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衞·戈德曼：這是21世紀上半葉最重大的經濟事件，中國是推手而美國在旁觀-大衞·保羅·戈德曼

【文/大衞·戈德曼，翻譯/陳佳芮，校對/郭涵】

具有歷史諷刺意味的是，中國通過在全球南方建設移動寬帶網絡，在發展中國家掀起了一陣前所未有的創業浪潮。一個以共產黨為執政黨的國家，卻成為了有史以來最有效率的所謂“資本主義傳播者”。寬帶使用、企業創辦和經濟增長方面的數據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大量西方文獻“聲討”中國向投資了1萬億美元的“一帶一路”倡議（BRI）的參與國強加所謂的“債務陷阱”。其他研究則將中國描述為世界上最貧窮國家尋求國際貸款時“迫不得已的選擇”。當然，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的一部分貸款對債務國接下來面臨的經濟問題造成了影響，但其它的中國貸款也促進了債務國的經濟發展。據筆者瞭解，這些批評人士中還沒有人嘗試過對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投資和貿易活動的影響進行淨評估。本研究試圖完成這樣的工作，基於簡潔、有説服力的統計指標來分析那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其背後原因，至少是部分的原因。

互聯網接入、企業創辦和經濟增長

正如十九世紀的鐵路將地方產品轉化為世界市場商品一樣，移動寬帶正在將發展中世界的邊緣化羣體塑造成全球經濟的參與者。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投資的1萬億美元幫助數十個發展中國家實現了數字化通信，並帶來了變革性的影響。

在2014年至2015年間，筆者作為投資銀行家為華為在墨西哥的擴產計劃提供了諮詢，並報道了華為這家中國電信公司如何幫助墨西哥的低收入用户節省67%的寬帶使用成本，同時幫助墨西哥的互聯網用户比例從2014年的44%提升到2023年的75%。中國對外出口模式向全球南方國家轉移的趨勢也體現了這一變革。

圖1 中國對全球南方國家出口較中國對發達國家出口對，虛線為全球南方，實線為發達市場，縱軸單位百萬美元

2019年，哈佛大學貝爾福中心的朱莉婭·伍（Julia Voo）警告説：“從2000年到2019年，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新增了約33億互聯網用户，而同期歐洲、北美和大洋洲新增的互聯網用户只有11億人。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的戰略佈局逐漸通過電信基礎設備的銷售體現出來。這一戰略使中國在該地區快速擴張的電信市場中牢牢佔據主導地位，並在同國際對手爭奪訂單的競賽中勝出。”當然，美國並沒有參與競爭，因為它早已不再生產電信設備。

數字技術與經濟福祉之間的聯繫並不存在爭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經濟學家在2023年1月9日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寫道：

“數字技術可以提高公共和私營部門的效率，擴大金融包容性，改善受教育機會，並通過企業能為遠方客户提供的服務來開拓新市場。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間，數字技術協助優化了醫療和社會福利領域寶貴的資源分配，既能加速分發救濟，又能控制公共開支的流失。數字化還為整個社會在疫情期間的運轉提供了韌性，在大量的財政支持下，遠程工作和線上購物保障了工人、學生和企業的利益。”

強有力的統計證據表明，寬帶基礎設施的建設預示未來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圖2比較了2000年至2022年間，18個發展中國家互聯網使用率的變化率與國內生產總值變化率之間的關係。每一列顯示了一個變量的同期值與另一個變量的滯後值之間的相關性。互聯網使用率的滯後值與GDP增長率同期值的相關性遠高於反過來的情況。例如，在第三年，能夠發現三年前互聯網使用率的變化與當年GDP增長的相關性係數為38%。1

圖2 淨寬帶用户的變化預示着GDP增長，縱軸為滯後值與同期值的相關性，橫軸為滯後年份，黑色柱狀為淨用户預示GDP增長，灰色柱狀為GDP預示淨用户的增長

這種直觀的表述與寬帶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學術研究結論相吻合。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在拉丁美洲，“移動寬帶普及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會帶動GDP增長率提高0.20個百分點”。2

發展中國家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始終先於GDP出現增長，這一事實引出了一個重要推論：在全球南方，互聯網接入並不是GDP增長附帶的副產品，而是導致未來GDP增長的決定因素。換言之，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最顯著的投資促進了那裏的經濟增長。

這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寬帶接入如何帶動經濟增長？數據給出的答案是能夠促進創業。

當某個國家的互聯網用户比例超過總人口60%的門檻時，至少在某些國家，創辦企業的速度會大大加快。這並不奇怪。寬帶讓處於社會邊緣的個人有能力獲得電子支付手段、信貸、發掘供應商和客户，而做到這一切僅需要一部價值100美元的智能手機。如果説鐵路大大降低了貨物運輸的成本，那麼寬帶則降低了數據傳輸的成本。

西方評論人士對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開展的一些大型投資項目吹毛求疵。他們關注港口、鐵路和其它基礎設施。但是，移動寬帶對草根階層產生的影響及其應用，可能會對全球南方的經濟增長帶來最大的影響。

不過，並不是讓每個國家擁有寬帶就會自動出現創業潮。圖3所示的85個國家中不包括髮達國家和極小經濟體，但幾乎包括了所有的發展中國家。縱軸顯示了世界銀行對一國新註冊企業情況的統計標準；取決於不同國家的情況，這種衡量企業創辦水平的指標也許準確，也許不夠準確。儘管如此，迴歸結果在99.9%的置信度水平上是顯著的。

圖3 互聯網用户VS新創辦企業，縱軸為每1000人的企業註冊數，橫軸為互聯網用户佔總人口的比例，數據來源：2020年世界銀行數據

當然，企業註冊數量只是反映創業活動的一個指標。智能手機還令其它一系列經濟刺激活動成為可能。通過電子支付手段，政府可以向過去遊離在正規經濟部門之外的就業者徵收營業税。寬帶也降低了提供衞生、教育等領域公共服務的成本。

圖4 互聯網用户VS新創辦企業，左邊圖示從上至下為：非洲中西部，阿拉伯世界，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南亞，低收入，經合組織成員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不包括高收入）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農民使用手機為自己的產品尋找最合適的價格。在印度的喀拉拉邦，漁民利用手機服務瞭解平均魚價何時穩定、何時下降，從而增加利潤。通過手機收集的市場信息令他們可以避免產品（魚）浪費和高昂的交易成本。因此，買賣雙方都獲得了更高的收益。

巴西的情況尤其有趣。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由於國民經濟受低增速和高通脹的影響，企業創辦率從每1000人2.7個新註冊下降到1.6個。互聯網用户的增長率也同步下降。隨着巴西經濟的復甦和互聯網使用增長率的上升，新企業註冊率也隨之上升。

圖5 巴西的企業創辦與互聯網用户率關係，虛線/左邊註釋為互聯網用户百分比變化P.A.，實線/右邊註釋為每1000人的企業創立數

相比之下，印度的企業創辦率遠低於其他的發展中大國。這對應了該國極低的寬帶普及率（僅佔印度總人口的45%，遠低於企業創辦率往往會開始增長的60%門檻）。需要指出的是，企業創辦率低並不是因為印度人缺乏創業精神。那些渴望成為企業家的印度人往往會選擇移民國外。根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一項研究，在印度最負盛名的理工科大學——印度理工學院，三分之一的畢業生選擇離開印度，佔移民美國的印度人的65%。

其它應用

在流行的文獻中，人工智能經常同科技前沿領域聯繫起來。此外，寬帶賦能的人工智能應用對最貧窮經濟體的短期影響可能大於對富裕經濟體的影響。華為設計的手機應用程序可以將客户與商家、用户和資方聯繫起來。加納和肯尼亞的移動運營商代表告訴筆者，人工智能通過利用客户的支付模式來開通小額信貸渠道。去年3月在開普敦舉辦的華為非洲智能金融峯會上，撒哈拉以南地區業務負責人陳雷表示：“在非洲，銀行更有必要擁抱數字化，因為數字化可以提高金融包容性。”

扶持企業家是數字化給全球南方國家帶來的一大好處。另一個好處則是控制腐敗。2021年，三位研究人員在《遠程信息處理與信息學》（The Journal of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期刊上撰文指出：“在發展中國家，企業和個人每天使用現金從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交易。這種現金支付方式往往不夠安全且難以追蹤，而現金支付的特性容易誘發非法活動，滋生影子經濟的擴張。隨着移動支付等金融技術的出現，數字支付方式為遏制腐敗行為和腐敗活動提供了機會”。該研究測試了2010年到2018年間，111個發展中國家的數字支付運用之間的關係，發現了有力的證據來支持其論點。

在全球南方國家，腐敗幾乎滲透到經濟生活的每個角落。筆者認識一位在某城市自來水公司工作的墨西哥人，他的職責是關閉欠費用户的供水服務。然而，現實中沒有人被停水。相反，這名員工收受賄賂，保留30%的部分，並將剩下的錢轉給管理層。小規模腐敗與大規模腐敗同樣具有腐蝕性，而數字支付有助於消除這兩種腐敗。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高收入的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只有6%的人沒有銀行賬户，而全球南方國家中的這個比例則接近一半。美國每10萬人口就有近30家銀行分行提供服務，而在最不發達的國家，這個數字僅為4家。移動寬帶和廉價智能手機可以讓最貧窮的國家有機會快速獲得金融服務，其成本只是實體銀行的一小部分。現在，處於世界市場邊緣的數十億人可以獲得支付服務和小額信貸，從而促進當地創業。

總之，這些數據表明，中國在全球南方日益擴大的經濟存在促進了創業精神並減少了腐敗。

中國投資與西方口中的“威權主義”

西方評論人士經常指責中國試圖“破壞民主”、“支持威權主義”。2021年，查爾斯·埃德爾（Charles Edel）和大衞·舒爾曼（David Shullman）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撰文宣稱：

“儘管一些分析人士繼續論證，中國不會在意識形態上對現行的西方民主規範構成威脅，中國共產黨也沒有輸出其意識形態。但很明顯，中國已經開始向世界各地的非自由主義國家推廣所謂的‘威權主義’風格。其目標不是為傳播馬克思主義或削弱某個民主國家，而是為實現政治和經濟霸權。中國的許多努力……正在掏空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民主制度和規範。”

但埃德爾和舒爾曼並沒有提到中國在哪些國家推進所謂的“威權主義”做法。威權主義政府可以利用人臉識別技術追蹤個人，但民主國家也在用同樣的技術去識別民航班機乘客的身份。

筆者還沒有發現任何比較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足跡與那些政權的威權主義程度的實證研究。於是，筆者權且將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按照2016年1月至2023年7月出口增長百分比來排名）與“自由之家”（注：2020年8月10日起，中方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自由之家”總裁阿布拉莫維茨進行制裁。）組織對同一國家的民主程度排名進行比較。（樣本不包括非洲國家和前蘇聯的中亞加盟共和國，其中許多國家幾乎從未有過民主政府的歷史）。結果如圖6所示。

圖6 中國出口增長與“自由之家”排名，縱軸為“自由之家”的“自由”排名，橫軸為2016至今中國的出口增長，R平方=0.04，t統計量=-0.79

結果接近於隨機分佈，決定係數僅為4%。中國對俄羅斯的出口位居榜首，但排後面的九個國家的領導人都是民選的。據筆者瞭解，中國從未被指控干涉巴西、墨西哥、土耳其、馬來西亞、印度或南非的內政。相反，自2016年以來，中國對巴基斯坦和伊朗這兩個被西方視作威權主義國家的出口幾乎沒有增長或下降。

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中國利用其經濟實力推動威權主義。更準確地説，中國並不關心與其有貿易往來的國家是什麼政治制度。美國官員和研究機構警告稱，中國對外國通信基礎設施的控制將使中國獲得敏感數據。2021年，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分析員安娜·羅莎·金塔納（Ana Rosa Quintana）寫道：

“拉美各國政府在發展5G技術時，必須仔細權衡自己的選擇。這項下一代技術不僅關係到更快的網速，還涉及維護關鍵領域和基礎設施的主權。保護那些國家（的主權）意味着限制華為公司主導本地區的無線網絡，因為華為往往是中國共產黨安全機構的延伸。”

然而，筆者詢問過一位曾領導墨西哥情報部門的前高級官員，是否擔心中國可能進行竊聽活動。他回答説：“這裏是墨西哥，我們沒有任何值得竊取的機密。”

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看法

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超1萬億美元的貸款，這當然會產生大量備受矚目的問題。有些發展中經濟體往往是卡特爾化、高度腐敗的，面臨着政治不穩定、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等各種挑戰。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數據，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除東亞外，對全球南方的外國投資停滯不前。然而，作為一個在全球南方沒有牢固關係基礎的新來者，中國選擇成為當地經濟轉型的推動者，從移動寬帶和由此發展起來的產業生態系統開始做起。與中國貿易往來最多和受到中國投資最多的國家，對中國的印象最為良好。2022年，民治調查公司（YouGov）的一項研究注意到：

“西方與世界其它地區之間存在一個明顯的認知鴻溝，那就是民眾對中國的一般印象。在統計樣本中，12個非西方國家中有9個國家的民眾總體上對中國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持積極看法。在V型模式的另一個例子中，也有跡象表明，新冠疫情過後中國的聲譽可能會在西方以外的地方反彈。例如，在墨西哥，對中國的正面評價率從2019年的73%下降到2021年的50%，但今年又發生了變化，增長到59%。在埃及和沙特，今年對中國的正面評價比例均為57%，分別高於2021年的47%和41%。泰國、肯尼亞和尼日利亞在同一時期也出現了類似超15%的增長。”

根據2023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一項調查，在最大的幾個全球南方國家中，只有印度、巴西和土耳其對中國持負面看法，這與2022年民治調查公司的調查結果相似。美國和平研究所（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2021年注意到：

“我們發現，人們對中國的看法普遍比較正面。2014年至2015年、2019年至2020年，我們曾在16個國家提出這一問題。在最近的調查中，60%的受訪者表示中國的影響力‘有些積極’或‘非常積極’。與五年前65%的比例相比，這略有下降，16個國家中有10個國家出現了比例下降，其中加蓬下降22%，納米比亞下降18%。不過，也有幾個國家的反饋出現了提升，其中以加納為代表，上升13%。”

圖7 對中國的積極與消極看法，左邊圖示從上至下為：印度、土耳其、巴西、阿根廷、南非、印度尼西亞、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埃及、南非、泰國、肯尼亞、尼日利亞；灰色為積極，黑色為消極，數據來源：皮尤研究中心，民治調查公司

中國在全球南方獲得的正面形象是精心耕耘的結果。中國企業成功地適應了當地環境，並克服了歷史敵意。2022年7月，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在一份研究報告中表示：

“一般來説，印尼人並不信任中國和許多中國的公司。然而，華為和（一定程度上）中興公司成功地將自己定位成值得印尼政府和民眾信賴的網絡安全供應商。鑑於印尼長期以來對中國的敵意，這並非易事。許多中國公司都曾遭遇因擔心他們搶走本地就業機會而爆發的抗議。華為和中興沒有遭遇這樣的命運。印尼也沒有廣泛出現反對在關鍵電信基礎設施中使用中國技術的聲音。簡而言之，印尼人更關心中國的水泥廠，而不是華為參與其5G網絡建設。”

這與在富裕的自由民主國家討論的內容大相徑庭。儘管印尼政界和國防機構對中國的意圖有些矛盾，加上西方國家對在寬帶網絡中使用中國技術的審查也越來越嚴格，但華為和中興還是在印尼取得了成功。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報告的作者總結道：“如果富裕的自由民主國家對這一趨勢感到擔憂，那麼它們就需要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並將印尼數字領域發展的巨大需求置於核心位置。”

中國在寬帶基礎設施領域的市場份額難以確定，但在全球南方國家中佔了大多數。2020年，華為在全球服務供應商網絡的市場份額為37.3%，而諾基亞為16.5%。由於華為在美國和日本的市場份額為零，因此其在全球南方的比例肯定要高出很多。據估計，華為組件佔非洲4G網絡的70%。在巴西，華為已經成為領先的基礎設施供應商。在墨西哥，華為為該國自2014年以來建立的、旨在擴大寬帶覆蓋範圍的共享網絡（Red Compartida）提供了大部分設備。在全球南方最重要的經濟體中，只有印度從華為的競爭對手那裏購買了大部分基礎設備，但是印度電信供應商也使用了大量的華為設備。

自20世紀70年代末啓動的中國經濟增長可以説是20世紀下半葉的重大經濟事件。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從1979年到2022年，按實際購買力平價計算，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27倍。目前，全球南方的其它地區正在掀起第二波轉型浪潮。這可能是21世紀上半葉最重大的經濟事件，而美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旁觀者。

【本文原載於《美國事務》第七卷，第四號（2023年冬）：78-89。原標題：《全球南方的寬帶、企業創辦和經濟增長：評估中國的影響》】

註釋：

1.根據世界銀行指標數據庫的報告，這些國家包括孟加拉國、巴西、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埃及、印度尼西亞、印度、哈薩克斯坦、肯尼亞、墨西哥、馬來西亞、尼日利亞、菲律賓、新加坡、土耳其、越南和南非。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和互聯網使用率變化率分別作為這兩個序列的第一個主成分進行計算。第一主成分是與導致增長的其它決定因素正交的共同因素。第一主成分解釋了全局互聯網使用率變化的42%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變化的48%，並且在這兩種情況下都非常顯著。

2.瑪麗亞·維羅妮卡·阿爾德雷特（María Verónica Alderete），“寬帶對拉丁美洲經濟增長的影響：基於聯立方程式模型的方法 ，”《拉美經濟委員會評論》（CEPAL Review）第138期（2022年12月）：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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