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麥葉的熏籠精：孔子怎麼成了“坐在河岸等待敵人漂浮屍體”的使徒？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伍麥葉的熏籠精】

近年，中國取得的非凡成就吸引了中東人，讓他們對中國越來越重視，渴望從中汲取經驗和力量，於是，思想開明的文化精英們把掌握“龍”的文化與歷史當作跟上時代腳步的一種努力。

然而，西方主流媒體與傳統文化的雙重影響，讓他們形成了一套系統性的錯誤認知。

“鐵血孔子”

一項典型的現象就是，阿拉伯世界的知識分子們對孔子很尊重，但孔子在那裏恰恰遭到極度的歪曲。

新世紀以來，心態開放的阿拉伯作者當中有項時髦，就是偶爾在筆下引用孔子的格言，可是那些所謂的格言往往是以訛傳訛。

阿聯酋阿語報紙《海灣報》是一家對中國充滿寄望的媒體，2023年3月，該報發表阿卜杜拉·塞納維的文章《中國作為變化世界中的超級大國》，議論中東人一直在琢磨的現象：“幾十年來，儘管它（中國）擁有大量的金錢和武器，但一直儘可能地否認自己是一家超級大國”（原文如此），非堅持説是發展中國家，那是為什麼呢？

該文截圖

作者給出的分析中有如此的觀點：

“中國並不急於扮演什麼強大角色，而是遵循其哲人孔子的教導，就像耐心地坐在河岸上等待敵人漂浮的屍體一樣（處理國際形勢）。”

很顯然，該作者得知了一句誤譯，那句誤譯把“逝者”理解成“死去的人”，於是“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就變成了“死掉的人是如此之多啊，沒日沒夜地從眼前的水上漂過”。早就聽説過類似的笑話，沒想到並不是個段子！好傢伙，蒙哥馬利、蒙巴頓跟隆美爾、倫德施泰特四個綁一塊兒，都不比這個版本的孔聖人更冷酷，這樣的歪曲，對我們來説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這篇文章中這段文字的截圖

那一句充滿哲理的話是在文化傳播中的哪一環出了問題，有待追究。本文要討論的是，有一種普遍情況，中東人非常相信西方權威，一定通過西方人去了解中國，可是西方權威對中國的闡釋充滿了誤解，中東人再根據自己的路數去把握西方理論，輾轉之下，便能出現牛頭不對馬嘴的譯本。

例如，他們十分信任基辛格以及《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的作者艾利森，以為他們兩位道出了關於中國的不二真相。那兩位美國學者則堅信西方“中央王國論”的一項信條，即，孔子教導，所有人都必須“知道你的位置”——服從等級秩序。對應的英文曰： “Know thy place.” 然而中東學者沒理解西方高人們的意思，把該句翻譯成了：“理解你的祖國。”

2017年，半島阿語官網上了一篇《西方與中國之間會爆發文明衝突嗎？》，夾敍夾議地介紹艾利森發表在《外交事務》上的文章，就是如此展開二度解讀：

“在中國人那裏，‘個人觀’一詞意味着‘偏重社會勝於個人’。對他們來説，秩序是最高價值，而一致與和諧是由結構形成的，在結構中，社會成員服從中國哲學家孔子的首要教義：瞭解你的祖國（vatanika）。”

接下來繼續對中央王國論進行發揮：

“這一概念並不侷限於用在當地社會上，還擴展到國際事務，因為中國人認為自己的天然位置位於金字塔的頂尖，而其他人只是他們的附庸（原詞為‘支流’）。文章的作者（即艾利森）聲稱，美國的觀點與中國的思想是不同的。”

按半島這篇文章的説法，孔子曾教導中國人，中國的本質在於它是全人類的金字塔尖，其他民族和國家都比中國地位低，都是中國的附庸國，甚至不過是中國的旁支末流，所以，對中國人來説，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懂得自己國家的那一本質。而兩千多年來，一代代人中國人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一直堅信到今天，還在國際上加以實踐。這般自由發揮也太天馬行空了吧。

另外，《阿拉伯新聞報》2016年的一篇文章《警惕自封的大師》批評了一個有趣現象，當地社會上活躍着很多自我包裝的權威，那些人的毛病之一就是愛引用歷史偶像的格言，甘地、孔子、愛因斯坦以及先知們都是他們的最愛。前幾年我國恰好興起了同樣的風氣，看起來是國際流行啊。很可能是如此的風氣促使阿拉伯媒體上出現各種張冠李戴、甚至無中生有的孔子格言。就在《阿拉伯新聞報》上，2015年有一篇文章《伊斯蘭是簡明的，不要將其複雜化》反對極端主義，文中竟道是：“孔子説過：‘生活本來是簡單的，但我們總是將其複雜化。’”

 不過，難以置信的是，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的阿語官網在2023年12月3日發表一篇述評，介紹《紐約時報》上托馬斯·弗裏德曼關於以色列與加沙問題的文章，其中竟道是：

“在開篇，他（弗裏德曼）敦促以色列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反思據説是出於孔子的名言：‘在踏上覆仇之旅前，先挖好兩座墳，一座為敵人，一座為自己。’”

從什麼時候起，在國外媒體上，“不語怪力亂神”的孔老夫子變得這麼鐵血了？

“戰略導彈孔子”

到目前為止，中東文化人儘管很尊敬孔子，但對他並不瞭解。媒體上只有五花八門的格言，但認真介紹的文章寥寥。説來也不奇怪，我們這裏也一樣很少有人真心關注阿拉伯歷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西方世界。

中東學者已經意識到“西方中心主義”的癥結，沙特《中東報》上，一位專欄作家就反覆呼籲同道們關注中印等東方國家的思想與文化。2022年7月，半島阿語官網發表了一篇試圖全面介紹孔子及其思想與意義的長文，無疑是阿拉伯知識界拓展視野的一次努力。然而，那篇文章裏幾乎每一句的內容都是錯的，而且錯得特別離譜，暴露出中國與阿拉伯之間的文化交流多麼不到位。

該文標題為《儒教（直譯則是孔子主義）——孔子的教義是如何戰勝皇帝（指秦始皇）的壓制，變為中國的驕傲之源》（以下簡稱艾文），作者為艾哈邁德·達都什，可惜沒提供他的簡歷介紹。他在半島發表系列文章，依次介紹各大宗教，包括佛教與道教，也介紹了其他一些古文明現象。無疑，他介紹孔子的文章是一次失敗的努力，然而，其文中每一處錯誤都意味深長，極具代表性，值得仔細分析。

該文截圖

首先，他對孔子的生平介紹便錯得一塌糊塗（如“他的本名為孔夫子”）。不過，我們今天要分析的是作者如何理解孔夫子的身份與“性質”。艾文如此思考：

“他並不認為自己是新哲學的創新者，而是古代道德傳統的載體。”

“有些人不排除那種可能性，他是真主（原文確為‘安拉’）派遣給他人民的信使（一般翻譯為使徒、使者）先知，特別是因為他説，天賦予他將其國家從痛苦中治癒的任務，他還表示，堅信天不會讓他失望，唯一理解他的也只有天。”

“孔子的影響力在於指出了‘天’（原文就是天的拼音），它融匯在天空中，而《論語》一書中談道，天是生命之源，同時斷定天在觀察着人類，並對人類進行判斷，但當代研究人員堅持認為，不能以一神教（直譯為‘經天啓的信仰’）裏關於神的概念去類比‘天’。它不是一位主動的神、強有力的造物主（haalig），而是像道教中的‘道’和印度教中的‘梵天’，也就是説，是存在於自然中的規律性原則，人們通過內省並與它相結合，發現應該如何生活，如何行動。”

文中這段內容的網頁截圖

很顯然，作者無法理解陌生的思想體系，所以自然地按照他生長其中的宗教觀來硬套儒家思想。他用了三個概念給孔子定性：載體、先知與使者（信使）。

首先，“先知”一詞的原文為nabi’a。阿語中，也用該詞稱呼伊斯蘭教的開創者默罕默德。中文將該詞翻譯成先知，讓我們產生了誤會，以為該詞的含義是：

替人民大眾發現真理的人，因為思想敏鋭、眼光深刻，所以比芸芸眾生更具前瞻性，是偉大的思想家。

根據新中國樹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我們都懂得，釋迦摩尼等各大宗教的創始人，都是智慧超羣之輩，他們感受到時代的困難與不公，具有巨大的悲憫心，因而生髮出新的信念，試圖通過新的信念創造更好的社會。他們比我們普通人先一步看到人類面臨的問題，因而我們稱之為“先知”。毫無疑問，他們的思想是在繼承前代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是在人的腦子裏形成的，是人創造的思想，是人類智力活動的結果。

然而nabi’a根本不是這個意思。它源出naba’a，該詞作為動詞意為“告知，通知”，作為名詞意為“消息”，到了現代還演變出“新聞”、“報道”的意義。如，vekalet naba’a就是“通訊社”。因此nabi’a——先知一稱與思考、覺悟無關，與人類的思想活動無關，與人探求真理的努力無關。那個詞的意思就是“通知消息的人”，甚至可以理解成“消息”本身，即，nabi’a是人形的福音，是福音本福，每次有一位“先知”出現，就意味着上帝的福音本體出現了。

至於“使者”（英文譯為Messinger），原詞mursal，意思更加微妙。其原型詞為irsal，意思為“發射，放出”，例如“發射戰略導彈”的“發射”就可以用這個詞。該詞又延伸出多種意思，包括寄出、派遣等意思。同時，通過變形或者變音，還衍生出各種相關的詞彙，形成一個詞彙的組羣。如risalatun，為“信件”、電子郵件的“郵件”，是個日常詞。

mursal是irsal的被動名詞，意思是“被髮出的、被傳送的”。衞星傳播的“信號”一詞乃是該詞的陰性形式，mursalt；該詞一旦發音為mursil，便是“派駐記者”。而mursal被賦予了一項重要含義——“使者”、“使徒”，那意味着，使者不是主動出發的，是被上帝發射出來的。他們並不單純是替上帝傳送神意的人，他們本身就是被髮射出來的信號。

1956年好萊塢彩色大片《十誡》中的台詞：“要聆聽摩西説話，他是替上帝的意願發聲”

艾文將孔子定義為“信使先知”，是説他是上帝發射到人間的一枚戰略導彈，也是快遞給中國的一片移動硬盤，孔子被投放到中國之後，便口吐蓮花，傳達聖音，於是中國人民通過孔子知道了上帝給這個“帝國”單獨打造的一套設定，從此虔心信奉，腦子裏再進不了其他的信息。

按照這種設定，孔子本身就是上帝的消息體，他出現就意味着上帝的消息來了。他“述而不作”，但講出的都是上帝想讓他説的信息，沒有一句是他思考得出的結論。因此，文中説，他是“古代思想道德的載體”。

載體的原詞nagil，直譯“運輸工具”，由“運輸”一詞變音而成，有點近似大乘、小乘的“乘”。艾文的內在邏輯是，“古代思想道德”也並非中國先民在生產鬥爭中總結出來的成果，而是上帝早早就降下來的。大概是神意降得未免太早了一些，萬能的主考慮到時光倥傯，怕沒有把那套關於“中華帝國”的設定鑿實在中國人的心裏，中國人可能會迷途而不知返，所以在二十五個世紀前又發射了一枚移動硬盤，這才搞定了中國方面的局勢。

話題回到當今的中東世界，當我們明白了那裏竟是把孔子當做上帝發來的電子郵件，才能懂得達都什為什麼會想象出秦始皇與孔子的一對一衝突。在達都什的理解裏，秦始皇把中國從多個王國組成的聯邦第一次變成了統一的帝國，於是，他按照一神教的思路，推出了那樣一套邏輯：

上帝是為了證明它在中國的設定上是來真的，才又創造了另外一個工具——秦始皇，讓他具體實現了孔子帶給人間的“預言”。然而，秦始皇明明在實現上帝的意旨，卻並不理解神意，反而壓制孔子帶給中國與世界的“真相”，但最終孔子的“智慧”和“哲學”勝利了，成了歷代政府的政策基礎和中國人的心靈基礎。孔子的勝利，恰恰證明了上帝的意旨無論怎樣都不可違；所以，孔子的勝利也是必然的；而上帝之所以設定出秦始皇，讓他在不清楚神意的情況下完成神意，又詆譭神意，也是上帝有意彰顯其意旨不可違。

在此，我們看到典型的一神教在咬定神意不放鬆時的閉環思路。

影片《十誡》中，埃及法老與摩西對峙

“大神孔子”

艾文的那般設定，肯定讓中國讀者非常生氣，覺得是一種不敬。然而，實際上，伊斯蘭世界目前就是如此定義孔子，而且絕無輕慢之心，相反，是給予他最高的尊敬和榮譽。

須知，亞伯拉罕三教的虔誠信徒絕對不能承認，孔子學説的關鍵部分是他思考的成果，他所繼承的前代智慧，也是先人思想的結晶。原因在於，如此的觀點違反了“上帝是萬能的”、“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真主至大”、“認主獨一”的觀念，即一神教的基石。我們都誤以為“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是指創世紀、諾亞方舟一類古早事件。實際上，那一信條非常絕對，其真實含義是，一切存在與將存在的，都只能是上帝的造物，包括人類的思想。所以，人類的任何觀念，任何思想，任何行為，都是上帝制造的結果，也都是上帝意志的體現。

達都什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無疑是個讀書人，但卻困在那一整套唯心主義思想裏。他給同胞們如此解釋儒教的來源：

“儒家與道教和中國的其他信仰同樣，其存在的起源是模糊不清的；大多數深奧的亞洲宗教都給宇宙賦予一種精神的性質，而且那是一種自在的精神，也許無需依靠（造物主的）創造（即，沒有經由上帝創世就存在了）。故而宇宙從最初的混沌中自我創造出來，然後通過兩種相互矛盾的元素‘陰陽’的交混作用來調節其成分，於是它的演變過程會無限循環，直到今天我們也仍然在見證其影響。”

原文中的“halg”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詞，它是動詞halgan的詞根。halgan作為動詞是“創造，新創”之意，同時衍生出“上帝創造”、“上帝讓誰出生或者讓某物出現”的意思。由之變化出的haalig則為“造物主，上帝”。halg既是“創造”一詞的詞根，同時還寓意“萬物”和“人類”、“本性”。在這裏，我們看到一對並列的詞彙：haalig——作為造物主的上帝；halg——上帝的創造活動，以及經由上帝創造出來的萬物，包括人類。這一對詞彙可以説表明了一神教的一項要點，即，世界是一種非常簡單的二元制，由神與其所創之物形成。意味深長的是，由詞根變化出的hulug，乃是“道德，品格，本質”，在阿語中是常用詞，也就是説，人類的道德同樣是上帝的手搓產品。

既然中國沒有神話宣佈，儒學與道教是上帝打了一個響指之後出現的，對達都什來説，那就是起源不清楚。但他接受了當代人文思想的薰陶，抱着開放與多元的態度，於是，他那麼理解：

亞洲（在中東，該詞往往就是指東亞，甚至就是指中國）的思想裏不存在上帝創世的信念，而是存在陰陽學説，那麼，中國人想必是認為，儒學與道教都是宇宙在陰陽變化（原文為tahlig，是halg的變體）裏產生的。不管是上帝創造也好，陰陽變化也好，反正都是人類所不能理解也無法控制的神秘力量搗騰出來的。

這位熱心知識的作者就是想不到，儒學與道教都是人類思想和實踐的產物！

既然人類的思想與觀念，人類的一切智慧，都不是人類動腦子想出來的，而是上帝創造的，他隨便瞧中了哪個人，把某一條觀念或者某一套觀念塞到那個人的心裏，那麼，我們人類歷史上的一切重要角色，就只能是載具，是被髮射出來的信息包、被彈射出來的快訊小窗了。

因此，一神教的經典裏反覆出現的情節是，某一個時刻，某關鍵人物忽然就“知道”了某件重要的事，其不是通過觀察和推理而發現實際情況，卻是上帝嗖地就在他或她的心裏灌入了那條消息，於是該人的心一下就亮了，掌握了某一條真相，還高聲宣佈出來。

一神教還有一項核心內容為，最重要的神學經典都不是人的作品，而是上帝通過某種形式降下的神諭，最典型便是四部《福音書》，據基督教的理論，那是天使一字一句口授給四位“使徒”的。

十六至十七世紀意大利巨匠卡拉瓦喬的《聖馬太與天使》，表現一位天使從天而降，向使徒馬太口授福音，而馬太則將其書寫下來

正是在如此的信仰裏，伊斯蘭教將亞當（阿丹）、亞伯拉罕（易卜拉欣）、摩西（穆薩）等關鍵人物均認定為mursal——使者，即上帝發射的福音。而默罕默德則是“使者們的尊長”，因為他本人也是安拉的使者（Almirsal），是最後一位“封印先知”。

如此的信條激發出許多極其尖鋭的衝突。其中一項重大爭論是，人類能不能通過自身的努力，通過改良、革命與鬥爭，通過文明的進步，擺脱困難與不公，實現全體的解放，創造一個美好的、理想的社會？讓我們中國人難以置信的是，對於亞伯拉罕三教的主流信徒來説，答案是“不能”。理由就是，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只有他能夠創造一切，所以，讓人類脱離苦難，也只有它能完成。

千百年來，那項重大爭論凝聚成一項宗教信仰的分歧，即，人類當中會不會出現救世主，帶領大家逃脱苦難？由此衍生出的一項爭論為，耶穌是不是救世主？如果耶穌是救世主，那麼他是不是一個活生生、有血肉的人，是人類的一員？

法國的精品喜劇影片《岳父岳母真難當》便有一段相關情節：聖誕節時，傳統法國白人女主角身為天主教徒，給外孫解釋馬槽裏的小耶穌：“這是我們的救世主。”她的北非裔穆斯林律師女婿頓時慌了，趁岳母轉身，趕緊告訴懷裏的小寶貝：“外婆有一點説錯啦，耶穌只是一位先知。”一旁，同樣抱着娃的猶太投資家女婿立刻一臉同意，與連襟彼此會心點頭。

《岳父岳母真難當》裏法蘭西正宗老八旗白人夫婦的一把子四根水葱似的女婿

在伊斯蘭教內部存在着同樣的爭論，並且也是尖鋭到極點。其教義強調“默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含義之一便是人世間不會出現救世主，唯有到了世界末日之時，真主會做出最終判決，引導虔信者升入天堂。亦即，只有真主能最終拯救人類。可是，什葉派卻堅信，神派遣默罕默德傳達神意，同時指定阿里具體實現那神意，所以，默罕默德由阿里與法蒂瑪一脈傳下的後代無比神聖，並非凡人，乃是由真主的光生成，負有引導信徒得救的使命，能夠最終帶領他們在地上進入和平與幸福的時代。這就意味着人類能夠在人世間得救，而且救世主能夠以人的形象出現。按照什葉派的信仰，目前，阿里與法蒂瑪的後代、真正的“伊瑪目”只是遁入了妙隱的狀態，一旦真正的伊瑪目重新出世，便會引領信徒在地上實現救贖。在遜尼派看來，如此的信條實屬大逆不道，是可忍孰不可忍，比異教和無神論都更可惡。因此，什葉派與遜尼派勢同水火，是源於在信仰上的根本分歧。

我一位特別開朗的老朋友與伊朗人做生意，忍不住問伊朗合作者：“什葉派和遜尼派究竟有什麼不同啊？”對方斬釘截鐵地回答：“比佛教和基督教之間的區別還大！”老朋友轉述給我們，大家頓時笑趴在桌面上。為了那些在我們看來非常虛幻的問題，一神教的不同教派曾經在歷史上打得一塌糊塗，歸根到底，是因為那些問題的實質並不虛幻。伊斯蘭世界便不斷有反抗者自命“馬赫迪（救世者）”，率領民眾進行大起義，統治者當然極端痛恨相關的教義。

有趣的是，達都什竟然以為，儒家思想也必然有類似救世主的觀念，還把那一觀念用到孔子身上：

“甚至一些人把他（孔子）幾乎提升到神的行列，不少人更將其等同於天神。”

這個真沒有……

一神教思維下的“歷史必然性”

在亞伯拉罕三教傳統里長大的人們，不管內部有多少分歧，當面對一個遙遠的東方古國時，卻反應很一致。從小耳濡目染的影響，讓他們無法相信：

古老的中國文明及其每一項成就、中國革命的成功、新中國的騰飛，是人類努力的結果。

於是，西方人與中東人就在沒意識到的情況下，按照從小熟悉的神學路數，去解釋關於中國的一切。

例如，關於茶葉的發現過程，中東媒體上流行着一種説法，《中東報》2023年12月的一篇散文《茶葉之友》便提及：

“據信，這種芳香飲料起源於公元前2737年的中國（不知為什麼比半島的版本提前了十年）。據傳説，一位中國皇帝坐在茶花樹下，當他的僕人正在將飲用水煮沸時，風將樹上的一些葉子吹入水中，而皇帝決定嘗試他的僕人意外製作出來的飲料。”

這個説法其實表達的是，公元前2737年（半島的版本是公元前2727年）的某一天，出現了一個神啓的時刻，上帝讓風把茶葉吹落到為皇帝煮的水裏，並且讓皇帝福至心靈地願意去品嚐，茶就此誕生了。——上帝説，要有茶，於是，世上就有了茶。

至於為什麼非是在公元前2737年那一年上帝讓風去吹茶樹葉呢？為什麼不是一萬年前或者公元2024年?沒原因。上帝就是那麼神秘，或説“幽玄”（伊斯蘭教的概念）。

將之與“神農遍嘗百草”的傳説對比，最鮮明地體現出一神教與中國文明的深刻鴻溝。在中國的神話傳説裏，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倉頡造字……那些神話人物用創造活動改造世界、提升人類的生活品質，才被後世奉為神靈，人們紀念他們，是感激他們的貢獻，也是為了自我激勵。典型如媽祖信仰，宋朝時一位普通女性，因為在救援海難人員時不幸犧牲，便在後世獲得那麼高的地位。説起來，由女媧搞原始化學起頭，中國傳統的大神多數倒是領域專家、是勞模，更不要説各行各業的行業神——梨園供奉李隆基，那是因為他真懂音樂啊！大概，我們中國人是最大的行動派和實踐派吧。

但是，在一神教裏，一切的一切，都是神忽然降下來的。

不管我們覺得多麼荒謬，阿拉伯世界的主流觀念就是如此想象關於中國的一切。

2020年10月1日，中國的國慶節當天，半島官網在首頁推送了應節長文《中國奇蹟——是這樣地在七十年裏實現了龍之預言》。然而，文章里根本沒有介紹新中國篳路藍縷的奮鬥史，相反，用很大篇幅分析龍在新一階段的目標為歐洲。那麼“中國奇蹟”到底是怎麼實現的呢？該文中稱：

“在建國整整三十年之後，出現了領導人鄧小平的‘預言’：‘國家需要半個世紀才能完成現代化進程以及對政治和經濟的掌控。’”

句中的“預言”與標題中的“龍之預言”採用了同一個詞，nubu’at。原詞恰恰是從nabi’a演化而成，有兩層含義：

“（真主傳給聖人的）默示、啓示；預言，預測，預兆。”

2023年3月，半島的一篇《發展中“大國”中國》竟然出現了同樣的説辭：

“……前領導人鄧小平認為，其國家力量的要素之一在於‘隱藏自己的能力，靜悄悄地矗立起來’，他還推出了一種有助於實現國家重大經濟復興的經濟前景。他在1978年預言説，中國需要半個世紀才能完成現代化進程以及對政治和經濟的掌控。”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一生都在為中國的命運和人民的幸福探索真理，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目前的阿拉伯世界，竟被描繪成那樣一種形象！

同樣荒謬的是，在如此的“歷史敍事”裏，中國今天取得的成就，不是靠着中國人民一百多年裏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不是靠着建國後幾代人為實現現代化而奮鬥的努力，改革開放也不是“摸着石頭過河”的探索過程。是上帝到點兒派了一位特使説出神意，然後就依照神意，自動生成了中國的繁榮與富強！

那位阿語作者相信，既然鄧公預言了五十年的期限，那麼到了時間點，預言肯定就能實現。如此的唯心主義觀點，公然出現在具有世界範圍影響的權威阿語媒體上。

也是在2020年10月1日當天，半島官網還發表了一位左派記者哈默德·布伊寧的文章《國家的崛起——是歷史的宿命還是取決於“榜樣中國”的自覺意志？》，題目中的“宿命”，原詞為hatmiyat，有兩個含義：

一為必然性，決定性；二為決定論，必然論；宿命論，定數論，神意論。

這位數次到過中國的記者努力試圖讓他的同胞明白，中國人民全憑清醒的意志與實幹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難，才實現了民族的復興，那一切都與神意無關。由此反而見出，目前，在中東，神意論盛行，人們就是相信，中國能有今天，完全是神意在起作用。

實際上，中東人包括文化精英在內，就是如此理解中國的近代史。2017年1月10日，半島阿語官網發表了一篇紀念週恩來逝世四十一週年的文章《深沉夜色中懷念皓潔圓月》，傾力歌頌周總理一生的輝煌業績，但在我們讀來卻是又感動又好笑。

該文截圖

那篇文章很真誠，但幾乎每一句都存在着錯誤，不過，真正成問題的是，作者如此介紹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

“在適當的時刻，歷史的必要性浮現出來，將他變為一個三人組合中的第三人，而前定要由那一個三人組合改變中國的面貌。”

那三個人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

所謂“前定”，原詞為“gadar”（音譯為“蓋德爾”）。在伊斯蘭教裏，“前定”也是最關鍵的概念之一，按照信仰的要求，信徒必須相信“前定”。其大意是，一切都是真主早就安排好的，是無法更改的，人無法預知，更不可能加以根本性的改變。《古蘭經》中即雲：“我確依前定（gadar）而創造（halagaa）萬物。”[原文音譯：Inna(我確實） kulla（所有） shay’in（事物） halagaahu（將其創造） bi-gadar（憑前定）]（54；49）

我們生活在中國的文化環境裏，不管是否信佛，總會接觸到佛教的因果説，所以容易用“業力”去理解“前定”，誤以為其意思是指：

由於前世的行為導致現世的結果。

例如我們會開玩笑：“我家貓上輩子拯救過一座城，所以這輩子吃了睡睡了吃光享福。”然而，前定恰恰否定因果律，其意思是:

一切都是真主早就設計好的，而真主的意志是絕對的，也是凡人無法領會的，那些安排之間並沒有人能夠明白的因果聯繫。

實際上，亞伯拉罕三教都擁有同樣的信條，英語裏的“destiny”（命運、註定、宿命）的含義就近似前定。

我們面對一神教裏的“前定”，還容易產生一項誤會，以為上帝的意志具有時間性，在時間當中，他先產生了某種意志，然後根據形勢變化，再做出另一項新的決定，即他的決定有先後產生順序，他會不斷做出新的決定，並且，上帝不斷變化的意志之間有因果關係。然而，一神教的正統觀念裏，神的決定沒有時間性，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是從來就存在的，早就存在，並且一直存在。

因此，不要把前定理解成：

神一看歐洲人不大爭氣，眼看着要鬧出一戰來，就決定啓動B計劃，讓中國那邊發生辛亥革命吧！

非也，一神教信念的本意為，一切的一切，包括中國的一切，從中華帝國，孔子，秦始皇，到鴉片戰爭，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等等等等，都是上帝的意旨早就安排下的，基本上在上帝説要有光的那一刻，就都已經設定好了，隨後，便是在神意指定的“適當的時刻”，一件一件地順序出現而已。這，就是唯心主義指導下的所謂“歷史的必然性”。

影片《十誡》當中，摩西高聲宣佈：“上帝會為我們完成戰爭。看他的全能的手！”然後劈開了紅海——摩西只是上帝的工具，是上帝的意志藉助摩西實現了劈開紅海的神蹟

在中東主流媒體上，作者們均非原教旨主義者，相反，他們都受過良好的西式教育，其中一些人掌握了各種西方現代理論，他們也是真心地嚮往現代文明，希望中東能夠步入現代化。但是，各種各樣的因素影響着他們在一神教的思維裏理解中國。

對比之下，我們不禁要感慨，中國革命，新文化運動，新中國的社會科學建設，引領我們走出了唯心主義的泥沼。同時，上述介紹也讓我們明白，由於文化的“底層邏輯”存在本質性的差異，中東文化人很難讀懂中國出版的文化書籍。他們更信賴西方精英關於中國的作品，不僅因為迷信西方，也因為那些書籍裏瀰漫着一神教的種種觀念。我們恐怕很難改變中東人的思想，不過，掌握實際情況卻是必要的，而我們對那一方面一向存在着盲點。

從中學時代起，我們所受的教育便持續批判唯心主義的毒害，然而，生活在新中國的唯物主義環境中，其實很難想象唯心主義究竟能怎樣捁挃心靈。觀察中東文化人對中國歷史的誤解，恰恰可以讓我們形成生動的感受，讓我們幡然醒悟先賢們奮鬥與犧牲的可貴，他們贈與我們的絕不僅是物質享受的改善，還包括心靈的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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