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作為大國,我們完全可以這樣對美國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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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4年,北大國發院與網易財經、抖音一起聯合推出了系列深度專訪:中國經濟新動能。本文根據對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國發院經濟學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老師的專訪整理。
【文/姚洋】

如何理解開放與改革的關係?
改革開放的序幕在中華大地徐徐拉開,從1978年至今已走過40多年的歷程。有些人一聽到“改革開放”這個詞就認為改革和開放是同時進行的,事實上我們的開放要早於改革——開放真正的起點是1972年,不是1978年。
早在1971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訪華,與中方攜手促成了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達北京,對中國進行了為期7天的訪問,中美實現了歷史性的握手,結束了兩國長期隔絕的狀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奏。
1972年,我還在上小學,但是我們的小學到了晚上就變成了一個夜校,像我父親那樣的人就會來學校學英語。整個社會很明顯地發生了變化。中國也開始走向世界,還會送小留學生出去留學,像我們現在知道的很多名人都是在那個時代被送出去的。
中國當時打開國門,與整個國際形勢的變化有關。中美兩國重新走近,源於一個共同的對手:前蘇聯。當然,中國選擇開放,尤其是中美恢復和擴大交往,未必都是源於前蘇聯的壓力,還有美國經濟全球化的內在動力。當然這一切並非像春夏秋冬的更替一樣自然發生,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中國的開放才走上了正軌。從此,中國的改革與開放同頻共振。
中國早期的開放始於國家層面、政府層面,因為民間不太可能沒有政府允許而去獨自開放。因此,開放是有序推進的,並非一下子全部放開。
為什麼中國的開放比較成功?
研究過發展經濟學的人不難發現一個現實——開放本身未必能促進經濟增長。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都是開放的,有些經濟體開放度極高,但開放程度與進步和發達程度並不呈現正比例關係,有不少國家一直很開放卻又一直很落後。
開放能夠成功的前提之一,是必須具備一定的工業基礎,同時國民要有一定的受教育水平。否則一開放,所有的東西都依賴國外,連優秀的工人都沒有,製造的產品沒有一樣擁有質優價廉的優勢,其開放不太可能成功。中國在開放之前已經開展了三十多年的工業化。再往前推,從1860年的洋務運動開始,就已經建立起自己的工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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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所帶來的外來資本、技術、文化等等,只有能夠和本國原來的這些要素、基礎組合,才能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正因為此,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評價開放帶來的實際價值會更好。
大國與小國的開放有何不同?
中國的開放不是一下就打開了、什麼都可以做,而是有步驟、有管理地開放。
回顧中國這四十多年的開放歷程和節奏,可以看出,從某種程度來説,中國的開放是一種管理的開放。一開始是歡迎外資,以此為突破口建立經濟特區,在特區裏做一些實驗。在匯率、資本的流動方面,開放一直是逐步推進的過程。1994年,中國實行人民幣匯率的並軌,從1978年開始算起,等了16年的時間。至今,我們的資本賬户也沒有完全開放。
當然,中國能做到這一點,一方面是中國有一個自主權很高的政府,對經濟發展也不斷形成自己的理解和章法;另一方面是中國本身是一個大國,迴旋餘地大。如果中國是一個彈丸小國可能就沒有辦法逐步開放。很多小國一旦遇到經濟困難,需要國際機構或大國的援助,往往就不得不接受援助套餐裏的前提條件,其中之一就是這些小國必須開放。所以小國往往是被迫開放,而且是一次性開放,因為根本沒有分地區、分步驟開放的空間。
一個國家應該在管理開放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哪些領域可以先開放、哪些區域有必要先開放、哪些領域要謹慎開放,這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考驗政府的定力和智慧。
如何理解全球化的進程?
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不僅是中國發生了鉅變,世界格局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世界格局的變化不僅與中國的鉅變有關,與全球化的底層邏輯也很有關係。
如果把全球化看成一個整體的事物,二戰恰恰屬於全球化最冷的時期,各個國家之間已經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對抗。二戰本身就是要解決這個對抗,之後就進入了美蘇兩大陣營,兩個陣營的各自成員之間因為二戰形成了盟友,加深了合作,也推進了很多全球化技術與多邊合作組織的發展。
二戰之後,全世界都被裹挾到了新一輪的全球化進程中,世界各國的歷史脈搏更加同步了,以前各個國家自己做自己的,彼此沒有多少相似和相通之處。二戰之後整個世界就朝着所謂的一體化方向在發展。特別是中國開放、印度開放、前蘇聯解體之後,從20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頭十年,這20年間的全球化是一個超級全球化。
當全球化到達最頂點的時候,也是大家需要反思的時候。美國在那個時候已經開始考慮這一問題,只不過有很多機緣巧合,所以沒有去推動。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著《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就是在全球化達到最高峯時寫的,所以他才那麼自信,認為整個世界都要一體化了,歷史要終結了。
過去這十多年,整個世界開始收縮了,這可能也是歷史的脈動之一。我不想用“逆全球化”這個詞來形容,打個比方,這種現象就像一年四季,有春天、夏天、秋天,現在可能來到了冬天。農作的時候,冬天大家要處理一些日常工作,計劃一下明年該幹什麼。冬天之後,又一個新的春天就要到來了,所以世界各個國家都在做同樣的事情,都在反思全球化。
歐洲和美國主要聚焦兩大問題,一是再工業化;二是移民問題。相對而言,可能移民問題是個更大的問題。我們都以為再工業化是由美國造成的地緣政治的不穩定引起的,但是若把它放到一個歷史的背景中去看,恐怕再工業化是遲早要發生的。就像奧巴馬提出過“Buy America”(“購買美國貨”),也是想再工業化,只不過奧巴馬沒有拿出措施來。現在這一刺激,世界各國都拿出措施來了。
在移民問題上,歐美都在反思、收縮,不允許太多移民。德國明確説要趕走一批人。美國的特朗普時代就開始修建邊境牆,後來拜登政府仍然啓動了修牆工程,因為大量的非法移民進入美國,的確對美國社會造成了衝擊。
從全世界範圍看,我理解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這個變局,從1945年開始,我們馬上就要進入一個百年。世界是輪迴的,不可能直線前進,當然也不是簡單重複。世界在二戰之後經歷了春天、火熱的夏天,然後進入秋天,現在到了冬天。弗朗西斯·福山可能自己都會覺得自己錯了,金融危機就是一個醒目的爆發點,再加上中美之間的衝突,全世界好像突然都醒悟了,這世界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所以大家都開始想要做一些調整,中國也在做調整。新時代做的很多事情都是調整、調整,再調整。
如何理解全球經濟版圖的深層演變?
當下,在全球的經濟版圖演變中,最重要的還是中國的崛起。以前美蘇兩個陣營是一種態勢,後來中國崛起了,中國的經濟體量非常大,雖然我們經濟體量不是最大的,但製造業是最大的,這深刻地改變了全球經濟版圖,尤其是不同經濟體之間的深層次關係。這也是中美關係與此前美蘇關係的根本不同,也是當今的世界經濟版圖與美蘇爭霸時期的根本不同。
當然,中國製造業太強大會帶來不平衡。中國的製造業佔全世界的30%,但中國GDP只佔世界的17%。這個差距意味着中國製造的產品自己無法完全消化,必須向全世界輸出。美國GDP佔全球的百分之二十多,但製造業只佔到世界的18%左右,所以美國肯定要吸納來自美國本土以外的製造業產品。

不只是美國,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在世界製造業上的比重都是下降的,所以會產生不平衡。打個比方,它們一覺醒來之後,突然發現怎麼絕大多數東西都在一個國家生產了?我們要意識到站在發達國家的角度來看中國、看世界,跟站在我們自己的角度看,兩者不一樣,他們可能看到的就是這樣下去可不行,也許有不小的風險,不能太過於依賴一個國家,所以要調整。
但這樣的趨勢又很難扭轉。發達國家想再工業化,時間恐怕永遠過去了。發達國家的年輕人不會再願意回到工廠,這是發達國家面臨的一個難題,它們的再工業化會遇到很大阻力。比如,富士康在特朗普剛上台時去威斯康星州投資建廠,表示要創造1萬個就業崗位,我當時就覺得不太可能,因為美國已經基本上沒有萬人工廠。事實表明,富士康當時信心滿滿地建的廠現在卻成了爛尾工程。
現在,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建廠,過程也非常坎坷,最後怎麼運營還是一個大難題。台積電可能要不斷地從台灣運技術人員去,但這不可持續,涉及家庭等很多問題。美國的年輕人不願意也不會去工廠裏頭守着機器,這對於美國年輕人來説不可忍受,他們要是有能力去做台積電要求的工作,就一定會選擇去硅谷、華爾街,或者醫藥三角(北卡羅萊納三角研究園,是全美國第三大生物科技集中地)。

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所建工廠
所以現在的情況仍然是世界的製造業在向東亞轉,這個趨勢沒有改變。東亞的份額越來越大,不僅是中國,還包括東亞其他國家或地區。此外還有東南亞。
下一步,中國的汽車,尤其是電動汽車,對於世界的影響會非常大。就像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出口了大量的汽車,其他國家突然發現路上跑的全是日本車。今後一段時間,可能大家發現路上跑的全是中國車,他們就會感覺這樣是有隱患的。
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如果從純理性的角度,按照經濟學理論,全世界就應該分工;按照國際分工秩序來説,中國就應該這樣,因為中國是後起之秀,一開始有成本優勢,現在技術和產品質量都提升上來了。當然,這只是理性的看法。但沒有多少人在做決策的時候完全理性,大家都是有情感的,一旦帶入情感,就很難理解和接受中國的崛起,包括中國製造業佔世界那麼高的比例。
上一輪的全球化也包括了世界版圖的重新劃分。比如蘇聯解體後,十幾個國家獨立,這是件非常大的事,可以看作是世界的一次重新建構,相對自由化的力量得到加強。但在這個過程中,會有很多人認為不應該這樣,所以從2008年開始,一些國家有了新的想法。中美之間的情況也是這個道理。
如何理解中美關係?
中國興起之後,對美國會形成挑戰。無論我們承認與否,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就是個挑戰。雖然這種看法未必是理性的,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決策,很難做到理性。在這種情況下,地緣政治和經濟是相關的,不可能出現地緣政治方面緊張、經濟方面卻非常熱鬧的局面,必然伴隨着調整。
1972年,中美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對美國來説這意味着rapprochement(“破冰”,友善關係的建立),此後兩國通過進一步接觸,到20世紀80年代進入了一個所謂的“蜜月期”,後面又進入了二十多年的“理性交往期”。
在“理性交往期”這段時間,美國認為只要繼續和中國接觸,中國就會變得越來越像美國。但是到了2010年之後,美國突然發現,好像不是這樣。一些美國人認為中國非但沒有變成他們的朋友,而且似乎變成了對手,甚至敵人。這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巨大變化,這個變化從2010年左右就開始了。到特朗普時代變得更加明顯。
2010年左右,這個變化的標誌性事件就是“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2010年,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泰國曼谷的東亞峯會首次提出“重返亞太”的構想。此時,入主白宮不久的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正在為亞太政策重新定調,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試圖維護美國在這一地區的主導地位。在“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希拉里扮演着關鍵角色。
總之,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當時還比較温和一些,後來到了特朗普時代就明確下來,要與中國競爭。所以,我個人認為中美關係不太可能一下子回到過去的“蜜月期”,中美之間的競爭關係在未來二三十年都不太可能改變。兩國幾乎在所有方面都會面臨競爭關係,包括經濟、地緣政治,等等。
但我認為,只要中國主動去管理競爭,不讓競爭變成對抗,就不是一件壞事,説不定還會是有利的競爭,因為競爭可以逼着中國去做一些尚未涉足的重要領域,比如高端芯片。一旦我們做起來了,反倒有可能讓美國失去很多機會。當然,只有中國對兩國關係的主動管理還不夠,也需要美國保持適度的理性。
如今中國經濟的勢頭已起,不可阻擋,美國要跟一個新崛起的大國競爭很可能會力不從心。美國產業空心化太嚴重,相當於一個空的東西與中國實的東西在競爭。顯然,美國犯了一個戰略性的錯誤。
美國逼着盟國選邊站,盟國未必會跟着它。事實上盟國告訴美國,它們在經濟上不想選邊,這也迫使美國理性下來。最近這一年來的中美關係,就走向了相對理性交往的時期。
如何校正中美關係?
怎樣能夠讓中美關係朝着良性競爭的方向去發展呢?
首先,兩個國家都應該在理性交往的基礎上想象未來。儘管大家不可能完全拋棄情感,但是迴歸理性才能使兩國關係穩定下來,否則大家都帶着情緒,就不可能穩定下來,互相指責就是吵架。
其次,要建立新的規則。美國認為WTO讓自己吃虧了,要重談。其實這就讓中國有了一個制定下一輪規則的機會。在多邊機構裏,中國要發揮作用難度非常大。現在美國送上一個機會,是雙邊的,美國必須先跟中國談。中國就應該積極把握這個機會,重新制定新的規則。打個比方,夏天的規則不再適用,但我們可以去參與制定冬天的規則。
接下來要從具體事務着手去推動中美之間的融合,不能只講大道理。2023年1月,我們去美國時拜訪了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老先生。他説,我跟你們中國人打交道這麼長時間,你們中國人愛講大道理,而我們美國人是從具體的事務着手,這裏就不合拍。我聽完之後覺得老先生説得很有道理,我們不能老去講大道理,講大道理就變成了爭論。
從具體事務着手,中國能做些什麼?比如美國現在要再工業化,其中一個計劃是發展新能源產業,而新能源產業恰恰是中國的優勢,那麼,我們能不能推進中國的新能源企業到美國設廠、投資?我覺得此事可為。2023年,美國加州州長訪問了中國,我相信如果他能吸引我們的企業去加州投資新能源會很高興。

2023年10月25日,北京,美國加州州長加文·紐森(右)訪華(圖源:視覺中國)
在美國試圖與中國脱鈎的戰略方面,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政策短期內不太可能發生變化,我甚至也不期待它會取消那些關税。中美之間已經建立了一個新的平衡,比如它徵收高的關税,中國對美國的直接出口下降,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不會繞道出口。比如我們的很多企業轉移到東南亞、墨西哥,其實還在出口美國。若把這些算上,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未必下降。
世界分工是有道理的,背後必然有經濟邏輯,美國要想跟中國完全脱鈎是不可能的。有人説在技術領域會形成兩個平行體系,我認為這也不可能,因為要建兩個平行體系就意味着要有兩套標準。
美國曾試圖做個5G聯盟,結果宣佈後很久也什麼都沒做出來,因為5G技術離不開華為、中興。若沒有華為和中興貢獻的諸多標準,美國做不成。所以,我不認為會出現兩個平行體系,但我們也不能期待美國把那些出口管制取消、把關税取消,這也不太現實。
如何修煉大國姿態?
中國要學會做大國,從過去的人口大國、經濟小國,到現在的人口大國兼經濟大國,有三點是必須修煉的。
第一,要有全球眼光。全球眼光是中國要想象着自己在為整個世界負責任,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參與制定規則特別重要。
第二,對待西方一定要有平視的態度。平視意味着既不要總是抱怨和指責對方,也不俯視和抨擊對方,而是對等的,在某些情況下還要學會去理解對方。比如,美國説自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吃虧了,中國不能總是反問這怎麼可能,甚至嚴厲指責美國在説謊。我們完全可以大度地説:我理解你,全球化確實給美國帶來收益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收入分配、移民等問題。如果這樣説,是不是就站在了更高的道德高地?是不是會讓人家更舒服?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一定要學會理解不同的國家。
第三,既做好內政,又做好外交。我們以前説外交和內外有別,現在已經不可能了,內政就是外交,外交就是內政,大國尤其如此。美國的內政就是外交,因為其內政對世界有巨大的影響;同樣,美國的外交對自己人也有巨大的影響。中國要做一個世界大國也必須學會這一點,內政和外交不可能分開。
中國發展到現在,已經是大國,必須學會站在全世界的聚光燈下。

當地時間2023年4月13日,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第四次阿富汗鄰國外長會舉行(圖源:視覺中國)
面對新的世界格局,中國的戰略選擇很重要,有些人認為我們應該加強和“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因為這是一個更廣闊的市場;還有些人認為我們還是要加強和美國以及歐洲一些發達國家的合作,因為最主要的資本和技術掌握在他們手中。我認為中國在這兩方面都應該加強,儘管跟美國有競爭關係,但仍然可以共同做一些事情;和歐洲有很多地方實質上是可以合作的;發展中國家有廣闊的空間,現在看來,中國的企業走到哪裏,都可以把我們的軟實力帶到哪裏。比如,東南亞的一些國家現在越來越習慣於説中文。經濟影響力所到之處,文化必然會跟上。
編外:人生分享
關於人生與成長,回首來時路,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有兩本。
其中一本書名叫《六人》,這本書是一位德國人寫的,有中譯本。《六人》是講西方戲劇小説裏頭的六個主人公不同的生活,其中包括唐·吉訶德、唐·璜這兩位大家耳熟能詳的典型人物。這本書介紹的其實就是六種人生態度。
提起唐·吉訶德,我想起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2019屆學生畢業典禮上,我説:“如果同學們想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那就做個唐·吉訶德吧!沒錯,唐·吉訶德顯得魯莽、笨拙,總是被人嘲笑。但是,他樂觀,像孩子一樣天真無邪;他堅韌,像勇士一樣勇往直前;他敢於和大風車交鋒,哪怕下場是頭破血流!”我講這些,是因為看到一些年輕人萎靡不振、安於現狀,所以鼓勵他們邁出校門之後,要勇於去做社會不良現象的批評者,做一個推動中國進步的人。這次畢業典禮的演講,是我收到的反饋最多的一次。有些畢業生告訴我,他們讀完之後熱淚盈眶。我想,這可能是因為擊中了年輕人內心深處的渴望。
另外一本書是錢穆先生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這本書讓我腦洞大開,並促使我又去讀了很多關於中國政治史方面的書籍,改變了我對中國歷史的一些看法。
我對中國未來最擔心的地方在於:我們的孩子變得不會思考。教育工作者自己首先要檢討,教育不是規訓。教育如果出了大問題,就必須改。我聽説有些小學為了應付所謂的小升初考試,一個月才上一次體育課,這是錯誤的做法。
我很少和學生去談他們的人生,要談也是結合他們的學術來談。我希望我們的學生將來不管從事什麼職業,一定要把職業作為志業來做。職業是討生活的手段,而志業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你投入其中,樂在其中,你要讓你做的這些事情成為你事業的一部分,成為你人生的一部分,這樣才會做得帶勁兒。否則就會覺得這個職業是一個負擔,而不是自主要求的。
我講的這些人生,都包含着我對文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