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國製造的“美國小姐”-冬曉
guancha
國際流行巨星泰勒·斯威夫特颳起的“黴黴旋風”正在席捲全球。
2024年3月2日，泰勒·斯威夫特時代巡迴演唱會在新加坡正式開唱，吸引了周邊國家和地區成千上萬名歌迷跋山涉水，遠渡重洋只為一睹偶像風采。
與此同時，主辦國新加坡正陷入一場與周邊國家的口水戰，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國紛紛質疑其通過某些手段，壟斷了泰勒·斯威夫特演唱會的舉辦權。泰國總理賽塔更是早在一個月前就公開抱怨，新加坡政府通過為泰勒·斯威夫特每場演唱會提供300萬美元的補貼，而將其他國家排除在外。
一個流行音樂歌手，究竟有何魔力讓各國政府為舉辦她的演唱會而打得頭破血流？
先來看看美國媒體給出的答案。
2023年12月6日，美國《時代》雜誌公佈了2023年的年度人物。俄烏衝突懸而未決，巴以衝突又驟然爆發，在地緣危機日益凸顯的當下，素來看重候選者政治性的《時代》雜誌，破天荒地第一次將年度人物頒發給了一位流行音樂藝術家，正是泰勒·斯威夫特。
（泰勒·斯威夫特為《時代》雜誌拍攝的照片 圖源：《時代》）
在《我們為什麼選擇了泰勒·斯威夫特》一文中，《時代》雜誌如此解釋道：“每一年都有光明和黑暗，2023年是一個黑暗佔據很大比例的年份。在一個分裂的世界中，太多機構的嘗試都在經歷失敗，而泰勒·斯威夫特則找到了一種超越國界的方法，成為一個光源。”
因而，各國媒體、研究學者紛紛將視線投向這位卓有成就的音樂創作人，儘管關於她的討論自其在16歲出道之後就從未在大眾的視野中缺席片刻。自此，曾經揹負着“鄉村小美女”外號的泰勒·斯威夫特，終於在人們的隻言片語又或是長篇大論中，演變為一個無比耀眼的符號。
她可以是藝術的，自出道之後便不斷在創作中挑戰着自己，從鄉村女孩到流行天后。
她可以是文化的，當代女性在成長過程中自我意識的漸次覺醒，通過急劇變革的社交傳媒，同社羣中的多數建立起雙向的情感鏈接。
她可以是經濟的，各國政府爭相邀請她來當地舉辦演唱會，在經濟學家們齊聲盛讚的“黴黴經濟學”的理論指導下，寄希望於能一舉拉動萎靡的市場消費，從而帶動經濟的緩慢復甦。
她可以是政治的，在美國的政治選舉中號召年輕人為民主黨人投票，因此惹惱了特朗普，被對方調侃“我對她的喜愛減少了25%”。
媒體人評價泰勒·斯威夫特是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和詩人，認為其成就已經可以比肩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鮑勃·迪倫和流行天王邁克爾·傑克遜；學者們把泰勒·斯威夫特看作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化潮流和經濟現象，翻來覆去地論證她作為文化符號在全世界所掀起的追星狂熱和經濟復興；政客們則根據自身立場把她當作拉動選票的幫手又或是煽動異見的領袖，民主黨愛她，共和黨恨她，而追隨她的年輕人則把她的語錄當作指導生活的聖經。
不論如何，在耐心剝去粉絲、媒體和權威製造的縈繞在泰勒·斯威夫特身上的諸多光環之後，她所呈現出的本真是如此清晰可見——
一位美國製造的“美國小姐”。
而“美國小姐”，正是她為自己在2018年拍攝的紀錄片所起的名字。
努力的天才
1989年，泰勒·斯威夫特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西雷丁，她的父親斯科特當時是美林證券的的股票經紀人，母親安德里亞曾擔任共同基金營銷主管，而她的外祖母瑪喬麗則是一名專業的歌劇演唱家。她的名字泰勒，正是父親給取的，為的是紀念六獲格萊美的音樂表演藝術家詹姆斯·泰勒。
家學薰陶之下，年幼的泰勒·斯威夫特很早就在音樂上展現出過人的興趣和天賦。她曾在媒體採訪中動情回憶童年時在教堂看外祖母演出的經歷，這無疑是一種藝術上的啓蒙，而中產家庭的出身，則讓她在沒有飢飽憂慮的情景下，盡情徜徉在藝術的海洋裏不問世事。
泰勒·斯威夫特的幼年時期是在賓夕法尼亞的一個聖誕農場度過的，那塊地產原本屬於她父親的客户，後被她父親買下，而到了夏天，她會被接去全家在新澤西州石港的另一處住宅，度過漫長的假期。
（泰勒•斯威夫特2004年以前一直住在這棟房子裏，2013年該房以79.95萬美元的價格被掛牌出售 圖源：《費城問詢報》）
父母對泰勒·斯威夫特的音樂愛好給予了高度支持。為了幫助她在藝術上有所精進，他們不僅同意她去藝術學校參加表演，每隔一段時間，還會送她去紐約上專業的表演課和聲樂課。甚至，在她宣稱自己堅定了對鄉村音樂的追求之後，父親直接調換工作，全家打包好行李，搬去了美國鄉村音樂聖地——田納西州納什維爾附近的一個城鎮。
泰勒·斯威夫特的母親從她11歲起就帶她四處表演，參加唱片公司的面試，尋找簽訂合約的機會。13歲那年，她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藝人發展合約，但一年後就同該唱片公司解除了合作關係。因為她敏鋭地覺察到該公司對她的工作缺乏明顯的關心，而她認為有太多要表達的東西，沒有必要繼續在他們身上浪費時間和精力。
此時的泰勒·斯威夫特已經展現出對自己未來職業規劃異常清醒和果敢的判斷，這在人才輩出、輪轉極快的演藝行業中是相當罕見的，特別考慮到彼時的她還只是一名青少年。這種特質，如今在美國主流文化中被定義且褒揚為一種“獨立自主”的追夢精神，而為此提供支撐的，來自中產家庭的豐厚物質條件，卻鮮少在相關的報道中被提及，即便提及也只是被籠統地概括為父母之愛的深沉。
2005年，離開前唱片公司的泰勒·斯威夫特和“大機器”唱片公司簽訂了新的合約，由此開啓了一段輝煌絢爛的音樂之旅。隨後，這位努力的天才女孩在美國鄉村音樂屆開始如喝水一般進行了堪稱瘋狂的創作，陸續推出了多張專輯《The Taylor Swift Holiday Collection》、《Beautiful Eyes》、《Fearless》、《Speak Now》、《Red》，並誕生了傳唱度極高的單曲，如《Love Story》、《You Belong With Me》、《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I Knew You Were Trouble》等。
（2007年初出茅廬還略顯青澀的泰勒·斯威夫特 圖源：網絡）
兼顧商業性和藝術性的平衡表達，讓泰勒·斯威夫特以一種鋭意進取的姿態將各大獎收入囊中。鄉村音樂學院最佳新人女歌手獎、美國音樂獎最受歡迎女歌手獎、美國音樂獎年度最佳藝術家……這還都只是她個人獲得的獎項，沒算上她在專輯和單曲上取得的諸多創紀錄的榮譽。
這一時期的泰勒·斯威夫特雖然將創作重心放在了她所鍾愛的鄉村音樂上，但在她的專輯中，流行音樂的比重正在以一種肉眼可見的速度增加。2014年，泰勒·斯威夫特的第5張錄音室專輯《1989》橫空出世。“這是第一張官方正式流行樂專輯。”她如此定義。
同年，泰勒·斯威夫特正式從田納西搬到了紐約市，她無比興奮地在第一支單曲《Welcome To New York》中不遺餘力地讚揚着這座城市的一切：“整個城市流光溢彩，這裏的每個人都心懷追求。”部分從鄉村音樂時代就追隨她的歌迷不禁感慨，這個村裏來的姑娘這次是真的“進城”了，包括心理和物理。
“進城”後的泰勒·斯威夫特繼續在音樂創作中揮灑着她獨一無二的創造力，並嘗試在不同的音樂風格上開拓，以流行樂為基地，將更多元的音樂流派帶入其中並進行融合。2017年她發行了一張電子流行樂專輯《Reputation》，2019年則推出了夢幻清新的《Lover》。
（2018年“Reputation”巡迴演唱會上的泰勒·斯威夫特 圖源：《福布斯》）
歌出的頻繁，獎也拿到手軟。在美國音樂界最高殿堂的格萊美頒獎典禮上，泰勒·斯威夫特開始接連創立並打破自己製造的多個獲獎紀錄。2018年，她轉投環球音樂集團，結束了她與“大機器”長達十餘年的合作。關於這家公司和泰勒·斯威夫特的糾葛，我們後文會談到。
在《Lover》發行並大獲好評的11個月後，泰勒·斯威夫特就又迫不及待地推出了一張專輯《Folklore》。新冠疫情流行期間的居家隔離並未消磨這位年輕藝術家的創作力，反而為她注入了更多的靈感。
縱觀泰勒·斯威夫特的成名史，不難發現，持續有高質量的作品問世，以及在多年的功成名就之後，仍能保持旺盛的創作慾望，是她獲得歌迷喜愛和媒體關注的奧秘所在。她對音樂事業的堅定追求和藝術上的大膽創新，在歌迷的交口稱頌中和媒體報道中被凝結為一個強大而簡潔的標語——天才雖有時，但持之以恆的努力才是通往成功唯一的訣竅。
這是一種根植於美國主流價值觀中典型的中產敍事，在人為摒棄了物質要素在通往成功道路上的關鍵作用後，僅以昂揚的主觀能動性來宣揚“美國夢的必然”。看似平淡無奇的價值判斷背後，暗含了一個殘酷的，卻不能被明説的邏輯：只要你努力，你就會收穫成功，實現階級的躍遷——相反，如果你沒有成功，那肯定（只能）是你還不夠努力。如此這般，於潛移默化中，將社會環境中不合理的分配製度對個人發展的桎梏全都安然隱匿，消弭於無形。
很少有人知道，泰勒·斯威夫特在與“大機器”簽約的同時，她的父親直接豪擲12萬美元買下了該公司4%的股權，就像很少有人瞭解，當年被無數風靡一時的“文學期刊”當做勵志雞湯主角的比爾·蓋茨從哈佛大學退學後，是在父母幫助下拿到了自己創業的第一桶金；而全美脱口秀女王奧普拉在成為問題少女進出少管所後，被父親送到私立精英學校一直嚴加管教，直至大學畢業獲得文憑才實現了人生的逆風翻盤。
不需要為生計奔波，相對平順的成長經歷，使得泰勒·斯威夫特在音樂創作上始終保持着一種上揚的調性——這並非是對樂觀主義無緣由的鞭笞，而是要指出，在她的音樂作品中，即便涉及對現實議題的刻畫，始終都淺嘗輒止，缺乏更為尖鋭的真實感。
同樣是描繪光怪陸離的紐約市，在從納什維爾帶着名譽和金錢來到這座混凝土森林的泰勒·斯威夫特眼中，是一個光鮮亮麗的夢想之地，名副其實的大蘋果。而在土生土長的本地音樂人Jay-Z的唱詞裏，則截然相反，刨去造夢之都華彩斑斕的一面，城市街頭無不充斥着貧窮和混亂，販賣毒品、混跡幫派的孩子在布魯克林隨處可見，被物慾橫流的都市生活引誘的妙齡女郎，在迷失自我後墮落成廉價的性工作者。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美國主流文化對於泰勒·斯威夫特的讚頌並不是從一而終的，在漫長的時間尺度上，經歷了一個明顯的變化過程，而這一波動映射着美國政治近十五年的變遷。
沒有一種藝術形式可以獨立存在於其所處的時代。
精緻的反叛
在當下，儘管美國主流媒體對泰勒·斯威夫特的讚頌花樣百出，但早年間，當她還是以一名鄉村歌手的身份聞名於世時，也曾遭遇自四面八方的惡意攻訐。
鄉村音樂是一種在美國本土，特別是南方地區具有廣大羣眾基礎的民族音樂，成型於上個世紀20到30年代。這種音樂類型曲調簡單，有一定的重複性，易於傳唱，歌詞朗朗上口，具有敍事性，主題內容多為對勞動的讚頌，對鄉土生活的熱愛以及對情感關係的描摹。
就像雷鬼音樂一樣，鄉村音樂也有其獨特的受眾羣體，那就是生活在美國廣大鄉村地區的白人，故而這種音樂也被稱為“藍領音樂”。
説點題外話，關於鄉村音樂的起源，有説法是來自英格蘭的民謠，實際上根據現在的很多學術研究，鄉村音樂吸收了諸多的元素，包括愛爾蘭和蘇格蘭的民謠，甚至還有部分黑人音樂。
被稱為“紅脖佬”的美國底層白人男性正是鄉村音樂最穩固的消費羣體，而鄉村音樂主要依靠電台傳播的這一特點，更是將農牧業人員和運輸業人員都囊括其中。在美國電視台舉辦的、由觀眾投票產生冠軍的大型平民選秀節目中，鄉村歌手容易摘得好成績的原因就在於此，它的羣眾基礎實在太廣，受眾太多。
比如福克斯電視台舉辦的《美國偶像》，其第四季的冠軍凱莉·安德伍德就是一名鄉村歌手，而在NBC主辦的《美國之聲》中，鄉村歌手的比例更是高得離譜，第三季的冠軍卡莎迪·普、第四季的冠軍丹尼爾·布拉德伯瑞，第七季的冠軍克雷格·維恩·鮑德，第十一季的冠軍桑丹斯·海德——甚至連其中一位常駐評委布萊克·謝爾頓，其本人也是知名的鄉村音樂歌手。
（《美國之聲》第四季的冠軍丹尼爾·布拉德伯瑞，牛仔馬甲和牛仔靴的打扮，非常鄉村 ）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之聲》裏的鄉村歌手比例也遠高於《美國偶像》，前者在2011年才舉辦了第一季，後者則是2002年，這也從側面印證了美國保守主義風潮在近十幾年的迴歸。
早年的鄉村音樂歌手多為男性，直到現在，從整體來看，在美國的鄉村音樂歌手中，男性的比例和名氣也都遠超於同時期的女性（在爆出負面新聞後，聽眾對於鄉村男歌手的容忍度也更高）。在歷史和地理因素的雙重作用下，鄉村音樂自身呈現出一種和聽眾的價值觀相符的保守主義基調，槍支、皮靴、牛仔、酒精這些男性化符號在歌詞中被一再傳唱，樂迷對鄉村歌手形象的要求也相對遵循着保守主義的信條。
因而，在女性思潮衝擊越發兇猛的21世紀，鄉村女歌手的生存態勢並不樂觀，敏感尖鋭的社會議題，如性別不公、家庭暴力、種族歧視、鄉村生活的空虛等並不受聽眾們的待見，沒有商業上的支持，創作的空間被一再壓縮，男女之間纏綿悱惻的情愛就成為了女性歌手們相對固定的選擇。
而泰勒·斯威夫特的成功之處就在於此，她在鄉村音樂時期的創作基本不涉及敏感議題，不論是政治性還是社會性，僅專注於個體的成長體驗，且這種體驗大多和青少年時期的情感經歷直接關聯。
通常，她的歌曲會從第一人稱視角展開，隨着旋律的遞進，慢慢地講述一個女孩在戀愛中所能體會到的各色思緒，有時是一見鍾情的激動，有時是心有不甘的嫉妒，有時是一別兩寬的灑脱——但這些所有的情緒，都是來自她的真情流露，輔以平視的第一人稱敍述，使得她的一首首歌曲像極了一段段私人日記，歌迷收聽的過程就像是在閲讀她的隱秘心情。
私密體驗的獲得幫助泰勒·斯威夫特和歌迷之間建立了一種更為親近的雙向鏈接，而這種雙向鏈接也隨着社交網絡的迅猛發展被進一步放大，名人們可以在上面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悟並直接被粉絲閲讀接受，即時獲得粉絲的留言反饋，粉絲們也可以直接向偶像喊話，傾訴自己的遭遇，甚至直接表白。
就在泰勒·斯威夫特名氣日漸壯大的同時，媒體和輿論的目光也從她的作品慢慢轉移到了她的私生活之上。儘管她對鄉村音樂有着無與倫比的熱愛，但中產家庭的出身決定了她不可能完全認同並遵守鄉村生活中相對保守的價值觀。她的每一段情感經歷都會被媒體挖出來放在放大鏡下肆意評論，雖然這其中並無任何的狗血橋段，甚至是體面的開始和體面的結束。
如果説這一階段輿論對泰勒·斯威夫特私生活的關心，還僅僅是出於挖掘名人軼事當作茶餘飯後談資的好奇，與他們之前對所有明星藝人所做的沒什麼不同，比如關注麥當娜和羅德曼的交往，布蘭妮和賈斯汀的分手，而隨着泰勒·斯威夫特聲望與日俱增，媒體對於她的關注，則更多聚焦於她個人的政治主張。
鄉村音樂時期的泰勒·斯威夫特對於政治議題的發言非常謹慎，曾經不止一次在公開的採訪中表示，她對女性主義方面的知識瞭解不多。2012年，泰勒·斯威夫特參加了大衞·萊特曼主持的脱口秀。在節目中她就非常聰明地就政治議題打起了太極，她説22歲的自己有投票的權利，但告訴別人該怎麼去做（投給誰）不是她的權利。
這種得體的回應方式同樣帶有非常明顯的城市中產印記，誰都不討好，也誰都不得罪。泰勒·斯威夫特自己也不止一次在鏡頭前坦言，她從小受到的家庭教育讓她要做一個好人，被大家尊重的人，要盡力去獲得大家的喜愛。不過考慮到她當時鄉村音樂創作者的身份，這或許也是一種對自我品牌形象的保護策略，畢竟有太多血淋淋的前車之鑑。
2003年，知名女子鄉村樂隊“南方小雞”因為發表了反對伊拉克戰爭和反對小布什的言論，而被美國媒體集體封殺。憤怒的歌迷，不論男女老少，衝到唱片公司門口砸碎光碟，舉着牌子和標語來表達自己對“叛國者”組合的不滿。此後，唱片公司對於旗下藝人政治傾向的管控愈發謹慎，而泰勒·斯威夫特嶄露頭角的2010年前後，正是美國社會共識走向撕裂的重要開端。
（“南方小雞”爭議的紀錄片《閉嘴和歌唱》的海報》）
2010年，第112屆國會走馬上任，茶黨在民粹主義風潮的擁簇下，踏上歷史舞台。2013年，兩黨在臨時撥款議案上無法達成一致，而導致美國政府不得不閉門停擺。
然而，泰勒·斯威夫特對社會議題閉口不談的緘默姿態，很快就隨着她從鄉村音樂轉型至流行音樂而被徹底打破。她先是在《Welcome to New York》中隱晦地表達了對紐約市這個自由之地可以隨意選擇性取向的讚美，接着在《Look What You Made Me Do》中更加毫不掩飾地對外界曾給予她的傷害進行最直接的反擊，一個誓言必定血債血償的復仇女人的形象躍然紙上。同是控訴對媒體給自己潑髒水卑劣行徑，她在鄉村時代的歌曲《Mean》就更為圓滑和柔和，最多不過是在歌詞裏嘲諷似的説兩句，他日我必將飛黃騰達，而你們這些小人只配在陰溝裏繼續苟活。
也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泰勒·斯威夫特逐漸被左翼媒體和樂迷奉為女性主義的偶像頂禮膜拜，她們爭先恐後地為她貼上獨立、強大的標籤，過去被批評為肆意的情感姿態現在被讚頌為率真，過去被指責為小肚雞腸的行為（把前男友當作靈感寫進歌裏）現在被誇耀為敢愛敢恨的直爽。
泰勒·斯威夫特在鄉村音樂時期的謹言慎行，為她轉型女性主義代言人形象起到了關鍵的留白作用，大眾對於她和她作品的二次解讀無異於一次共同創作。起初她專注於自我情感的表達，不參與社會議題，使她避免了可能的、潛在的冒犯，最大程度保有並積累了相當規模的粉絲羣體。而當她正式進入社會議題的輿論場時，自我情感表達的這一部分進而被追隨者自動解碼為本真的代言，因為這一切都可以用時下最流行的女性成長敍事來順暢解讀。故而，她的轉變並非是背叛，反而夯實了坦率人設的“一以貫之”。
面對媒體，泰勒·斯威夫特也是用“成長”來為自己在轉型之後開始就社會議題發聲來辯解的。2015年她在接受《馬克西姆》雜誌採訪時強調，自己早年對女性主義不來電，是因為自己那時還只是個孩子，沒有遇到過其他女性所遭遇的困境，直到她親身經歷了一些事情，她才對此有了新的體悟。
2013年泰勒·斯威夫特在參加一場活動時，於眾目睽睽之下被一名男性DJ大衞·穆勒實施了性騷擾，他借合照之機把手伸到她的裙底，在屁股上掐了一把。事後，泰勒·斯威夫特向活動主辦方投訴舉報了他，在經過調查後，大衞丟掉了自己的工作。
（泰勒·斯威夫特和大衞·穆勒的合照 圖源：《太陽報》 ）
事件發生3年後，2017年，此人向泰勒·斯威夫特發起訴訟，認為她的投訴是誹謗，侵害了自己的名譽，要求300萬美元的賠償。作為回應，泰勒·斯威夫特反訴對方人身攻擊並要求1美元的象徵性賠償。
最終，泰勒·斯威夫特贏下了這場官司，但她對整個司法審判過程的“毫無人性”耿耿於懷。她不明白為什麼在有7個證人出庭作證以及有現場照片的情況下，作為受害人的自己仍需要出庭參與審理，而對方和辯護律師在庭上的謊話連篇更讓她怒不可遏。
這也許就是泰勒·斯威夫特所説的成長遭遇，也進而成為她成功的一部分。
順應時代還是扭曲時代？
通過作品來表達自己對社會議題的關心，屬於藝術創作者的基本操作，較為容易被大眾接受，比如鮑勃·迪倫的《Blowin’ In The Wind》表達的是反對戰爭，邁克爾·傑克遜的《Black Or White》表達的是反對種族歧視。而直接在公眾面前發聲，鼓動粉絲去為特定的候選人投票則屬於非常赤裸的政治行為，極易引發強烈的社會爭議。
1990年，麥當娜為了表達自己對克林頓的支持，就拍攝過一支鼓動年輕人去投票的宣傳短片，她穿着三點式內衣，身上披着一面美國國旗，嬉笑着和另外兩名穿着緊身衣的黑人男性（從外貌特徵上看，有極大的概率是性少數羣體）高喊着：“快滾去投票，不然我就要踹你們的屁股了。”
（麥當娜拍攝的短片截圖）
2018年，特朗普執政任期內舉行中期選舉的一年，也是泰勒·斯威夫特因其政治性言論在美國政壇丟下驚天炸彈的一年。
彼時，瑪莎·布萊克伯恩正在田納西州與民主黨候選人就參議院的席位展開激烈爭奪——她是一位非常強硬且激進的保守派共和黨人，與特朗普關係密切，對女性權益毫不感冒，並主張採取更有力的手腕來處理移民問題。在同年拍攝的泰勒·斯威夫特的紀錄電影《美國小姐》中，泰勒·斯威夫特憤怒地將瑪莎·布萊克伯恩稱為“一個女版特朗普”。
“我們必須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如果他沒贏，那我至少嘗試過了，”泰勒·斯威夫特淚眼婆娑地在紀錄片中面對不贊同自己公開反對瑪莎·布萊克伯恩的父親這樣説，“這是一件大事，她投票反對女性獲得公平報酬，她投票反對重新授權《反對針對女性暴力法案》。她認為如果你們是同性戀，甚至看起來像是同性戀，餐館就有權把你們趕出去，這真的就是基本人權，在這一點上就是是非對錯。”
“我看到她隱藏在田納西州基督教價值觀這樣的話後面，這些不是田納西州基督教價值觀，我住在田納西州，我是基督教徒，我們不支持這種觀點。”
自我認同為田納西人，出生在賓夕法尼亞，現居紐約的泰勒·斯威夫特，對田納西選民的政治傾向的洞察並不如她在音樂上那麼敏鋭。作為鐵桿紅州的田納西，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領先優勢從2004年就開始一路高歌猛進，從14%到15%再到21%，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那一年，他甚至在田納西贏了希拉里27%。
美國底層保守主義思潮的回溯的責任，絕對不是一個“騙子”特朗普就能承擔的。
由此，泰勒·斯威夫特和瑪莎·布萊克伯恩的戰爭拉開了序幕，她不僅在社交平台的賬號上撰寫推文鼓動粉絲去投票，還積極地用音樂來傳達對現任特朗普政府的不滿。在這一時期，她創作了兩首政治意味濃厚的歌曲，一首叫《Only The Young》，歌詞討論了校園槍擊案、特朗普和干預選舉等問題，讚美年輕人擁有的朝氣活力和改變世界的力量；一首叫《Miss Americana & The Heartbreak Prince》，借用一對情侶的愛情故事，表達了她對美國政壇現狀的幻滅。
（泰勒·斯威夫特在社交平台上高調為另一位田納西州的參議員候選人拉票）
根據美國媒體的報道，在泰勒·斯威夫特強有力的號召下，僅一天當地就新增了萬名註冊選民，這一數字創下歷史新高。人們不由感嘆她身上所藴含的強大號召力，不僅在流行音樂市場上空前絕後，恐怕在政治博弈中也不容小覷。
面對媒體關於泰勒·斯威夫特公開號召粉絲給本黨對頭投票有何感想的提問，特朗普説出了那句著名的調侃：“我對她的喜愛減少了25%。”早先，特朗普本人對泰勒·斯威夫特一直是較為欣賞的態度，他曾於2012年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讚揚她專注創作，不像其他音樂表演家一樣藉助自身在粉絲羣體內的影響力，擾亂政治議程。
（贏得田納西州參議員選舉的瑪莎·布萊克伯恩 圖源：《每日電訊報》）
儘管有年輕選民們的支持，但泰勒·斯威夫特和她的追隨者在同共和黨人的這場競選大戰中還是敗下陣來。不過她並未就此停止對美國政治的參與，相反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在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泰勒·斯威夫特再一次站出來鼓勵粉絲去為民主黨候選人喬·拜登投票，並在大選開始後將自己創作的歌曲《Only The Young》送給拜登跟哈里斯，授權他們可以在競選中使用該曲宣傳。
有趣的是，《Only The Young》雖然誕生於專輯《Lover》的製作時期，卻並未被泰勒·斯威夫特收入該專輯，她曾經對此做出解釋，是她自己做主把這支曲子從專輯裏拿掉的，因為這是一支為她的紀錄片《美國小姐》所做的主題曲。
隨着美國政府完成換屆，特朗普黯然下台，泰勒·斯威夫特在政治上的表達欲似乎也跟着一去不復返，在已經完成的2022年中期選舉和正在進行的2024年總統大選中，目前她並未再就任何投票話題在社交平台上發表任何言論。期間，她只在羅訴韋德案被推翻、美國女性墮胎權益遭到極大破壞那日，轉發了米歇爾·奧巴馬的聲明，並表達了擔憂；以及在跨性別和同性戀權利將要通過參議院投票時，表達了自己的支持。
儘管一年多來，泰勒·斯威夫特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全球巡演和專輯製作的工作上，但以福克斯電視台為主陣地的保守派媒體，並沒有因為她近期在政治議題上的“不作為”姿態而對她有所鬆懈。
當泰勒·斯威夫特和身為橄欖球運動員的新男友，堪薩斯城酋長隊的特拉維斯·凱爾西雙雙現身超級碗賽場時，右翼媒體的支持者們便開始像往常一樣，不遺餘力地散播起陰謀論，指責她通過找尋一個橄欖球明星當男朋友的方式，染指美國人民最鍾愛的橄欖球運動，意圖通過對保守派宣傳陣地的滲透，傳達她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政治主張。
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正是由於泰勒·斯威夫特的加入，今年超級碗的收視較往年相比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狂飆。是“美國春晚”在蹭泰勒·斯威夫特，而不是相反。大眾媒介裏的流行文化對傳統體育此類保守派心中精神圖騰造成的直接衝擊，竟然是以如此方式完成的。
泰勒·斯威夫特在政治議題上的姿態，永遠都可以用“精緻的優雅”來形容。她宣稱自己關心性少數羣體的權益、女性平權、反對種族歧視，並用創作的筆刷把這些議題融進自己的旋律之中，看似頗具先鋒意識，然而，這類主張在美國輿論場裏屬於左翼們老生常談的安全牌，絕對的政治正確，尖鋭性的缺失使它們大多數時候，更像是人們用於標榜自己政治身份的時尚單品。
真正會對美國價值觀造成衝擊的議題，對內如制度性貧困，對外如巴以衝突，是不會在西方文藝圈中得到廣泛曝光和討論的。藝術創作者們無傷大雅的小脾氣可以被主流文化容忍接納，當做某種縱容和調劑，但對現行權威體制的刨墳行徑，絕不可以被放在台面上言説。
身為泰勒·斯威夫特圈內好友、同樣是知名歌手的賽琳娜·戈麥斯，就曾在巴以衝突爆發後於社交平台發言：“人們遭受的折磨和殺害，或對任何一個羣體的任何仇恨行為都是可怕的。我們需要保護所有人，特別是兒童，永遠停止暴力。我希望我能改變這個世界，但是一個帖子不會”。然而，在被外界解讀為是為巴勒斯坦發聲後，她隨即又點讚了艾米·舒默支持以色列言論，沒多久就徹底在外網翻了車，只得將賬號關停。
此類危險不會是中產家庭出身的泰勒·斯威夫特樂意看到的，因而她的作品中充斥着微妙的違和感，一方面她在竭力宣傳愛、平等與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一方面她又對殘酷的、更為深遠的社會議題當作無事發生，她在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中都選擇了默不作聲，同樣對於近兩年發生在美國各地日益嚴峻的移民問題選擇了視而不見。
即便是真情實感地抨擊美國現有政治體制的混亂和撕裂，泰勒·斯威夫特的落腳點仍然跳脱不出粗暴的二元對立論。現狀很糟，沒錯，這都是特朗普一手造成的，只要把這個“獨裁者”和他的支持者趕下台，那麼美國社會泥濘不堪的現狀就會迎刃而解。
鄉村音樂歌手時期鍛煉出的謹慎，仍然在泰勒·斯威夫特的為人處世中有跡可循，就像貧窮等美國社會的核心議題在她音樂中缺位一樣，她在《The Man》中奮力批判父權制度對女性壓迫，嘲諷似的唱到如果我是個男人我會更快取得成功，卻幾乎無視了對底層女性自上而下造成的迫害，貧窮真正的根源，才是大多數人無法突破玻璃天花板的主因。
從小就擁有良好教育資源的泰勒·斯威夫特，自然無法體會到更為下層的艱難，在她“憑藉個人努力”成為鄉村音樂明日之星時，還有多少同樣對音樂感興趣的姑娘根本買不起一把吉他。根據紐約市政府官方公佈的數據，在泰勒·斯威夫特盛讚的滿是夢想和希望的紐約城，有60萬的孩童正處於飢餓狀態。
一個典型的畫面表達就是在泰勒·斯威夫特自拍自導的音樂MV《The Man》中，由她扮演的男主角傲慢無理地坐在擠擠挨挨的地鐵上，她雙腿大開，一邊無視着身邊的其他乘客厭惡的眼神，一邊抽着自顧自地抽着雪茄吞雲吐霧，甚至在到站下車後，還如入無人之境地對着地鐵站的牆壁隨意撒尿。
（《The Man》的MV截圖）
看似嘲諷拉滿，然而問題在於，一個掌握了社會上層資源，能開遊艇出海，參加慈善網球賽的精英男性，日常通勤會搭乘以管理混亂、環境骯髒著稱的紐約地鐵嗎？頗有網文女頻小説中，霸道總裁穿着由僕人熨帖妥當的西裝三件套還要在早上擠公交的違和感。
這種倒置的“農民幻想着皇帝用金鋤頭種地”的滑稽橋段，暴露出的正是佔據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城市中產在嚴肅社會議題上同底層人民的割裂，正如泰勒·斯威夫特本人2011年12月在對公告牌採訪中所説的，“我從來沒有在鄉村音樂中感到任何針對女性的歧視，因為我從來沒有感覺到它對我產生影響。”她默認了這種不公的必然，“我的理念一直都是如果你想和男人們同台競技，你就得像他們一樣努力。”
即便在遭受性騷擾後，泰勒·斯威夫特對於職場女性所身處的困境有了更為具體的感悟，但這種感悟依舊是漂浮的，不依託於具體的生活場景而存在，因此為了向歌迷傳達更廣泛的真實，她不得不將自己生活體驗中高度濃縮的精英化形象，放置在她認為的普遍存在的女性生活場景之中。
如今，隨着美國2024年大選拉開序幕，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保守派再度捲土重來。對美國主流意識形態風向素來敏鋭的奧斯卡頒獎典禮，已經先知先覺地成全了《奧本海默》在榮譽上的圓滿，新自由主義在文化圈層泛起的浪湧，終究要為現實中的生存問題而落腳。
從更為宏觀的視角來看，這背後折射出現實是，隨着美國綜合國力的衰落，以其為首的西方主流文化急需一個正面的，在內心深處仍然對這套價值觀篤信的偶像，為其搖旗吶喊。
這就是泰勒·斯威夫特的時代。
泡沫上的商業帝國
今年3月，泰勒·斯威夫特的時代巡迴演唱會在新加坡開唱，為新加坡政府帶來了4億新元，約合21.5億人民幣的收入，相當於新加坡2024年第一季度GDP的0.2%。
為了能順利接下舉辦泰勒·斯威夫特演唱會這潑天的富貴，新加坡政府可謂是煞費苦心，他們開出了非常優厚的條件，承諾會提供300萬美元一場的補貼，前提是不能再在其他東南亞國家開唱。
之所以能讓新加坡政府如此大費周章，哪怕花錢倒貼，“得罪”周邊鄰居也要把泰勒·斯威夫特拉到當地進行演出，是因為“斯威夫特經濟學”（以下簡稱“黴黴經濟學”）一詞在去年的巡演中已經得到了明確的印證。
（手持演唱會門票的泰勒·斯威夫特粉絲在自拍 圖源：《華盛頓郵報》）
關於“黴黴經濟學”最早的準確起源，目前已無稽可考，比較可信的説法是出自一位為《洛杉磯時報》撰稿的專欄作家。早在美國本土巡演時，泰勒·斯威夫特的吸金能力就初現端倪，去年6月，她在芝加哥舉辦了3場演出，促使當地住宿價格上漲了3.1%，入住率上升了8.1%；7月，泰勒·斯威夫特轉戰辛辛那提，城市中心地帶的酒店入住率因此攀升至98%，行業收入同比翻了近乎一倍；8月，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唱會終於開到了洛杉磯，餐飲、零售和安保行業直接新增就業崗位3000餘個，據媒體估計，帶動的經濟效益高達3.2億美元。
在全球經濟緩慢復甦，甚至部分地區呈現萎靡的大環境下，各地政府，不論是美國的地方政府還是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希望藉助泰勒·斯威夫特強大的影響力來獲取更高的經濟收益，怎麼看都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甚至，連製作成本只有2000萬美元的泰勒·斯威夫特時代巡迴演唱會的大電影，都輕鬆地在全球砍下超過2.5億美元的票房，順利摘取了演唱會影片票房銷量之最的桂冠。
隨着泰勒·斯威夫特商業版圖持續擴展，她的個人身價也自然而然地水漲船高。據福布斯估計，她的個人資產淨值已經達到了11億美元，就在1個月前，她還以85億人民幣的身價，首登胡潤富豪榜。
乍眼一看，泰勒·斯威夫特在商業和文化領域取得的豐碩成果，正在向世人宣告音樂產業的大爆發。自2015年全球音樂唱片產業歷經低谷之後，似乎在大流行結束後的第三年，正以一種勢如破竹的態勢向世界襲來。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在無人注意的角落，它冷酷依舊。
根據美國唱片協會（RIAA）發佈的官方報告，2023年美國唱片收入連續8年實現了強力增長，估計零售價值達到了創紀錄的171億美元。流媒體是最大的增長驅動力，付費訂閲的參與度達到了全新的水平。
可與之相對應的是數字下載音樂的持續下降，下降了12%，數字專輯和個人單曲的銷售額下降了兩位數，各自僅有2億美元左右。簡言之，聽眾的收聽習慣已發生了質的改變，只要交出10美元左右的月租費給流媒體，便可在音樂的海洋裏任意暢遊。
同樣獲得增長的還有演唱會收入和同步版税，其中，演唱會這類的實體演出更是貢獻了超過10%的增長。
值得注意的是，每當談及其他產業時都要被再三重申的通脹因素，在此處被有意無意地隱匿了。而在2021年發佈的行業營收報告簡報中，就清楚地寫明瞭如果計入通貨膨脹的因素，那麼美國唱片行業在該年151億美元的預估零售價值，比1999年的峯值遠遠落後了37%，儘管當年的數值是147億美元。照此推算，2023年也比1999年下降了33%。
（美國唱片協會發布的2021年行業營收報告）
關於音樂市場多年來的整體性萎縮，或許可以用一個來自泰勒·斯威夫特的數據加以證明。
發行於2014年的單曲《Shake It Off》，在18個國家和地區拿到了黃金以上的銷量認證，而在2019年發行的《Cruel Summer》，只有12個，除了認證國家的數量減少了三分之一外，在認證國家的銷售數量也急劇下滑，《Shake It Off》在澳大利亞坐擁18個白金認證，而到了《Cruel Summer》則下降為6個。
泰勒·斯威夫特在新冠大流行後的大放異彩，正是這個時代的選擇，個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時代造就的機遇更是可遇而不可求。
法律層面，隨着流媒體發展，相關的版權法案日益健全，對創作者權益的保護與日俱增，極大壓縮了互聯網誕生伊始就相伴相生的盜版下載的生存空間，並且逐步規範了流媒體平台如何在購買音樂版權之後，為創作者們分配他們應得的那份收入。
這一切的幕後推手是互聯網時代流媒體崛起而引發的劇烈變革。人們極少有需求要像以前一樣，親臨線下的實體商店，購買磁帶、光碟和黑膠唱片。線上付費收聽模式的全面鋪開，讓消費者只需要花上幾美元就可以在Spotify或蘋果音樂上暢聽曲庫，並根據個人喜好無限創建自己的電台和播放列表，收藏自己喜歡的歌曲。
在流媒體音樂付費模式大行其道的當下，創作者和唱片公司、流媒體平台的關係順勢發生了質的改變。創作者的話語權比過去有所增加，而粉絲粘性越高，在創作上越有自主性的領頭羊更是如此。
泰勒·斯威夫特本人即是流媒體時代的絕對王者，她的追隨者陪伴她一同從鄉村時代長大，在社會輿論中經歷了數不盡的起起落落，這種共同經歷造就了粉絲的高度粘性，且她本人日常也通過社交平台積極與粉絲互動，分享音樂創作的進展、生活裏的小感悟、不施粉黛的生活照和偶爾怒懟媒體和評論家的快人快語。
正如前文所論述的那樣，這種親密無間的粉絲社區的搭建，自始至終與她的音樂風格息息相關。構建與粉絲羣體之間親密關係在電視媒體當道的時代很難實現，因為總是要隔着其他的權威媒介才能實現相互喊話，信息的密度流失不説，自我表達也在這種傳播鏈條中喪失了温度和質感。
而現在，藉由第一人稱視角的歌曲和頻繁的社媒互動，泰勒·斯威夫特便可輕鬆地在網絡空間中建立起由她牢牢掌控的粉絲帝國，不必擔心被某個別有用心的媒體扭曲了本意，解釋的主動權永遠在她，她可以隨時隨地在自己的賬號領土上對粉絲進行召喚。
她向歌迷傳達的從來都不是信息，而是一種可以被泛化的共同情緒。
創作者出身的泰勒·斯威夫特比任何人都知道對作品宣誓主權的重要性，更別提在流媒體商業化運作的當下。2019年美國音樂經紀人斯庫特·布勞恩高價收購了“大機器”唱片公司，因此間接擁有了泰勒·斯威夫特前6張錄音室專輯的母帶。
根據《美國版權法》，音樂錄音帶的版權通常分為兩種，一種是錄音版權，另外一種就是音樂作品本身的版權，而前者就是指母帶的所有權。母帶的擁有者自動擁有唱片各種規格的版權，發行可供下載的數字版，上架流媒體平台，或出售磁帶、光碟和黑膠唱片等實體音樂製品。過去，唱片公司會在合同中會要求創作者將母帶的所有權永久轉交給唱片公司，而任何人想要重新制作唱片，都必須獲得母帶所有者的同意。
泰勒·斯威夫特在2005年同“大機器”簽下的合約中就規定，“大機器”擁有母帶的所有權，而她可以憑歌曲主要創作者的身份持有六張專輯的發行權，日後可自行重新錄製歌曲。
2018年泰勒·斯威夫特結束了和“大機器”的合約，同環球音樂集團建立了完全不一樣的合作關係，在新簽訂的合同裏，泰勒·斯威夫特完全持有日後唱片的版權，包括母帶所有權及作品發行權，從她第7張錄音室專輯《Lover》開始實行。
在“大機器”被收購的當天，泰勒·斯威夫特在社交平台上發文聲稱，自己多年來一直想通過正常的購買方式拿回母帶的所有權，但“大機器”以此為要挾，逼迫她重新簽訂新的合約。她不願意布勞恩這個她眼中貪得無厭的惡棍擁有自己辛苦創作的音樂。雙方圍繞母帶和版權的爭論愈演愈烈，吸引了大量報道，引發關於歌手權益、知識產權及音樂產業道德規範的討論。
為了解決自己在舊日發行的6張唱片母帶不屬於自己的問題，泰勒·斯威夫特在2019年宣佈要重新錄製這6張專輯，在此後的幾年間，陸續推出了重錄後的泰勒·斯威夫特版本的6張專輯。它們一經上架便獲得了空前的成功，泰勒·斯威夫特的粉絲全力支持她同“邪惡”的音樂產業做鬥爭，捍衞自己作品的擁有權。
（重新錄製後的泰勒·斯威夫特版本的專輯）
在奪回自己對母帶所有權的過程中，泰勒·斯威夫特一直在社交平台上積極地同粉絲保持着互動，她以一種無助且脆弱的姿態向他們發起求援，私密的情感連接再一次在雙向作用下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流媒體時代版權邊界的變化是為了適應全新的生產關係，尚且算是一種積極的變革，而去年全球範圍內線下演出大火，則是通貨膨脹和後疫情時代報復性消費雙重疊加導致的必然。根據《商業內幕》的報道，2023年在美國本土舉行的泰勒·斯威夫特演唱會門票官方售價比以往（平均253.56美元）大幅提高，常規門票價格在49美元至449美元之間，貴賓套票價格在199美元至899美元之間，而在二級市場轉售的平均價格則更為瘋狂，較往年上漲了2321%，達到了驚人的3801美元，甚至有黃牛開出2.2萬美元的天價。
不僅在美國如此，在其他國家舉辦演唱會也一樣，根據英國媒體的報道，在截至2023年5月的一年裏，娛樂和文化產品價格上漲了6.8%，為30年來的最快漲幅，其中文化服務受到的影響最大，尤其是音樂會和其他現場音樂活動的門票。
而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消息，儘管他們沒有具體衡量音樂會價格的通脹水平，但現場演出門票價格的通脹率目前比美國整體通脹率高出2.6%，而且隨着整體數據的下降，這一差距將會有所擴大。
從長遠看，線下演出門票的飛漲並不會給整個音樂產業帶來太多的益處，資本逐利的本性在其中暴露無遺。昂貴的價格已然成為票務行業的基石，讓壟斷的票務公司賺得盆滿缽滿，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卻正在削弱普通音樂產品消費者的日常購買力。價格的無節制上漲導致了小型場館的相繼關閉，故而造就了一個畸形的產業系統，只有利於獨佔鰲頭的暢銷歌手，同時隱晦地離間他們和歌迷。
早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票務巨頭們過分難看的吃相就已經影響到了普通消費者，疫情爆發後，諸如“票務大師”之類的大型票務公司更是肆無忌憚地利用消費者重返演出現場的意願，將“改善定價”和“動態定價”這樣的術語作為公司收入來源驟增的合理性解釋。Live Nation在2021年第三季度報告吹噓道：“除了上座率的增加，強勁的需求也使得價格得以改善，與2019年相比，露天劇場和主要節日的平均價格上漲了兩位數。”
“票務大師”的反應則更加圓滑，他們將飽受非議的定價系統解釋為市場上供需關係的動態變化，該公司網站上赫然寫道：“票價和手續費價格可能會隨着時間的推移根據需求而調整。”這簡直是航空公司定價的翻版：那些有錢旅行的人將支付高峯時的出行費用，同理，那些有能力付出超過1000美元來觀摩一場演出的人，才有資格買到演唱會的門票。
（“票務大師”的高管們在參議院聽證會上作證 圖源：《時代》）
壟斷性的票務公司在泰勒·斯威夫特演唱會門票售賣上的操作，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粉絲不得不支付1000美元以上的費用來一睹偶像的芳容。全年410萬張門票在開票第一天就售出了200萬張，創下多項紀錄，但黃牛在二級市場上堪稱瘋狂的抬價，很快點燃了粉絲們的怒火。在售票系統崩潰三週後，他們以一紙訴狀將“票務大師”的貪婪行徑捅到白宮，要求改革和聯邦貿易委員會在提出新規定後，國家最大的票務銷售商必須開始預先披露費用。
資源向頭部明星集中且哄抬售價的惡果日漸顯現，今年3月，澳大利亞取消了一連串的現場音樂節，澳大利亞的藝術部長要求傳播和藝術委員會對此展開調查，以解決澳大利亞現場音樂產業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皇家理工學院的社會學家凱瑟琳·斯特朗在接受澳大利亞新聞網採訪時表示，音樂節正處於比以往更危險的邊緣。她説：“不幸的是，如果人們難以支付房租，難以購買食物，他們就不會花幾百美元去買一張音樂節或音樂會的門票。”
新冠大流行後，全球的財富比以往更加向頭部的精英們集中。
音樂，也不能免俗。
下一站，未知
2024年伊始，泰勒·斯威夫特的歌迷驚訝地發現，他們在Tiktok上聽不到自己偶像的歌聲了。
環球音樂和Tiktok未能就內容許可的新協議達成一致，雙方在藝人的薪酬問題上存在廣泛的分歧，因而爆發了一場公開的較量。為了避免後續的法律糾紛，Tiktok主動下架了環球旗下藝人的創作曲目，其中就包括泰勒·斯威夫特的各首單曲。
在Tiktok上大火的音樂視頻，其播放時間通常不超過一分鐘，因而Tiktok認為自己無需支付完整的版權費用，環球音樂不能用和流媒體簽訂的合同來套Tiktok的運營模式。而環球音樂則認為Tiktok正在建立一個以音樂為基礎的業務模塊，而他們沒有為音樂支付應有的價值。
相較於商業模式現在已經成熟定型的音樂流媒體，Tiktok的運營邏輯是非常獨特的。在碎片化視頻傳播的過程中，音樂也不可避免被同樣碎片化，作品的完整性在這裏蕩然無存，人們更青睞重複且抓耳的旋律。
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一口氣打包購買一整張專輯或者一首單曲的消費模式還能行得通嗎？目前，還沒人能給出準確的回答，但一個可以被明確觀察到的市場反應是，當Tiktok主動撤下泰勒·斯威夫特的歌曲後，立馬有大量的音樂愛好者上傳了自己版本的泰勒·斯威夫特歌曲的演唱片段，供視頻製作者們使用。
Tiktok對於音樂產業的影響，特別是在創作方式上要更加深遠，原本音樂產業在近十年來就飽受旋律已死、節奏當道的詬病。而短視頻的病毒式傳播偏偏就依賴這種簡單洗腦的旋律片段，在流量的驅動下，力圖活下去的現代流行音樂又該走向何方？
當樂迷們在2010年前後談起當代流行音樂的女歌手時，沒有人想到那個抱着木吉他笑得靦腆的鄉村女孩兒會在多年後成長為一面高昂的旗幟——“山東天后”蕾哈娜變身巴巴託斯成功女企業家專注在絲芙蘭賣美妝；演唱會造型藝術家Lady Gaga一腳踏入好萊塢，專注提名奧斯卡；英國瑰寶阿黛爾在隨着年齡增長減少了創作後，開始關心身體的康健和家庭生活，消失在聚光燈的陰影之中。
曾經每一個被譽為流行音樂天后的女性表演藝術家，都在時代的浪潮中選擇了一條自己的路，一條被時代所能接納的路。泰勒·斯威夫特也是如此，她努力地在殷實家境的加持下，兑現了全部的天賦，又在佔據美國主流文化的中產階級價值觀難以維繫的當下，被主流媒體和粉絲們擁簇着、如願以償地成為互聯網時代美國的精神旗手。
作為商品和自我身份標識的流行音樂，在下一個十年裏又會迎來怎樣的改變？
從麥當娜，到布蘭妮，再到泰勒·斯威夫特。
下一個應運而生的全美製造的幸運兒，又會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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