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吉韓·奧茲圖爾克：加沙衝突中，土耳其是選擇性指責嗎？

【文/比爾吉韓·奧茲圖爾克，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被哈馬斯方面稱為“阿克薩洪水”的2023年10月7日襲擊事件以及以色列隨後入侵加沙，不可避免地導致巴以衝突在長期遭到集體忽視之後，成為地區和全球關注的焦點。自10月7日以來，各國對這場衝突的回應與政策也同樣被置於聚光燈下。

土耳其對10月7日襲擊事件和對於（以色列）持續殺害加沙平民的回應，在眾多國家的各種回應和政策中佔有特殊地位，原因基於以下幾點。首先，安卡拉對10月7日襲擊事件的反應，與對以色列先是從空中然後從地面進攻加沙的反應截然不同。安卡拉對10月7日襲擊事件的直接反應是發表了一份平衡的聲明，譴責並反對殺害平民，呼籲雙方保持克制，避免訴諸暴力和擴大沖突。

但在很短一段時間內，安卡拉就開始對以色列使用非常嚴厲的措辭，甚至稱對方為”恐怖國家”，因為以色列隨後在加沙地帶不分青紅皂白地大肆發動襲擊，奪走了許多無辜的生命。

政治中立原則

安卡拉在巴以衝突的問題上採取了政治中立與有原則的立場，這種看似互不相容的回應實際上有着悠久的傳統。安卡拉嚴厲批評特拉維夫無差別濫殺平民的行徑，但這並非出於對以色列國或其生存權的一種勢不兩立的敵意。從這個意義上説，安卡拉的立場不同於伊朗或中東地區的部分阿拉伯國家。同樣，土耳其對特拉維夫的長期政策並不像美國、英國、德國那樣出於國內政治考慮，那些國家會為以色列的一切行動做辯解。

另一方面，安卡拉對巴勒斯坦國和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也不是基於國內政治或意識形態的考慮。這種支持並不意味着容忍巴勒斯坦行為體的一切行動。這就是為什麼，安卡拉除了發佈第一份平衡聲明外，還要求哈馬斯領導層成員離開土耳其，以示譴責與不滿。

儘管面對西方盟友數十年來長期施加的壓力和批評，安卡拉仍拒絕將哈馬斯視作“恐怖組織”，甚至自10月7日以來堅持這樣做。

多年來，安卡拉並沒有在哈馬斯問題上遵循西方主流的做法，將其視作“恐怖組織”。安卡拉認為，無論從理性還是道義層面來説，這都是一項錯誤的政策。安卡拉認為，哈馬斯至少是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也是巴勒斯坦國理論上的兩塊主要領土（西岸和加沙）合法且事實上的權力機構。西方對哈馬斯的主流態度是不道德的，當他們在孤立並給哈馬斯貼標籤時，並沒有考慮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的侵佔與哈馬斯抵抗以色列軍事佔領的權力。

這樣做也缺乏理性，因為多年來孤立並給哈馬斯貼上“恐怖組織”的標籤只會將其進一步推向伊朗。迫使哈馬斯只能同伊朗發展關係的政策，註定會令巴勒斯坦兩大政治派系之一更加邊緣化，因為伊朗長期被現存國際秩序邊緣化。安卡拉基於制度規範與國家利益的角度，反對這一政策。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多次公開批評以色列對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實施“種族滅絕” 圖自：視覺中國

哈馬斯遭到邊緣化並最終屈服於伊朗的影響力，已經大大削弱和損害了巴勒斯坦的建國事業。在安卡拉看來，巴勒斯坦人的建國事業必須始終作為一種主流範式之爭。進一步來説，安卡拉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採取了維持同哈馬斯關係的政策，是為了進一步削弱（如果有可能的話）伊朗對哈馬斯的影響力，令哈馬斯遠離伊朗這個安卡拉區域競爭對手的影響力軌道。

自2006年哈馬斯在加沙選舉中獲勝以來，安卡拉的目標便是通過與哈馬斯的接觸，將其改造成一個更接近安卡拉而非德黑蘭的行為體。正是安卡拉這種在西方“不受歡迎”的政策幫助它扮演在中東和北非地區，甚至在全世界都獨一份的角色：有能力同時與特拉維夫、哈馬斯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對話與保持聯繫。

土耳其這種獨特地位是數十年來對巴以衝突維持一貫政策的結果，而不是基於某屆政府的“意識形態”偏好。儘管在（特別是西方）輿論場與媒體平台上存在着廣泛且主流的看法，但安卡拉對巴勒斯坦的支持並不侷限於埃爾多安總統與他對哈馬斯和其它巴勒斯坦行為體基於所謂意識形態或“伊斯蘭主義”的好感。誠然，在埃爾多安的連任期間，安卡拉更加直言不諱地批評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暴行，但自從1948年以色列國成立以來，無論哪位領導人或哪屆政府，安卡拉始終會聲援巴勒斯坦。土耳其清楚闡明的國策始終是：維持聖城耶路撒冷的現狀，並建立一個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國，作為經談判達成的“兩國方案”協議的一部分。

大眾團結

安卡拉對巴勒斯坦無處不在的支持，還體現在一個更容易被忽視的方面，那就是整個土耳其社會對巴勒斯坦的一致感同身受與同情。雖然土耳其社會在意識形態上存在許多差異，但支持巴勒斯坦的情緒卻被社會各階層所接受。如世俗主義者、保守主義者、伊斯蘭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左翼與社會主義者等等，可以説，除了共同聲援巴勒斯坦的事業外，土耳其社會中這些意識形態與世界觀極為不同的派系之間找不到第二個共同點。因此，土耳其數十年來堅持的這項國家政策不僅僅是反映了精英與政府的意志，還擁有非常有機、強大，建立在深厚民意基礎上的合法性與社會支持。

此外，無論是土耳其的個人還是政府，都始終以非常自信的方式批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侵略。土耳其的政府與社會堅信，他們完全沒有對猶太人的“歷史負罪感”，比如德國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埃爾多安總統在訪問德國時強調：“土耳其歷史上並不欠以色列的債，這就是為什麼土耳其可以自由地對那個國家發表看法。”

外交動態

儘管安卡拉政府與社會均嚴厲批評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暴行與侵略行為，安卡拉也有着同特拉維夫維持清醒、冷靜交往的記錄。即使在雙邊關係高度緊張的情況下，儘管過去未能發展適當的外交關係，雙方仍保持着貿易往來。同樣，在10月7日前，安卡拉與特拉維夫一度即將全面恢復雙邊關係，共同啓動一項雄心勃勃的合作計劃。這也是為什麼安卡拉對哈馬斯在10月7日襲擊以色列感到極為憤怒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10月7日前，安卡拉同特拉維夫進行了漫長而謹慎的和解磋商，而哈馬斯襲擊與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有可能令雙方之前的關係正常化努力前功盡棄。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抗議者在以色列領事館外聲援巴勒斯坦 圖自IC photo

不過，同樣重要的是，即使10月7日的襲擊沒有發生，安卡拉與特拉維夫之間的和解也不可能完全免受外界的干擾。由於人道主義與歷史/文化關切在決定安卡拉看待巴以衝突的態度中佔據核心地位，以色列安全部隊入侵阿克薩清真寺或像過去那樣大規模侵略加沙等任何活動升級，都會破壞土耳其同以色列之間的互信與雙邊關係。

在決定安卡拉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政策時，人道主義與歷史/文化關切所佔據的核心地位，也是土耳其對於解決衝突懷有強烈責任感的副產品，是土耳其在該問題上強調區域自主權的一部分。總之，安卡拉以深層與長遠的眼光看待衝突，透過沖突框架內的突發事態看到了更深層的問題。10月7日這樣的事件只不過是更深層根本問題的表象而已。這正是安卡拉和特拉維夫的巨大分歧所在。因為後者錯誤地認為，只要消除了一個深層問題的表象，就能實現自身的持久安全。

安卡拉是少數幾個在10月7日的事件發生後，立即呼籲外界關注支持“兩國方案”的急迫性與不可或缺性的行為體之一。長期以來缺乏這種願景為10月7日等非常態事件的爆發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畢竟，再明顯不過的是，如果不解決引發衝突的根本問題，無論特拉維夫在加沙發動的種族滅絕戰爭走到多麼極端，類似10月7日那樣令人震驚的事件都不會結束。

未來展望

安卡拉巴以衝突政策的未來將與現狀十分相似，因為它建立在數十年來堅持的原則、支柱與常量之上。然而，土耳其同以色列雙邊關係的性質可能會改變，這取決於特拉維夫當前與未來的行為。只要內塔尼亞胡領導的極右翼政府繼續執政，特拉維夫在加沙地帶持續發動的種族滅絕戰爭、在東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不斷擴大的殖民主義定居點就會繼續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安卡拉將利用手上的一切非軍事籌碼來施壓特拉維夫。由於安卡拉不可能訴諸軍事手段來制止加沙的流血衝突，同時又無法在這個區域性和國際性問題上保持低調，因此，安卡拉將通過外交和國際法等一切可能的非軍事手段來推動改變現狀。

只要以色列現政府還存在或內塔尼亞胡繼續擔任總理，土以關係的正常化進程自然會繼續暫停。不過，安卡拉同沙特、阿聯酋和埃及等許多中東地區國家的多軌關係正常化進程不會受到土以關係的負面影響。相反，安卡拉將進一步利用同全體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尤其是那些因政治和經濟實力而能夠影響巴勒斯坦方面的國家——比如沙特、卡塔爾和阿聯酋——或者那些因同加沙和約旦河西岸接壤而與巴勒斯坦保持更密切聯繫的國家——比如埃及和約旦——的關係，來影響衝突的軌跡。

事實上，在同特拉維夫之間缺乏合適的外交溝通渠道的情況下，為了保證土耳其在巴以衝突及其潛在解決方案問題上的相關性，安卡拉同上述阿拉伯行為體協調與合作的邊際價值已經大幅提升。同樣，安卡拉也會繼續加強對特拉維夫的施壓，通過收集和提供種族滅絕行為的證據以及由土耳其官員做出的諮詢聲明，積極協助國際法院審理對以色列提起的種族滅絕指控。

如果以色列現政府解散或內塔尼亞胡離任，安卡拉將很有可能恢復同特拉維夫之間的關係正常化進程。儘管埃爾多安總統與其他土耳其政府官員用嚴厲的措辭指責內塔尼亞胡，但他們的批評卻小心避開了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與以色列國家本身。土耳其官員這種有意識的選擇能夠確保在內塔尼亞胡下台的情況下，為從戰略角度維持土以雙邊關係提供了有利的迴旋餘地。安卡拉期待一個由反對派主導的以色列新政府能夠少一點魯莽，多一些理智，那樣的條件將更有利於安卡拉在推動實現“兩國方案”的努力中扮演一個有價值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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