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曾經的越戰、現在的巴以戰爭:美國大學生為何同情巴勒斯坦?
guancha
【文/劉燕婷】
4月23日,加沙戰爭來到第200天,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人數已經突破3萬,美國校園的反戰示威也進入新高潮。
3月開始,範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出現反戰學生的示威遊行,最後有多位學生被捕、3人被學校開除;4月12日,反戰的耶魯大學學生在校內集體絕食,活動逐漸形成規模,22日警方以“非法入侵”的名義逮捕了在場的60名示威者,其中有47名學生;4月17日,哥倫比亞大學的反戰學生開始在校內搭建“加沙團結營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校方隨後授權紐約市警察局突襲校園並進行大規模逮捕,一度被強行拆除,卻又很快恢復。這次逮捕也標誌着自1968年反越戰示威以來,哥大首次允許警方鎮壓校內抗議活動。
4月20日,南加州大學也爆發大規模示威,校方原本安排成績優異的畢業生阿斯娜·塔巴蘇姆(Asna Tabassum)在畢業典禮上致辭,卻因猶太團體公開質疑前者立場親巴勒斯坦、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和點贊反以色列的觀點、具有“反猶”傾向,導致校方直接取消了塔巴蘇姆的致辭資格,校內輿論也因此炸裂;4月24日,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反戰學生集體靜坐示威,德州警方隨後以“打擊反猶主義”之名入校驅散學生、拆除營地,導致至少10人被捕。

當地時間4月28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校園內爆發衝突。(圖源:CNN)
但上述事件都不是孤例。放眼全美,包括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密西根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愛默生學院、塔夫茨大學、馬里蘭大學和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洪堡分校,都出現了親巴勒斯坦的反戰示威。儘管各校有的是強力手段、警力奧援,能在“打擊反猶主義”的大旗下驅散人羣,卻依舊無法阻擋學生的前仆後繼。
這種場景畫面,讓人想到1960年代的反越示威。當然,當年的規模遠勝今日,兩場衝突的背景脈絡也不甚相同,但毫無疑問,大學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比較兩波運動的源起,當時的大學生之所以踴躍反戰,除了越戰本身的媒體形象極度糟糕、戰事膠着多年、徵兵波及年輕人外,很大程度也與民權運動、新左派思潮、甚至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所催生的嬉皮(Hippie)風尚有關。
換句話説,對當年的大學生來説,反戰實踐既有個人意志,也不能脱離某些時代背景的宰制。時隔60年,美國這次的校園反戰示威也是同樣道理。
學生的憤怒早有跡象
首先,校方、猶太團體對學生們的“反猶”批評當然言過其實,不過觀察戰前民調數據也能發現,這代大學生與前人相比,確實是對以色列“相對沒有好感”的一代。
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7月公佈的“美國人對以色列觀感”調查為例:55%的美國人對以色列持正面觀感,41%的美國人持負面觀感,整體看來正面略多。不過如果細究各年齡層,就會發現不同世代的差異相當明顯。
首先是戰後嬰兒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這代人大致對應了調查中的“65歲及以上”區間,對以色列的好感高達69%,是各區間最高,反感也只有29%;再來是X世代(1965-1979年出生),其大致對應了調查中的“50歲-64歲”區間,對以色列的好感依然有60%,反感則來到36%;接着是千禧世代(1980-1996年出生),這代人大致對應調查中的“30歲-49歲區間”,對以色列的好感降到49%,反感則上升到47%;最後是Z世代(1997-2012年出生),其大致對應調查中的“18歲-29歲”區間,對以色列的好感只有41%,反感則創下56%新高。
有趣的是,這種世代差距也在同一份調查的其他問題中體現。
例如“對拜登(Joe Bidne)處理以巴問題的觀感”,整體數據顯示有62%的受訪者不確定拜登是否過於偏袒某一方,有16%認為拜登正在取得正確的平衡,有13%認為拜登過於偏袒巴勒斯坦人,只有8%認為拜登過於偏袒以色列人。
但如果從不同年齡層來看,不同世代的認知顯然有差距。在“65歲及以上”區間,認為拜登取得正確平衡者有23%、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9%、偏袒以色列者只有3%;在“50歲-64歲”,認為拜登取得正確平衡者有18%、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4%、偏袒以色列者只有6%;但到了“30歲-49歲”,認為拜登取得正確平衡者有14%、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0%、偏袒以色列者則來到9%;接着是“18歲-29歲”,認為拜登取得正確平衡者只有11%、偏袒巴勒斯坦者只有9%、偏袒以色列者則高達16%。
整體來説,在這次加沙戰爭爆發前,美國家庭早就存在關於以巴衝突的代溝,尤其是正在讀大學的Z世代,明顯與作為其父母的X世代嚴重分歧,前者對以色列的反感、對美國政府偏袒以色列的不滿,都創下歷代最高。

4月24日凌晨,抗議者在美國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參加示威活動。新華社記者李睿攝
10月7日衝突爆發後,這種世代分歧自然又被撕裂得更厲害。10月17日,昆尼皮亞克大學(Quinnipiac)公佈全國民調,顯示18-34歲的受訪者中有51%不贊成美國向以色列運送軍備以應對哈馬斯的襲擊,但50-64歲的受訪者中有高達77%表示贊成;10月21日至24日進行的《經濟學人》/YouGov民調也顯示,在18歲至29歲的族羣中,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比例(28%)略多於同情以色列人的比例(20%),這種分佈樣態與65歲及以上相差甚遠,後者有高達65%同情以色列人,但只有6%同情巴勒斯坦人。
之後隨着以色列進攻加沙,年輕人的不滿更加沸騰。
2023年12月,以色列被南非以“種族滅絕”之名告上國際法院,皮尤研究中心也在該月公佈了“美國人對以色列與哈馬斯戰爭看法”的民調結果:18-34歲受訪者中,有38%認為以色列的軍事行動“過頭了”;在35-49歲受訪者中,這個數據是27%;在50-64歲(23%)、65歲(16%)以上的受訪者中,這個數據則顯著遞減。
2024年1月,以色列被國際法院宣判“必須防止種族滅絕”前夕,《經濟學人》/YouGov公佈民調,顯示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35%)認為以色列正對巴勒斯坦人實行種族滅絕。而這個數據在18-29歲的受訪者中高達49%,在30-44歲受訪者中也有44%,但在45-64歲受訪者就直接鋭減為28%,65歲以上受訪者的數據更是隻剩21%。
整體來説,民調數據為這波大學反戰潮提供不少線索:衝突爆發前,Z世代對以色列原本就是反感多於好感;即便這次衝突的導火線是哈馬斯閃擊觸發以色列報復,10月7日後幾個禮拜的民調依舊顯示,雖然X世代、戰後嬰兒潮一代相對同情以色列,Z世代卻依然相對同情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進攻加沙後,Z世代認為以色列正對巴勒斯坦人進行“種族滅絕”的比例,也比其他年齡層都高,幾乎到了每兩個人就有一人如此認為的程度。
而從年齡分佈來看,Z世代(1997-2012年出生)正好對應了當今的大學生與研究生,一羣本就對以色列好感不強的人,集體目睹了這幾個月的殘酷殺戮,且本國政府還是這場殺戮的最大靠山。這種情境無疑會加劇彼此的怒意串聯與共鳴,而校園剛好又為這股憤怒提供了展演空間,最後導致反戰示威在美國大學遍地開花。
大衞正在成為歌利亞
不過民調數據更多是以立場分佈的呈現,來解釋示威背後的情緒基礎。但要了解這代大學生的立場起源,還須迴歸其成長背景,以及美國當下的社會脈動。
首先是這代美國大學生的成長背景。這決定了其對以色列的認知,會與父母、祖父母的認知有所不同。
在戰後嬰兒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的成長過程中,以色列的形象大致與兩個事件有關:納粹大屠殺、以阿戰爭。大屠殺雖然發生在二戰期間,卻深刻影響了一代人的心理認知,猶太人因此成為“全世界都欠他們一個公道”的“神聖民族”,反猶主義也因此被識別為極度危險與禁忌的存在;以阿戰爭則強化了猶太人“被迫害”、“不得安居”的形象,而以色列“以少勝多”打贏戰爭,既滿足冷戰下美國的“必勝”情結,也迎合了“經歷磨難終受庇佑”的一神教敍事。
總之,受納粹大屠殺、以阿戰爭等事件影響,戰後嬰兒潮世代所理解的以色列大體等於“猶太人的重要避難所”,是這個民族經歷2000年流離苦難後,終於能迴歸的應許之地。儘管這場迴歸導致巴勒斯坦人大量流血,由此觸發了漫長的民族仇恨與衝突,但從數據來看,這代人還是更關注以色列的流血,認為這是猶太人“受迫害”的跡證;且當年的巴勒斯坦武裝一度有全球左翼支援,這在某些戰後嬰兒潮世代看來,實在不像手無寸鐵的弱者。

4月24日,人們在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校園裏舉行集會。新華社發(克里斯托弗·達維拉攝)
而上述認知也被X世代(1965-1979年出生)繼承,只是這代人出生在以阿戰爭尾聲、甚至是已經結束的時空,距離大屠殺也更有距離,對於所謂“猶太人被迫害”的感受已經不那麼強烈,卻也沒有發生顯著位移。而真正產生認知轉變的,則是再後來的千禧世代(1980-1996年出生)。
當千禧世代成長、開始形成對全球局勢的理解時,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義正好爆發,奧斯陸和平進程名存實亡,以色列侵吞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土地、剝奪水源、限制行動、審判不公、軍警濫用暴力的現象頻繁則出現新聞報道中。在這種情境下,關心全球事務的青年實在很難將以色列與“受迫害”的標籤相連結,因為現實環境怎麼看,都是巴勒斯坦人更適合這個描述。
這段認知轉變隨後也被Z世代(1997-2012年出生)顯著強化。這代青年不僅距離大屠殺十分遙遠,也沒有生活在以阿戰爭的歲月,更沒有經歷過1990年代以巴簽署《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的時空,沒有看過以色列左翼、巴勒斯坦温和派,曾經為了和平共存而攜手合作。從他們有記憶以來,現實中的以色列就是個不公正的佔領方,對加沙地帶執行漫長的不人道封鎖、多次發起攻勢遂行殺戮,對約旦河西岸的非法佔領更是肆無忌憚。
而Z世代基於成長背景所形成的“以色列是迫害者”意識,就跟戰後嬰兒潮世代認為"以色列被迫害"一樣,都是根深蒂固不易改變的認知。如今這種認知又受到美國兩股社會脈動的牽引,加劇了這次前仆後繼的校園反戰示威。

當地時間2024年4月24日,美國眾議院議長約翰遜(Mike Johnson)在沒有事先公開的情況下訪問哥倫比亞大學。(圖源:法新社)
第一就是TikTok等社交媒體在年輕人中崛起。根據2022年4月公佈的YouGov民調,被問及接收新聞的來源時,多數65歲及以上的美國人的回答是CNN、MSNBC、FOX等有線電視新聞(56%)或ABC、CBS、NBC等廣播電視新聞(53%)及其相應網站。這兩種新聞來源也是45-64歲美國人的回答前兩名。
但到了30-44歲美國人,排名第一的回答變成了Facebook、Twitter、Instagram、Reddit、TikTok等社交媒體(37%),接下來才是ABC、CBS、NBC等廣播電視新聞(33%);到了30歲以下美國人,排名前三的回答則是Facebook、Twitter、Instagram、Reddit、TikTok等社交媒體(41%),《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報紙或新聞網(28%),以及YouTube(27%)。
可以發現,與戰後嬰兒潮相比,Z世代美國人相當依賴社交媒體作為自己的新聞來源,連帶YouTube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這些平台有一共同特徵:不受美國傳統媒體的親以色列立場網羅。例如CNN媒體談論以巴衝突時,往往更聚焦以色列受到的傷害,更頻繁的討論以色列的人質、而非監獄中的巴勒斯坦人。
但社交媒體在這點上完全相反,甚至可以説是增加巴勒斯坦立場曝光的重要渠道。例如巴勒斯坦電影製片人比桑·奧達(Bisan Owda)、記者欣德·庫達裏(Hind Khudary)、記者多阿·阿爾巴茲(Doaa Albaz)、記者莫塔茲·阿扎伊扎(Motaz Azaiza)等,都通過Twitter、Instagram、TikTok等媒體發佈了自己在加沙的現場紀錄,吸引全球數百萬粉絲追蹤。此外,算法無疑會強化用户對相關信息的接收,也就是説,如果一位用户瀏覽了呈現加沙慘狀的影片,在算法的機制下,用户將在未來收到更多相關影片。
而在Z世代原本就不喜以色列、同情巴勒斯坦的基礎上,其對社交媒體的依賴明顯強化了這種情緒。以TikTok為例,#freepalestine這個主題標籤有高達327億次觀看,其餘類似標籤也有數十億、甚至百億觀看;與之相比,#standwithisrael這個主題標籤只有6.31億次觀看,#istandwithisrael也只有2.9億次觀看,這兩個已是支持以色列相關標籤中,唯二破億觀看的標籤。因此可以這麼説,儘管猶太金融資本財力雄厚,但在這場社交媒體的陣地爭奪戰,以色列明顯屈居下風。
而另一股催化大學示威的美國社會脈動,則是近年反覆延燒的族裔衝突。
在部分有色人種示威者看來,巴勒斯坦事業與美國的種族正義存在“跨界的共情”:民眾生活在不公的環境裏,被武裝的士兵或警察糟蹋生命與尊嚴,不論地點是約旦河西岸與加沙,或是美國的有色人種社區,唯一出路就是反抗。

當地時間2024年4月27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白宮記者協會晚宴開始前,示威者在希爾頓酒店外抗議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戰爭。(圖源:視覺中國)
而這種有色人種共情巴勒斯坦人的連帶意識,當然也有民調上的證據。2023年11月GenForward對18-40歲年輕人進行的民調就揭露,白人受訪者是唯一一個更同情以色列人(25%)而非巴勒斯坦人(18%)的種族/族裔羣體,其餘非裔(22%-10%)、拉丁裔(23%-15%)、亞裔(31%-12%)的數據,都是同情巴勒斯坦的比例多過同情以色列。
而被問及對美國政府支持以色列的感受時,白人受訪者中認為"過度支持"(28%)的比例是各種族/族裔羣體中最低,這一數據甚至與與認為“程度恰當”(28%)的比例等高,此外白人也是認為“過度支持”(28%)與“不夠支持”(13%)差距最小的種族/族裔羣體。
而與白人的回答相比,其他羣體的回答相對立體。例如非裔有33%認為“過度支持”、18%認為“程度恰當”、14%認為“不夠支持”,拉丁裔有35%認為“過度支持”、20%認為“程度恰當”、16%認為“不夠支持”,亞裔有46%認為“過度支持”、20%認為“程度恰當”、7%認為“不夠支持”。
顯然,有色人種不僅有更強的同情巴勒斯坦傾向,也對於美國扮演的角色更加不滿。值得注意的是,據美國統計,在2024年有資格投票的4,100萬Z世代年輕人中,45%是有色人種。上述數據也或多或少解釋了,為何美國大學會因千里之外的巴勒斯坦議題陷入狂怒,因為部分示威者已在一定程度上,進到過去Black Lives Matter(BLM)的示威情境中。在這個情境下,以色列軍人就像濫用槍枝的美國警察,被屠殺的巴勒斯坦人則像命喪警察槍下與膝下的美國有色人種青年。
整體來説,美國Z世代距離大屠殺已經相當遙遠,也對中東戰爭、奧斯陸和平進程沒有生活記憶,其對以巴衝突的認知起點,就是近年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持續種族隔離與殺戮;與此同時,社交媒體崛起、BLM議題發酵,也顯著影響了美國Z世代的社羣議題與同温層建構,讓巴勒斯坦議題成功在校園中燎原。
1998年、筆者4歲時,美國夢工廠影業(DreamWorks Pictures)推出了著名動畫《埃及王子》(The Prince of Egypt),劇情講述摩西(Moses)成為先知、帶領希伯來人離開埃及的過程。這部動畫受到全球好評,片中歌曲《When You Believe》也獲得了第71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原創歌曲獎,筆者當年就與許多同齡孩童一樣,隨口都能哼上幾句。而構成《埃及王子》故事主軸的《出埃及記》,不僅是猶太教的重要敍事,也是當代猶太人慶祝逾越節的由來,更在美國擁有一定文化地位:1958年美國曆史小説家萊昂·尤里斯(Leon Uris)出版了以此為名的暢銷小説,小説在2年後改編為電影,成為1960年代美國大眾理解以色列、建立其英雄形象的重要來源。
從小説《出埃及記》到動畫《埃及王子》,這是美國戰後嬰兒潮、X世代與以色列同情共感的一段歲月,在這兩代人的認知中,以色列就像大衞,阿拉伯聯軍與巴勒斯坦武裝則像歌利亞,大衞雖弱勢,卻還是在與歌利亞決鬥時出奇制勝。但時至今日,尤其是以色列大開殺戒、美國校園發出怒吼的當下,這種認知已經明顯主客易位:在現在的美國青年看來,大衞無疑是巴勒斯坦,歌利亞則明顯是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