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巍：“美國反對美國”，中國也成為受害者

【文/ 達巍】

拜登政府第一任期已進入最後一年。如果從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算起，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已分別在一個總統任期大幅改變和調整美國對華戰略。2023年11月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之後，中美關係出現了某種企穩的態勢，不過多數人認為，這一局面未必能持續很久。從短期美國政治動態看，如果共和黨候選人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美國內外政策可能會再次出現重大調整，進而也會對美國對華戰略及中美關係產生重大沖擊。6

從更長期和宏觀的美國國際戰略視角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幾屆政府和社會各界對美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這一命題持續反思、激烈辯論。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這一問題上形成的共識（本文稱之為“克林頓主義的美國”）已被徹底否定。新的主張（本文稱之為“特朗普主義的美國”與“沙利文主義的美國”）仍在激烈博弈，遠未達成共識。在美國與外部世界關係中，中國是最重要、最核心、最突出的問題。只要美國對其與世界關係的思考與討論尚未形成共識，美國對華戰略及中美關係就很難形成可持續的長期穩定。

（一）克林頓主義的美國

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的三十年，指導美國與外部世界之間關係的思潮是新自由主義，其核心主張是去監管、貿易和產業自由化、公共物品私有化。冷戰結束後，特別是克林頓執政期間，西方國家經濟擴張獲得了新的地理空間，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科技開始引領美國經濟的發展。在這一時期，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化進程，開始與美國建立深厚的經濟依存，中美關係也隨之取得了實質性的長足發展。本文將這一階段及其政策取向稱為“克林頓主義的美國”。

資料圖：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圖片來源：IC photo）

回看克林頓時期美國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文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該時期新自由主義的烙印。例如在這一時期，美國國會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拆除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之間的防火牆；與加拿大、墨西哥達成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通過《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法》，實質性削減了社會福利。

從克林頓政府於1994年發表的《接觸和擴展的國家安全戰略》看，在美國政治光譜中居左且一貫注重管制、強調公平貿易的民主黨政府認為，美國政府應當服務於美國的商業利益，消除國際市場的障礙，推動美國的出口，找到辦法消除妨礙創新、首創精神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國內外因素。

在其後的章節中，克林頓政府進而專門論述了北美自由貿易區、《關税和貿易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亞太經濟合作、美日框架協議等自由貿易安排的重要性。這些觀點完全不同於美國民主黨的傳統觀點，體現了鮮明的新自由主義特徵。2000年12月克林頓政府結束任期前發表的《全球時代的國家安全戰略》則指出，在新科技、開放邊界等因素刺激下的貿易和投資的全球化是21世紀世界的關鍵特徵，美國要與貿易伙伴擴展貿易和投資機會，以推動美國經濟的發展。

同一時期，中國改革開放加速、深化，積極融入全球經濟分工和經濟全球化，這一政策取向與“克林頓主義的美國”的基本取向吻合。在這一階段，中美雙方都接受一系列基本觀點，如政府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促進經濟發展；便利國際經濟交往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有效辦法；市場化程度越高，經濟效率就越高。中美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彼此天然地具有巨大吸引力。這是蘇聯解體後中美兩國在對對方地緣政治需求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中美關係不但整體穩定，而且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長足發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儘管中美關係多次出現危機，但兩國仍願維持關係總體穩定的根本原因；還是儘管中美之間的體制差異仍然巨大，且中國發展迅速，但美國仍有意願、耐心和信心等待中國逐步融入世界經濟的根本原因。

（二）特朗普主義的美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國內社會矛盾集中爆發。2009年奧巴馬政府上台後，美國政策已經開始出現某些經濟民族主義的苗頭，包括提出製造業復興計劃、推動美國出口倍增計劃等。在這一時期，中美關係開始變得更為緊張，美國戰略界指責中國在國際體系內不遵守規則、改革速度過慢，中美關係逐漸接近質變的“臨界點”。

2017年特朗普擔任總統後，美國政府快速推動了以經濟民族主義、孤立主義以及民粹主義為基本取向的國際戰略鉅變。特朗普在國內推行減税和去管制措施，在國際上與中國大打貿易戰和科技戰，重新調整與加拿大、墨西哥等國家的貿易關係，推動製造業迴流美國。

在這一時期，美國戰略界眼中的中國，從與美國共同推動全球化並增進兩國財富的國家，變成了利用全球化搶走美國就業機會、“竊取”美國科技、造成美國國內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中國成了美國經濟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靶子”，中美關係也嚴重惡化，本文將特朗普政府所實行的以及現在特朗普競選團隊所主張的政策取向稱作“特朗普主義的美國”。

經過拜登政府三年執政之後，“特朗普主義的美國”並未消失或衰亡，甚至有捲土重來之勢。目前我們還無法知道特朗普是否會再次當選美國總統，以及如果再次當選，他將推行怎樣的國際戰略與對華政策。從目前特朗普團隊官方宣稱的政策取向看，未來特朗普如果勝選，很可能繼承其第一任期的經濟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立場，而且可能更加極端。

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之前，特朗普政府在對華政策上一直強調“對等”，強調中國要對美國開放市場，便利美國企業在中國運營，希望中國購買更多的美國商品以平衡貿易，這些訴求集中體現於2020年1月中美兩國簽訂的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經過新冠疫情以及過去幾年中美關係的變化，特朗普團隊現在正在從強調包含中國的“對等”經濟關係，轉向全球經貿關係中的“絕對對等”與對華大力“脱鈎”的結合。

特朗普競選團隊的官方網站“議程47”披露的特朗普未來政策取向包括：任何國家進口美國商品的關税高於美國從該國進口商品的關税時，特朗普政府將立即提高對方輸美商品關税至對等水平；阻止中國“買空美國”，不允許中國企業購買美國任何關鍵基礎設施，迫使中國企業出售已購買的可能“危及美國國家安全的基礎設施”；給所有美國進口商品制定一個基準關税，然後根據特定國家“匯率操縱情況”增加額外關税；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四年內逐步減少直至停止從中國進口所有重要商品；對中國實施各種簽證和旅行限制，重新恢復“中國倡議”等行動。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2025計劃”是特朗普團隊的重要項目。該項目於2023年推出了一份長達900多頁的報告《領導的授權2025》，猛烈攻擊美國進步主義精英，稱其“經常空談開放、進步、專業、合作、全球化，實際上這些辭藻是特洛伊木馬，破壞憲法賦予‘我們人民’的決定國家未來的權利”。

該報告批評美國大企業將工作崗位轉移到國外、關心國外投資者勝過關心美國人，宣稱：“侵蝕我們憲法、法治和人民主權的國際組織不是應當被改革，而是應當被拋棄；非法移民問題不是應當被緩解，而是應當被終結；美國邊境不是應當重新被確立為管理重點，而是應當被徹底封死；與中國的經濟接觸不是應當重新被思考，而是應當被中止；……孔子學院、TikTok 等中國宣傳工具不是應當被監管，而是應當被宣佈為非法。”這些言論當然未必能轉化為政策，但是至少反映出一種取向：如果“特朗普主義的美國”捲土重來，可能更接近於2020年而非2017年的對華政策，當前中美關係的相對穩定態勢將難以持續。

特朗普“2025計劃”（圖片來源：網絡）

（三）沙利文主義的美國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後，承襲了特朗普政府部分經濟民族主義取向，同時也試圖由西方國家維持一個較小範圍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並與中國建立穩定的戰略競爭關係。這一主張以2023年4月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所提出的“新華盛頓共識”為代表，本文將這一政策取向稱“沙利文主義的美國”。

2023年4月27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演講，對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幾個前提提出了頗為深刻的質疑。這些前提包括：第一，認為市場總能最有效地配置資本，無論競爭對手做什麼，無論世界面臨怎樣的挑戰，都應該堅持市場配置；第二，認為增長總是好的，無論哪種類型的增長；第三，經濟增長會使世界各國變得更加開放和負責任，全球秩序將變得更加和平、合作；第四，通過貿易賦能的增長是包容性增長，能夠讓社會各階層普遍獲益。拜登政府否定這些前提，提出美國政府將在國內選擇對經濟增長具有基礎性作用、對國家安全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毫無歉意地追求產業政策”。

沙利文表示，“新華盛頓共識”並非意味美國成為孤家寡人，或美國與西方國家在一起而排斥其他國家，而是要建立一個“更加公平、持久的國際經濟秩序”。由此可見，沙利文講話所代表的拜登政府的理念，確實與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民族主義有共同之處，不過拜登團隊又強調美國不能單幹，需要在國際經濟戰略上與盟伴國家積極合作。拜登政府民粹主義色彩較弱，強調政府和專業人士在制定產業政策、選擇保護領域中的作用，也強調中美不能全面“脱鈎”。

在沙利文講話前一週的4月21日，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專門就美國對華經濟政策發表演講。她強調，“為維護美國國家安全，美國將在很窄的範圍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這些措施的範圍會很窄、針對性很強，要達到的目的很明確”；並且指出，“美國並不尋求與中國經濟‘脱鈎’，兩國經濟徹底分離對兩國都會帶來災難性後果，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穩定也會帶來衝擊”。正是在這種理念指導下，拜登政府對中國既採取打壓和競爭策略，又維持基本面的穩定，避免衝撞、衝突或者完全“脱鈎”。

2023年4月27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的演講中提出了美國新的國內外經濟政策，即所謂“新華盛頓共識”（圖片來源：網絡）

（四）“美國反對美國”

“沙利文主義的美國”與“特朗普主義的美國”都明確否定了曾在美國和全球廣為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理念。由於美國製造業空心化、社會階層矛盾突出等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目前在美國國內，已經鮮有人主張回到過去。“克林頓主義的美國”如果不是一去不返，至少也可以説在短期內不會迴歸。由此判斷，中美關係當然已不可能再回到冷戰結束之後二十年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階段。

“沙利文主義的美國”與“特朗普主義的美國”都看到同樣的“美國病症”，但針對精英與草根在決定公共政策問題上的道德性與合理性、美國與西方盟國的協作程度以及與中國“脱鈎”的程度等問題，兩者看法大相徑庭，開出的“藥方”也完全不同。一方面，這“兩個美國”視野之下，中國都是問題的一部分，中美關係將長期處於消極狀態。另一方面，這“兩個美國”將給中美關係帶來不同的問題與挑戰。

如果美國未來走向“特朗普主義的美國”，當前中美關係的穩定將很難持續，雙方衝撞可能趨於激烈。加之特朗普團隊的政策經常是多變、缺乏操作性的，因此中美關係面臨的不確定性和變動性會更強。“沙利文主義的美國”看似可預期性更強，但是由於美國精英和政府對沙利文所説的“對經濟增長具有基礎性作用、對國家安全具有戰略意義領域”的定義也是模糊、時常變動的，因此，即便民主黨繼續執政，管理中美關係並使其長期穩定也不容易。更何況，“沙利文主義的美國”與“特朗普主義的美國”彼此激烈批評，美國兩黨和普通民眾在較多問題的認知上高度分化。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任何一方執政都不會帶來類似“克林頓主義的美國”時期那樣的美國全國甚至全球性共識。

當“美國持續反對美國”，美國的對華戰略就將繼續搖擺，中美關係也將繼續成為這一搖擺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