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任何一個國家以這麼高的速度持續這麼長時間的經濟增長。跟1978年比，我們的經濟規模增加了47倍，這是一個奇蹟。

在這樣的奇蹟之下，我們應該很快能夠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現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是人均GDP13845美元，而中國現在的人均GDP已經接近13000美元，我估計，快則到2025年，慢則到2026年，我們應該可以跨過這個門檻，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很重要的里程碑。

2023年12月15日，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總經濟師、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劉愛華答記者問時表示，我國人均GDP已超12000美元。圖片來源：國新網

改革開放以後的發展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蹟，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 “中國崩潰論”此起彼伏。最近，這種“中國經濟快不行了”“中國經濟會崩潰”“中國經濟可能永遠趕不上美國”之類的説法再度盛行。

今天是兩會主題，要談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挑戰、機遇，但我還是想先談談：為什麼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能夠取得經濟增長奇蹟？伴隨着中國經濟的奇蹟，為什麼“中國崩潰論”多年盛行？最後再對今年的發展前景談談我個人的看法，回應今年兩會大家關心的問題。

中國經濟為什麼能取得奇蹟般增長？

中國經濟為什麼在改革開放以後能夠取得如此快速的增長？原因在於我們改革的目的和方略。

改革之始，我們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人均GDP不及非洲國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一。此前，我們推行的是以國有製為基礎的計劃經濟。計劃經濟使得中國得以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完整的重工業體系，讓我們能夠在1960年代試爆原子彈，1970年代衞星上天，有了堅強的國防，能夠獨立自主地推行我們的政策，為民族復興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國有企業效率低，致使人均收入水平很低。

眾所周知，我們之所以要追求民族復興，既是希望國強，也希望民富。但在1978年之前，人民極端貧窮。為在國強的同時提速民富，中國從1978年底開始全面推進改革開放，成為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基本上所有發展中國家當中率先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並且，我們在過去45年中不僅發展速度快，而且是唯一沒有出現過系統性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

轉型以後，我們為什麼能夠取得經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這得益於我們當時改革中推行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理念，採取漸進式雙軌制的改革方法，也就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

當時，有很多大型重型的、資本密集型的國有企業，普遍存在低效問題。基於我這些年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這些企業違反比較優勢，在開放的市場當中沒有自生能力。雖然它們低效且無自生能力，但我們改革之時採用“老人老辦法”，繼續由國家提供必要的補貼保護來維持其生存，維護了經濟的穩定。

同時，對一些原先受抑制但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我們採取“新人新辦法”。政府允許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進入這些符合比較優勢的新產業，而且不僅允許這些企業進入，政府還積極地因勢利導，幫助其發展。比如，當時我們的基礎設施很差，不可能在全國同時改進基礎設施，但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必須有好的基礎設施，所以我們就先設立經濟特區、加工出口區、工業園區，在園區裏把基礎設施建好。當時，為保護國有企業，政府還對經濟有很多幹預、扭曲，但在這些經濟特區、加工出口區、工業園區裏實行一站式服務，硬環境和軟環境同時改善。

同時，我們符合比較優勢的產品需要進入國際市場，但當時國內的企業能力不足，我們就招商引資。外資不僅帶來了資本和技術，而且帶來了進入國際市場的渠道。如此，這些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得以快速發展，而且在發展過程中還可以利用跟發達國家的差距所形成的後來者優勢，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比自己發明的成本低、風險小。

綜上，我們通過“新人新辦法”，使很多產業獲得快速發展，不僅創造了就業，而且能積累資本、外匯，使我們的產業從勞動力密集型逐漸向資本技術密集型升級，如此進入正循環，產業不斷升級迭代。原來很多國企早年違反比較優勢，後來中國自身產業結構和市場生態的變遷而逐步符合比較優勢，這些企業也因之具備了自生能力，不再依賴補貼保護來生存。政府幹預補貼的需要漸小，甚至可以完全退出，市場在配置資源中逐步發揮決定性作用，中國經濟也多年得以保持穩定且快速地發展。

“中國崩潰論”為什麼此起彼伏？

但是，為什麼在這個奇蹟當前，“中國崩潰論”還會經常出現？因為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難免會有一些週期性波動。投資經常會有潮湧，一段時間新的產業出現，投資一起湧進去，即使那個產業符合比較優勢，但由於一下子投入太多，也會造成產能過剩。產能過剩以後，這些企業的經營績效就會不好，投資能力和意願就會降低，經濟發展就會減慢。

比如，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後，民營企業、外資企業、鄉鎮企業都一擁而上，去投資當時的熱門產業。比如家電產業，幾百個企業湧入，幾百條生產線同時上，因此導致產能過剩。在這種狀況下，經濟需要調整，投資減少，增速下降。

經濟發展過程中還會遇到外部衝擊，比如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的出口增長非常快，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出口國。當國際經濟下滑時，我們的出口產業就會受到很大沖擊，經濟增長也會因之變慢。

由於我們採取的是漸進式雙軌制改革，經濟當中存在政府幹預，存在一些所謂“局部扭曲”。在這種狀況之下，當中國經濟下滑時，經常就會被認為是中國自己的結構性問題所致。

在這一點上，中國和美國有個很有趣的對比：美國經濟增長放慢時，通常會把原因歸咎於其他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是歸咎於日本，現在歸咎於中國；而當中國經濟增長放慢時，國際學界普遍認為根本原因是中國自身的體制機制問題。不僅國外學界如此判斷，國內學界一般也會如此。

中國確實存在由漸進雙軌改革不到位而導致的各種問題，但經濟下滑很多時候可能是外部因素或週期性因素所致。而國內國際往往傾向於認為是中國自己的體制問題造成的，同時由於體制機制問題不易改或不能改、不願意改，大家由此就對中國經濟產生悲觀情緒，甚至認為中國經濟崩潰在即。

2013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速從原來的9%、10%，一路下滑到6%、5%。這是事實，但對於這種持續下滑，國際國內的説法很多。

很多人認為，這是“國進民退”所致。從產權理論來看，一般認為國有企業沒有效率，民營企業有效率。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基本上100%是國有企業，現在國有企業的佔比只有25%-30%，民營企業從原來基本沒有，到現在佔到70%-75%。在這種狀況下，過去有一種理論認為中國增長快是因為產權改革帶來的效率提高，有不少理論文章也證明這種説法。

但是，從2003年以後，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國有企業在銀行貸款中的比重也升高，民營企業在這兩方面的比重則同步下降。很多人認為，民營企業比重下降是因為受到政策壓制。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這個問題基本無解，因為要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是國家的政策，在這種狀況下中國的效率就會下降，因此將經濟不斷下滑歸咎於政策。

中國GDP年度增長率（據國家統計局公佈數據整理）

如果持這種看法，就容易產生悲觀預期，對於未來發展失去信心。

從統計數字來看，國有企業在經濟當中的比重和在貸款中的比重確實有所上升。但問題是，“經濟增長下滑”、“國有企業比重上升”、“貸款給國有企業的比重上升”，這些現象同時存在，但何者為因？何者為果？是國有企業佔比上升導致經濟增速放慢還是經濟增長放慢導致國有企業佔比上升？如果這個因果關係理不清，採取的政策就會不同，對未來的判斷也不同。

在我看來，國有企業佔比上升和國有企業貸款比重上升，都是經濟增長放慢之果，而不是原因。民營企業的投資少及民營企業貸款比重下滑，是受到外部衝擊，整個經濟增長放慢所導致。

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後，發達國家實際上一直未能全面恢復。OECD高收入國家在1980-2008年間的經濟增速平均每年是2.7%，美國則是3%。但2008年以後，這些發達國家並沒有進行必要的結構性改革，增長速度都是明顯下滑。美國算是在發達國家當中恢復最好的，2008-2022年間也不過只有1.8%的年均增長，OECD國家的年均增長只有1.5%。

同時，發達國家的國際貿易也沒有全面恢復。在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之前，世界貿易增長速度是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的兩倍以上。2008年以後，世界經濟增長下滑，貿易增長速度下滑得更多。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出口主要在符合比較優勢的部門，也就是“新人新辦法”的部分，主要是民營企業。現在世界貿易增長下滑，導致我們出口增長下滑的幅度高。從1978年-2008年那30年，我們每年的出口增長達到18%。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後，由於國際貿易下滑，發達國家增長慢導致進口需求低，我們的出口就慢，增長率從原來將近20%，下降到現在只有5%左右。

在這種狀況下，受到影響最大的是出口部門，也就是民營企業的部門。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後，出口增長突然下滑，就造成民營企業產能過剩，而且發達國家的恢復還遙遙無期，甚至還在下滑。在這種狀況下，民營企業對未來的預期就會很差，當然就不願意投資，因而獲得的銀行貸款就少。

這些現在佔主要的、符合比較優勢的部門，其產能過剩，經營狀況不好，不投資，這就給就業帶來了影響。就業受影響，收入增長就隨之受影響，所以家庭的消費增長就會受影響，整個經濟也會下滑。

在這種狀況之下，政府當然必須採取一些逆週期的投資，以穩定經濟。最明顯的例子是2008年，我們採取“4萬億”的積極財政政策，做了不少基礎設施建設，由於發達國家的經濟一直沒有復甦，以基礎設施作為逆週期的措施也一直沒有停下來。2008年，我們的高速公路是6萬公里，2012年達到9萬公里，2022年已經增加到17.7萬公里，都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建設成果。2008年，我們的高速鐵路只有1000多公里，現在已經超過45000公里，佔到全世界的70%以上。另外，4G鋪設、5G鋪設等，基本上都是因為全球經濟下滑所導致的出口減少，民營企業投資受到抑制，政府為穩定增長而採取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結果。

高鐵高速列車（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這些項目都是大型的、具有外部性的基礎設施，所以是由國有企業來做，國有企業的比重因此逆週期上升。國有企業做這些項目，當然要跟銀行貸款，國有企業的銀行貸款也跟着增長。這些基本上都是因為經濟下滑，民營企業受到不利影響，為了穩定經濟增長所做的措施。

政府如果不做這些基礎設施的投資，民營企業的比重看起來會高一點，但日子會比現在更難過。原因在於，做這些大的基礎設施項目，需要鋼筋、水泥、平板玻璃等材料，都是民營企業為主的部門所生產，可以給民營企業創造需求。而且，由於這些積極的財政政策，投資了就會創造就業，就業就會穩定家庭就業和收入，家庭消費就會增加，家庭的消費所購買的日常用品基本上都是民營企業生產的。因此，政府這些積極的財政政策雖然使國有企業的比重和國有企業在銀行當中的貸款增加，但也給民營企業創造了需求、機會，有利於民營企業的穩定和發展。

如果對中國經濟下滑和相應的因果關係沒有準確的認識，容易產生悲觀的看法。現在大家對中國經濟沒信心，對中國未來也相當悲觀，實際上主要源於對於當前的挑戰沒有正確的認識，以果為因。

2024年中國經濟展望

從上述角度看，2024年中國經濟到底會如何？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24年，美國的增長率為2.1%，相比2023年的2.5%下滑；日本的增長率為0.9%，2023年是1.9%；歐元國家2024年只有0.9%，固然比2023年的0.5%好一點，但與其長期增長3%左右來比，仍低2個百分點。所以今年我們的外部環境，除了地緣政治帶來的挑戰之外，出口環境仍不會好。

出口環境不好，受到影響最大的還是符合比較優勢的以民營企業為主的部門，其投資意願會受到抑制。投資不振，就業會受抑制，家庭的收入預期隨之也不會好，投資和消費的增長應該都會相對較慢。

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要想保持未來發展的信心，需要有合理的增長速度，政府的對沖投資就不可或缺。同時，也要恢復民營企業的信心。要恢復民營企業的信心，除了對外部的下滑壓力要採取必要的對沖之外，非常有必要把中國經濟下滑的原因搞清楚。如前所述，近10年來，中國經濟的節節下滑並不是現在海外盛行的“國進民退”所導致，經濟下滑與國進民退之間的因果關係剛好相反，我們一定要弄清楚這一點。否則，大家容易對政府的政策傾向有誤解，認為是政府在有意推進國進民退，對民營企業有歧視。中國的政策仍然是“兩個毫不動搖”，要毫不動搖地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同時也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民營企業的發展。如今，發改委還專門設立民營經濟發展局來落實我們國家對民營企業的政策，支持民營企業的進一步發展。這對恢復民營企業的信心有幫助。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鄭柵潔：發行使用超長期特別國債是重大政策舉措（圖片來源：新華社）

除了採取了必要的積極財政政策和靈活適度貨幣政策外，還要認識到中國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們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新經濟方面有人多人才多的優勢，有大國市場的優勢，還有產業配套齊全的優勢，這方面有很大的技術創新的空間，可以大有作為。另外，我們有85%的產業還屬於傳統產業，具備後來者優勢，並且，我們有非常好的通信基礎設施，很好的數字經濟基礎，這些傳統產業不僅可以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還可以進行數字化改造，所以產業技術改造和升級的空間非常大。民營企業在這些領域可以大有作為，政府需要採取必要的改革來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並給予必要的財政、金融支持。

只要對當前經濟增長下滑的壓力主要來自於外部需求的疲軟有清晰的認識，採取必要的緩衝措施，並進行必要的改革調動企業家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積極性，我認為，中國仍能維持5%甚至更高的增長，我們要有這個信心和定力。中國現在的經濟規模佔到全世界的將近19%，5%的增長可以為世界的增長貢獻1個百分點，會佔到全世界增長的30%左右，中國仍將是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也是機會最多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