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作為大國，我們完全可以這樣對美國説……

2023-2024年，北大國發院與網易財經、抖音一起聯合推出了系列深度專訪：中國經濟新動能。本文根據對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國發院經濟學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老師的專訪整理。

【文/姚洋】

如何理解開放與改革的關係？

改革開放的序幕在中華大地徐徐拉開，從1978年至今已走過40多年的歷程。有些人一聽到“改革開放”這個詞就認為改革和開放是同時進行的，事實上我們的開放要早於改革——開放真正的起點是1972年，不是1978年。

早在1971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訪華，與中方攜手促成了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達北京，對中國進行了為期7天的訪問，中美實現了歷史性的握手，結束了兩國長期隔絕的狀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奏。

1972年，我還在上小學，但是我們的小學到了晚上就變成了一個夜校，像我父親那樣的人就會來學校學英語。整個社會很明顯地發生了變化。中國也開始走向世界，還會送小留學生出去留學，像我們現在知道的很多名人都是在那個時代被送出去的。

中國當時打開國門，與整個國際形勢的變化有關。中美兩國重新走近，源於一個共同的對手：前蘇聯。當然，中國選擇開放，尤其是中美恢復和擴大交往，未必都是源於前蘇聯的壓力，還有美國經濟全球化的內在動力。當然這一切並非像春夏秋冬的更替一樣自然發生，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中國的開放才走上了正軌。從此，中國的改革與開放同頻共振。

中國早期的開放始於國家層面、政府層面，因為民間不太可能沒有政府允許而去獨自開放。因此，開放是有序推進的，並非一下子全部放開。

為什麼中國的開放比較成功？

研究過發展經濟學的人不難發現一個現實——開放本身未必能促進經濟增長。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都是開放的，有些經濟體開放度極高，但開放程度與進步和發達程度並不呈現正比例關係，有不少國家一直很開放卻又一直很落後。

開放能夠成功的前提之一，是必須具備一定的工業基礎，同時國民要有一定的受教育水平。否則一開放，所有的東西都依賴國外，連優秀的工人都沒有，製造的產品沒有一樣擁有質優價廉的優勢，其開放不太可能成功。中國在開放之前已經開展了三十多年的工業化。再往前推，從1860年的洋務運動開始，就已經建立起自己的工業體系。

安徽滁州：小崗村經歷44年農村改革 從“一花獨秀”到“三產融合”

開放所帶來的外來資本、技術、文化等等，只有能夠和本國原來的這些要素、基礎組合，才能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正因為此，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評價開放帶來的實際價值會更好。

大國與小國的開放有何不同？

中國的開放不是一下就打開了、什麼都可以做，而是有步驟、有管理地開放。

回顧中國這四十多年的開放歷程和節奏，可以看出，從某種程度來説，中國的開放是一種管理的開放。一開始是歡迎外資，以此為突破口建立經濟特區，在特區裏做一些實驗。在匯率、資本的流動方面，開放一直是逐步推進的過程。1994年，中國實行人民幣匯率的並軌，從1978年開始算起，等了16年的時間。至今，我們的資本賬户也沒有完全開放。

當然，中國能做到這一點，一方面是中國有一個自主權很高的政府，對經濟發展也不斷形成自己的理解和章法；另一方面是中國本身是一個大國，迴旋餘地大。如果中國是一個彈丸小國可能就沒有辦法逐步開放。很多小國一旦遇到經濟困難，需要國際機構或大國的援助，往往就不得不接受援助套餐裏的前提條件，其中之一就是這些小國必須開放。所以小國往往是被迫開放，而且是一次性開放，因為根本沒有分地區、分步驟開放的空間。

一個國家應該在管理開放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哪些領域可以先開放、哪些區域有必要先開放、哪些領域要謹慎開放，這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考驗政府的定力和智慧。

如何理解全球化的進程？

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不僅是中國發生了鉅變，世界格局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世界格局的變化不僅與中國的鉅變有關，與全球化的底層邏輯也很有關係。

如果把全球化看成一個整體的事物，二戰恰恰屬於全球化最冷的時期，各個國家之間已經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對抗。二戰本身就是要解決這個對抗，之後就進入了美蘇兩大陣營，兩個陣營的各自成員之間因為二戰形成了盟友，加深了合作，也推進了很多全球化技術與多邊合作組織的發展。

二戰之後，全世界都被裹挾到了新一輪的全球化進程中，世界各國的歷史脈搏更加同步了，以前各個國家自己做自己的，彼此沒有多少相似和相通之處。二戰之後整個世界就朝着所謂的一體化方向在發展。特別是中國開放、印度開放、前蘇聯解體之後，從20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頭十年，這20年間的全球化是一個超級全球化。

當全球化到達最頂點的時候，也是大家需要反思的時候。美國在那個時候已經開始考慮這一問題，只不過有很多機緣巧合，所以沒有去推動。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著《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就是在全球化達到最高峯時寫的，所以他才那麼自信，認為整個世界都要一體化了，歷史要終結了。

過去這十多年，整個世界開始收縮了，這可能也是歷史的脈動之一。我不想用“逆全球化”這個詞來形容，打個比方，這種現象就像一年四季，有春天、夏天、秋天，現在可能來到了冬天。農作的時候，冬天大家要處理一些日常工作，計劃一下明年該幹什麼。冬天之後，又一個新的春天就要到來了，所以世界各個國家都在做同樣的事情，都在反思全球化。

歐洲和美國主要聚焦兩大問題，一是再工業化；二是移民問題。相對而言，可能移民問題是個更大的問題。我們都以為再工業化是由美國造成的地緣政治的不穩定引起的，但是若把它放到一個歷史的背景中去看，恐怕再工業化是遲早要發生的。就像奧巴馬提出過“Buy America”（“購買美國貨”），也是想再工業化，只不過奧巴馬沒有拿出措施來。現在這一刺激，世界各國都拿出措施來了。

在移民問題上，歐美都在反思、收縮，不允許太多移民。德國明確説要趕走一批人。美國的特朗普時代就開始修建邊境牆，後來拜登政府仍然啓動了修牆工程，因為大量的非法移民進入美國，的確對美國社會造成了衝擊。

從全世界範圍看，我理解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這個變局，從1945年開始，我們馬上就要進入一個百年。世界是輪迴的，不可能直線前進，當然也不是簡單重複。世界在二戰之後經歷了春天、火熱的夏天，然後進入秋天，現在到了冬天。弗朗西斯·福山可能自己都會覺得自己錯了，金融危機就是一個醒目的爆發點，再加上中美之間的衝突，全世界好像突然都醒悟了，這世界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所以大家都開始想要做一些調整，中國也在做調整。新時代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調整、調整，再調整。

如何理解全球經濟版圖的深層演變？

當下，在全球的經濟版圖演變中，最重要的還是中國的崛起。以前美蘇兩個陣營是一種態勢，後來中國崛起了，中國的經濟體量非常大，雖然我們經濟體量不是最大的，但製造業是最大的，這深刻地改變了全球經濟版圖，尤其是不同經濟體之間的深層次關係。這也是中美關係與此前美蘇關係的根本不同，也是當今的世界經濟版圖與美蘇爭霸時期的根本不同。

當然，中國製造業太強大會帶來不平衡。中國的製造業佔全世界的30%，但中國GDP只佔世界的17%。這個差距意味着中國製造的產品自己無法完全消化，必須向全世界輸出。美國GDP佔全球的百分之二十多，但製造業只佔到世界的18%左右，所以美國肯定要吸納來自美國本土以外的製造業產品。

不只是美國，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在世界製造業上的比重都是下降的，所以會產生不平衡。打個比方，它們一覺醒來之後，突然發現怎麼絕大多數東西都在一個國家生產了？我們要意識到站在發達國家的角度來看中國、看世界，跟站在我們自己的角度看，兩者不一樣，他們可能看到的就是這樣下去可不行，也許有不小的風險，不能太過於依賴一個國家，所以要調整。

但這樣的趨勢又很難扭轉。發達國家想再工業化，時間恐怕永遠過去了。發達國家的年輕人不會再願意回到工廠，這是發達國家面臨的一個難題，它們的再工業化會遇到很大阻力。比如，富士康在特朗普剛上台時去威斯康星州投資建廠，表示要創造1萬個就業崗位，我當時就覺得不太可能，因為美國已經基本上沒有萬人工廠。事實表明，富士康當時信心滿滿地建的廠現在卻成了爛尾工程。

現在，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建廠，過程也非常坎坷，最後怎麼運營還是一個大難題。台積電可能要不斷地從台灣運技術人員去，但這不可持續，涉及家庭等很多問題。美國的年輕人不願意也不會去工廠裏頭守着機器，這對於美國年輕人來説不可忍受，他們要是有能力去做台積電要求的工作，就一定會選擇去硅谷、華爾街，或者醫藥三角（北卡羅萊納三角研究園，是全美國第三大生物科技集中地）。

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所建工廠

所以現在的情況仍然是世界的製造業在向東亞轉，這個趨勢沒有改變。東亞的份額越來越大，不僅是中國，還包括東亞其他國家或地區。此外還有東南亞。

下一步，中國的汽車，尤其是電動汽車，對於世界的影響會非常大。就像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出口了大量的汽車，其他國家突然發現路上跑的全是日本車。今後一段時間，可能大家發現路上跑的全是中國車，他們就會感覺這樣是有隱患的。

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如果從純理性的角度，按照經濟學理論，全世界就應該分工；按照國際分工秩序來説，中國就應該這樣，因為中國是後起之秀，一開始有成本優勢，現在技術和產品質量都提升上來了。當然，這只是理性的看法。但沒有多少人在做決策的時候完全理性，大家都是有情感的，一旦帶入情感，就很難理解和接受中國的崛起，包括中國製造業佔世界那麼高的比例。

上一輪的全球化也包括了世界版圖的重新劃分。比如蘇聯解體後，十幾個國家獨立，這是件非常大的事，可以看作是世界的一次重新建構，相對自由化的力量得到加強。但在這個過程中，會有很多人認為不應該這樣，所以從2008年開始，一些國家有了新的想法。中美之間的情況也是這個道理。

如何理解中美關係？

中國興起之後，對美國會形成挑戰。無論我們承認與否，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就是個挑戰。雖然這種看法未必是理性的，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決策，很難做到理性。在這種情況下，地緣政治和經濟是相關的，不可能出現地緣政治方面緊張、經濟方面卻非常熱鬧的局面，必然伴隨着調整。

1972年，中美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對美國來説這意味着rapprochement(“破冰”，友善關係的建立），此後兩國通過進一步接觸，到20世紀80年代進入了一個所謂的“蜜月期”，後面又進入了二十多年的“理性交往期”。

在“理性交往期”這段時間，美國認為只要繼續和中國接觸，中國就會變得越來越像美國。但是到了2010年之後，美國突然發現，好像不是這樣。一些美國人認為中國非但沒有變成他們的朋友，而且似乎變成了對手，甚至敵人。這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巨大變化，這個變化從2010年左右就開始了。到特朗普時代變得更加明顯。

2010年左右，這個變化的標誌性事件就是“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2010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泰國曼谷的東亞峯會首次提出“重返亞太”的構想。此時，入主白宮不久的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在為亞太政策重新定調，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試圖維護美國在這一地區的主導地位。在“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希拉里扮演着關鍵角色。

總之，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當時還比較温和一些，後來到了特朗普時代就明確下來，要與中國競爭。所以，我個人認為中美關係不太可能一下子回到過去的“蜜月期”，中美之間的競爭關係在未來二三十年都不太可能改變。兩國幾乎在所有方面都會面臨競爭關係，包括經濟、地緣政治，等等。

但我認為，只要中國主動去管理競爭，不讓競爭變成對抗，就不是一件壞事，説不定還會是有利的競爭，因為競爭可以逼着中國去做一些尚未涉足的重要領域，比如高端芯片。一旦我們做起來了，反倒有可能讓美國失去很多機會。當然，只有中國對兩國關係的主動管理還不夠，也需要美國保持適度的理性。

如今中國經濟的勢頭已起，不可阻擋，美國要跟一個新崛起的大國競爭很可能會力不從心。美國產業空心化太嚴重，相當於一個空的東西與中國實的東西在競爭。顯然，美國犯了一個戰略性的錯誤。

美國逼着盟國選邊站，盟國未必會跟着它。事實上盟國告訴美國，它們在經濟上不想選邊，這也迫使美國理性下來。最近這一年來的中美關係，就走向了相對理性交往的時期。

如何校正中美關係？

怎樣能夠讓中美關係朝着良性競爭的方向去發展呢？

首先，兩個國家都應該在理性交往的基礎上想象未來。儘管大家不可能完全拋棄情感，但是迴歸理性才能使兩國關係穩定下來，否則大家都帶着情緒，就不可能穩定下來，互相指責就是吵架。

其次，要建立新的規則。美國認為WTO讓自己吃虧了，要重談。其實這就讓中國有了一個制定下一輪規則的機會。在多邊機構裏，中國要發揮作用難度非常大。現在美國送上一個機會，是雙邊的，美國必須先跟中國談。中國就應該積極把握這個機會，重新制定新的規則。打個比方，夏天的規則不再適用，但我們可以去參與制定冬天的規則。

接下來要從具體事務着手去推動中美之間的融合，不能只講大道理。2023年1月，我們去美國時拜訪了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老先生。他説，我跟你們中國人打交道這麼長時間，你們中國人愛講大道理，而我們美國人是從具體的事務着手，這裏就不合拍。我聽完之後覺得老先生説得很有道理，我們不能老去講大道理，講大道理就變成了爭論。

從具體事務着手，中國能做些什麼？比如美國現在要再工業化，其中一個計劃是發展新能源產業，而新能源產業恰恰是中國的優勢，那麼，我們能不能推進中國的新能源企業到美國設廠、投資？我覺得此事可為。2023年，美國加州州長訪問了中國，我相信如果他能吸引我們的企業去加州投資新能源會很高興。

2023年10月25日，北京，美國加州州長加文·紐森（右）訪華（圖源：視覺中國）

在美國試圖與中國脱鈎的戰略方面，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政策短期內不太可能發生變化，我甚至也不期待它會取消那些關税。中美之間已經建立了一個新的平衡，比如它徵收高的關税，中國對美國的直接出口下降，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不會繞道出口。比如我們的很多企業轉移到東南亞、墨西哥，其實還在出口美國。若把這些算上，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未必下降。

世界分工是有道理的，背後必然有經濟邏輯，美國要想跟中國完全脱鈎是不可能的。有人説在技術領域會形成兩個平行體系，我認為這也不可能，因為要建兩個平行體系就意味着要有兩套標準。

美國曾試圖做個5G聯盟，結果宣佈後很久也什麼都沒做出來，因為5G技術離不開華為、中興。若沒有華為和中興貢獻的諸多標準，美國做不成。所以，我不認為會出現兩個平行體系，但我們也不能期待美國把那些出口管制取消、把關税取消，這也不太現實。

如何修煉大國姿態？

中國要學會做大國，從過去的人口大國、經濟小國，到現在的人口大國兼經濟大國，有三點是必須修煉的。

第一，要有全球眼光。全球眼光是中國要想象着自己在為整個世界負責任，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參與制定規則特別重要。

第二，對待西方一定要有平視的態度。平視意味着既不要總是抱怨和指責對方，也不俯視和抨擊對方，而是對等的，在某些情況下還要學會去理解對方。比如，美國説自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吃虧了，中國不能總是反問這怎麼可能，甚至嚴厲指責美國在説謊。我們完全可以大度地説：我理解你，全球化確實給美國帶來收益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收入分配、移民等問題。如果這樣説，是不是就站在了更高的道德高地？是不是會讓人家更舒服？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一定要學會理解不同的國家。

第三，既做好內政，又做好外交。我們以前説外交和內外有別，現在已經不可能了，內政就是外交，外交就是內政，大國尤其如此。美國的內政就是外交，因為其內政對世界有巨大的影響；同樣，美國的外交對自己人也有巨大的影響。中國要做一個世界大國也必須學會這一點，內政和外交不可能分開。

中國發展到現在，已經是大國，必須學會站在全世界的聚光燈下。

當地時間2023年4月13日，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第四次阿富汗鄰國外長會舉行（圖源：視覺中國）

面對新的世界格局，中國的戰略選擇很重要，有些人認為我們應該加強和“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因為這是一個更廣闊的市場；還有些人認為我們還是要加強和美國以及歐洲一些發達國家的合作，因為最主要的資本和技術掌握在他們手中。我認為中國在這兩方面都應該加強，儘管跟美國有競爭關係，但仍然可以共同做一些事情；和歐洲有很多地方實質上是可以合作的；發展中國家有廣闊的空間，現在看來，中國的企業走到哪裏，都可以把我們的軟實力帶到哪裏。比如，東南亞的一些國家現在越來越習慣於説中文。經濟影響力所到之處，文化必然會跟上。

編外：人生分享

關於人生與成長，回首來時路，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有兩本。

其中一本書名叫《六人》，這本書是一位德國人寫的，有中譯本。《六人》是講西方戲劇小説裏頭的六個主人公不同的生活，其中包括唐·吉訶德、唐·璜這兩位大家耳熟能詳的典型人物。這本書介紹的其實就是六種人生態度。

提起唐·吉訶德，我想起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2019屆學生畢業典禮上，我説：“如果同學們想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那就做個唐·吉訶德吧！沒錯，唐·吉訶德顯得魯莽、笨拙，總是被人嘲笑。但是，他樂觀，像孩子一樣天真無邪；他堅韌，像勇士一樣勇往直前；他敢於和大風車交鋒，哪怕下場是頭破血流！”我講這些，是因為看到一些年輕人萎靡不振、安於現狀，所以鼓勵他們邁出校門之後，要勇於去做社會不良現象的批評者，做一個推動中國進步的人。這次畢業典禮的演講，是我收到的反饋最多的一次。有些畢業生告訴我，他們讀完之後熱淚盈眶。我想，這可能是因為擊中了年輕人內心深處的渴望。

另外一本書是錢穆先生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這本書讓我腦洞大開，並促使我又去讀了很多關於中國政治史方面的書籍，改變了我對中國歷史的一些看法。

我對中國未來最擔心的地方在於：我們的孩子變得不會思考。教育工作者自己首先要檢討，教育不是規訓。教育如果出了大問題，就必須改。我聽説有些小學為了應付所謂的小升初考試，一個月才上一次體育課，這是錯誤的做法。

我很少和學生去談他們的人生，要談也是結合他們的學術來談。我希望我們的學生將來不管從事什麼職業，一定要把職業作為志業來做。職業是討生活的手段，而志業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你投入其中，樂在其中，你要讓你做的這些事情成為你事業的一部分，成為你人生的一部分，這樣才會做得帶勁兒。否則就會覺得這個職業是一個負擔，而不是自主要求的。

我講的這些人生，都包含着我對文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