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淵：中國產業鏈往何處去？外移、內遷還是重組
guancha
【文/徐奇淵】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我國開啓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這標誌着我國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與此同時，我國發展環境面臨着深刻複雜的變化。
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相關內容得到了進一步闡述：
“我們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着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其中，“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是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的產業維度，而“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則是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的空間維度。與此同時，要“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這也對產業鏈供應鏈的競爭力、升級優化提出了要求。從供給視角來理解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和競爭力是兩個重點。
總體上，產業鏈競爭力主要對應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更高要求，數字技術和綠色經濟的發展為產業升級提供了新的技術路線。同時，產業鏈安全主要對應中美衝突和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當然，這兩方面的邏輯也有一定的交集。
例如，中美衝突不僅使得我國更加重視產業鏈安全，而且也使得推進產業鏈升級優化、提升競爭力更為緊迫。出於這種外部壓力的驅動，我們也強調產業鏈升級，但是其根本的出發點仍然是產業鏈安全。
如果沒有中美衝突的背景，疫情衝擊、數字化、綠色化這三個因素對全球產業鏈的影響將更具中性意義。
例如，在沒有中美衝突的背景下，數字化、綠色化這兩個技術範式變化帶來的影響，將更多體現為傳統行業與新興產業之間的更新迭代。但是有了中美衝突的背景，數字化以及伴隨的信息全球化，對中美缺乏互信的狀態提出了挑戰，甚至進一步激化了中美互信赤字方面的矛盾。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在分析全球產業鏈重塑的過程中，將中美衝突作為一條主線，疫情衝擊、數字化、綠色化作為三條輔線。基於此我們得出了以下六個方面的主要結論。
一、數字時代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衝突具有特殊複雜性
現有研究普遍注意到了中美衝突既面臨意識形態方面的挑戰，同時也可能面臨“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挑戰。同時，在數字技術發展的背景下，由於軍民兩用技術界限達到前所未有的模糊狀態，這使得中美衝突也比歷史上的相似案例更具特殊的複雜性。
當前，全球化已經從傳統貿易一體化、生產一體化，演進到了數字化時代。相應地，全球化的跨境流動載體也從跨境商品銷售、跨境資本流動，演進到了跨境信息流動。
在數字化時代，海量信息的跨境流動關係到國家安全，因此軍民兩用技術界限、國家安全邊界日益模糊。中美在數字化領域的遭遇和衝突，在曾經的美蘇、美日關係當中是未曾有過的。
這種數字技術帶來的融合與兩國信任度下降之間的矛盾，與意識形態衝突、“修昔底德陷阱”等命題糾纏在一起，使得中美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複雜和脆弱。
這甚至決定了兩國在傳統的貿易規則、投資環境等領域的衝突都退居於次要矛盾的地位，而信息領域這樣直接事關國家間頂層科技力量角逐、直接事關國家安全的衝突變得越來越突出且難以駕馭，甚至反過來進一步惡化了傳統的貿易、投資領域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我們也要嘗試以更大的智慧和耐心來面對這一領域的衝突。
二、全球產業鏈重塑將呈現多元化、數字化、低碳化
未來全球產業鏈的發展將呈現出三個特徵：多元化、數字化和低碳化。
首先，跨國公司將通過多元化產業集聚以增強產業鏈的抗風險能力。多元化的過程可能導致中國面臨一定程度的產業外移，但這與純粹的產業外移不同。
在此背景下，我們如何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如何確保我國供應鏈體系的穩定性、可預期性，給全球生產網絡提供信心和保證，將關係到中國未來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這對於評估我國與外國（尤其是對美國之外國家）的經貿關係穩定性、權衡經貿制裁措施也是重要的考慮因素。
其次，隨着全球要素稟賦格局的變化，全球產業鏈將在中長期呈現知識化、數字化和資本化趨勢。在此過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較優勢格局將被重新定義。一些國家雖然擁有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但是數字經濟發展滯後、相關基礎設施面臨瓶頸。發達國家在個人隱私保護和商業效率之間的權衡也面臨障礙。
相較而言，中國在研發，尤其是應用環節具有顯著優勢，但是也面臨着一定的隱憂，尤其是美國一些機構給中國扣上所謂“數字威權主義”的帽子，並試圖在網絡世界和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標準中孤立中國，從而限制中國在數字化時代的競爭優勢，這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最後，生產方式的低碳化。這將主要影響依賴能源出口，或正處於工業化進程的發展中國家。在低碳化的背景下，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發展模式可能面臨額外的約束。
2021年3月，歐盟議會通過的“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決議，以及美國早在2008年對碳關税的立法進行的失敗嘗試——《沃納—利伯曼法案》，都列出了免於徵税的國家清單。這些享受豁免待遇的國家體量不大，受影響較小。但是另一些仍處於工業化擴張階段的國家（越南、印度），以及依賴於高碳資源的國家（石油出口國），其發展空間將可能面臨約束。相較而言，中國受到的影響較小。
全球綠色發展與碳中和主題會議開幕式與歐盟CBAM與中國產業雙循環圓桌會議。圖源：中國經濟網
中國工業化已經從粗放擴張進入創新驅動階段，出口貿易內涵碳也已經開始下降。同時，中國的綠色技術、綠色產業、綠色金融市場發展較快，這使得中國能夠緩釋低碳化帶來的衝擊。
總體上，全球產業鏈的多元化佈局使得部分發展中國家暫時從中受益。但是在資金成本長期保持低位的背景下，數字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可能改變傳統的比較優勢邏輯，綠色低碳也將成為後發國家趕超的額外約束條件。
可見，對於全球經濟格局而言，數字鴻溝、綠色鴻溝可能使得國與國之間的階層更趨向於固化，後進發展中國家的趕超之路可能變得更加艱難，對於中國而言，其影響有利有弊，需要綜合評估。
三、我國產業鏈的全球影響力和脆弱性並存
中國在全球高中心度產品中的八成產品的出口上具有優勢，供應鏈呈現出較強韌性。
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分類標準，中國是唯一擁有全部大、中、小工業門類的國家。
2017—2018年，HS6位碼下全球貿易共包括3556種中間產品，中國對其中2247種產品的出口規模位列全球前三，並且出口858種高中心度產品（該數量僅次於美國位居全球第二），其中的693種中間品的出口規模位列全球前三（其中444種在2017年和2018年均排名第一）。
這意味着中國在高出口中心度的中間品貿易中，具有重要的出口優勢。這也印證了在2020年2月前後，中國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對全球供應鏈的重要衝擊，引發了全球的高度關注。
同時，也要客觀理性地認識到中國供應鏈的脆弱性。中國在兩成高中心度的產品出口中並不具有優勢，而且中國外貿呈現“大進大出”的特點，中國出口的一些高中心度產品本身的生產過程，也需要從國外進口大量的中間產品。
根據我們設計的產品層面複合脆弱性指標，電機—電氣—音像設備、機械設備、光學—醫療等儀器是中國供應鏈脆弱性最高的三個行業。我們還構建了指標體系，根據產業鏈的脆弱性將2017年中國進口的所有3285種中間品分為以下四類。
第一類，62種中間品。其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國的進口集中度雙高，這類中間品面臨貿易摩擦和疫情等外部衝擊時脆弱性最強，進行供應鏈備份的難度也最大。應重點關注和評估這類中間品。
第二類，812種中間品。我國的進口集中度較低，從現實來看，這類產品的供應鏈脆弱性弱。當前，這類中間品可能進口規模較小、容易降低進口集中度，但在中長期，如果進口規模明顯提升，則其市場集中度也將向全球較高的出口中心度收斂。在這種情況下，這類中間品可能會轉變成為第一類脆弱性最強的情況。對這類中間品，要着眼於長遠、加強產業鏈安全規劃。
第三類，759種中間品。這類中間品的進口集中度較高，但是其對應的全球出口中心度較低。對這類中間品，可以考慮進一步分散進口來源。具體地，中國約39.8%的高脆弱性產品進口市場集中度指數較高，但出口中心度指數較低，其中不乏電機—電氣—音像設備、機械設備和光學—醫療等儀器產品。中國在這些產品上存在一定的產業鏈多元化空間，產業鏈安全性可提升的空間較大。
第四類，還有1652種中間產品，其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國進口的集中度雙雙較低。這類中間品的供應鏈脆弱性較弱，而且地位較為穩定。這類中間品超過全部中間品進口種類的50%，以及進口金額的48.2%，是中國進口供應鏈的穩定因素。
四、國家產業鏈的二元悖論及其權衡
我們的研究從行業層面、國別案例等角度揭示了產業鏈的二元悖論：一國在某個產業鏈領域的全球競爭力、影響力，以及該國對這個產業鏈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賴對外國的進口，兩個方面難以兼得。
首先，主要經濟體的國別案例分析驗證了該產業鏈悖論。即使包括美、日、歐在內的發達經濟體、老牌工業強國和處於全球科技領域頂端的國家，實際上也強烈依賴於全球生產網絡。
我們發現，各國越是擁有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則對外國的進口中間品貿易就越是依賴、脆弱性越強。例如，日本、韓國、美國的半導體產業都很強，但其脆弱度排在第一位的卻都是電子—電氣產業。同時，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的機械製造業比較強，但其脆弱度排名第一的行業是機械設備。
其次，對中國製造業的分行業數據進行定量分析，我們驗證了在中國的技術密集型行業中存在產業鏈悖論。在技術密集型行業中，隨着中國某個行業在全球價值鏈地位的上升，該行業對外依賴程度也將呈現上升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悖論只存在於技術密集型行業，勞動密集型行業並不存在這種悖論。這可能是由於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產業鏈較短，比較容易實現在一國範圍內循環。
最後，在所有國家當中，美國對產業鏈悖論的處理值得中國學習。美國通過政治關係、國家間的同盟實現了產業鏈安全保障。
如果僅考慮經濟因素，中國的全球供應鏈風險低於美國。但是在考慮政治關係、斷供能力後，中國的全球供應鏈風險顯著提升，但美國面臨的風險則變化不大。相較於美國，中國的全球供應鏈風險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影響。
從美國的案例來看，在一定條件下，產業鏈安全與競爭力可以兼得，從而也可以對“產業鏈悖論”的約束實現突破。
我們注意到，2021年6月8日，美國白宮發佈了關鍵領域供應鏈百日評估報告。該報告中再次提及美國需要強化政治關係，從而維護供應鏈安全。
關鍵領域供應鏈百日評估報告。圖源：美國白宮
這表明美國也意識到了政治關係對供應鏈安全的重要性，表明其關於政治關係惡化對美國供應鏈可能造成潛在破壞作用的擔憂。中國在提升產業鏈安全水平的過程中，也需要維護與主要國家良好的政治關係，同時加強與斷供能力弱的國家的供應鏈聯繫。
五、科技競爭：準確認識中美科技競爭新趨勢及中國所處地位
我們的研究從專利技術層面，對中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所處的地位進行了全面客觀的定量評估。基於過去20年全球專利技術數據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國際專利呈現出四方面特徵：數量巨大、核心專利佔比低、近五年來進步神速、“偏科”嚴重且專利技術大量集中在數字通信領域。
此外，儘管中國在2020年已經成為全球PCT（專利合作協定）專利數量最多的國家，但是就PCT核心專利而言，中國與美國、日本仍有很大差距。我們應客觀認識這種差距，處理好自主創新與國際科技合作的關係，積極參與全球科技治理與合作。
中國2021年PCT專利數量全球第一。資料圖。
對於當前中美科技競爭的態度，不論執政者是誰，美國毫無疑問已經將中國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這場戰略性的競爭將會在未來數十年持續。在這一點上，拜登政府與特朗普政府有共同之處。但與此同時，拜登政府在科技領域扼制中國的思路與前任又有明顯不同。
2021年2月4日，拜登總統在其首次外交政策講話中提到，在符合美國利益的情況下，美國也準備與中國進行合作。具體而言，拜登政府更加關注科技遏制政策的負面影響。拜登政府在競選中獲得了科技公司的廣泛支持，在其候選委員會的前十位捐款人中，科技巨頭企業佔據五席（而在特朗普候選委員會的前25位捐款者中沒有大型科技公司）。拜登政府應充分考慮科技遏制措施產生的負面影響。
回顧特朗普時期的對華科技遏制政策，其在以下三方面已經顯現出了負面影響：其一，美國對華過寬的出口管制損害了美國高科技公司的商業利益，從而影響其研發投入；其二，美國對華人員交流過於嚴格的限制也損害了美國特定高科技領域的研發人力資本；其三，美國的國際科技合作中心地位相對弱化。
“十二五”期間，我國與德、英、法、日的聯合專利申請佔比之和是23.7%，僅為中美合作佔比的一半，而在2018年這一佔比已達38.3%，與中美合作專利佔比相當。
基於上述背景，拜登政府更加關注對華科技競爭政策產生的負面影響，因此其政策框架的以下三方面特徵更為明顯：第一，加大美國自身的科研投入；第二，以“小院高牆”為特徵的精準遏制政策；第三，藉助盟友圈和多邊平台的槓桿，在關鍵技術領域形成針對中國的“盟友圈”，縮小中國的外交回旋空間。
在拜登政府時期，我們對中美科技競爭的新趨勢也做出了三方面展望。
第一，中美在網絡空間方面的技術競爭和對抗加劇，平行體系出現的可能性增加。但由於中美在全球產業鏈中互相嵌入的程度極深，兩個平行體系出現的過程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推遲或面臨阻滯。
我們的定量研究顯示：美國製裁華為不僅會直接影響美國供應商，還會形成行業擴散效應。在華為供應商所在的九個行業中，至少有三個行業存在顯著的行業擴散效應。
行業擴散效應可能促使行業協會對政策進行干預，加強供應商對制裁政策的反作用。具體包括：在政策實際生效前加快對華為的出口、將相關生產線轉移至海外、向政府施壓等。
第二，未來的中美科技競爭將進入全政府—全社會模式的融合國力競爭時代。信息革命正在滲透到經濟、社會、政治、安全的方方面面，哪個國家能夠更有效地融合各領域的國力並將其投射在網絡空間，哪個國家就能夠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競爭中獲勝。
第三，中美博弈圍繞新技術的國際規則、國際話語權爭奪將更為激烈。過去幾年，歐美國家以及聯合國的多個不同機制就網絡空間的國際規則、法律框架進行磋商。隨着網絡空間國際規範的生命週期由規範興起向規範普及過渡，大國圍繞規範制定話語權的博弈將更加激烈。
六、中國產業鏈：外移、內遷，還是區域重組
在前有堵截（美國）、後有追兵（越南等）、中間搖擺（歐洲和日本），以及內有產業升級之困的背景下，我國產業鏈鞏固、優化升級都面臨一定壓力。從空間上來看，我國產業鏈面臨三個調整方向：外移、內遷、區域重組。
以越南為例，筆者對中國產業鏈外移進行觀察，並對其性質進行了研究。當前，作為一個經濟體量相當於我國典型中西部省份的經濟體，越南已經成為中國第四大出口目的國。以此為切入點，筆者就中國對越南快速增長的出口進行了定量拆解，嘗試回答中國向越南產業轉移的性質問題。
2022年4月7日，越南工人在組裝電動汽車。圖源：視覺中國
結果表明，中國對越南的出口有兩大特點：第一，中國向越南出口的大部分產品是中間品，而不是為了滿足越南的最終需求；第二，中國企業對越直接投資和產業轉移是帶來對越南中間品出口增加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中國向越南的直接投資和產業轉移，使得中越在國際分工上的關係更為緊密，部分中國對歐美國家的順差轉變成了中國對越南，以及越南對歐美的順差，中國國際收支失衡過於集中的壓力得以減輕。
可見，現在的中越經貿關係較類似此前的中日經貿關係。當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節點，越南則有潛力成為次級節點。不過從長遠來看，全球產業鏈的數字化、綠色化趨勢將對越南的發展形成挑戰。
對於鞏固國內產業鏈、做好中西部地區產業鏈承接，我們提出了四點建議。
第一，執行梯度税收優惠。中西部地區可以試點對標東南亞國家，加大減税降費力度，以税收政策工具引導和支持產業有序轉移，加強省際協調，減少橫向税收競爭。
第二，改善中西部地區政府的激勵約束機制，提升市場化水平和政府效率，改善政企關係。
第三，推動內資中小企業發展壯大，使其逐步擺脱服務外資的“代工”地位，塑造穩就業、增利潤、育品牌的三贏局面。
第四，在中西部邊境省份與越南、緬甸開展勞務合作。
可在廣西、雲南等邊境省份佈局中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嘗試“我國產業鏈＋越南勞動力”的經濟一體化模式，通過提供語言培訓、學歷教育等方式吸引越南年輕勞動力入境學習、工作，這樣既可以緩解我國年輕勞動力短缺的情況，又可以通過引入境外勞動力要素把產業鏈留在國內。
在區域產業鏈重組方面，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歐洲汽車產業鏈的暫停對東亞國家造成的衝擊，給我們帶來了啓示：汽車產業可能適合作為東亞區域產業合作的抓手。
高度集成的汽車產業鏈是全球化生產的典型代表。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2020年3—4月歐洲汽車行業生產停頓，一方面導致中國汽車零部件面臨進口斷供衝擊，另一方面則減少了歐洲從日、韓進口汽車零部件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日、韓供給與我國進口需求具備對接的可能性。尤其是從二級、三級等次級供應商來看，日本、韓國的汽車供應鏈可能與中國的汽車供應鏈形成有效匹配。
汽車產業適合作為東亞產業鏈合作的抓手。在新技術、新能源革命的背景下，傳統汽車產業與人工智能、綠色能源緊密相連，而且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在新興汽車產業中各自具有一定優勢。
中國在人工智能、無人駕駛領域較為領先，產業配套網絡齊全、市場規模巨大，中國有望成為東亞地區汽車產業鏈合作的樞紐，而且汽車行業主要使用成熟製程的芯片，受到出口管制制裁的潛在影響相對較小。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東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合作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制於地區內的政治關係，產業合作在該領域也面臨一定挑戰。
本文摘編自《探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金融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