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韶山：以“威懾”為名，美國故意在南海釘楔子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鮑韶山 翻譯/馬力】

當我們想到東南亞及其海洋和水系時，腦海中就會經常浮現出南海和台灣海峽周圍的緊張局勢。該地區的地緣政治基本上是圍繞海洋展開的。然而，海洋既是爭端的焦點，同時也是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維護區域安全可資利用的共同資源。

近幾個月以來，許多主流媒體都在關注中國和菲律賓之間因一艘擱淺在仁愛礁的菲律賓船隻而引發的緊張局勢。去年4月，菲律賓和美國宣佈將在菲新建四個海軍基地以擴大兩國之間的軍事合作。而最近，美國、菲律賓、日本和澳大利亞四國在南海舉行了海上聯合軍事演習。作為回應，中國也派出了自己的巡邏船。

當地時間2024年4月7日，南海，在澳大利亞、美國、日本和菲律賓的聯合海上演習中，“阿克博諾”號航母、“瓦拉蒙加”號航母、“安東尼奧·盧納”號航母。（圖源：視覺中國）

與此同時，台灣海峽的局勢也十分緊張。美國已經把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部署在了台灣的金門和澎湖等島嶼上；而稍早之前，美國國務院批准了價值達3億美元的對台軍售計劃。

這些地緣政治動態的確是該地區安全局勢的一部分，但它們並不是這個地區的全部。事實上，這些動態往往掩蓋了南海區域內各國之間正在進行的合作和進一步深化合作的潛力。

東南亞海域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全球人員往來、開展商業活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而且千百年來一直如此。由於東南亞地區大多數國家都沿海，瞭解這一地理條件所帶來的機遇、挑戰和制約因素，對於我們思考該如何在這一地區塑造未來的經濟和安全環境至關重要。

毫無疑問，海洋和水系是風險的載體，它們可能成為不穩定和緊張局勢的發源地，但同時它們也可以成為帶來經濟發展和地區活力的有利條件。管理海洋這一公共資源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多方機構、程序和政府治理。媒體的頭條報道往往會放大主權和領土爭端以及海上通道的軍事化，但卻很少涉及另一層面的內容，即區域各國完全可以通過有效治理和開發本地區的海洋資源，共同促進該地區的和平與繁榮。

軍演之外，東南亞地區合作在行動

東南亞（在這裏我把所有的東盟成員國都包括在內）是一個以海洋為主要背景的區域。即使是那些位於亞洲大陸上的國家（如越南、柬埔寨、泰國和緬甸），也是通過無數的河流與海洋緊密相連的。而剩餘其他國家的領土則主要是羣島和島嶼。其中只有老撾是個完全不靠海的內陸國。從歷史上看，這些國家的人民之間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水域和水道的影響。

該地區內部的貿易，以及該地區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主要是通過海洋進行的。歷史上如此，今天也沒有變化。

當地時間2023年5月26日，泰國曼谷，Bang Na區的一個倉庫裏堆放着集裝箱（圖源：視覺中國）

該地區的港口城市是商業網絡中的關鍵節點，貨物、服務、人員和知識在它們之間流動。這些港口城市一直髮揮着中轉站和轉運港的作用，它們不僅將東南亞的經濟聯繫在一起，而且還通過商業活動，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把中國、印度和波斯這幾大文明聯繫在一起。

如今，東南亞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的支柱。RCEP有15個簽署國，由東盟發起，已於2021年生效。除東盟十國之外，其他RCEP成員國還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新西蘭和澳大利亞。

最近，在中國海南省海口市舉辦的“2024RCEP海洋經濟區域合作青年論壇”上，“促進海洋和藍色經濟合作”是與會人員發出的核心信息。我也有幸受邀參加了這場活動，並分享了我自己的一些觀點。

來自RCEP各成員國的220多名代表在論壇上就如何促進合作的開展提供了各自的看法。在論壇上，“藍色經濟夥伴關係”被確定為《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係2030年願景》的關鍵目標。此外，與會者還就以下目標達成了重要共識：

1.推動區域藍色經濟倡議實現進一步整合：優化海洋利用的資源和功能分區，促進與海洋經濟有關的跨境貿易和投資活動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2.共同打造可持續發展的“藍色引擎”，堅持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原則，推動漁業、海洋旅遊、港口航運等產業的綠色轉型，促進風能、太陽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開發應用；

3.共同保護和開發海洋資源，其中重點關注海上可再生能源、可持續漁業資源、海水淡化以及海洋生態管理和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領域；

4.提高藍色經濟的發展能力，着重促進區域內較先進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技能和知識轉讓；

5.共同促進和擴大與藍色經濟相關的教育和培訓領域以及相關科技領域的人員交流；

換言之，人們已經認識到，對海洋公共資源進行有效的管理和開發是區域內各國經濟和社會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東南亞地區的海洋和水系環境藴藏着豐富的資源。以公平和可持續的方式對這些資源進行開發對各國構成了重大挑戰。在解決爭端方面，開展有效的對話是可以取得進展的，例如泰國和柬埔寨關於泰國灣的領土爭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泰柬兩國已經達成協議共同解決權利主張的衝突問題，並將共同開發該地區的資源。

最近，柬埔寨和中國就共同修建德崇扶南運河達成協議，這條運河開通後，柬埔寨將不再受制於越南，擁有直接參與海上貿易的出海口。這個耗資17億美元的運河項目，溝通內陸，直達柬埔寨在泰國灣沿岸西哈努克市附近的凱爾深水港。此外，海口舉辦的此次論壇還提出了進一步開發柬埔寨河流生態系統的建議，未來將通過電動船舶把柬埔寨上游地區與港口連接起來，並建立太陽能發電網絡。

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印尼和中國建立了加強雙邊海事合作的機制。中國和印尼科學家正在共同繪製印尼海域地圖。目前印尼僅對該海域的19%繪製了地圖。

上述這些只是地區合作的一些例子，但情況是複雜的。

美國的企圖破壞了亞洲以東盟為中心的地區組織原則

儘管各方對海口論壇上提出的核心目標做出了相當大的共同承諾，但在推動區域內的海洋合作時，地緣政治現實仍然是各國無法繞過的問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對亞洲的軍事化已經是人們習以為常的了。在報道該地區安全局勢的新聞時，西方主流媒體往往會這樣開場：我們正在目睹中國自二戰結束以來在和平時期進行的最大規模的軍事發展，正是這種發展引發了美國及其地區僕從國的“防禦性”反應，這些國家包括作為殖民地的菲律賓、作為戰後附屬國的日本和一個焦慮的半帝國主義國家澳大利亞。

然而，有關中國近期軍事現代化的説法並無證據支持。眾所周知，美國的國防開支要遠遠超過中國。事實上，美國的國防預算超過了其後10個國家國防預算的總和。悉尼科技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的格雷格·奧斯汀（Greg Austin）最近的分析表明，關於中國軍事發展有史以來和平時期規模最大的説法是沒有根據的。前蘇聯和美國的軍事發展規模都更加龐大。

中國的軍事力量的確有了長足發展，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不過，這一切都離不開一個歷史背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一個域外強國實際上對該地區採取了擴張性軍事政策，而該域外強國首先體現出了“主動外交”的傾向。當然，這裏我指的是美國。

根據非營利性機構亞太研究網絡（Asia Pacific Research Network）的數據，僅在東北亞和太平洋地區，美國就擁有240多個軍事基地，共有8萬多名軍人被部署在這一地區。大衞·維恩（David Vine）已經編制了一個可供公眾查閲的關於美國在世界各地設置軍事基地的詳盡數據庫。

而且，美國也有采取密集軍事幹預行動的記錄。根據莫妮卡·達菲·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和西迪塔·庫什（Sidita Kushi）在2022年出版的《死於劍鋒》（Dying by the Sword）一書中提供的歷史數據，從1946年至1989年期間，美國平均每年進行2.4次軍事幹預；而從1990年至2019年期間，平均每年進行3.7次軍事幹預。他們把美國描述為“一個沉迷於軍事幹預”的國家。達菲·托夫特和庫什還指出，美國在1989年後不僅在次數上，在程度上也加強了干預行動，而且這一時期是美國的單極霸權時期，美國國家安全受到的威脅是最小的。

總而言之，歷史證據表明，美國一直“沉迷於使用軍事力量”，在解決國家間問題時更傾向於進行軍事幹預，而不是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問題。美國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相信自己的軍事優勢無可撼動的。

截至2023年，美國在全球共有902個海外軍事基地，主要集中在與中國接壤的地區或中國周邊的緩衝區，嚴重破壞了全球南方國家的主權。（數據來源：“全球南方洞見”）

事實上，問題的本質並不在於中國軍事現代化本身，而是在於美國已經得出結論，它認為中國是一個不能助長其持續發展的同台競爭者和系統性威脅。對某些人來説，中國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一種生存威脅。

在雙邊經濟層面，美國表面上以國家安全為名，通過加徵關税和在高科技領域實施越來越多的出口禁令，來試圖扼殺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此同時，美國意識到自己已不再享有對其有利的不對稱軍事力量，美國一直在不遺餘力地試圖重新獲得軍事優勢地位。

令人擔憂的是，里根總統的“以實力求和平”理論由於其實力的衰弱而不再具有可持續性。因此，在地區層面，美國計劃在兩個方面採取行動。首先，美國通過加強其區域軍事力量（即製造和擴大不平衡）來尋求“對其有利”的力量均衡。其次，作為一種“分而治之”的策略，美國試圖煽動整個地區的不穩定和對中國的恐懼感，同時召集其地區盟友形成新的效忠結構。這就是成立AUKUS和QUAD的目的所在。

美國以“威懾”為名追求實力的不平衡（也就是意圖恢復美國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是實現可持續的地區和平的大忌。“威懾”的説辭其實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以“威懾”為名所採取的行動實際上會使局勢變得更加危險。

“威懾”是有很大失敗風險的，最近佔據壓倒性軍事優勢的以色列卻並未能阻止哈馬斯的襲擊就證明了這一點。威懾最多隻能爭取時間，但卻可能造成事與願違的結果。追求“威懾”非但不能威懾他人，反而可能會刺激各國加入地區軍備競賽，因為各國都在努力“壓倒”競爭對手。此外，追求“威懾”往往會導致敵對聯盟的形成，使局面更加惡化。

在亞洲地區，美國追求對自身有利的力量均勢，事實上破壞了以東盟為中心的地區組織原則。美國實現對亞洲地區主導的意圖，與旨在確保區域內各國能夠按照自身利益並通過自己的方式採取一致行動的政治架構是格格不入的。諸如AUKUS和QUAD這樣的聯盟機構，實際上使東盟在區域內處於從屬地位，把旨在通過協商一致原則在地區事務處理中處於中心地位的東盟推到了邊緣。

安全與繁榮可以共生

然而，東盟在維護地區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方面一直髮揮着重要作用。RCEP貿易協定為擴大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各國之間的合作奠定了基礎。如上所述，海洋經濟或藍色經濟合作就是其中的一個領域。這一重點合作領域與同時進行的其他不那麼具體的制度性發展領域是存在交叉的。

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曾經歷過嚴重的不穩定。雖然人們已經汲取了教訓，但這一深刻教訓絕不能被遺忘。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後果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亞洲金融危機是由與流入該地區的資本相關的過高外匯風險所引發的。當時亞洲國家國內金融部門的美元和以美元計價的信貸積累過多。隨着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美元流動性問題隨之出現並蔓延到整個亞洲，這導致在危機之後，為確保本區域的經濟免遭未來不穩定因素（如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區域性金融機構應運而生。

馬來西亞曾提議建立一個不包括美國、澳大利亞或大洋洲國家的東亞經濟合作組織（EAEC）。這一提議並沒有變為現實，但卻促成了東盟+3（中國、日本和韓國）的出現，這一機制最終擴大到把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都納了進來。這構成了日後RCEP得以簽署的基礎。為了加強區域金融合作、降低過度依賴美元體制的風險，亞洲開發銀行、“亞洲債券市場倡議”（2002年12月啓動）和“清邁倡議”（2010年3月24日啓動）等機制應運而生。

其中，“亞洲債券市場倡議”是由東盟+3集團提出的，目的是發展當地貨幣債券市場，作為以外幣計價的銀行貸款的替代資金來源。而“清邁倡議”是一個東盟、中國大陸、中國香港、日本和韓國之間的多邊貨幣互換安排。該倡議誕生於東盟+3成員國於2000年5月達成的一系列雙邊互換安排，目的是更好地應對短期流動性挑戰，避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形成過度依賴。“清邁倡議”的外匯池規模約為2400億美元。

最近，一些東盟國家已經開始通過方便的二維碼用本國貨幣實現跨境支付。這種金融基礎設施的出現意味着，作為跨境支付媒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取得了進展。此外，由中國人民銀行、香港特區金融管理局、泰國銀行、阿聯酋國家銀行和國際清算銀行參與的“mBridge倡議”也在探索如何用自己的貨幣進行貿易結算。

支付寶、微信等中國移動支付平台已經可以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使用

隨着技術平台的測試和各國貨幣數字化的推進，此類倡議已經是大勢所趨。在區域內貿易不斷增長的加持下，RCEP網絡完全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多貨幣生態系統。與此同時，數據治理和監管體系方面的區域合作也在持續推進。數據系統和數據治理的協調統一是發展數字貨幣結算系統的重要內容。協調統一的跨境數據治理和技術解決方案可以支持貿易活動，同時也能夠降低參與國遭受支付系統被武器化的風險。

亞洲地區要有能力抵禦制裁並免遭美元市場波動和美聯儲貨幣政策變動帶來的風險。在跨境貿易信息系統的整合上發揮關鍵作用的區域內政府和國家機構，以及地區性運營的技術平台，對實現這些目標至關重要。在新的數字標準基礎上建立這些系統將促進區域一體化，並有助於鞏固地區金融自主權和各國金融主權。

數字貨幣的發展與整個區域實體經濟的擴張和一體化是同步進行的。虛擬領域的治理促進並加強了資源領域的發展，這其中也包括整個地區賴以生存的海洋和水系。利用海洋和河流提供的可再生能源是海口論壇達成共識的一個重要方面。開發風能、太陽能和潮汐發電系統有助於逐步減少對化石燃料依賴所藴含的風險（其運輸線路可能被切斷），並有利於提高整個地區的能源安全水平。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認為，繁榮與安全是一對非此即彼的選擇。這種觀點未必正確，而且必須受到質疑。與其觀點相反，我們需要把繁榮與安全看作是一種共生的關係；其中一方越鞏固，另一方也應該越鞏固。在管理和開發海洋公共資源方面的全區域發展合作，以及在數據和支付系統方面的相關機構建設，都是建立在二戰以來亞洲經濟和政治機構建設所取得的成功基礎之上的。東盟在為地區穩定創造條件方面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儘管這一作用並未得到充分的重視。近年來，東盟在發展金融和貿易機構方面發揮了重要的協調和帶頭作用。

中國將繼續為亞洲安全與繁榮做出積極貢獻

一項行動是促進和平與穩定，還是引發不穩定和緊張局勢，是檢驗該行動好壞的可靠標準。而有助於鞏固東盟中心地位，還是會削弱東盟中心地位，是在體制方面的檢驗標準。因此，整個地區的人民都面臨着選擇。主要的選項如下：

1.在未來，以地區多極化為主要運作方式，其不可分割的安全與繁榮依賴地區國家通過東盟為支點的多極化體制來實現。

2.或者是，在未來，地區穩定受制於一個外來大國，而該大國的地區影響力來自於歷史上的殖民勢力，從而讓該地區承擔與域外國家的利益有關的風險。

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告訴我們，如果被迫做出選擇，東盟受訪者首次表示更願意親近中國（50.5%）而非美國（49.5%）。而去年的數據還是38.9%選擇中國，61.1%選擇美國。除了菲律賓和越南這兩個逆流而動的國家以外，新加坡態度保持不變，其他七個國家的受訪者都很明顯變得更加親近中國了。這一數據的變化表明，該地區的人民越來越傾向於希望看到美國在該地區影響力的下降。

長期以來，殖民主義的陰影籠罩着整個地區。非殖民化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果，但還遠未完成。通過全球金融體系、用美元發放的發展援助資金，以及美國持續的軍事存在，法律上的主權一直被事實上的殖民勢力所削弱。

中國完全有能力抵禦美國的軍事進攻。美國不再單方面擁有控制南海的毋庸置疑的能力。材料科學和各種技術的不斷發展，再加上高效的製造業供應鏈，確保了中國擁有高效、強大的戰鬥力。但這並不是一場比拼男子氣概的較量，那是使用“威懾”話術的愚蠢之舉。相反，這一切關係到該如何建立一個維持該地區持久和平與繁榮的穩固架構。

中國經濟佔RCEP成員國GDP總量的54%。中國是該地區最大的貿易參與者；而東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還是該地區最大的投資者和發展融資的提供者。此外，中國在應用技術開發方面在該地區乃至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這有助於更好地進行海洋管理和海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東南亞地區的海洋和河流資源是區域公共資源的一部分，各國可藉此找到共同的平台，並通過這一平台擴大藍色經濟發展和可再生能源開發，並最終提高自身的自主性。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可以為鞏固亞洲的自主性、在地區多邊主義框架內進行協調並促進安全與繁榮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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