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段泳：海外華人安全風險分析——基於巴基斯坦的田野調查

當地時間2024年3月26日，巴基斯坦，中方企業承建的達蘇水電站項目車輛在途中遭遇恐怖襲擊。(圖源：澎湃影像)

1   巴基斯坦的安全風險分析

（一）巴基斯坦的基本安全形勢

一直以來，巴基斯坦內部安全壓力始終巨大，治安與反恐問題都比較嚴重，政府也在這兩個領域同步發力。就社會治安而言，巴基斯坦常年刑事案件高發，但立案率不高，警力資源集中在大城市。治安形勢往往與經濟狀況和疫情發展密切相關，以車輛盜搶為主的財務損失案是治安案件大頭。疫情以來，涉及財產的犯罪數量迅速攀升，並且涉槍案件大量發生，暴力程度正在加強。

就恐怖襲擊而言，巴基斯坦事實上是一個恐怖主義活動高發的國家，並且恐襲數量常年居世界前十。如果從21世紀初的國際反恐戰爭開始起算，到2014年，該國的恐怖主義活動風險達到峯值，這一年發生了超過1600起恐襲事件，平均每月超過130起，致死和致傷人數也非常驚人。此後，巴基斯坦政府開始名為“利劍行動”反恐軍事行動，政府幹預無在次數還是強度上都達到了歷史最高峯。效果立竿見影，恐襲事件的發生數量也因之持續走低，並於2019年降低至十五年來最低點。2014到2019年間安全形勢的顯著大幅改善説明，巴基斯坦是有維護良好社會安全的可能性的，政府也可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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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經濟形勢惡化帶來的資源限制，政府對反恐的投入後繼乏力。2020年以來，巴基斯坦國內恐襲形勢再次回潮，2021年形勢繼續惡化，並且在2022年急劇上升。但具體分析最近兩年的恐襲事件，也能發現其烈度明顯降低，出現與刑事案件混同的趨勢。從形式上來看，自制簡易爆炸物一直是恐襲的主要手段，自殺式襲擊大為減少，一定程度上也説明極端色彩弱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巴基斯坦的恐襲範圍逐步向東部轉移，並頻繁發生在“中巴經濟走廊”項目集中的信德省和旁遮普省，以在當地華人為目標的案件也有明顯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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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因素：國家破碎化引發安全困境

從長期來看，巴基斯坦無法有效實現社會管控的根本原因，在於其未能徹底完成現代國家建構，由此帶來國家能力不足，從短期來看，則表現為財政能力低下，經濟形勢的變化成為安全問題的重要催化劑。

首先，巴基斯坦的安全問題根源在於國家破碎化。巴基斯坦的恐怖活動和犯罪活動跟極端宗教信仰的關係並不大。從個人層面看，成為“人肉炸彈”的個人往往就是出於貧困，因為別人付一些錢，就願意用生命去交換。從整個社會層面看，巴基斯坦的恐怖襲擊也與宗教關係不大，反而是跟各區域、民族之間的關係息息相關。事實上，巴基斯坦以及很多國際法意義上的“國家”，各個省份、各個民族、各個部族中，往往並沒有統一的國家觀念，整個國家也沒有經歷完整的現代國家構建過程，反而是被捏合在一起的。

巴基斯坦實行聯邦制，中央對地方直接管理關係不強。除首都特區外，其主要國土分為四個省份——俾路支省、KPK省（開伯爾-普什圖省）、旁遮普省和信德省。長期以來，俾路支省和KPK省雖然面積較大，但人口和經濟基礎都很薄弱，在巴基斯坦的政治生態中也處在比較邊緣的地位。西南的俾路支省佔巴超40%的領土面積，卻只佔5.3%的人口和3.7%的GDP，而且長期存在獨立傾向；西北的KPK省與阿富汗接壤，長期處在“有邊無防”的狀態，也導致很多不穩定因素能輕鬆穿梭往來兩國。

近年來，巴基斯坦中央對西部的俾路支省和KPK省（開伯爾-普什圖省和）兩個落後地區的財政支持顯著增加，聯邦政府的財政支持促進了落後地方發展，加強了中央的管理，並顯著降低了恐襲事件。但是，東部經濟條件相對更好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因為中央支持減少而產生了“相對剝奪”感，對聯邦政府的“厚此薄彼”有所不滿，尤其是其中經濟相對較弱、一直享受聯邦財政轉移的較多的信德省表現尤甚，因而致使分裂勢力抬頭。這是近年來巴基斯坦恐襲範圍發生東移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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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來，巴基斯坦信德省分裂型極端組織迅速膨脹，出現了包括信德聯合陣線、信德解放軍、信德革命軍等十幾個有恐怖主義活動歷史的組織。2020年7月25日，信德革命軍領導層與俾路支解放軍、俾路支解放陣線、俾路支共和軍、俾路支共和衞隊宣佈正式宣佈結成軍事行動聯盟，其共同目標是“解放”俾路支斯坦省和信德省，試圖將這兩個省從巴基斯坦分裂出去。信德革命軍多次直接把恐襲的目標指向中國在信德省的工程項目和在信德省的中國人。例如在2020年12月22日傍晚，卡拉奇市郊發生針對中國人襲擊事件，兩名騎摩托車的恐怖分子向兩名中國人開槍射擊後逃逸。事件雖未造成人員傷亡，但目標明確是針對中國人，因此在巴基斯坦的華人羣體中引起很大震動。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巴信德革命軍宣稱對襲擊事件負責。

其次，巴基斯坦安全建設問題上經濟發展的作用尤為重要。無論是財產性犯罪還是自殺式恐襲，往往都在經濟增長時期得到了明顯改善。一方面，在經濟形勢良好時期，巴基斯坦政府投入了更多財政力量主動打擊犯罪和恐怖襲擊，並且加大了對落後的地區的經濟援助，有助於提升就業和社會服務以穩定民心；另一方面，伴隨收入增長，從事犯罪和恐怖襲擊的機會成本也在上升，巴基斯坦民眾也會三思而後行。

可惜的是，巴基斯坦的政治、財政狀況並不能長期支持這樣的安全投入。巴基斯坦總體財政能力低下，赤字率嚴重，接近一半的聯邦政府財政收入最終還要轉移支付、貸款或援助給地方。無論是打擊犯罪還是反恐都需要消耗大量財政資源，在有限資源下，維持最基本的國防和國內安全的支出佔聯邦政府財政的比例始終居高不下，而巴只有發展中國家程度的非常薄弱的經濟基礎，因此只能“拆東牆補西牆”，勉強維持，而在維持短暫的區域安全後，國家和地方也難以通過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反哺財政。

因此，從巴基斯坦國內的綜合情況看，其安全形勢是國家高度破碎化的一種必然的外在表現。而且經濟和發展問題可以説是最根本的問題。

（三）外部因素：地緣博弈致使安全局勢複雜化

從長期來看，若巴基斯坦能夠取得持續的經濟發展，其安全形勢可能會同步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階段、特定區域內（如“中巴經濟走廊”沿線），經濟增長和安全形勢也可能短暫地背道而馳。這是因為，巴基斯坦處在地緣博弈的焦點，來自西面和東面鄰國的外部安全壓力始終存在。巴基斯內部的各種犯罪組織五花八門，背景複雜，其中不少與外部勢力的關係曖昧不清。近年來，其西面的國防壓力有所減緩，但未來走向尚難清晰展望；而在東面，某些作為世仇死敵的國家勢力，更是破壞巴基斯坦國內安全的持續因素。

巴方情報機關和巴部分媒體認定，其境內的一些分離主義勢力，如俾路支省和信德省的某些暴恐組織，其背後可能存在某些國外勢力支持。已有很多證據表明，印度情報機關似乎對巴某些恐怖組織有格外的興趣。前述信德分裂勢力2020年形成的所謂軍事行動聯盟，也有可能與宗教極端型恐怖組織如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相互合作，甚至有可能與國際恐怖組織如極端組織ISIS、基地組織相勾連，而他們的活動方式更多可能是與伊斯蘭激進組織進行各種戰術配合。

2021年“7.14”達蘇項目大巴恐襲案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2021年7月14日，中資企業承建的達蘇水電站項目出勤班車在赴施工現場途中遭遇恐怖分子駕駛汽車炸彈自殺式襲擊，造成包括9名中方人員在內的一共13人不幸遇難。

當地時間2021年7月14日，巴基斯坦，中方企業承建的開普省達蘇水電站項目出勤班車在赴施工現場途中遭遇爆炸。（圖源：IC photo）

按照巴方説法，這次恐怖襲擊是在阿富汗策劃，由巴基斯坦塔利班斯瓦特分支具體實施。然而，就筆者在事發地的實地考察所獲感受而言，以為尚有若干疑點未被清晰説明。這一恐襲案發生在達蘇，本身就需要極為細緻的籌劃和高度複雜的配合。首先，從地理情況來看，達蘇位於KPK省與克什米爾地區交界處，作為臨近敏感地區的交通要道，過往盤查非常嚴格，中國車輛行走路線更是有專門的布控。其次，當地人口特徵清晰，社會環境相對簡單，對生人十分敏感，外人要混入其中不易。因此，當地治安一向較好。

再次，該水電站以及其他若干配套項目位於印度河上游，還是比較敏感的印巴衝突地段，當時剛好印、巴雙方發生了炮戰，當地進入了大量駐軍。在這樣的條件環境下，襲擊者作為外來車輛、外來人口，是如何順利混入企業駐地周圍的，就非常令人費解。7月20號，巴基斯坦內政部長謝赫·拉希德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執法機構已經完成對達蘇爆炸案的調查。他説，“有人試圖在巴基斯坦和中國之間製造不和的種子，達蘇爆炸案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不少巴基斯坦和國際專業人士推測，此次恐襲事件背後可能涉及更復雜的地緣政治動機。

2   中國公民海外安全：誤解與真實

（一）對海外中國公民安全風險的錯誤認識

為何海外中國公民遭遇安全風險的事件在不斷增加？目前的學界和媒體中存在若干觀點，但都難以得到現實情況支持。這些觀點中有五個主要的錯誤認識。

第一，説中國人不瞭解當地國情。認為很多企業或個人在出海時非常倉促，並沒有做好前期準備工作，對目的地的安全風險缺乏調研，很容易就前往高危地區和領域。然而，如果真是走訪海外中資企業，就會知道這個觀點基本是閉門造車的自我想象，因為現階段的中國企業和個人出海，都會做詳細規劃和研究。

第二，説中國人不遵守當地法律、不尊重當地文化。這個説法放在二十多年前，中資企業和商人剛開始“走出去”時，尚有一定道理。但在今天來看，早已是明日黃花，至多是僅只在比較特殊的領域裏面或相當狹窄的範圍可能會有這樣的現象。現實中，絕大多數中資企業，特別是國企，都會對出境工作員工在行前進行嚴格的法律教育，出境後日常有極為嚴苛的紀律管控，大多數員工與當地社會接觸面極低，何談不遵守、不尊重？真相的另一面是，“出海”企業和商人所在的不少國家，法制化程度比較低，其司法自由裁量權非常大，乃至當地人其實都無法真正規避法律風險。從法律角度指責中國，可能更多是一種“受害者有罪論”。

第三，説中國企業沒有履行足夠的社會責任。這同樣是一個早已過時，並且從一開始就飽受爭議的觀點。基本上，西方媒體是這一論調的始作俑者，如今也依然大力宣揚，但他們的相關報道始終嚴重缺乏事實依據，並越來越不能得到當地民眾和官方的認同。如2021年“7.14”達蘇暴恐案發生後，西方媒體又是再次祭起這一法寶，把事件歸因於中國企業的行為不當，無端指責中國企業在當地沒有充分履行社會責任。

然而事實上，根據筆者在當地的田野調查，看到這個項目上所有的中資企業從工程一開始，就在以免費提供水、電、路等基礎設施，以及捐款捐贈等多種方式，謀求與當地社區建立友善關係。達蘇作為水電站項目，建設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移民搬遷安置問題，並由此產生了一些社會矛盾，主要原因是東道國有關部門在補償和安置的工作中的不作為，導致當地民眾產生較大怨言，長期未能得到解決，故情緒轉移至項目本身，由此也導致建設進程被嚴重拖延，給建設企業帶來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和損失，也惡化了中資企業的社會環境。應該説，中企付出了巨大努力和善意。相當然地指責中企社會責任履行不到位，又是赤裸裸的受害者污名化。

第四，説中外民間關係不夠友好，導致當地對華人有敵意。固然，國之交在於民相親，可是這不代表着給予更多援助就能必然增進雙邊關係。現實情況下，民間關係是很複雜的問題，中國單方面付出的善意和實利很多，但不一定必然就會收到特別好的效果。

第五，説當地對華人安保過度，以致華人自身喪失警惕。這個觀點其實非常荒謬。首先，很多地區的安全形勢本就不容樂觀，當地政府對華人的保護更是嚴重不足。其次，華人近年來已經越來越謹慎，是因當地政策和經濟條件限制，才難以統一實現高質量的安保落地。

這些錯誤的認知，將安全事件的發生過度歸因於受害者本身，反而可能忽視真正改善海外中國公民安全處境的着力點。前兩年在國內引起不小反響的卡拉奇爆炸案就是一個例子。2022年4月26日下午，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學孔子學院班車在校內遭遇恐怖襲擊。車上的孔子學院中方院長黃桂平、外派教師丁沐舫、志願者教師陳賽不幸遇難。同一日，巴基斯坦恐怖組織“俾路支解放軍”在“電報羣”中宣佈對這起自殺式襲擊負責。根據俾路支解放軍組織的宣傳速度和內容，這起案件應該是提前有周密的部署和計劃，恐怖襲擊的對象和手段十分明確。

根據筆者多次在該孔子學院和卡拉奇大學的走訪，遇難老師的住處離學院只有幾百米，步行就可以到達。但他們還是嚴格遵守了巴當地安保部門的要求，乘坐專車並配備多名武裝護衞人員上下班。但顯然恐怖分子精準掌握了老師們特別是院長的出行信息，並肯定是事先經過了反覆實地踏勘才精心選擇了自爆地點，因此才能製造目標準確的定點襲擊，造成我孔院人員慘烈傷亡。更加令人痛心的是，案件發生後，學校的安保改進保障依然有限，當地人之間依然可以打個招呼就進門，並無嚴格的搜查和安檢。從這一案件中的事實也能看出，所謂“華人不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安保過度”等等説法其實是完全不成立的。從這次事件中也可以看出，並非海外華人不謹慎導致安全事故，而是當地的治安環境極其惡劣，當局的社會管理能力孱弱，實在防不勝防。

卡拉奇大學孔院襲擊案發生後，作者在實地瞭解情況。（圖源：作者提供）

（二）華人安全議題的雙重真相

巴基斯坦當地的安全形勢本身並不樂觀，所以在巴基斯坦及類似國家的海外華人本身就要面對較為複雜的社會環境。另外，近年來也確實有越來越多的恐怖主義活動將華人作為目標。就巴基斯坦的情況而言，其主要原因還是之前提到的地方分離主義勢力。

巴基斯坦是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示範國家，“中巴經濟走廊”無論在中國還是巴基斯坦國家層面，都是一個成功的經濟發展案例。但是由於巴基斯坦內部的破碎，使得巴基斯坦經濟發展在地理上的相對不均衡，招致尋求分裂的武裝分子以此為由，在仇恨巴基斯坦政府的同時，把中國和華人也列為了襲擊對象。

此外，外國媒體的有罪化敍述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西方媒體對瓜達爾項目情況的報道就是一個例子。瓜達爾項目在整個中巴經濟走廊的最初設計中就被列為“四大項目”之一，除一步到位建成高度現代化的港口、國際機場等先進基礎設施之外，還同步開發以出口加工為核心內容的經濟特區，以及進一步將整個瓜達爾城都建設成為在整個南亞地區都處於領先水平的大規模國際港口城市。顯然，這對於巴基斯坦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化和基礎設施發展都直接發揮巨大作用，在促進巴民族團結、維護政治統一、改善國防安全等方面更具戰略意義。因此，該項目得到巴中央政府的最高優先級重視。

大約在十年前，該地區就被聯邦政府“特區化”處理，並配備了比較強大的防衞力量，包含改組了當地原有的都市警察隊，按慣例配備了邊境警察，派遣了專事保衞中巴經濟走廊的南部特保師一部，又成立了專門保衞瓜達爾項目的海軍陸戰隊第三營、88特遣部隊等。中資企業的佈防也非常成體系，整個園區配備多重安保，從正門到企業的院牆間隔有100多米，牆厚超過1米，旁邊則是當地駐軍所在地。管控也非常嚴格，中資企業員工進出園區時，必須有警車隨行並實行一定的道路管制。在這樣大力度的防衞措施之下，瓜達爾地區長期維持了基本較好的治安環境。

然而儘管如此，也還是發生過相當嚴重的恐襲案，如2019年的“5.11”中企建設“明珠酒店”恐襲案，和2021年“8.20”專門針對中企班車的自殺式人肉炸彈襲擊案。2023年8月13日，在瓜達爾市區內發生了更為嚴重的恐襲事件，恐怖分子光天化日下持槍掃射有多達23名中國公民在內的中企車隊，幸未造成中方人員傷亡。饒是如此，瓜達爾仍被許多西方媒體説中國人“安保過度”，並依然用企業責任等無恥讕言來詬病中資企業。

2023年8月13日瓜德爾港襲擊事件，中方防彈車輛受槍擊後，車窗上留下了彈孔。（圖源：環球時報）

後來，當地政府想要借鑑深圳的經驗，制定“安全圍欄”計劃，藉助瓜達爾北部的山脈把整個瓜達爾區封閉起來，形成一個安全島。這個安全計劃很快就在當地受到了強烈的反對和阻撓，被迫終止了。而阻撓活動的帶頭人表示，他們並不反對中方的安全措施，但是建議與當地民眾進行更好的溝通。這背後當然是有明顯的境外干擾。瓜達爾當地其實經常會出現示威遊行活動，而每次這類事件發生，西方媒體都會試圖把事件跟當地中國企業聯繫起來，其中英國《衞報》就是一個典型代表。有一次遊行跟中方無關，衞報的報道直接寫：“雖然這次事件跟中國無關，但不等於別的事情跟中國沒有關係。”由此可見西方的媒體、NGO在海外華人安全問題上起到了什麼作用，他們的言論、判斷有多少值得參考、採納，我們需要有一個清醒認識。

3   中國海外利益保護框架：一個初步總結

基於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勢，並總結各恐襲案例中的經驗教訓，可以初步勾勒出一個在高危地區有效保護中國海外利益的思路框架。

首先，需正視安保不得不首選當地救濟的基本規則，但在實踐中不能寄予過高期待。領事保護的前置條件是“用盡當地救濟”，這就意味着，東道國的各種安防力量還是安全保護的基礎。瓜達爾強大而高度嚴格的官方防衞措施被證明是有效的。但這需要超大規模的資金和其他資源投入，可複製性不強。

除了軍、警等官方安全力量扮演基礎性角色之外，在地中方企業和公民通常會考慮僱傭商業化安保。從經驗上看，這不能停留於解決“有沒有”，而更應該對其專業水平與忠誠度提出要求。在實踐中，由於法律、政策和經驗的侷限性，中方僱主也不得不在國際安保與中資安保公司之間做出取捨，此時就更應該對服務供應商做全面的考察。

當地時間2024年3月27日，巴總理夏巴茲·謝里夫就26日中國公民遭到襲擊一事召開安全局勢會議。（圖源：IC photo）

第二，在海外高危地區確有一些華人自力救濟的成功案例，但同樣適用條件極為有限。例如，在安哥拉首都羅安達的華人安保聯防體系，經過多年的探索和發展，現已形成了包含武裝巡邏、報警專線、指揮中樞、警訊快傳、快速反應等一整套比較完備的安防體系。但也有其特殊性，首先就是要華人或者中國企業比較密集，可以形成組織力量，也可以聚集足夠的資金進行安保支持。所以這些經驗換到其他地方可能就無法成功。

第三，應明確安保工作“人命關天”的根本立場。當發生涉及到中國公民生命安全的等緊急事件時，第一要務必須是啓動各種應盡措施進行救濟，先保證人員的性命安全，而不是在是非細節、輿情應對等次要問題上消耗寶貴的“黃金時間”，

第四，海外安保重高度重視“防”，特別是早期預警，這就要求密集運用先進科技手段，以實現儘可能前置和準確的早期預警。

國際上的先進經驗表明，在安防領域，相較於人工和物理措施，高科技手段正在被密集使用，在安防手段中所佔比重越來越高，以成本和營收計在一些大型安保公司中所佔甚至過半。如通過無人機、雲計算和AI等手段，精確實現早期預警、信息蒐集與分析。

最後，應當認識到，中國海外利益正在面臨越來越嚴重的挑戰和威脅，傳統保護手段也面臨不少限制，但其中一些是由我方自身一些固有認知和習慣性做法所造成，這就需要我們轉變思路，應時而動，以自身的調整來促進東道國的配合和改變，從而更加積極、主動、有效地保護我海外公民和法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