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爾圖諾夫、趙華勝| 2035年的世界：向好還是變壞？ -安德烈·科爾圖諾夫、趙華勝

**編者按：**未來10年，世界秩序的解體會發展到什麼程度？這將對國際機構、國際制度、雙邊和多邊條約以及國際體系的其他要素產生怎樣的影響？哪些因素可能繼續存在？哪些可能消失？人類何時會跌入谷底，谷底可能是什麼？

近日，北京對話特約專家趙華勝教授與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學術主任科爾圖諾夫聯袂撰文指出：世界秩序正處於解體的初始階段，全球治理面臨嚴峻挑戰。目前不太可能達成新的國際"大協議"，但可以通過"自下而上"的務實合作，推動全球治理保持穩定。中俄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應努力恢復聯合國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兩國還應與"南方國家"攜手，通過上合組織和金磚國家等機制為維護國際秩序和加強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貢獻。

該文俄文、英文版由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RIAC網站首發。英文標題為《The World in 2035: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中文版由北京對話公號首發，授權觀察者網發佈。

【文/ 科爾圖諾夫、趙華勝】

本世紀的第一個四分之一即將過去，第二個四分之一很快到來，我們離新千禧年的初期已經越來越遠，現在，是時候思考2050年或至少2035年時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了。未來10年世界秩序的解體會發展到什麼程度？這將對國際機構、國際制度、雙邊和多邊條約以及國際體系的其他要素產生怎樣的影響？哪些因素可能繼續存在？哪些可能消失？人類何時會跌入谷底，谷底可能是什麼？

問題的根源

2035年的世界將不同於2024年的世界。全球人口將再增加10億，從現在的80億增加到近90億，但總體增長率將繼續下降。全球變暖可能會在2030年至2035年的某個時間點超過1.5攝氏度的臨界點，從而引發地球生態系統的一系列深刻變化。全球經濟增長將繼續，但可能會明顯放緩；亞洲可能仍然是世界經濟的主要驅動力，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強大的經濟體。國家經濟優先事項可能繼續從傳統的國民生產總值指標，轉向更全面的可持續發展參數。到2035年，大部分人類將生活在未來學家所稱的"後信息經濟"時代。

當然，所有這些趨勢都可能被各種"黑天鵝"扭轉，從不可預見的致命流行病到可能徹底摧毀人類文明的全球核戰爭，不一而足。2024年至2035年期間還可能發生許多其他不可預知的事情——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你看過《流浪地球》嗎？），本文中，我們將討論範圍限定在那些排除了最具災難性和最不可能發生情景的世界秩序的潛在變化上。

當前世界秩序的解體仍處於初始階段。迄今為止，它主要影響了俄羅斯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相對較小範圍的雙邊和多邊機構和制度——從聯合國安理會和美俄戰略武器控制制度到北極理事會和歐安組織，再到全球能源和糧食市場。然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為解體正日益影響到全球政治和經濟的許多其他領域——如世貿組織和世界衞生組織、防擴散機制和反恐合作、各種地區安全和發展機構。

反對“脱歐”的示威者手舉標語牌站在英國倫敦議會大廈外。（圖片來源：新華社）

並非所有的解體趨勢都與俄烏對抗或美中對峙有關。早在這些不幸的事態發生之前，一些問題日益嚴重的跡象就已顯現。例如，《關於伊朗核計劃的全面協議》（JCPOA）早在2018年就因特朗普政府的退出而失效，2019年華盛頓還退出了與莫斯科簽署的《中導條約》（INF）。2015年，一場前所未有的移民危機襲擊了歐洲。2016年，英國舉行了頗受爭議的脱歐投票。全球商品和金融市場的波動加劇開始得更早——至少是在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從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到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等區域多邊機構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經歷了困難。世界各地問題的累積最終引發了以前普遍公認的規範、程序和原則的雪崩，而這些規範、程序和原則早先曾維持着全球穩定和國際秩序。

因此，認為當前的多邊主義危機完全是由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的急劇惡化或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緊張關係造成的，未免過於簡單化。多邊機制和制度的問題有更為深刻、也更具普遍性的根源。這些機構和制度的效率甚至合法性受到質疑，政治民粹主義者認為它們越來越脱離普通民眾，只代表着世界主義自私精英的利益。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猛烈抨擊聯合國，歐洲民粹主義者妖魔化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僚機構，這些都足以説明問題。在經濟日益困難、社會日益緊張、安全日益受到威脅的時代，這種情緒的醖釀和爆發難以避免。

不探討民族國家內部的一些根本性變化，我們就無法分析全球治理的危機。我們所觀察到的情況可以被描述為：由於社會階層的不斷分化和新的社會交流手段的出現，傳統的社會和政治動員機制的長期衰退。在許多國家，傳統政黨正在失去對權力的控制，核心國家機構和程序的合法性受到質疑。右翼與左翼、保守派與自由派之間的舊有政治邊界線變得不再穩定。在這些趨勢的影響下，民族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越來越多地由非常脆弱的政治聯盟來治理，這些聯盟極易受到公眾情緒和偏好甚至是微小波動的影響。當然，也很難指望這樣的政治聯盟會奉行一貫的、負責任的外交政策。國際關係中的不確定因素在不斷增加，這種趨勢今後很可能會繼續下去。

延續與變革

毫無疑問，如果現今的國際趨勢繼續下去——現在看來它將繼續下去——國際秩序將發生更深刻、可能更危險的變化。簡言之，原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一些基本框架仍會存在，這是因為，一方面它們仍能體現着國際社會的共同理念和需求，儘管國際社會陷入深刻分裂，但多邊平台仍被各方需要，另一方面，現在國際秩序的轉變從性質上説仍是一場在原基礎之上的演變，而不是徹底摧毀舊秩序重建新秩序的革命。我們不應低估許多長期國際慣例、規則、甚至習慣和傳統的韌性；這種韌性在過去兩三年中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證明。在2035年的世界中，我們很可能會看到許多2024年的世界甚至1945年的世界的遺痕。

4月8日，紐約聯合國總部，聯合國安理會舉行會議重新審議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的申請。（圖片來源：新華社）

但是，從現在起的11年後，原有國際制度的權威性受到的尊重可能更低，它們的功能有效性會更減小，它們——或其中大部分——可能僅僅成為政治性或象徵性的機制。一些無法適應新需求的功能性機制將失效或解體，如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舊安全機制，而在歐洲建立新的安全機制將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很難想象在2035年，我們能在東北亞或中東等地區看到新的發展完善、制度化程度適當的集體安全體系。在可預見的未來，當前的體制疲勞很可能會繼續存在，而這種疲勞將成為啓動新的全球或地區機構的嚴重障礙。

與此同時，反映其成員共同的政治、經濟和安全需求的地區組織和次國際機制不僅會繼續存在，而且可能成為更加顯要的主角，如金磚集團、上合組織、歐盟、北約、東盟、阿盟等等。不應低估歷史悠久的組織所積累的制度慣性；幾乎無法想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如何解散，甚至如何徹底轉型。相反，至少其中一些多邊機構的成員數量極有可能增加。我們還可以預測，其中一些機構內部會做出更加靈活的安排，使成員資格與夥伴關係之間的紅線（如“金磚四國+”）變得模糊。而擴大規模的代價將是決策過程更加複雜和繁瑣，以及這些組織的紀律更加鬆散。

與聯合國不同，以問題為中心的地區性甚至全球性機構由志同道合的成員組成，因此在政治上更加一致，在職能上相對更加有效。這些機構的興起可能會無意中導致國際體系的進一步分裂。換言之，統一的國際秩序的存在將更多隻是具有象徵意義，而地區組織和次國際機制的作用將更具實質性（以問題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結構的重點將從主要的多邊機制轉移到次要的多邊機制。總之，2035年的世界將比2024年的世界更加支離破碎，這將使實現全球治理的任務變得越來越具有挑戰性。

國家危機

當前變革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世界秩序的瓦解會或不會對單個國家產生影響？是否有可能避免進一步加深脆弱國家及其國內社會和政治體制的危機？發達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的差距是否會加深？可能出現的國家危機會對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環境和氣候變化、全球糧食和能源安全、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以及國際移民產生什麼影響？

國家危機可能會持續下去——至少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區。到2035年，我們將在中東、非洲甚至南亞等地看到更多的“失敗國家”。其中一些國家的民族認同感仍然非常薄弱，對特定國家的歸屬感往往不如對部落、地區或宗教信仰的歸屬感強烈。這些問題還將因日益增多的跨境移民而加劇，這些移民經常產生混合或平行的身份認同。今天，約有1.84億人（佔全球人口的2.3%）生活在其國籍國之外。到2035年，這些數字很容易翻一番。

由於弱小國家的自我保護能力弱於大國和強國，它們往往更強烈地感受到國際秩序崩潰的衝擊，它們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更加惡化。如何適應這種環境，是它們面臨的一大挑戰。除了棘手的國內問題外，地區衝突將發展並變得更加可能，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容易蔓延，消除貧困的目標將更加難以實現。

當地時間2024年4月22日，加沙地帶南部汗尤尼斯，以軍從加沙地帶南部撤出所有地面部隊後，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園，家園已是遍地廢墟滿目瘡痍。（圖片來源：IC photo）

另一方面，大國在世界偏遠角落參與援助的意願可能依然不高。由於在阿富汗、伊拉克、索馬里或海地等地的明顯失敗或最近的嘗試，援助國家建設的想法已經大打折扣。發達國家的多重國內問題也將限制其進行大規模資源再分配的能力或意願。這可能會導致這樣一種局面，即全球南方的大片地區將事實上被排除在國際體系之外，儘管從法律上講，它們仍然是合法的國際行為體。然而，這種排除也有其侷限性：“失敗國家”將繼續通過“輸出”新一波的非法移民、跨國犯罪（包括毒品和人口販賣）、污染等問題，引發國際問題。

不難預料，國際體系的不斷瓦解，尤其是中美之間的日益分裂，將給全球經濟、技術進步、氣候變化、全球糧食和能源安全帶來巨大損失，更不用説核擴散、地區衝突和國際恐怖主義等挑戰了。從理論上講，小國可以在中美兩個經濟巨頭的競爭中左右逢源，由此獲得額外的好處。然而，這種收益即使能夠實現，也會被影響到每個人的全球經濟損失所抵消。

當今的悖論是，世界迫切需要更高水平的全球治理，但當前的地緣政治趨勢卻將世界推向了相反的方向。這一運動的確切代價在於許多獨立變量，特別是取決於俄羅斯與西方的衝突可能會持續多久，以及中美戰略脱鈎的全面性和徹底性。

無論如何，在2035年，我們應該準備面對這樣一個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社會凝聚力下降，氣候變化和環境問題更加明顯且更具破壞性，自然資源競爭更加激烈，傳統和非傳統安全挑戰更加緊迫。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時代可能也會帶來一些無意中的好處——例如，軍事技術競賽的加速可能會為民用技術的發展提供新的助力。它可能會像二十世紀下半葉冷戰時期那樣，推動東西方新的社會保護、經濟發展、教育和研發戰略。然而，所有這些好處都無法抵消全球體系分裂所帶來的新問題和新風險。

因此，至關重要的是，在未來十年中，負責任的行為體應能夠以最有序、最不痛苦的方式管理分裂，即使它們在理想的世界秩序問題上仍存在根本分歧。國家領導人是否有能力掌握“分裂管理”的藝術，還有待觀察。這門藝術需要極大的耐心、同理心、耐力和遠見——這些都是國家治理所需要的素質，而這些素質一直都很欠缺。

不會有“大協議”

從現在到2035年，全球主要參與者能否就世界新秩序的基本要素達成一項戰略協議（新的“大協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誰應該參與這樣的安排？又應該如何制定法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自主的國際政治和經濟子系統是否有可能長期共存（如果世界繼續沿着“東西”和“南北”路線分裂的話）？

新的“大協議”看起來極不可能，至少有兩個原因。首先，實際上不可能確定誰應參與這一倡議。上一次“大協議”是1945年由五個戰勝國達成的，它們同意創建聯合國。儘管它們在許多問題上存在分歧，但仍設法達成了可接受的妥協，部分原因是它們只有五個國家，而且它們在許多方面都願意遵守共同的遊戲規則。如今，很難想象一小羣國家（如聯合國安理會五常或二十國集團）能在沒有其他國際參與者（包括國家和非國家參與者）的情況下，就全球治理的基本問題做出決定。即使做出了這樣的決定，也會有明顯的合法性缺陷，而且難以執行。另一方面，很難想象聯合國193個會員國加上數百傢俬營企業、民間社會機構和其他國際行動體能夠談判達成一項“大協議”。如果今天這種可能性如此之小，那麼到了2035年，當全球政治和經濟變得更加複雜和多維時，這種可能性又怎麼會變大呢？

1942年1月1日，美、英、蘇、中等26國在華盛頓發表《聯合國家共同宣言》並簽字（圖片來源：聯合國官網）

事實上，在今天的條件下，在可預見的未來很難產生最終的贏家，這是當今時代與過去歷史的重大區別。換句話説，我們不能指望歷史上的“大協議”重新出現，時代變了，條件不再一樣。新的“大協議”，即新的國際秩序，只能在沒有最終贏家的條件下構建，也就是説，不再是贏家制定規則，世界其他國家只能被動接受贏家通吃的局面，而是必須通過多個國際行為體之間的平等協商達成妥協。這正是最大的難點所在，因為它要求主要行為體在政治地位上平等相待，接受彼此所代表的文明和意識形態體系的存在，接受彼此在國際秩序構建中的權力，並就各自不同的國際秩序基本理念和規則達成妥協。可以預見，在中近期未來，在所有這些方面都不可能取得全面突破。

其次，從歷史上看，“大協議”都是在大規模國際衝突之後達成的，這些衝突有助於確定和衡量體系內新的力量平衡。三十年戰爭（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拿破崙戰爭（維也納協約）、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體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雅爾塔-波茨坦體系）之後的情況就是如此。然而，今天，主要國際行為體之間的直接軍事衝突幾乎不可避免地會演變成任何行為體都無法承受的全球核戰爭。因此，為了測試不斷變化的力量平衡，主要行為體不再使用傳統的軍事衝突，而是使用各種替代手段——代理人戰爭、混合戰爭、經濟戰爭、技術戰爭等。這些替代品的好處是可以控制風險，限制對抗成本，但壞處是無法精確測量力量對比的變化。所有這些代理戰爭和混合戰爭都可能持續很長時間，卻無法確定最終的贏家。如果沒有最終的贏家，就不可能有“大協議”。到2035年，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根本變化；相反，我們有理由相信，11年後，代理戰爭和混合戰爭的範圍將顯著擴大。

如果這一假設是正確的，那麼就意味着我們將長期生活在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裏。我們非常希望至少能在某些領域保持真正的全球合作，而不僅僅是地區合作，這些領域涉及相對“毒性”較小但卻至關重要的領域，如敏感技術、生物多樣性、資源管理等。然而，如今即使是人工智能、轉基因生物、公共衞生和氣候變化等看似技術性的問題，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色彩，並被主要行為體用來謀取對對手的優勢。全球公域的這種“政治化”將不可避免地為碎片化世界中真正的全球合作設定嚴格的限制。這種合作雖然非常需要，但很可能只能在2035年之後才會重新出現。

基於項目的多邊主義

是否有可能在“自下而上”的基礎上，即通過一套針對具體問題的戰術性、情境性、交易性協議，恢復可接受的全球和區域治理水平？如果可以，那麼在近期和更遠的未來，哪些問題的“毒性”最小、最有希望？這些協議如何才能發展成為更具戰略性、持久性和綜合性的協議？

全球治理可以按兩種順序進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方法是首先在宏觀層面達成共識，確定基本概念、思想、價值觀、框架、機制等，然後在此基礎上推進具體措施。而“自下而上”則是在缺乏宏觀共識的情況下，繞開在理念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通過具體務實的合作，推動全球治理由有局部向全局、由低級向高級逐步發展。

最理想的方式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同步協調，但在大國尖鋭對立的情況下，要就各自不同的理念、主張、價值、願景達成共識，難度巨大且曠日持久。因此，在戰略層面推進全球治理的同時，可以“自下而上”為主要突破口，通過在具體問題上合作成果的積累，推動全球治理規模越來越大、層次越來越高。

全球治理的“自下而上”方法有許多不足之處和潛在缺陷。首先，狹義的議題幾乎沒有妥協的機動空間，因為雙方無法期望對方在一個領域做出讓步後，在另一個領域或在未來某個不確定的時間點做出互惠安排（即IR理論中所説的“擴散互惠”）。其次，“自下而上”的方法在建立雙方信任方面潛力有限，因為它通常不涉及安全或發展的核心問題，而是側重於相對較小的、主要是技術性的問題。第三，這種方法很少引起公眾的關注，這也是這種方法可能達成的戰術性和技術性協議不易得到公眾廣泛支持的原因。

不過，它的一些侷限性也可被視為潛在的比較優勢。通常情況下，小規模和漸進式協議可以保持在政治雷達屏幕之外，不需要繁瑣和複雜的政治批准程序。審議的問題技術性越強，就越能讓專家發揮積極作用，擴大他們的自主權，使其不受政治家的影響。此外，我們從歷史中清楚地知道，關聯模式並不一定是談判中的積極因素；在許多情況下，將一個問題與另一個問題掛鈎會給談判進程帶來更多的複雜因素，延誤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

如果考慮以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重建全球治理的最有希望的優先專題，那麼關注三個關鍵領域是有意義的。第一，共同的安全威脅（如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國際恐怖主義、高科技犯罪）。第二，與新的敏感技術相關的挑戰（人工智能、網絡和生物技術、互聯網管理、轉基因生物和分子工程）。第三，人類與其環境之間的複雜關係（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和環境保護、資源管理和向可持續發展的轉變）。在所有這三個領域中，我們都應從相對較小的、漸進的步驟開始，逐步過渡到更全面、更具政治分歧的全球管理方面。

在這些內容廣泛的領域中，是否有任何一個能在2035年之前取得實質性進展，仍是一個未決問題。每一個領域都有自己的利益相關方、變革驅動力、政治和技術障礙、實施機制和核查挑戰。每一個領域都有其自身的邏輯和動力，但歸根結底，所有三個領域都是相互關聯和相互依存的，因此一個領域的任何成功或失敗都會對其他兩個領域產生重大影響。

另一方面，似乎至少在上述某些問題上，世界確實正在接近不歸點，過了這個不歸點就再難以回頭，我們重新控制負面趨勢的能力就會戛然而止。也許，最合適的辦法是把重點放在2035年之前無法迴避的最緊迫的危險上，儘管要就優先事項短名單達成共識也是一個相當艱鉅的挑戰。

對俄羅斯和中國的影響

這對俄羅斯和中國意味着什麼？基於不斷變化的世界力量對比，以及客觀存在的資源、人口、技術和其他制約因素，兩國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過程中各自能發揮什麼作用？俄羅斯和中國在哪些領域具有比較優勢、可以在全球發揮領導作用？如何將這些優勢“可操作化”？

如果我們談論的是2035年的俄羅斯，我們可以假定此時烏克蘭衝突已經結束，與西方的某種妥協已經達成。這種妥協將是階段性和局部性的；即使到了2035年，美國和歐盟在2022-2024年對莫斯科實施的部分制裁仍有可能繼續存在。即使在11年後，也不太可能完全恢復2022年之前的俄羅斯與西方關係模式。即使成功避免了與北約的直接軍事衝突，恢復了與西方的某種程度的合作，俄羅斯的亞洲支點仍將繼續發展。與此同時，俄羅斯還將繼續探索在世界其它地區的機遇，包括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

俄羅斯通過“西伯利亞力量”管道向中國輸送天然氣（圖片來源：外媒）

然而，到2035年，俄羅斯將需要在新的國際體系中找到自己的適當位置。特別是，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之後，俄羅斯必須確保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俄羅斯目前作為碳氫化合物資源和精選原材料的主要提供者的角色，在未來的10-15年裏難以繼續維持下去。全球石油消費可能在20世紀30年代初甚至更早達到頂峯，而全球天然氣需求將在大約5-7年後達到頂峯。莫斯科要想在全球軍火市場或航天發射領域保持現有份額，可能會遇到重大問題，因為許多新加入者將積極爭取新合同。這不僅意味着俄羅斯對外經濟政策的深刻變化，也意味着國家整體現代化戰略必須進一步擺脱2000年代初的模式。長期的人口問題也將促進這一轉變，而這些問題不會到2035年消失。

2035年及以後的選擇之一是將俄羅斯定位為“綠色國家”，即主要強調保存、環境保護和“綠色生產”。鑑於俄羅斯幅員遼闊、自然資源豐富多樣、空間尚待開發，俄羅斯可能會發現自己在2035年這個濃縮而擁擠的世界中處於有利地位。同時，俄羅斯仍可在基礎科學、研發、教育、公共衞生和城市規劃等某些領域展示其比較優勢。所有這些領域的主要挑戰將是釋放俄羅斯社會的創造潛力，並在激烈的國際人力資本競爭條件下留住最優秀、最聰明的人才。

最後，俄羅斯可能與其他大國一起履行安全提供者的職能。這些職能可能會擴展到部分後蘇聯地區以及中東和非洲等世界不穩定地區。理想情況下，這種參與應在聯合國的主持下進行，但如前所述，到2035年，聯合國的效率不可能大幅提高；因此，莫斯科與其合作伙伴之間的安全安排可能通過適當的雙邊或多邊協議進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俄羅斯未來的國際地位將取決於該國為各種全球公域做出貢獻的能力，以及將自身定位為可靠和可預測的國際夥伴的能力。

從中長期看，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可能將更加複雜，面臨的國際挑戰可能將更加嚴峻。未來，大國關係的態勢將發生變化，俄美關係和中美關係在美國外交中的地位可能會發生對調。烏克蘭戰爭結束後，隨着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的緩和，俄羅斯可能不再是美國“最直接的威脅”。與此同時，中美關係將成為美國最直接關注的焦點。這並不是説俄美關係將轉為友好，中美關係必然惡化，而只是説俄美關係對美國外交的挑戰將相對降低，中美關係將成為美國外交最突出的重心。這意味着美國將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資源轉向亞太地區，更加大力地推進美國主導的排他性政治、安全和經濟機制，旨在建立對中國的戰略遏制體系。與此同時，北約的活動也將進一步向亞太地區延伸，使中國的戰略安全環境更為不利。而中國南海、台灣海峽、以及東北亞等熱點問題不會降温，還有可能更熱，處於更易於爆發的狀態。

但中國在國際秩序建設中的作用只會更高。這首先是因為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將保持上升趨勢。中國的經濟發展可能在一個時期加快，在另一個時期放慢，但中國作為世界綜合國力最強國家之一的地位是穩固的。很多人經常預測中國是否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中國並沒有把超越美國作為自己的發展目標。中國有自己的發展需求和發展軌跡，最重要的是保持向前發展，國家實力不斷增強，滿足國內民眾越來越高的生活需求。

中國在國際秩序建設中的“個性”將更加鮮明，更積極地參與國際治理，願意提出自己的理念，提供更多公共資源，發揮更大和獨特作用。中國已經提出了自己的基本理念和設想，即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總體框架，以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為主要支撐。顯然，中國的視角是全球性的，它是着眼於形成統一的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機制。

合作的必要性

在現行國際秩序瓦解、新國際秩序尚未形成的時期，中俄在國際秩序建設領域的合作應以建設性的方式進行，以穩定為導向，旨在通過提供建設性的要素更新現有國際秩序中的不合理和不公平之處，而不是不計後果地摧毀所有原有秩序和機制。

2023年8月，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五次會晤將於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圖為8月17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拍攝的金磚峯會條幅。（圖片來源：新華社）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兩個常任理事國，中俄兩國對維護聯合國這一世界上最具廣泛代表性的多邊機制負有重要責任，應努力通過合理改革使聯合國適應時代變化，恢復其權威性，提高其有效性，重新發揮其在國際事務中的核心作用。

中俄作為“南方國家”的一員或合作伙伴，應與“南方國家”攜手，共同進行國際秩序建設和全球治理。全球南方不是一個實體，沒有明確的定義，其內部具有多樣性，也沒有完全相同的訴求。因此，不能指望與全球南方形成某種單一的合作機制，但有可能形成多層次、多領域、多形式的網格狀合作形態。

上合組織和“金磚國家”本是參與國之間政治、經濟、安全和人文合作的平台，但隨着其發展壯大，它的功能開始拓展，對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一方面，這兩個機制已經擁有眾多成員，並還會增加更多，它們已具有跨地區甚至全球性的規模，在政治和經濟上已經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另一方面，作為由不同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宗教和文明的國家組成的合作機制，它們的實踐也是國際秩序建設和全球治理的寶貴借鑑。中俄兩國都是這兩個機制的主要參與者，因此，兩國在合作中也應更加註重與國際秩序建設和全球治理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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