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紅英：印度軍方的中印邊界戰爭記憶及其問題

【文/鄧紅英】

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是時間短暫、規模較小的雙邊衝突，但在印度卻成為絕難忘卻的恥辱記憶。為什麼一場有限戰爭卻在印度成為“羞辱”、“恥辱”甚至“國恥”記憶，並長期干擾着中印關係的健康發展呢？

本文分析印度軍方羣體的1962年戰爭記憶，引證的史料主要是參與戰爭的高級軍官自傳性記憶。因為，抽象的集體並不能承擔記憶任務，記憶還是要由個體實現，“人們可以説，個體通過把自己置於羣體的位置來進行回憶，但也可以確信，羣體的記憶是通過個體的記憶來實現的，並且在個體記憶之中體現自身”。立足於個人經歷和認識，印度軍方最初的戰爭敍事主要是一種失敗記憶。隨着社會環境和政治形勢的變化，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和威望，該羣體重構了新的戰爭記憶。雖然印度軍方的戰爭記憶在其國內得到傳承併發揮了較大影響，但在印度國內外一直遭受質疑和爭議，歷史事實而不是權力操縱才是戰爭記憶的真正基礎。

一、苦澀的失敗：印度軍方最初的1962年戰爭記憶

在我國史學界，集體記憶被界定為一個具有特定文化內聚性和同一性的羣體對自己過去的回憶，“特定的集體記憶反映着特定羣體的價值取向、心態結構、技術水平、認識程度、敍述手段等文化特徵”。作為當事方，印度軍方對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的初始記憶是經由直接體驗而得的。大量的人員傷亡被俘和接連的戰爭潰敗逃亡，不僅使印軍士兵及指揮官陷入恐慌和混亂，還波及到邊境地區、本土社會乃至政府高層，並招致印度國內對軍隊戰敗的憤怒、嘲弄及追責要求。顯然，印度軍方初始戰爭記憶既與戰場形勢有關，也受到印度國內社會環境的影響。

在中印邊境地區，印軍不斷侵佔中國領土和製造流血衝突，迫使中國進行自衞反擊戰。中印邊境地區並不存在一條確定的邊界線，最初中國試圖通過和平方式解決邊界分歧，但1961年11月印度總理尼赫魯提出進攻性的“前進政策”，其邏輯是：既然中國不可能對印度發動戰爭，誰成功建立哨所誰就能提出領土主張，佔領就是90%的法律，印度應儘可能地跟上中國和保留象徵性哨所。在高層的命令和督促下，印軍在中印邊境地區增建哨所，甚至越過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在中國領土上修建哨所，還多次開火打死打傷中國邊防戰士。

英國偽造的英屬印度與中國的劃界的“麥克馬洪線”。中方多次公開否認，但印度卻試圖用作侵佔中國領土的背書。

1962年9月18日，印度官員公開宣佈軍隊已經接到要將中國軍隊趕出“印度領土”的指令，10月8日，尼赫魯的親信、第四軍軍長考爾親臨前線指揮“驅逐中國軍隊”的戰鬥。印軍打死打傷多名中國軍人，企圖佔領克節朗河以北地區。10月10日，中國軍隊擊退印軍進攻，但為了不使事態擴大，沒有乘勝渡河追擊。印軍繼續在克節朗河以南盤踞，還空運大批作戰物資和緊急增援部隊，準備再次發動進攻。10月12日，尼赫魯對媒體聲明，已下令印軍將中國軍隊從塔格拉山脊“印度領土”上驅逐出去。10月17日，印軍再次向中國守軍發動進攻，18日晚印度國防部宣佈印軍已把中國軍隊“趕回兩英里”。10月20日，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邊防部隊發動了對印自衞反擊戰。

印軍很快遭遇連續挫敗。在中印邊境東段，中國軍隊的強大攻勢使印軍快速失去有利地形，退路和通信聯絡也被切斷，人員大量傷亡。印軍第七旅一天內即被中國軍隊擊敗，除了少數人負隅頑抗外，大多數人是被俘、投降或四散逃竄。在吉米塘、達旺、色拉等地的印軍均不敢堅守，紛紛向南潰逃，中國軍隊乘勝追擊，直抵達旺。10月24日，中國政府提出和平解決邊界問題三項建議，中國軍隊在達旺附近集結和休整待命，沒有渡河作戰。

但印度政府忙於積極備戰而不是和談。10月26日，印度總統宣佈全印處於“緊急狀態”，印度組成戰時內閣，發行戰爭公債，進行戰爭動員，大力增加軍火生產，招募新兵和擴充武裝部隊，加緊向中印邊境地區運送武器裝備、作戰物質並增派部隊。11月14日，印軍部署完畢後在瓦弄向中國軍隊發動猛烈進攻。中國軍隊多路並進，在對印軍形成合圍後於18日發起總攻，印度第四軍第四師迅速瓦解。中國軍隊乘勝追擊，在中印邊境東段推進到傳統習慣線附近。與此同時，中印邊境西段的中國軍隊徹底清除印度越境修建的哨所，收復大片被佔領土，迫使印軍退守列城、楚舒勒等地。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為時一個月的中國對印自衞反擊戰取得完勝，印軍被擊斃4885人，包括印軍第7旅旅長約翰·達爾維准將等3000餘名官兵被俘。

被我軍繳獲的印軍部分武器彈藥及飛機

在連續軍事潰敗和大量人員傷亡之後，印度士兵無心作戰，指揮官也士氣低落。考爾回憶，第四師違背堅守命令從色拉撤軍，半路上又被中國軍隊伏擊，人員死傷較多，撤退更加混亂，許多人趁着夜色四散逃亡。為了逃命，一些士兵放棄了武器、彈藥以及無線設備，有的士兵還逃入山中，一路上缺吃少喝、忍飢挨凍。戰場潰敗特別是前線部隊多次違令後撤，也重挫了印度指揮官的作戰信心。達旺失守後，考爾即向總理尼赫魯和國防部長梅農建議請求外國軍事援助，瓦弄潰敗後考爾更加驚慌失措，要求上級支援物資並建議“為了國家利益應該毫不拖延地尋求外國援助”。

因戰事吃緊，印軍高層緊急商議阿薩姆平原防禦計劃，東部軍區司令森卻説沒有可用的軍隊，“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要求停火”，考爾則立即制定了將第四軍軍部從提斯浦爾撤離的計劃。對於前線高級指揮官的恐慌，第四師師長普拉沙德大為不解，“……我不能理解，為什麼在軍界裏，驚慌竟達到這樣嚴重的程度，甚至軍部的戰況報道也是極其聳人聽聞的；而且關於慘敗的程度，也是大大誇張了……在我看來很明顯，自從10月20日，軍部和軍區司令部的指揮與參謀系統實際上已經瓦解。”

印軍戰敗恐慌迅速波及印度邊境地區、本土社會乃至政府領導人。第四師師長普拉沙德回憶，印度東北重鎮提斯浦爾呈現一派不安定的景象，一些居民極為驚恐，謠傳中國士兵會挖掉俘虜眼睛後立即槍斃。印軍撤離提斯浦爾後，“東北邊境特區”甚至是阿薩姆邦都被恐慌席捲，出現混亂無序局面和瘋狂外逃情況，政府宣佈不再對公民的生命和財產負責，地方政府計劃炸掉機場和油田，官員在釋放囚犯、焚燒文件和銷燬紙幣後逃走。

千里之外的首都新德里也陷入恐慌，美國駐印大使加爾佈雷思在日記中寫道：“昨天是德里極度驚惶的一天，我第一次見證了公眾士氣的瓦解……坊間到處是各種流言蜚語，其中流傳最廣的是500個傘兵分隊將空降新德里，除了接管城市，一個更引人矚目的任務是重新安置Ｋ.梅農……中國人據説實際已在提斯浦爾郊區。那天幾個人告訴我考爾將軍被俘。”軍事潰敗還讓政府領導人震驚和恐慌，尼赫魯向美國總統肯尼迪懇求支援，在信中他驚恐地寫道：“隨着中國人大舉進軍，整個布拉馬普特拉河流域受到嚴重威脅，除非立即採取措施阻止這一潮流，否則整個阿薩姆、特里普拉、曼尼普爾以及那加蘭也將落入中國人手中。”

在印度國內，出乎意料的潰敗還引發了對印軍的憤怒和指責，這更加劇了軍方的恐慌感受和失敗屈辱。多年來，印度高層承諾已經做好了軍事準備，衝突前大多數報紙留下的印象是中國人很快會被“趕出”印度領土，考爾接替任務的任命、組建新的集團軍及政治層面的英勇講話，都提高了印度人的速勝期望。戰爭開始後，事實卻是印軍不斷潰退、中國接連獲勝，印度公眾對軍政官員怒火中燒，直接指責以國防部長梅農為首的高層領導人。因戰爭準備不足、戰鬥失敗及士兵潰逃等，印度陸軍也成為指責對象，公眾普遍認為陸軍基本上沒有對中國進行抵抗。面對激烈指責，印軍高官驚恐不安，陸軍總部作戰處處長帕特利回憶，在戰敗返回德里途中，陸軍參謀長塔帕爾憂鬱、焦慮、驚慌、默默流淚，還方寸大亂、舉止失措地向年輕下屬詢問他是否需要辭職。

二、逃避責任和修復形象：印度軍方1962年戰爭記憶的重構

戰爭結束後，印度軍方的戰爭敍事很快改變。最初的失敗恐慌讓位於憤懣不滿，既指責中國的“侵略”和“背叛”，又揭露印度政府特別是高層領導人要為戰敗擔負主要責任，還抱怨印度議會、媒體、反對黨乃至全部印度人都有罪，並宣揚印軍官兵作戰英勇。印度軍方轉向逃避戰敗責任和修復羣體形象，很大程度上與印度社會氛圍及政治形勢的轉變有關。

在梅農、考爾等軍政高官陸續去職後，印度社會對軍方的態度從譴責快速轉變為頌揚。因為，面對“中國軍事威脅”，印度當務之急是加強而不是削弱軍事力量，印度社會輿論和朝野政黨都致力於鼓舞軍隊士氣，大搞愛國主義教育，不再急於追究印軍戰敗責任。

早在1962年10月22日，印度主流媒體就鼓吹，印度對華作戰雖敗猶榮，重點是印度人堅持抵抗和印度士兵表現出色，而這為整個國家帶來了新的勇氣、決心和信心。10月29日，《印度時報》呼籲，不應該相互指責或對出錯原因進行事後分析，目前不要追問印度軍隊在“東北邊境特區”準備不足的這個根本問題。印度政府還致力於營造一種“英勇”、“團結”、“愛國主義”的社會氛圍，以維護印軍正面形象和提升士氣。在1962年10月22日的全印廣播講話中，尼赫魯雖對軍隊在前線的挫折和失敗感到悲痛，但高度肯定印軍官兵勇敢地面對人數更多的對手。印度政府還為陸軍失敗尋找各種藉口，包括被中國“從背後捅了一刀”，中國軍隊人數更多、武器更先進，就連色拉潰敗也被宣傳為“有計劃的撤退”、“軍事史上偉大的一頁”，導致作戰處處長帕利特自嘲軍人在戰敗後感到羞愧是自己強加的。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獨立後第一任總理，也是印度在位時間最長的總理

印度在野黨也不遺餘力地維護印軍形象，英印社區議員弗蘭克·安東尼強調，“東北邊境特區”受挫不是戰士們的失敗，而是沒有經驗、水平低下的指揮官的失敗，有關軍事調查不要因造成誤解而玷污了在世界戰場上用鮮血和勇氣刻寫的印度士兵的不朽形象。最終，讚美印軍特別是陣亡軍人成為印度各黨派共識，印度眾議院通過了尼赫魯提出的決議：“……對我軍官兵在保衞邊境時的英勇鬥爭表示高度讚賞，並向為捍衞祖國榮譽和完整而獻出生命的烈士表示敬意。”在有利的社會氛圍下，印度官兵基本上未被追究戰敗責任。直到1963年9月16日，“東北邊境特區”只有四名官員被追責，唯一的一名軍官也只罰了6個月工資和給予嚴重警告。

然而，軍事潰敗還是在印度引發了激烈黨爭，印度軍方再次面臨戰敗問責危險。最初，印度反對勢力集中攻擊國防部長梅農，指責他沒有預見戰爭，也沒有制定足夠的防禦計劃，更沒有做好充分的軍事準備，是印軍未能有效抵禦中國“入侵”的主要原因。尼赫魯不得不讓梅農辭職並自任國防部長一職，但仍未平息內部怒火。利用議會平台，反對黨不僅攻擊尼赫魯政府的國防政策和對華政策，還全盤否定其國內政策和不結盟外交政策。1963年8月19日，印度反對黨還提出了對尼赫魯政府的不信任案。

為了擺脱戰敗追責壓力，尼赫魯將公眾怒火引向中國，不遺餘力地指責中國“威脅”和“背叛”，將印度塑造為中印邊界戰爭的“受害者”。在1962年11月8日的人民院會議上，尼赫魯全面攻擊中國，指責中國近五年來“越界侵略印度”，如今又“大規模入侵印度領土”，“我認為，他們完全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國家，相信戰爭是解決任何問題的唯一方式……這對印度及世界其他地區都是一種危險狀態。”印度政府還掀起反華輿論戰，如批評中國的邊界主張“毫無根據”和“無力”，抨擊中國是“印度自由和領土完整的侵犯者”以及“亞洲的帝國主義侵略者”，指責中國是不結盟運動、“亞非團結”、國際法、世界和平以及全人類的威脅，宣稱中國人和中國政府都不值得信任，等等。

在印度反華民粹情緒高漲、失去理性的背景下，印度共產黨督促中印雙方保持克制的立場不被公眾接受，其在全印的辦公室和黨員均遭到暴力襲擊。迫於形勢，1962年11月1日，印度共產黨全國委員會通過了一個譴責中國“侵略”的決議。最終，尼赫魯將戰爭歸咎於中國的説法得到印度社會各界的認同和支持。印度人民院通過了一個超黨派的反華決議，指責中國“背叛了”印度的“善意和友誼”以及“兩國間商定的潘查希爾原則”，中國軍隊對印度進行了“侵略以及大規模的領土侵犯”。

然而，印度政府將戰爭完全歸咎於中國未能平息內部黨爭，反對派堅持追究戰敗責任，尼赫魯不得不同意進行軍事潰敗調查。戰爭調查委員會由亨德森·布魯克斯中將和普萊敏德拉·辛格·巴賈特准將兩人組成，印度軍方指責這是一個被操縱的調查。首先，調查工作範圍受到限制。考爾等人指責，調查委員會是由陸軍參謀長任命的在役中將和准將組成，級別不高，人數極少，工作範圍只涉及培訓、設備、指揮系統、軍隊體質及指揮官能力，目的限定為吸取軍事教訓，並不得進行任何形式的政治迫害或追究失敗責任。在印度政治體制中，軍隊從屬於政府，印度政府讓陸軍自行組織調查並將工作範圍限定於軍隊及軍事戰術層面，顯然是想讓戰敗調查可控和迴避尼赫魯及國大黨政府的戰敗責任。其次，調查工作過程存在較多紕漏。考爾指出，他曾要求與布魯克林會面並得到陸軍參謀長喬杜裏的許可，但布魯克林接到的命令卻是不對他進行口頭調查。

實際上，調查委員會並未接觸到全部文件，如帕利特拒絕交出其保管的來自總理秘書處、外交部以及國防部長辦公室的文件，理由是總理或國防部長才能授權向一個非部長級調查委員會公佈相關文件。最後，調查結果沒有公開。在反對派的壓力下，1963年9月2日，國防部長恰範只是在人民院簡要介紹了報告內容，提及印軍在訓練、設備、指揮系統、軍人體質、指揮官能力等方面存在不足。以國家安全為由，國大黨政府拒絕對外公佈調查報告的詳細內容。反對黨指責尼赫魯及其政府試圖掩蓋罪行和要求公開細節內容，但在印度議會以346票對61票否決了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後，反對黨難以撼動尼赫魯政府地位，調查報告最終未能公之於眾。

很多印軍人士特別是參戰軍官反對由印軍擔負戰敗責任，指責印度政府乃至每個印度人都是“罪人”。達爾維指出，印度公眾認為陸軍應對1962年軍事災難擔負主要責任，當“東北邊境特區”的調查主要侷限於失敗的軍事原因時，這一觀念得到了證實，這實為被告寫了自己的指控書。尼赫魯去世後，考爾、達爾維、普拉沙德等高級軍官相繼出版回憶錄，積極開脱自己乃至印軍的戰爭責任，將印度政府特別是領導人描述為主要責任方。如帕利特説，一個陰險舉動是將在克節朗河地區發動戰爭的責任推卸給陸軍，但他保管的1961年11月總理會議文件清楚地駁斥了這種指責。達爾維詳細描述了印度政府及領導人的種種失誤，他強調1962年是一次全國性失敗，每個印度人都有罪，包括高層、反對派、總參謀部、公共輿論、媒體以及他自己，印度政府在各個層面都犯下了大錯。

在向印度政界推卸戰敗責任之時，印度軍方也大力支持尼赫魯政府建構的“中國加害記憶”，積極參與對華“揭露”和“譴責”。一是從邊界立場角度指責中國是“侵略者”，如Ｓ.Ｒ.約裏指責中國有意不籤《西姆拉條約》，以便找到藉口製造麻煩和根據需要對印度發號施令。二是從軍事準備角度指責中國對印戰爭是“計劃完善”和“蓄謀已久”。達爾維指出，從1951年起特別是在1959年後中國持續的防務準備明顯是針對印度的，在邊界爭議區中國不攻擊印度和挑起衝突是“欺騙”印度，以至於印度相信中國不會因邊界分歧走向戰爭。

在把矛頭指向中國和印度政府來為己方推卸責任的同時，印度軍方還大力宣揚印軍官兵英勇作戰並降低戰敗程度，以重塑羣體形象。儘管戰後印度政府祭奠亡者和表彰“勇士”，但戰時第七旅旅長達爾維還是極為不滿，聲稱印度士兵的英勇傳統被遺忘，他撰寫回憶錄的主題之一是記述士兵的堅定、勇氣、決心以及忠誠。作為最高軍事行政領導人的國防部長恰範也極力維護印軍形象，對戰爭時期的軍隊問題輕描淡寫和刻意迴護，並有意減小戰敗對印軍形象和聲譽的損害。一是給印軍戰敗尋找各種藉口，包括攻擊突然、作戰地點偏遠、地形不利等；二是強調印軍在戰鬥中也有良好表現，如人數處於劣勢的印軍在拉達克地區做得很好，印軍在瓦弄的撤退保持了有條不紊並讓“敵人”付出了代價；三是所謂印軍失敗有點誇大和為時尚早，因為戰爭持續時間不到兩個月，實際只有2.4萬的印軍參加戰鬥，最重要的是誰贏得最後勝利。

被我軍俘虜的印軍步兵第7旅旅長達爾維准將（中）

總之，因中印邊界問題未能和平解決，中印關係依舊緊張，印度朝野和社會不是追究軍隊戰敗責任，而是鼓舞印軍士氣和建立其國家“救星”形象。雖然在反對派壓力下印度政府不得不進行戰敗調查並隱晦指出軍方的戰敗責任，但在執政黨的操控下，印度軍方和政府的戰敗責任調查和追究最後均是敷衍塞責、不了了之。印度學者指出，因尼赫魯及其政府地位牢不可破，其將戰爭責任歸咎於中國的説法成為印度的主流觀點，並在全印鼓動團結反抗中國的愛國主義熱潮，儘管軍隊領導的表現毫不突出，一些媒體和政客卻幫忙建立軍隊是國家“救星”的形象。換言之，在印度政府的操縱下，中國“加害者”敍事成為全印範圍的集體記憶。在印度社會的共謀下，印軍“英勇”作戰説法也成為印度1962年戰爭記憶的一部分。

三、認同與爭議：印度軍方1962年戰爭記憶的接受問題

中印邊界戰爭記憶研究不僅應該釐清由事件、認知、情感等構成事實內容和價值判斷，還要進一步探究記憶的講述和流傳，如“誰在記憶”、“記憶什麼”、“如何記憶”等。在印度1962年戰爭記憶中，分析戰敗原因並吸取教訓是各界人士最為重視的內容之一，印度軍方常常以吸取戰敗教訓為名錶達利益訴求。在某種程度上，印度軍方訴求也符合印度政府維護統治地位和提升國家實力的需要，在戰後推動了印度的國防建設、安全體制改革以及對外政策調整，在印度社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傳播和接受。

印度軍方強調軍事準備不足是戰敗的主要教訓，要求尼赫魯政府重視提升國防力量。戰爭期間，印度前線部隊武器、裝備等各種物資短缺情況已被媒體披露，戰敗後，退役軍官更為詳細地回憶了軍隊軍事準備不足及其問題來源，呼籲加強國防建設。印軍主張得到政府和議會的一致支持，1961年印度國防開支是32.7億盧比，1962年《防務法》簽署後印度國防費用快速增長，1963年達到81.6億盧比和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54%，1971年國防費用高達152.5億盧比，十年間印度國防費用增長了近5倍。

印軍還激烈指責政治領導人干預軍隊人事安排和指揮作戰導致了戰敗，迫使印度政府提高軍方在國防決策中的地位。恰範就任國防部長後採用了“晨會”制度，即國防部長、國防部各部部長、三軍參謀長、國防秘書、國防部財政顧問等定期集會，主要是對國防重大政策和問題進行協商和決策，同時協調政務官、文官以及軍官間關係，讓印度政務官和文官不再隨意干預作戰指揮，並在軍事決策時重視職業軍官意見。

在印度軍政部門的聯合推動下，“中國背叛”、“中國侵略”等成為印度的國家記憶，印度對華既敵視也不信任，奉行軍事實力主義政策。印軍將中國作為重點防範對象，原東部軍區被劃分為東部和中央兩個軍區，新的東部軍區司令部設在加爾各答，下轄孟加拉、阿薩姆和“東北邊境特區”，全印四分之一的兵力被部署在靠近中國的北部和東部邊境。

冷戰後，印軍戰爭記憶仍然得到接受和傳承。在1992年印度國防部出版的戰史中，印方繼續將戰爭主要責任歸咎於中國，同時公開指責以尼赫魯為首的政治領導人特別是梅農。如今，印度軍方再次成為政黨博弈的受益者，國大黨的主要對手印度人民黨執政後，印度國內主流輿論將尼赫魯、中國而不是印度軍隊作為1962年戰爭的主要指責對象。2022年印度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更多的人認為是中國（31%）而不是印度（18%）對戰爭負有最大責任，高達87.7%的人表示中國不可信任。與此同時，46%的被調查者認為尼赫魯應對慘敗負責。至於印度軍方的戰敗責任，49.1%的人認為印軍失敗源於準備不足和人數少於中國的，50.9%的人還認為印軍做好了準備並與中國進行了艱苦的戰鬥。

然而，印度軍方的1962年戰爭記憶不僅沒有得到中方的認可，在國際社會甚至印度內部都存在接受不足問題。戰爭結束之初，作戰處處長帕利特就抱怨國際社會對印度立場的接受和支持不足，蘇聯沒有明顯支持中國或印度，最令人痛心的是亞非國家對印度的困境缺乏同情，除了埃及總統納賽爾之外絕大部分不結盟國家領導人都明顯不認同印度的觀點，一些人還敦促印度接受中國的建議。在冷戰形勢下，西方主流媒體最初“……完全倒向印度，譴責中國的‘侵略’，塑造了西方普通民眾對中印邊界爭端的基本認識”，但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現了以阿拉斯泰爾蘭姆和內維爾·馬克斯韋爾為代表的修正派學者，他們或指出印度挑起戰爭，或主張中印雙方都有責任，這對西方社會產生了較大影響。

英國作家內維爾•馬克斯維爾在其《印度對華戰爭》一書中指出，是印度軍隊奉行印度政府侵略擴張主義政策，在中印邊境地區大規模入侵中國挑起非正義戰爭

在印度國內，印度軍方的戰爭記憶也遭遇了異議和質疑。首先，所謂“中國背叛”、“中國侵略”站不住腳。對於尼赫魯的被中國從背後捅了一刀的抱怨，考爾説，印度古代就有不能預判敵人行動並抱怨被背後捅了一刀的國王應被罷黜的説法。印度政府一直指責中國侵佔其領土，但第四師師長普拉沙德在發給陸軍的地圖上發現塔格拉山脊和克節朗河都標明位於麥克馬洪線以北，在他反映情況後印度政府卻繼續命令印軍將中國軍隊從塔格拉山脊驅出。隨着意識形態的淡化和歷史研究的深化，越來越多的印度人意識到將1962年戰爭歸咎於中國並不正確。立足於豐富的檔案材料，印度外交部前歷史司主任貝森總結指出，尼赫魯的中印邊界立場不合理，其拒絕談判的處理方式於國家是不負責任，中國也並非完全背信棄義。

其次，印度軍方將戰敗歸咎於印度政府及領導人不太成功。在文官治軍體制下，戰後初期印度國防部和陸軍的在職高官選擇服從和配合政府隱瞞罪責，戰敗調查報告沒有直接指責尼赫魯及其政府，軍隊高官同意不對外公開調查報告的詳細內容，也沒有積極揭露和追究政界的戰敗責任。印裔學者阿南德不認可右翼政黨和鷹派一味指責文職政治領導人的做法，他説，“……政治領導層顯然未能阻止戰爭，但最終實際上輸掉戰爭的是各級軍事領導層。導致領土迅速喪失的原因是在東部地區的德里、指揮部和野戰部隊的各級指揮官之間的傲慢、無知、宿命論、失敗主義和混亂”。

實際上，印度軍隊對戰敗顯然難辭其咎的，印度國防部出版的戰史也不得不承認戰敗的根本原因是領導能力和士氣問題。再次，對於印度士兵特別是拉達克地區印軍進行了英勇戰鬥的説法，也不乏質疑之聲。考爾極力否認印軍在拉達克地區的戰鬥優於“東北邊境特區”，楚舒勒從未遭到攻擊卻虛構了頑強抵抗印象；中國在拉達克也完全挫敗印度陸軍並攻佔了許多哨所；拉達克的戰鬥規模更小而不是戰鬥更為激烈；印軍在拉達克的作戰條件優於“東北邊境特區”。阿南德還考證指出，印度北部邊境地區很多士兵個人英勇事蹟都是人為製造的，這是印度精英們的宣傳，目的是製造大眾民族主義和阻止對導致戰敗的官方政策進行審查。

印軍被俘軍官（左起）：拉頓·辛格中校、阿魯瓦利亞中校、達爾維准將、瑞克中校、泰瓦利中校在拉薩參觀布達拉宮時的合影

印度軍方的1962年戰爭記憶接受程度不足，反映出其戰爭記憶存在諸多問題。一是歷史敍事上主觀選擇性太強而客觀真實性不足，如很少涉及英國和印度對中國邊境地區的侵略和掠奪，忽視和歪曲中國的邊界立場和爭取和平談判的努力，誇大乃至捏造印度的“勝利”故事和“英雄”事蹟。二是價值取向上以自我利益為中心，印度軍人的個人戰爭回憶都帶有鮮明的個人色彩，在有的地方還存在差異甚至相互矛盾之處，但這些個人記憶也有相同之處，如都不遺餘力地為自己辯解，同時也竭力維護軍隊整體利益，不滿由陸軍擔負全部的戰敗責任，為此有意隱瞞或迴避自己以及印度陸軍的戰爭責任，並企圖通過吸取戰爭教訓來提升印度軍隊地位、加強國防建設以及重塑軍隊形象。三是心態結構上印度軍方的戰爭記憶沉沉湎於失敗主義或復仇主義等負面情緒，存在明顯的受害者心理，將印度軍隊描繪為戰爭受害者，對外指責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是“精心準備”和“蓄謀已久”的，對內揭露以尼赫魯為首的政治領導人既不重視軍隊和國防建設，還忽視中國威脅。

結語

印度軍方戰爭記憶的重構是羣體利益驅使下政治操縱的結果，致力於推卸印軍的戰爭責任，既不尊重歷史事實，還心態失衡，沉溺於失敗主義或復仇主義等反華負面情緒。長期以來，印度軍方的戰爭記憶在印度國內外均存在接受程度不足問題，一是印度軍方在印度內外都未能壟斷戰爭記憶，即便在印度國內也無法長期保持話語影響力；二是歷史事實而不是政治權力才是集體記憶的真正來源，隨着意識形態的淡化和歷史研究的客觀化，印度軍方的戰爭記憶日益遭受質疑。

實際上，印度軍方1962年戰爭記憶不僅政治化，還成為文化創傷。印度軍方戰爭記憶的政治化重構既不能改變失敗結局，也無法根除失敗記憶，至今1962年事件仍被視為印度軍事史上不光彩的一頁。1962年邊界戰爭的挫敗、苦難、恐慌、屈辱等體驗和感受，給印度軍方及印度社會留下恐慌記憶，造成了心理創傷。在印度軍政當局的聯合作用下，中國“加害”記憶在印度社會廣為流傳和接受，成為印度的國家記憶並持續存在。又因中印邊界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妥善解決，中印邊界爭端多次上升，印度的戰爭創傷記憶不時被喚醒，戰爭創傷至今未能癒合。

印度軍方及印度社會將1962年戰爭建構為“國恥”記憶，既阻礙中印和解，也不利於印度自身發展。治療1962年戰爭創傷，印度軍方乃至印度社會需要在求真務實、面向未來的基礎上再次重構戰爭記憶。

（觀察者網摘自《邊界與海洋研究》第九卷第一期2024年1月刊，有刪節，註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