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中國經濟季度觀察·圓桌縱橫談”(上):對經濟一腳“踩油門”一腳“踩剎車”,這車能不冒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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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觀察者網重磅推出新欄目“中國經濟季度觀察·圓桌縱橫談”,在季度經濟數據出爐之際,邀請知名經濟學家深度“解碼”。
4月18日,2024年第一季度“圓桌縱橫談”在上海舉行,觀察者網特邀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兼新聞發言人姚景源,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李迅雷與會,解讀一季度中國經濟數據,回應當下公眾最為關注的經濟和政策話題。
發言環節之後,與會嘉賓與觀察者網創始人、成為資本董事長李世默進入圓桌討論環節,繼續圍繞中國經濟等議題展開深入交流。觀察者網新聞中心副主編王慧主持討論。
觀察者網將圓桌討論環節的嘉賓發言成文,本文為上篇。文章未經演講者本人審閲。
從左至右:王慧、李迅雷、張燕生、姚景源、張軍、遲福林、李世默
·究竟有哪些堵點?要講清楚
**王慧:**很多老師在發言環節談到消費話題。一季度,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85.5%,其中最終消費支出的貢獻率是73.7%,消費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那麼,影響消費的因素主要有哪些?這個問題想先請姚老師回答。
**姚景源:**消費對整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這麼高,一方面,應當説消費有了很大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和另兩輛“馬車”的貢獻率相對較低有關,這是一個相對數。
我認為消費是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基本盤”。當前,中國14億人已經全面實現小康,我們有全世界最大的內需市場。但是,我們的消費還存在諸多問題。
上週,我在商務部參加小範圍座談會,商務部把今年確定為“消費促進年”。我説,擴大消費,第一,消費得有錢,能不能讓大家增加收入?第二,要先減少大家的後顧之憂,現在大家是有錢不敢花,商務部在這方面是不是能做點什麼?
我認為,在擴大消費方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即當前國內大循環還存在堵點。這個問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講了,政府工作報告也提了。但現在問題來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到了部委,就是這句話,從省裏到縣裏,還是這句話。一個字不多,一個字不少。
我認為這是典型的形式主義。既然中央説要解決國內大循環的堵點,那麼到省裏、到部裏,有沒有人説出來到底有哪些堵點?要有人把它講清楚,才能針對這些堵點解決問題。
後來我提了個建議,建議商務部把今年列為“調研年”,調研國內大循環到底有哪些堵點,把它們瞭解得清清楚楚,然後向上呈報給中央,向下告示全國人民,大家齊心協力克服堵點,這才是解決問題之道。
舉個例子,去年河南在小麥收割季節遭遇連續降雨,對農民造成很大損失,當時割麥子分秒必爭,但是外地收割機來了之後下不了高速。為什麼?沒辦“跨區作業證”。一個收割麥子的收割機,還得辦“跨區作業證”,這難道不叫“堵點”嗎?所以究竟有哪些堵點?我們有關部門沒有講清楚。
**張軍:**最大的堵點,是大家都不承認自己有堵點。
**姚景源:**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各項政策要形成合力,但當前在消費問題上,我們是一腳“踩油門”擴大消費,另一隻腳“踩剎車”,有諸多限制消費的措施,比如汽車。
中國一季度經濟確實穩中有進,開局良好,但回升的基礎還不牢固,比如3月份不少主要指標增速低於1-2月份。
以汽車為例,1-2月汽車類零售額同比增長8.7%,3月同比下滑3.7%。但是現在北上廣深,甚至海南、杭州等省市,汽車還在搖號限購,哪有這麼幹的?全世界哪個經濟體不是苦於消費不足?我們是有錢不讓買。只要合法,政府應該説沒有權力去幹預商品和貨幣的正常交換。更何況,我們現在汽車產能利用率才百分之五十左右。一邊想要擴大消費,另一邊限制消費的行政措施卻這麼嚴厲,兩隻腳同時往下踩,這車能不冒煙嗎?
我非常贊成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放到至關重要的位置上來,但我們現在仍存在諸多問題。怎麼解決?還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我們恢復經濟發展的政策出台的夠多了,現在就是要落實。

2023年4月上海車展 資料圖/新華社
·新質生產力有哪些指標?
**李世默:**張軍老師在之前的發言環節中提到,短期繁榮和長期價值之間的矛盾和平衡,或者是短期的放緩和長期的繁榮之間要怎麼平衡。我是做風險投資的,我們這個行業在這些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之一,就是包括我在內的風險投資人,之前10年投了很多資本給消費,主要是互聯網新消費;但現在,包括我在內,很少有人再投消費。這不是説消費不好,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我從事風險投資20多年,説老實話,以前我們做的工作跟國家政策沒什麼大關係。但是這幾年,我們學到了一個教訓:國家想要我們投資的領域,我們可以投,也可以不投,畢竟錢在我手裏;但是國家不讓你投的領域,你千萬不要投。
做風險投資的需要有一種揣摩能力,揣摩國家要我們投資什麼,從中就可以猜出國家想從哪個方向去引領經濟。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自己得出的結論是,國家認為之前10年我們的經濟出現了非常大的資本錯配,而且是一種市場資本錯誤配置,太多資本被投到房地產、互聯網平台了,因此希望資本朝另一個方向走。
常有國外的經濟學家、企業家問我,這兩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但其實中國的宏觀經濟、資產負債表、政策工具箱都是非常好的;像以前那樣,政府“隨便”做些什麼就能讓經濟飛起來,為什麼不去做?
我揣摩到現在,想明白了一個道理。我們國家要想讓經濟飛起來,很快就可以做到,但這種“飛起來”的經濟不是中國需要的經濟,中國要的是一種不一樣的經濟。
這種不一樣的經濟是什麼?比如,想要促進消費很容易,直升飛機往下撒錢,消費不就起來了嗎?剛才姚老師提到汽車,如果10年前政府要發錢讓大家買汽車,大家也買了,我們國家能從中賺到多少呢?很少。因為當時我們整個燃油汽車行業幾乎都是外國資本在主導,我們國家的附加值非常低,我們花錢買的車,利潤全是外國人的。現在不一樣了,我們買車都買新能源車,附加值都是我們自己的。但是,目前像新能源車這樣的行業還很少。
如果有一天,我們花的錢、我們為刺激經濟而“撒”的錢,其中多數利潤都是我們自己在掙,這樣的經濟才是我們國家想要的經濟。這是我的一個猜測。
剛才提到製造業產能,我們的產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比美國、日本、德國加起來還要大。中國每年的製造業產能價值大概在5萬億到10萬億美元之間,5萬億指的是製造業產值,10萬億大約是市場零售終端的價值。但我們的製造業毛利率也就12%到15%,比較低。上世紀70年代,美國產能在全球佔比很大的時候,他們製造業的毛利率能達到百分之四、五十,產能的價值是巨大無比的。這個錢現在我們沒有掙,都被別人掙去了。如果我們能掙到,就能給實現共同富裕、應對人口老齡化“買單”了。
我們的結論是,國家希望我們這樣的風險資本投資的領域,其產能附加值、製造業附加值要能夠提高,這隻有通過科技以及新的行業實現,如新能源、新材料、合成生物學等。在這些領域,中國從一開始就在引領,這些領域的產能附加值非常高。產能附加值上去之後,我們的消費、我們花的錢,才能讓我們自己的企業和經濟獲得更大收益。這是我的猜想,我也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王慧:**今年有個熱詞——新質生產力。李總分享了投資界的投資邏輯,我想新質生產力也是很重要的。
**李世默:**這就是我剛才説的,要把產能的附加值提高,或者讓新產能的附加值完全是我們的,我想這就可以稱為新質生產力。
**張燕生:**在我看來,新質生產力有三個指標。第一個指標是中國名義GDP佔美國名義GDP的比重變化,可以看短期也可以看長期。這需要考慮實質經濟、通脹、匯率、管理能力。
第二個指標是中國全要素生產率佔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比例,包括創新、教育,包括改革開放,包括規模效應、資源再配置效率。
第三個指標是中國ROE(淨資產收益率)佔美國ROE的比例,看美國和中國的企業誰更掙錢。中國改革開放45年,有30年在代工貼牌,製造業處在全球低端,靠“汗水”驅動。這個指標看的是一般貿易出口什麼時候超過加工貿易出口,全國是2008年,江蘇是2014年,廣東是2016年,東莞是2020年。也就是説,我們真正實現自立自強,是在2008年之後的十多年。而我們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增速超過10%,是從2016年開始,時間還非常短。
我們談論新質生產力,就像剛才世默講的,怎麼從低成本、大規模轉向高增值,這是下一步要解決的問題。我非常期待今明兩年我們的經濟能夠走出新冠的影響,2024年到2027年能解決轉型的一些結構性問題,比如內需,中國需要4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來解決問題。新質生產力是我們解決問題過程中一個比較綜合性的指標。下一步是如何帶來增加值的提升。最近兩年,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區,這個跡象已經越來越明顯。
**李世默:**比如蘋果手機,十年前蘋果公司幾乎所有的iPhone都是在中國生產的,1000美元的產品,我們只留下了3.5%的價值。刺激大家去買這手機有什麼用呢?不還是讓美國賺去了嗎?但現在這個數字已經到26%了,這是很大的提升。我們能不能在各行各業都重複蘋果手機的故事。如果芯片也是我們做的,我們留下的價值就要70%了。
**張燕生:**但是現在有個特別現實的問題,那就是地緣政治。像蘋果iPhone,現在中國大陸供應的零部件佔比只有2%,產業鏈都轉移出去了。但在蘋果新的產業鏈,如VR產品,中國供應鏈佔比高達60%,這是因為印度生產不了,不得不在中國生產,只要印度能生產,它一定會轉移過去。

蘋果CEO庫克出席印度第一家蘋果直營零售店的開業式 圖自“X”平台
·開局良好,但基礎還不牢固
王慧:“新三樣”是新質生產力的代表,但現在我們的“新三樣”在出海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接下來,中國外貿形勢會面臨怎樣的挑戰?
**張燕生:**談論外貿,第一看外需形勢如何。根據IMF預測,估計到2028年全球的需求形勢都不會好,這是中期因素。第二,是地緣政治。我在發言中也講了中間品貿易,即半成品、零部件、原材料的“脱鈎”,訂單外遷、產業鏈外遷、技術外遷。第三,我覺得中國企業不得不主動走出去。
現在中國的外貿形勢和過去45年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從生產和出口最終產品到歐美,轉變成出口中間產品到墨西哥、印度、越南。其次,包括跨境電商在內的新型貿易發展迅速。再次,中國現在開始發展離岸貿易、服務貿易、綠色貿易。
**遲福林:**咱們的服務貿易出口佔比太低了,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低了八、九個百分點。
**姚景源:**我們一季度進出口同比增長5%,這是按人民幣算,要是按美元算,要比這個低。
**張燕生:**按美元計增長是1.5%。
**姚景源:**所以剛才我為什麼説我們經濟開局良好,但這個良好的基礎還不牢。比如按美元計價,今年1-2月出口總值增長7.1%,3月是-7.5%,裏外裏掉下來14個百分點。出口的外部環境還是不好,錯綜複雜。我覺得我們內部也亟待落實一些政策措施。從這個角度來説,我覺得在出口問題上不要盲目樂觀,要看到困難,然後腳踏實地地去解決這些困難。
**遲福林:**這一點很重要。我們討論宏觀經濟,有幾對關係要清楚。第一是短期和中長期。就消費來説,如果從短期看,大家的看法恐怕會很不一樣,因此要看中長期趨勢。我為什麼説服務性消費將成為主導性消費,是因為中國老百姓在主要矛盾變了以後,我們政策上的調整力度不大。你説我們用在老百姓的消費需求上,有多少公共消費?又有多少投資?我們要從趨勢的角度,着眼中長期,解決短期問題,但現在我們有很多問題都是從短期出發,這是很難得出結論的。
第二是政策和體制。我們出了很多政策,“工具箱”裏的“工具”很多,但體制層面沒有做調整。比如民營資本,這兩年信心不足,具體體現在民營資本投資信心不足,民營資本的投資明顯下降。我們有很多具體政策,但在制度上無法確保,大家心裏就慌。
第三,伴隨着經濟社會發展而帶來的矛盾還比較突出。我們不要把社會問題看得很簡單,2035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比將超過30%,但在社會老齡化方面有多少投資?醫療、教育等等方面,在政府為主導的情況下,可以讓社會力量參與進來。政府滿足不了的時候,就要用社會力量來做,以滿足社會需求,讓大家有安全感。
第四,國際和國內的關係。比如歐盟看重中國這個服務性消費大市場,從2012年的400億增長到2022年的1130億,年均提高10個百分點。如果14億人口的消費大市場中超過50%是服務性消費,對歐美國家是巨大利好。

新加坡巴西班讓集裝箱碼頭 資料圖/新華社
你提到的國際出口,我們現在外需中間很大的問題是產業鏈、供應鏈區域化越來越突出,中國不能寄希望以歐美為主要市場。我一直主張,東盟可能是中國在中期內必須要考慮的問題,錯過這個機會,從長期來看,中國就失去了主動。另外,未來10年,我們和歐美的關係應該不會太樂觀,在此背景下,中國要有科技革命,也要找到適合產業鏈、供應鏈區域化的替代品。
現在還有個問題,很多規則我們沒有利用起來。比如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裏面關於原產地的規則多重要啊,日韓企業之間出口時RCEP規則利用率能達到50%-60%,而中國企業出口的RCEP規則利用率只有4.2%,東盟不到1%。政府怎麼才能讓大家多賺點錢呢?規則要利用起來,現在規則的利用率不充分。
**張燕生:**我覺得這裏面的核心問題是,我們缺少一個專業化、職業化、法制化,類似香港貿易發展局那樣的專業機構。
·經濟內部是一種均衡狀態,要儘量確保政策的連續性
**王慧:**張軍老師有什麼補充嗎?
**張軍:**我們剛才從消費談起,談到貿易、新質生產力,這些東西放在整個經濟裏面,都是內生出來的。比如一談消費,大家就要看截面,看消費佔比怎麼樣,去跟發達國家比。
我覺得,如果瞭解消費的演變,會發現它的結構和我們的發展階段是有直接聯繫的。比如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人均GDP達到2.5萬美元、3萬美元,這時候消費增長最快的其實是服務性消費,商品性消費相對是比較穩態的。
所以在消費佔比上出現的國與國之間的差別,背後反映的是所處階段的不同。從這個意義而言,中國現在可能處在兩個階段的過渡期,我們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了,但要從門檻發展到一箇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那在未來一、二十年裏,中國的消費佔比一定會增長,但這種增長主要是服務性消費拉動的。
因此,我們還得有耐心,不能操之過急,如果拔苗助長,反而對整個經濟的其他方面會產生比較大的影響。
同樣的道理,我們的貿易結構也是這樣。比如,我們現在如果把主要的精力放到提升高附加值行業,也許能在某些領域中做到這一點,但問題是中國的體制會出現大家都向這方面靠攏,各個地方都會去幹同樣的事情,在當前勞動力就業壓力大的狀況下,就會產生衝突。如果各地都把主要精力拿去追逐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就業壓力會更大。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一般均衡的概念,經濟在一種狀態之下,它的各個變量之間是相互影響的。
為什麼今天我們需要擁有那麼完備的供應鏈?因為在人口規模、勞動力規模大,就業壓力較大的情況下,它可以創造巨大的就業需求。將來我們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行業,包括高附加值產業存在,這是一個大的趨勢和方向,但現在也無需太焦慮,不需要通過出台越來越多的產業政策去驅動這個領域過快發展。如果更多的資本都集中到這個領域,實際上會削弱整個經濟創造就業的能力。
從這兩個角度出發,我認為,無論是談論消費,還是討論在外貿出口領域怎樣提升附加值,我們最優的政策還是要儘量確保政策的連續性,讓經濟的轉變不要因為政策的快速激進調整,而造成一些斷裂,欲速則不達。
我們一直説中國經濟韌性強,其實一個很重要的表現是中國經濟規模大、體量大,地區差距也比較大。所以,即便我們現在有過強的干預,干預市場在引領資源配置上的方向,希望將這個方向調整到能夠帶來更多附加值、生產更多高端產品的短期方向上去,但我相信在經濟的底部,絕大部分還是受市場驅動。否則我們無法解釋,即便我們的產業政策發生了很大轉變,甚至強度很大的干預,但中國經濟的出口,比如在電動汽車這些領域,仍可以看出它的韌性。
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底層實際上是遵循市場的方向,經濟還是帶有很強的競爭力,它並不完全跟着產業政策走。如果真的完全跟着產業政策走,我覺得現在這個斷裂會非常嚴重。

光伏板整齊排列在位於河北張家口的國家級可再生能源示範區內 資料圖/新華社
**遲福林:**我認為中國的整個經濟轉型,還有10年左右的時間,估計到2035年基本上要結束了,給我們留的時間有限。
產業結構、消費結構、城鄉結構、貿易結構、科技結構、能源結構等等,最多有10年左右的時間;在全球經濟下降的時候,中國要能抓住這黃金10年。除了剛才張老師講的,我覺得這一點也很重要,因為這是符合趨勢的,即便你不讓它做,這個趨勢也有生命力,我們未來可能要抓住這10年時間。
**張燕生:**這裏面可能會有一個問題:新質生產力包不包括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我覺得應該包括在內。新質生產力和就業之間,可能不是就業減少的過程,而是就業增加的過程,因為它的結構在轉換。
還有一個問題,全國統一大市場有三個市場的市場化改革:服務市場的市場化改革、要素市場的市場化改革、資源市場的市場化改革。這三個改革,從2000年到現在,20年了,還沒有攻下來。
**·**到底有哪些渠道來增加居民收入,應有更明確説法
**王慧:**關於消費,各位專家分享了很多觀點。我們要消費,其實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大家手上要有錢,目前我們國家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是43%,這是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這是什麼原因?有請李迅雷老師。
李迅雷:我看到的數據,美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是75%左右,印度是80%,日本是70%,都顯著高於我們43%的比重。
首先,43%這個數字是抽樣調查獲得的,我認為存在一定的低估可能性,尤其是中國的高收入階層,他們的實際收入到底有多少?比如像最近這段時間,一些一線城市豪宅銷售火爆,看得出還是有消費能力、投資能力的。
但不管怎麼説,這個數字還是偏低的,或者説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在整個GDP當中佔比是偏低的。所以從政策角度來講,應該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尤其要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這些內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每次都會提,但提出來之後,到底有哪些渠道來增加居民收入,是否能夠有更加明確的説法?
剛才也提到,我們講到困難的時候,從上到下都是口徑一致,但這個困難是如何形成的,沒有一個具體的討論。如果不討論困難如何形成,那麼解決困難的手段恐怕也很難有具體落實。
我的建議是,還是要從財政支出的角度來看。我前面也提到,我們的財政支出主要偏向企業,偏向地方政府。比如,2019年以來對企業的減税降費和出口退税規模都非常大,(2023年)給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超過10萬億,但這其中最終落到居民部門的補貼到底有多少?
我認為還是要多渠道增加居民的收入。增加可以是直接的,就像在疫情期間,不少國家採取發消費券、直接發錢的方式,也可以增加社會保障。前面老師們也提到,隨着老齡化的加速,我們的社保缺口越來越大,這個缺口如果沒補上,怎麼讓居民敢消費、想消費呢?

廣西南寧市一家農貿市場,消費者選購蔬菜。資料圖/新華社
此外,鼓勵消費要多樣化。現在提到的以舊換新,這是一種促消費的手段,但手段還可以更多,比如服務性消費偏低,那麼在教育培訓、醫療、保健養老、遊戲這些方面,政府的干預是不是可以少一點?
我們要看看民間資本都投到什麼地方,他們之所以願意投,是不是代表這些地方有更多的機會?比如現在引以為傲的“新三樣”,仔細研究一下,會發現“新三樣”大都以民營企業為主,國有佔比很少,這説明民間投資還是在尋找機會,而且很有競爭力。然後,我們再看看為什麼有些領域民間投資不願投了,其障礙、堵點在哪裏?
總體來看,我覺得應對當前有效需求不足,有多種辦法,我們政策工具箱裏的工具很多,但這些工具用得恰當不恰當、到位不到位?比如發消費券,它的乘數可能是3倍,發一塊錢的消費券,可以產生三塊錢的消費,而搞基建投資可能乘數效應是0.5,投下去一塊錢產出只有5毛錢。什麼樣的投向更合理?我覺得在這方面需要形成一種討論的氛圍,而不是一拍板大家就這麼定了。總之,政策工具箱的工具越多,越是要審慎。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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