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卧沙場：印度外長該好好學下歷史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醉卧沙場】

近期，印度外長蘇傑生異常活躍，主要工作是在國內外進行各種煽風點火。3月23日至27日，他訪問了新加坡、菲律賓以及馬來西亞三國。期間，就中印藏南地區（印方稱“阿魯納恰爾邦”）的領土爭議做出強硬回應。在菲律賓，他更是明確表示印度承認2016年的所謂南海仲裁案所作的仲裁結果，堅定支持菲律賓維護國家主權之類等等。

這一輪中印領土問題上的爭論，直接源於印度總理莫迪3月9日前去為“阿魯納恰爾邦”的色拉隧道開通而揭幕。中國外交部、國防部相繼表示堅決反對印方此舉，聲明藏南地區是中國領土，不承認有所謂“阿魯納恰爾邦”，印度無權擅自對中國藏南地區進行開發。

隨後，印度外交部稱，中國對印度領土提出“荒謬的主張”，説“阿魯納恰爾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隔日，美國國務院發現這是打入楔子的好時機，一改往常做法，明確地站隊印度，説美國承認“阿魯納恰爾邦”是印度領土，其挑動中印爭端升級的地緣政治意圖暴露無遺。

在此背景下，3月30日中國民政部公佈了第四批增補藏南地區公開使用地名及分佈圖。對此，印度外長蘇傑生批評“更名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如果我更改你的房子的名稱，是否就將其變成我的房子呢？”顯然，這位印度外長似乎理所當然地認為藏南地區已經是印度的房子了。

其實，每年印方高層在藏南地區搞事，作為反制措施，中國外交部都會表示反對，並由民政部公佈一批藏南地區的公開使用地名，都已經成為常規互動了。2023年4月印度內政部長訪問藏南地區，中方也是如此反制。但是，此次印外交部和外長不論是在表態和回應措辭上，都有更強的示強意味。

當然，蘇傑生近期更主要的工作是在印度國內持續地攻擊尼赫魯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尼赫魯的對華政策。他攻擊的核心內容，簡單概括起來就是：尼赫魯破壞了印度與美國的關係，而對中國又太“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了，奉行了一套“中國第一，印度第二”的錯誤政策。他認為，如今，在莫迪領導之下，由他操盤的印度外交奉行的是“印度第一”政策，對中國採取“現實主義”的態度。

作為外交部長，蘇傑生對中印藏南地區領土爭議做出強硬回應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瘋狂批評尼赫魯外交的時候又拉上中國來墊背，這就令人比較困惑。不過，要理解他對中國的一系列強硬言論，還是要放在印度大選的背景下來把握。

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與印度現任外長蘇傑生

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在2014年、2019年的兩次印度大選中，分別獲得下院543個席位的282個、303個席位。過去數年，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不斷宣傳稱，佔印度人口14%的穆斯林嚴重威脅到占人口80%的印度教徒的安全，在印度總理莫迪的“保護”下，印度教及印度教徒得到了保護。莫迪因為享有被持續打造的印度教“保護者”的人設，而享受了國內的高政治支持率。

即將進行的這次大選，印人黨更直接明確表示要拿下370個席位，並稱莫迪現在已經不關心2024年大選了，而是着眼長遠，佈局2029年的印度大選了。那就更令人困惑了，既然連大選都如此穩操勝券了，那麼印度外長為什麼要在幾乎沒有任何內部政治爭論的外交政策上不斷給自己“加戲”示強呢？

顯然，他還是有私心的。最大的私心可能就是想在印度大選後繼續留任。

在印度，能從職業外交官轉為外交部長，蘇傑生是第二個，第一個是印度前外長納特瓦爾﹒辛格（Natwar Singh）。蘇傑生能在莫迪第一任期內提拔為外交秘書，並在莫迪第二任期內任命其為外交部長，完全得益於莫迪一個人的賞識。

當然，這也部分得益於莫迪在內閣同僚中的強勢。只要想想，曼莫漢·辛格總理在2006年時原本有意將外秘薩仁山（Shyam Saran）任期一年延長，但是在遭遇印度外交部強大的官僚系統的反對後，卻不得不就此作罷。蘇傑生其實在印度人民黨黨內並沒有多大的羣眾基礎，也沒有自己的支持派系，相反由於他一直在外交戰線上出盡了風頭，反倒讓印人黨內不少人士都頗為“羨慕嫉妒恨”。

更重要的是，他在外交上的極度“親美”路線引起很多人的私下不滿。他現在的策略就是，通過激烈批判尼赫魯的“不親美”外交，來“澆滅”任何對他外交路線的異議，進而給自己外交也加分。

蘇傑生期待能繼續擔任印度外長也並非空想。在印度的這次大選中，美國及西方的影響是若隱若現的。近期，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向朋友們表示，自己已經79歲，到了安享晚年陪伴孫子孫女們的時候了。多瓦爾政治生命的謝幕，看來多少是印度考慮到同美國及五眼聯盟國家的關係所需要的。多瓦爾的退休，反倒提高了蘇傑生留任的概率。

美西方輿論對蘇傑生也是頗為友好，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美國媒體從來不給他貼上“戰狼外交”的標籤，愛護之心可見一斑。《外交政策》一篇文章《印度外長蘇傑生，執行莫迪的強硬外交》（S. Jaishankar, India’s Foreign Minister, Executes Modi’s Strong-Willed Foreign Policy ）採取了中性的表達，稱其外交風格是自信、強勢、自豪的，並表現出毫不掩飾的民族主義情緒。

蘇傑生是瞭解莫迪及印人黨政府多年來的良苦用心的，他出版的《為什麼巴拉特重要》一書，顯然也是在幫助打造新的印度“正統”。獨立之後的印度歷史的書寫，總是同國大黨和尼赫魯家族掛在一起，這無形中給國大黨和尼赫魯家族樹立了正統性。莫迪政府上台後，通過修改教科書等各種方式來重塑重構整個國家的“法統”。特別是，通過抬高蘇巴斯·錢德拉·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來抵消抹殺甘地及國大黨在印度爭取獨立進程中的貢獻，尤其宣傳英國首相艾德禮的説法，英國允許印度獨立，壓根不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而是因為孟買水兵的起義。

印度外長蘇傑生和總理莫迪展示新書《為什麼巴拉特很重要》

但是，由於鮑斯當年是同日本納粹合作的，在國際“正統”上不合適。於是，莫迪政府就通過捧國大黨的薩達爾·瓦拉巴伊·帕特爾（Sardar Vallabhbhai Patel）來否定尼赫魯。尼赫魯和帕特爾分別是當年國大黨內左派和右派的代表，作為右翼政黨的印人黨，自然是喜歡帕特爾，用他來抹殺尼赫魯。

蘇傑生也是如此操作，在書中多次講述1950年11月尼赫魯和帕特爾在信件交流中的巨大分歧，主要是涉及如何認識共產主義新中國性質，以及印度應該採取何種政策。他的結論就是，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説明了帕特爾有先見之明，而尼赫魯對中國的認識是多麼的幼稚，對華外交是多麼的“理想主義”。

為了摘去尼赫魯的“神聖光環”，蘇傑生更是講了不少子虛烏有的歷史故事。例如，他説1955年時尼赫魯為了支持新中國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宣佈印度當時要放棄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尼赫魯奉行了一種“中國優先”的政策。如此脱離歷史背景而講述的不嚴謹的歷史民科故事，居然出自世界人口最大國家的外長之口，確實令人匪夷所思。

不過，這就是印度國內目前涉華輿論的現狀。很多印度駐華外交高官退休後，突然間化身為“學富五車”的中印外交史學者，加上他們以中國問題專家身份出現，其迷惑性也頗強。他們寫作的歷史書和講述出來的故事，都有共同的結論：一是尼赫魯當年是多麼的蠢和幼稚，二是中國是個多麼“忘恩負義”的國家。反倒是那些依據大量歷史檔案進行寫作的嚴謹的歷史學者的作品，在印度卻不受待見。

1962後，印度精英在中國面前低人一等的心理情結，如今隨着中印實力差距拉大反而在不斷加大。在印度外長身上，充分體現出印度精英的“1962情結”。只要認真研究一下尼赫魯的對華外交，顯然不會認為尼赫魯在對華政策上是理想主義的。1950年，為阻止新中國解放西藏，尼赫魯向當時的西藏地方政府提供了一萬多支槍，想盡各種辦法阻止拖延西藏地方談判代表進京談判，更是藉着江孜駐兵換防機會增加駐兵一千五百名，暗中以武力威脅西藏地方政府接受印度的領土佔領要求。即便在後來所謂中印友好時期，尼赫魯也絲毫沒有幼稚過，偷偷侵佔達旺烏熱等地，修改印度地圖，對西藏實行禁運企圖逼走解放軍等等。

如果蘇傑生真心認為尼赫魯當年奉行的是理想主義的對華政策，那説明他的歷史研究有待提高。如果他是為了配合印人黨政府修正歷史，貶低尼赫魯的同時來凸顯自己的外交才幹，那説明他已經完全由一名職業外交官蜕變為傳統的印度政客了。事實上，近些年的印度外交，在蘇傑生指揮下得到了一堆“虛名”和讚揚，但是卻給這個國家埋下了巨大的戰略禍根。曹操曾言“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蘇式外交慕了虛名，實禍亦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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