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斯坦·沃爾佩：沙特韓國同時撥動一個危險槓桿，盟友反成美國的新壓力點？

【文/崔斯坦·沃爾佩】

在過去一年裏，美國的兩個關鍵安全夥伴公開影射自身計劃獲取核武器，而這顯然是企圖迫使美國做出讓步——2023年1月，韓國總統尹錫悦提出韓國可能需要擁有自己的核力量來對抗朝鮮不斷擴大的戰略核武庫。但是相較於表達明顯的核擴散行動，尹錫悦的言論似乎更多意在影響韓美的盟友關係談判：他強調韓國“目前”仍將繼續依賴美國的延伸威懾承諾。

無獨有偶，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在同年9月重申了該國“老生常談”的核擴散可能：他在訪談中告訴福克斯新聞記者，稱如果伊朗獲得原子彈，那麼沙特“也必須得到一枚。”但他隨後又補充表示沙特並不希望看到這樣的結果真的在中東發生。雖然王儲的這番話可能主要針對的是伊朗領導人，但其發表卻又恰逢沙特嘗試通過對以色列外交關係正常化從華盛頓獲得更大讓步，包括在美沙之間達成一項正式的防務協定。

2023年9月，沙特王儲接受採訪，談及伊朗核問題（圖片來源：福克斯新聞網視頻截圖）

在缺乏明確指向開發核武器的技術跡象的情況下，韓國和沙特阿拉伯關於核擴散的表態似乎是為了在對美關係中佔據更有利的地位。兩國以上述方式放大各自核擴散的前景傳遞了一個明確的信息：除非美國接受它們關於更多防務支持的要求，否則韓國或沙特將別無選擇，只能重新考慮各自的“核選項”。因此，美國發現自己正面臨兩難境地：要麼做出防務讓步，要麼承受核擴散的後果。

將對核武器的追求作為槓桿作為對超級大國施壓的方法並不新奇，它實際上是核時代長久以來存在的一個特徵。一個規模雖小但相對多元的國家“俱樂部”不時將製造核武器作為外交槓桿來對抗反對核擴散的超級大國，而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美國。早期的踐行者，如西德和日本，就曾在20世紀60年代利用投資核技術向美國施壓，迫使其在冷戰期間強化安全承諾或軍事援助。而其他國家則是在秘密的核武器項目曝光後才採用這種獨特的脅迫性外交，其中突出的當屬朝鮮和伊朗。

然而，將“核門檻”（nuclear latency），也即製造核彈的技術能力作為槓桿的行為，往往只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有效。僅僅利用核擴散的威脅，美國的一些盟友或對手就能有效從前者那裏獲得讓步。但是，與這些成功案例相對的則是更長的失敗者名單：其他許多國家的領導人都未能給自己的國家帶來切實的利益，反而招致了代價高昂的國際反擊。韓國和沙特阿拉伯最近的努力能否取得成功？美國又應該如何應對兩國發出的核信號？如欲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就需要考察美國為何對核擴散如此敏感，而小國又是如何利用這一“壓力點”威脅制造核彈，以及這種方法何時最有可能奏效。

核不擴散何以成為美國的壓力點？

將核技術作為一種脅迫手段實際上有着一套可靠戰略邏輯作為支撐。作為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有充分動機阻止對手和親密盟友獲得核彈。這是因為核擴散可能會抵消核大國在國際社會享有的許多優勢。

核武器是國家間的重要“均衡器”：如果一個小國建立了核力量，那麼無論其水平高低或規模大小，它都能削弱大國以武力欺凌或推翻它們的能力。對於美國來説，這一點是相對明確的，因而美國也一直致力於防止核武器落入所謂的“流氓國家”和企圖削弱其力量的對手手中。

然而，在特定盟國或夥伴的核擴散問題上，美國有時又認為其在某些情況下是有益的。舉例而言，冷戰初期的20世紀50年代，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就認為當時西德製造原子彈的潛力有助於遏制蘇聯。而到了現在，美國盟友的核擴散也可能基於相同思路被視為對抗中國的手段。但是幾乎所有的美國領導人和官員都認定美國盟友的核擴散非常危險，其原因則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允許盟友獲得核武器可能使美國陷入不必要的衝突。在約翰·肯尼迪任總統期間，美國官員越發擔心一旦西德獲得核武器，那麼後者就會在推動與東德的統一時更加大膽，進而可能將美國拖入一場與蘇聯的重大危機之中。類似的擔憂還促使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遏止韓國等國發展裂變材料生產技術的努力。

其次，盟國的核擴散會打亂美國管理核擴散的部署。較小的盟友可能缺乏必要資源來確保其核武庫能夠承受一個更大對手的致命打擊，而當這兩方之間爆發危機時，美國將難以在其早期階段進行危機管理。以西德為例，主要的擔憂在於假想中的西德核武庫規模小、易受攻擊且不受美國控制，相應地，一旦衝突爆發，西德領導人首先會在是否使用核武器的問題上受到壓力，而規模更大、更先進的蘇聯核力量就可能會在前者猶豫不決時消滅西德的核武庫。美國政府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反對世界範圍內的其他盟友邁向核擴散。

第三，選擇性擴散很可能推動世界範圍內的全面核擴散。對“聯盟陷阱”（entrapment）和先發制人的恐懼未必會影響所有的聯盟或夥伴關係，但要控制核武器向特定盟國的擴散卻極為困難。核多米諾理論（Nuclear domino theory）認為一個國家獲得核彈會導致其他國家效仿，因此，美國政府加強了努力，以阻止盟友國家挑動這種被動的連鎖核擴散反應，在一系列行動當中，美蘇密切合作，構建了1968年《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的核心支柱，然後向盟國施壓迫使它們加入這一關鍵機制，從而為全球核不擴散機制奠定了多邊基礎。

創意圖：中東地區的核多米諾效應（圖片來源：網絡）

綜合而言，上文提及的擔憂構成了過去七十年中美國幾乎一邊倒地反對核擴散的觀念基石。然而在此期間，一些國家卻利用了美國對核擴散前景的擔憂，通過小心翼翼地向製造核彈接近或者只是威脅稱將會這麼做，嘗試加大對美國的壓力。而作為回應，美國政府被迫不時滿足朋友和敵人的各種要求，以避免立於核武器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下。

各國如何利用核門檻槓桿？

利用核彈的製造能力，也即“核門檻”的潛在要求在於發起國需要確保其關於核擴散的威脅和核剋制的承諾都是可信的。一方面，這些國家必須首先威脅稱除非美國滿足其要求，那麼它們將製造核彈。但美國可能有充分的理由懷疑包括其盟友在內的部分潛在核擴散國家正在誇大自己的武器野心，藉此作為談判手段。舉例而言，十多年來，沙特的高級官員總是不時威脅稱要追上伊朗的核計劃進展，並建立先進的核能企業。但是在此之外，沙特在這種能力的實際建設上幾乎沒有採取任何具體步驟。在核擴散上面誇大其詞之所以誘人，是因為核擴散本身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和風險——如果一個國家只需假裝對核彈感興趣就能迫使美國做出讓步，那麼這個國家就有充足的動機引發美國在這方面的擔憂。因此，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必須讓美國相信他們獲取原子武器的威脅並非一時興起，而是將堅持到底。

另一方面，潛在的核擴散者需要承諾如果他們的要求得到美國的滿足，那麼他們也將保持核剋制。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指出，承諾在這類脅迫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關於施加懲罰的威脅只能“在敵人服從時停止或逆轉，否則就沒有誘因。”然而，讓核剋制的承諾變得可信並非易事。從美國政府的角度而言，哪怕是盟友的防擴散誠意也會受到懷疑，而這是有充分理由的。一些國家可能會做出關於核剋制的虛假承諾，以此作為爭取時間和緩解外部壓力的手段，但隨後又會重新開始追求核武。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馬斯·謝林（圖片來源：網絡）

其他國家可能一開始真心希望放棄武器野心，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國內或地緣政治條件的變化可能導致它們的防擴散動機被削弱。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萌芽的民用核能項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65年，美國官員的結論是日本領導層不太可能在短期內通過投資鈈元素再加工來製造原子彈。但由於美國擔心日本在未來可能會重新考慮其核選項，特別是考慮到美日同盟遭到削弱，或中國成為更大安全威脅的可能性，因此美國希望日本率先加入不久後誕生的核不擴散運動。而作為一種談判策略，日本領導人通過宣傳攻勢暗示他們希望核大門“繼續敞開”，進而小心翼翼地給美國對日本核擴散的擔憂加碼。最終，在美國同意加強對日安全承諾，並歸還衝繩領土之後，日本加入了核不擴散條約。而正如日本的案例所示，美國的盟友必須在打出核擴散這張牌後承諾會保持核剋制，才能迫使美國兑現自己預期的收益。

那麼，什麼樣的策略能讓領導人使核擴散威脅和核剋制承諾都更可信呢？在威脅端，最明確的策略是動員或保護本國核工業，可堪為例的是伊朗過去一直努力提高核燃料濃縮廠的產量，以及朝鮮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鈈元素再加工活動。這些步驟明確地展示了一個國家生產核武器的關鍵部件——也即用作起爆核心的裂變材料——的能力和決心。這種高濃縮鈾或鈈對製造原子彈至關重要，因而有助於加強核擴散威脅的技術可信性。相應地，建設裂變材料工廠以及對它們進行保護所需要的大量資金投入和高昂的安全風險能夠將投機取巧的虛張聲勢者拒之門外。

然而，調動可用於核武器研發的技術資產並不必然意味着向核彈公開進發。領導人也可以利用公開建設的民用核能基礎設施來提高核擴散威脅的可信度，因為核技術的雙重用途意味着這些表面上和平的項目在未來可能有助於核彈的製造。

1963年，西德不斷推進的核能計劃使其領導人能夠利用核擴散向美國施壓，迫使後者加強其安全承諾，特別是允許西德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北約的核武共享機制。當時，西德的核工業部門正在發展鈈元素再加工能力，以期從核燃料循環的後端獲得經濟利益。但這種生產核裂變材料的能力引發了美國對西德政府和產業努力的極大擔憂。而在日本的案例當中，儘管是出於和平目的，但國家的強力投入推動其向着生產裂變材料這個目標邁進。加之這些技術投資得到了重要國內力量的支持，因此日本領導人在1964至1970年的美日談判中有了更強的底氣，進而要求美國加強防務承諾，並交還包括沖繩的琉球島鏈和小笠原羣島等西太平洋島嶼的領土控制權。

從核剋制承諾的角度而言，領導人還必須“嘗試”扭轉或至少撤銷那些向核彈邁進的步驟。其中，最明確的核剋制信號就是降低本國生產裂變材料的能力，並接受核實執行狀況的侵入式核查（intrusive inspections，譯者注：由國際原子能機構主導的，進入一國已經申報或者未申報的核設施內部，對設備運行、核原料庫存及運用、人員工作等一系列核活動的表現進行核查。侵入式核查不必預先通知對象國）。徹底放棄核彈製造能力中的這一核心要素往往構成強有力核剋制承諾的基礎，因為將談判作為掩護的核擴散者如果意志更為堅定，就不會願意遭受這種拖延、暴露其行動，或是讓自身在實現核門檻方面的寶貴投資付之東流。

國際原子能機構（圖片來源：網絡）

同樣，領導人也可以使核資產更加易於受到損害，並依賴外國供應商。相應地，如果這樣的國家決定發展核武器，那麼由於其核項目的脆弱性和外部依賴，它們將付出更高的代價。舉例而言，美國就對其民用核技術的援助對象國在美國提供的核燃料和設備的使用方式上制定了嚴格的規定，違反這些條款可能導致受援國的民用核能部門遭受毀滅性的贊助損失。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領導人越是遠離核門檻並開放接受國際核查，或是核項目的懲罰之下，他們放棄擁核的承諾就越可信。

核延遲在什麼情況下有效？

在與美國的談判中，有一些國家成功地運用了上文討論的策略，將核擴散威脅與核剋制承諾合為一體。然而，對許多其他國家來説，這種核賭博以失敗告終——美國政府回絕了要求，並經常轉而採取更激進的防擴散措施。這就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將核門檻作為從美國獲得讓步的槓桿的國家還需要哪些條件才能成功獲益？

各國在把核門檻用作槓桿時首先需要權衡利弊。一方面，它們在核工業上需要足夠的拖延來進行能力建設，以應對美國或其他強大對手的核擴散威脅。當核計劃處於起步階段時，領導人可能會發現本國缺乏技術實力，進而導致他們討價還價的策略無法奏效。超級大國很可能將這些國家核擴散威脅視為虛張聲勢或空穴來風而不予理會。在這方面，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嚐到了它的教訓：時任總統朴正熙曾試圖通過啓動小型核武器項目來迫使美國總統尼克松和福特更新安全承諾，但是他的計劃建立在空洞的技術基礎之上，事實上韓國並沒有能力獨立生產裂變材料。而作為回應，美國政府迅速採取措施，切斷了韓國進口鈈再處理技術的渠道。沒有了這一關鍵能力，朴正熙就失去了迫使美國重新設計美韓同盟架構的籌碼。

另一方面，一旦美國滿足了各國的要求，各國就必須真的實行核剋制。實現核門檻解決了威脅可信度的問題，因為一旦領導人具備在短時間內推動核工業部門造出核武器的能力，他們就能夠在對外施壓時佔據非常有利的位置。這種想法具有天然的誘惑力。舉例而言，伊朗在2010年到2013年間就穩步擴大了裂變材料的生產，並在公開的燃料濃縮工廠中積累了相當儲量的低濃縮鈾。在美國，華盛頓的官員將這些舉動解讀為伊朗嘗試迫使美國在其獲得成熟的潛在核能力之前達成外交協議。

伊朗首座核電站布什爾核電站，於2011年9月12日宣佈正式啓動（圖片來源：網絡）

但是核彈製造能力的提升，往往會使各國在做出可信的不擴散保證時面臨更大的挑戰。這些國家的脅迫如果想要奏效，那麼它向核武邁出的每一步，最終都必須以核剋制的承諾完全抵消。若非如此，那麼美國就沒有理由做出讓步。但是隨着潛在核擴散者越發接近獲得核武器的臨界點，核擴散威脅與核剋制承諾之間的矛盾將變得更加棘手，因為一國獲得的核工業能力越多，那麼它理應做出更徹底的不擴散承諾。就承諾而言，其核計劃本身往往需要被凍結、撤銷或以某種方式“回撤”。

當伊朗在2015年簽署《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即伊核協議）時，承諾今後永遠不製造核武器，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削弱其製造核武的潛力。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依照該協議銷燬了近三分之二的可用離心機，放棄了大部分低濃鈾庫存，並改造了受到高度保護的福爾道核設施，使其專注於醫用同位素生產，還在阿拉克重水反應堆堆芯澆築混凝土。伊朗實際上接受了有史以來最具侵入性的監控和核查制度之一，並不得不事無鉅細地公開其核計劃，並承受潛在對手密切監視伊朗國內的各項核工業活動所帶來的安全風險。

伊朗的案例揭示了做出如此深度的不擴散承諾可能帶來的一項關鍵挑戰：在推進核計劃時，領導人往往將控制權交給精英階層中的利益相關者，或激發國內公眾對核項目的支持，但這最終會使他們在實際行動中陷入一種膠着狀況，而要脱離這種困境則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出於“民族自豪”的考慮，伊朗的領導人們調動了公眾對核計劃的支持，併為科學、政治和軍事精英組成的重要聯盟提供了實現核燃料循環的前端環節（也即鈾轉化和鈾濃縮）所需的資源和自主權。因此，魯哈尼總統和伊朗的核談判團隊在嘗試達成伊核協議時遇到了國內的反對聲音，因為他和這一團隊在伊核協議簽署前的這段時間裏尋求各種措施來使伊朗更加遠離核門檻。

《聯合全面行動計劃》於2015年7月14日在維也納簽訂的國際協議，主旨為解決伊朗核危機（圖片來源：網絡）

當時，隨着伊核協議最終版本的基本輪廓逐漸清晰，一些伊朗的精英人士和高級軍官在伊朗國內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反對運動，並警告稱伊朗為了換取最低限度的讓步已經在核計劃上放棄了太多。伊朗政權內強硬派的反擊可能是為了改善伊朗的談判地位而故意採取的策略，也即利用國內政治來制約該國談判代表在國際舞台上的行動。但無論主要原因究竟為何，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都必須採取行動降低魯哈尼和談判代表面臨的國內政治成本。他的做法是在提倡靈活性的同時，為伊朗可以做出的讓步劃定紅線。隨着民族主義情緒和精英內部的分歧在伊朗相對成熟核計劃今後何去何從的問題上愈演愈烈，哈梅內伊的干預似乎在幫助伊朗談判代表做出可信的不擴散承諾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邁向核門檻的連續統一體中似乎存在一個最佳平衡點，也即領導人能夠使其威脅和承諾都可信的最佳位置。這個點的邊界與核心裂變材料的生產能力這個節點一致：如果某一國家的核項目發展出無論是鈾濃縮還是乏燃料處理所需的所有技術能力，美國就很難靠一力推行單邊措施抑制核擴散。因此，潛在的核擴散國每前進一步都會增加美國的壓力，迫使其在為時已晚之前與這些國家達成外交協議。不過，在處於核門檻的階段，潛在的擴散者應該仍能做出可信的不擴散承諾。在限制核計劃方面，國內政治不太可能扭曲領導人所面臨的預期收益。

在分析各國的成敗得失時，我們發現國家從核門檻獲得的影響力在核能力這一連續體上呈現出一條拋物線或倒置的“U”型曲線軌跡。換言之，潛在的核擴散國在核計劃前期和後期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優勢，但在中段卻有可能獲得巨大利益。這一重要發現實際上削弱了更強的國家實力或者核工業能力對於獲得超級大國的讓步更有利這一觀點——各國需要足夠的“蟄伏期”來進行能力建設以應對外部威脅，但又不能過多地影響其做出可信核剋制承諾的能力。

美國如何應對利用核門檻的盟友？

目前對美國而言，伊朗是其主要對手中唯一一個正在積累核能力，並以之作為核武的替代選項的國家。在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協議之後，伊朗逐漸恢復開展一些有限的核工業活動，這顯然是嘗試説服美國恢復履行協議義務，然而該國的努力都失敗了。如今，伊朗似乎已不再有興趣利用鈾濃縮來獲得更多與美國討價還價的能力，而轉而更願意嘗試利用其核門檻地位可能帶來的威懾優勢。與此同時，美國的部分盟友面臨着越發強烈的動機和更合適的機會來靈活運用他們的核選擇。美國可能會發現自己面臨與冷戰初期類似的局面，也即其主要盟友都在嘗試發展核計劃，從而迫使美國官員出於擔憂加強安全承諾。

過去的一年中韓國和沙特領導層發出的信號表明，最有可能利用核門檻對付美國的潛在國家已經發生了變化。然而，儘管韓國和沙特阿拉伯已經成為核門檻的潛在運用者，但它們都缺乏成規模的濃縮和乏燃料處理能力。在它們所處的這個階段，其核能項目更容易受到政策變化的影響，而這會使得美國在要求沙特政府只有遵守更嚴格的不擴散義務方能換取美方讓步時更有底氣，抑或要求韓國政府繼續遵守其長期以來的不擴散承諾。

儘管兩國都缺乏生產裂變材料的能力，但韓國似乎更加可能利用核擴散的前景作為對美國的外交砝碼。韓國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民用核能企業之一，以及隨時可以轉化為核彈投送系統的常規打擊和太空發射能力。如果韓國願意，它無疑有技術能力建造用於鈾濃縮或乏燃料處理的大型設施。但就目前而言，美韓核合作協議中的限制條款阻止韓國開展小規模鈾濃縮和實驗性乏燃料處理以外的任何活動，而這使韓國基本上無法利用核門檻來對美國施壓。

因此，雖然韓國的技術能力足以使尹錫悦在2023年在核問題上的姿態具有一定份量，但還不足以使其推動美國對聯盟架構進行實質性改變。事實上，在2023年4月的美韓峯會上，尹錫悦成功地從拜登那裏獲得了幾項新的承諾，以加強美國對朝鮮的武力姿態。在此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同意成立一個雙邊核磋商小組，定期討論核武器問題。作為交換條件，韓國再次強調了其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遵守，及其依賴美國延伸核威懾的長期決定。但這一協議在韓國政府內部的一些人看來無非是一針安慰劑，反映了韓國內部認為尹錫悦未能從拜登政府爭取到的實質性讓步的看法。

2023年9月20日，韓國總統尹錫悦：朝鮮發展核武器對地區與世界和平構成嚴重挑戰（圖片來源：聯合國新聞）

與韓國相比，沙特將核門檻用作槓桿的基礎，則來自其新生核項目四角之外的因素。與韓國不同，沙特目前並無真正可以利用的核門檻——它仍在努力啓動其首個研究反應堆，同時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計劃，準備整套進口核電站，甚至對本土鈾資源進行濃縮。目前，沙特阿拉伯的核武器計劃尚未取得任何成果，部分原因在於沙特的核計劃根本不可信。若沙特政府真的要兑現核威脅，那麼它可能不得不放棄美國的支持，並在同時面臨與伊朗發生衝突的重大風險。沙特甚至可能與以色列爆發一場影子戰爭。誠然，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以及隨後以色列對加沙的轟炸凍結了美國為沙特以色列關係正常化所做的系列努力，不過多方報道當中一條令人驚訝的傳言則稱：沙特政府可能在哈馬斯襲擊之前已經説服拜登政府至少考慮支持沙特在國內進行一定的鈾濃縮項目，並將其作為對以關係正常化的大交易的一部分。現在，這一交易似乎已經陷入僵局。

在這種情況下，沙特討價還價的能力似乎更多來自地緣政治方面。沙特領導人經常提到的議題包括：與俄羅斯或中國走得更近的可能性；沙特作為美國武器裝備主要買家的角色；在美國大選年的背景下對油價的影響力，以及美國重塑中東關係的迫切願望。儘管傳聞中的鈾濃縮計劃缺少細節，但它很可能與美國長期以來為阻止各國開展裂變材料項目所做的努力背道而馳。在這一問題上，美國官員似乎願意讓沙特發展鈾濃縮能力，進而能在日後利用這種能力迫使美國做出更多讓步，但這一現象並無合理的解釋。也許拜登政府認為無論是在以色列與沙特的關係上取得歷史性突破，還是阻止沙特轉向俄羅斯或中國，其帶來的收益都大於允許沙特進行鈾濃縮構成的風險。但是這一舉動或許會讓其他美國在地緣政治問題中重點關注的其他國家更加膽大妄為，並追隨沙特的軌跡。

展望未來，美國應當準備好處理其在應對韓國和沙特的核門檻槓桿時採取的手段帶來的若干長期後果。最直接的問題在於2023年4月美韓峯會上達成的協議是否會真正弱化韓國對核武器的需求。正如其他學者所警告的那樣，如果美國為加強其對韓國提供的延伸核威懾進行的努力最終激起了韓國政府對於陷入“聯盟陷阱”的恐懼，從而導致韓國政治精英重新考慮掌握本土核武器，那麼這些努力必定會適得其反。

如果美國最終決定支持沙特的鈾濃縮活動，那麼它就必須為給予沙特政府更多讓步做好準備，以防止沙特在未來真的選擇開發核武。美國還必須做好準備，以應對來自韓國等重要盟國或是波蘭等核武領域的“初學者”提出的對裂變材料生產能力的要求浪潮。一旦幫助沙特成為潛在的核大國，美國可能會發現它很難再阻止其他盟友或合作伙伴追求類似的能力。而除了顯見的核擴散風險外，在當下這個安全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敏感核燃料循環技術的擴散還將使美國對盟友的“議價權”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