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曾經的越戰、現在的巴以戰爭：美國大學生為何同情巴勒斯坦？

【文/劉燕婷】

4月23日，加沙戰爭來到第200天，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人數已經突破3萬，美國校園的反戰示威也進入新高潮。

3月開始，範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出現反戰學生的示威遊行，最後有多位學生被捕、3人被學校開除；4月12日，反戰的耶魯大學學生在校內集體絕食，活動逐漸形成規模，22日警方以“非法入侵”的名義逮捕了在場的60名示威者，其中有47名學生；4月17日，哥倫比亞大學的反戰學生開始在校內搭建“加沙團結營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校方隨後授權紐約市警察局突襲校園並進行大規模逮捕，一度被強行拆除，卻又很快恢復。這次逮捕也標誌着自1968年反越戰示威以來，哥大首次允許警方鎮壓校內抗議活動。

4月20日，南加州大學也爆發大規模示威，校方原本安排成績優異的畢業生阿斯娜·塔巴蘇姆（Asna Tabassum）在畢業典禮上致辭，卻因猶太團體公開質疑前者立場親巴勒斯坦、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和點贊反以色列的觀點、具有“反猶”傾向，導致校方直接取消了塔巴蘇姆的致辭資格，校內輿論也因此炸裂；4月24日，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反戰學生集體靜坐示威，德州警方隨後以“打擊反猶主義”之名入校驅散學生、拆除營地，導致至少10人被捕。

當地時間4月28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校園內爆發衝突。（圖源：CNN）

但上述事件都不是孤例。放眼全美，包括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密西根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愛默生學院、塔夫茨大學、馬里蘭大學和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洪堡分校，都出現了親巴勒斯坦的反戰示威。儘管各校有的是強力手段、警力奧援，能在“打擊反猶主義”的大旗下驅散人羣，卻依舊無法阻擋學生的前仆後繼。

這種場景畫面，讓人想到1960年代的反越示威。當然，當年的規模遠勝今日，兩場衝突的背景脈絡也不甚相同，但毫無疑問，大學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比較兩波運動的源起，當時的大學生之所以踴躍反戰，除了越戰本身的媒體形象極度糟糕、戰事膠着多年、徵兵波及年輕人外，很大程度也與民權運動、新左派思潮、甚至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所催生的嬉皮（Hippie）風尚有關。

換句話説，對當年的大學生來説，反戰實踐既有個人意志，也不能脱離某些時代背景的宰制。時隔60年，美國這次的校園反戰示威也是同樣道理。

學生的憤怒早有跡象

首先，校方、猶太團體對學生們的“反猶”批評當然言過其實，不過觀察戰前民調數據也能發現，這代大學生與前人相比，確實是對以色列“相對沒有好感”的一代。

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7月公佈的“美國人對以色列觀感”調查為例：55%的美國人對以色列持正面觀感，41%的美國人持負面觀感，整體看來正面略多。不過如果細究各年齡層，就會發現不同世代的差異相當明顯。

首先是戰後嬰兒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這代人大致對應了調查中的“65歲及以上”區間，對以色列的好感高達69%，是各區間最高，反感也只有29%；再來是Ｘ世代（1965-1979年出生），其大致對應了調查中的“50歲-64歲”區間，對以色列的好感依然有60%，反感則來到36%；接着是千禧世代（1980-1996年出生），這代人大致對應調查中的“30歲-49歲區間”，對以色列的好感降到49%，反感則上升到47%；最後是Z世代（1997-2012年出生），其大致對應調查中的“18歲-29歲”區間，對以色列的好感只有41%，反感則創下56%新高。

有趣的是，這種世代差距也在同一份調查的其他問題中體現。

例如“對拜登（Joe Bidne）處理以巴問題的觀感”，整體數據顯示有62%的受訪者不確定拜登是否過於偏袒某一方，有16%認為拜登正在取得正確的平衡，有13%認為拜登過於偏袒巴勒斯坦人，只有8%認為拜登過於偏袒以色列人。

但如果從不同年齡層來看，不同世代的認知顯然有差距。在“65歲及以上”區間，認為拜登取得正確平衡者有23%、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9%、偏袒以色列者只有3%；在“50歲-64歲”，認為拜登取得正確平衡者有18%、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4%、偏袒以色列者只有6%；但到了“30歲-49歲”，認為拜登取得正確平衡者有14%、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0%、偏袒以色列者則來到9%；接着是“18歲-29歲”，認為拜登取得正確平衡者只有11%、偏袒巴勒斯坦者只有9%、偏袒以色列者則高達16%。

整體來説，在這次加沙戰爭爆發前，美國家庭早就存在關於以巴衝突的代溝，尤其是正在讀大學的Z世代，明顯與作為其父母的X世代嚴重分歧，前者對以色列的反感、對美國政府偏袒以色列的不滿，都創下歷代最高。

4月24日凌晨，抗議者在美國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參加示威活動。新華社記者李睿攝

10月7日衝突爆發後，這種世代分歧自然又被撕裂得更厲害。10月17日，昆尼皮亞克大學（Quinnipiac）公佈全國民調，顯示18-34歲的受訪者中有51%不贊成美國向以色列運送軍備以應對哈馬斯的襲擊，但50-64歲的受訪者中有高達77%表示贊成；10月21日至24日進行的《經濟學人》／YouGov民調也顯示，在18歲至29歲的族羣中，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比例（28%）略多於同情以色列人的比例（20%），這種分佈樣態與65歲及以上相差甚遠，後者有高達65%同情以色列人，但只有6%同情巴勒斯坦人。

之後隨着以色列進攻加沙，年輕人的不滿更加沸騰。

2023年12月，以色列被南非以“種族滅絕”之名告上國際法院，皮尤研究中心也在該月公佈了“美國人對以色列與哈馬斯戰爭看法”的民調結果：18-34歲受訪者中，有38%認為以色列的軍事行動“過頭了”；在35-49歲受訪者中，這個數據是27%；在50-64歲（23%）、65歲（16%）以上的受訪者中，這個數據則顯著遞減。

2024年1月，以色列被國際法院宣判“必須防止種族滅絕”前夕，《經濟學人》／YouGov公佈民調，顯示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35%）認為以色列正對巴勒斯坦人實行種族滅絕。而這個數據在18-29歲的受訪者中高達49%，在30-44歲受訪者中也有44%，但在45-64歲受訪者就直接鋭減為28%，65歲以上受訪者的數據更是隻剩21%。

整體來説，民調數據為這波大學反戰潮提供不少線索：衝突爆發前，Z世代對以色列原本就是反感多於好感；即便這次衝突的導火線是哈馬斯閃擊觸發以色列報復，10月7日後幾個禮拜的民調依舊顯示，雖然X世代、戰後嬰兒潮一代相對同情以色列，Z世代卻依然相對同情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進攻加沙後，Z世代認為以色列正對巴勒斯坦人進行“種族滅絕”的比例，也比其他年齡層都高，幾乎到了每兩個人就有一人如此認為的程度。

而從年齡分佈來看，Z世代（1997-2012年出生）正好對應了當今的大學生與研究生，一羣本就對以色列好感不強的人，集體目睹了這幾個月的殘酷殺戮，且本國政府還是這場殺戮的最大靠山。這種情境無疑會加劇彼此的怒意串聯與共鳴，而校園剛好又為這股憤怒提供了展演空間，最後導致反戰示威在美國大學遍地開花。

大衞正在成為歌利亞

不過民調數據更多是以立場分佈的呈現，來解釋示威背後的情緒基礎。但要了解這代大學生的立場起源，還須迴歸其成長背景，以及美國當下的社會脈動。

首先是這代美國大學生的成長背景。這決定了其對以色列的認知，會與父母、祖父母的認知有所不同。

在戰後嬰兒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的成長過程中，以色列的形象大致與兩個事件有關：納粹大屠殺、以阿戰爭。大屠殺雖然發生在二戰期間，卻深刻影響了一代人的心理認知，猶太人因此成為“全世界都欠他們一個公道”的“神聖民族”，反猶主義也因此被識別為極度危險與禁忌的存在；以阿戰爭則強化了猶太人“被迫害”、“不得安居”的形象，而以色列“以少勝多”打贏戰爭，既滿足冷戰下美國的“必勝”情結，也迎合了“經歷磨難終受庇佑”的一神教敍事。

總之，受納粹大屠殺、以阿戰爭等事件影響，戰後嬰兒潮世代所理解的以色列大體等於“猶太人的重要避難所”，是這個民族經歷2000年流離苦難後，終於能迴歸的應許之地。儘管這場迴歸導致巴勒斯坦人大量流血，由此觸發了漫長的民族仇恨與衝突，但從數據來看，這代人還是更關注以色列的流血，認為這是猶太人“受迫害”的跡證；且當年的巴勒斯坦武裝一度有全球左翼支援，這在某些戰後嬰兒潮世代看來，實在不像手無寸鐵的弱者。

4月24日，人們在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校園裏舉行集會。新華社發（克里斯托弗·達維拉攝）

而上述認知也被Ｘ世代（1965-1979年出生）繼承，只是這代人出生在以阿戰爭尾聲、甚至是已經結束的時空，距離大屠殺也更有距離，對於所謂“猶太人被迫害”的感受已經不那麼強烈，卻也沒有發生顯著位移。而真正產生認知轉變的，則是再後來的千禧世代（1980-1996年出生）。

當千禧世代成長、開始形成對全球局勢的理解時，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義正好爆發，奧斯陸和平進程名存實亡，以色列侵吞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土地、剝奪水源、限制行動、審判不公、軍警濫用暴力的現象頻繁則出現新聞報道中。在這種情境下，關心全球事務的青年實在很難將以色列與“受迫害”的標籤相連結，因為現實環境怎麼看，都是巴勒斯坦人更適合這個描述。

這段認知轉變隨後也被Z世代（1997-2012年出生）顯著強化。這代青年不僅距離大屠殺十分遙遠，也沒有生活在以阿戰爭的歲月，更沒有經歷過1990年代以巴簽署《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的時空，沒有看過以色列左翼、巴勒斯坦温和派，曾經為了和平共存而攜手合作。從他們有記憶以來，現實中的以色列就是個不公正的佔領方，對加沙地帶執行漫長的不人道封鎖、多次發起攻勢遂行殺戮，對約旦河西岸的非法佔領更是肆無忌憚。

而Z世代基於成長背景所形成的“以色列是迫害者”意識，就跟戰後嬰兒潮世代認為"以色列被迫害"一樣，都是根深蒂固不易改變的認知。如今這種認知又受到美國兩股社會脈動的牽引，加劇了這次前仆後繼的校園反戰示威。

當地時間2024年4月24日，美國眾議院議長約翰遜（Mike Johnson）在沒有事先公開的情況下訪問哥倫比亞大學。（圖源：法新社）

第一就是TikTok等社交媒體在年輕人中崛起。根據2022年4月公佈的YouGov民調，被問及接收新聞的來源時，多數65歲及以上的美國人的回答是CNN、MSNBC、FOX等有線電視新聞（56%）或ABC、CBS、NBC等廣播電視新聞（53%）及其相應網站。這兩種新聞來源也是45-64歲美國人的回答前兩名。

但到了30-44歲美國人，排名第一的回答變成了Facebook、Twitter、Instagram、Reddit、TikTok等社交媒體（37%），接下來才是ABC、CBS、NBC等廣播電視新聞（33%）；到了30歲以下美國人，排名前三的回答則是Facebook、Twitter、Instagram、Reddit、TikTok等社交媒體（41%），《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報紙或新聞網（28%），以及YouTube（27%）。

可以發現，與戰後嬰兒潮相比，Z世代美國人相當依賴社交媒體作為自己的新聞來源，連帶YouTube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這些平台有一共同特徵：不受美國傳統媒體的親以色列立場網羅。例如CNN媒體談論以巴衝突時，往往更聚焦以色列受到的傷害，更頻繁的討論以色列的人質、而非監獄中的巴勒斯坦人。

但社交媒體在這點上完全相反，甚至可以説是增加巴勒斯坦立場曝光的重要渠道。例如巴勒斯坦電影製片人比桑·奧達（Bisan Owda）、記者欣德·庫達裏（Hind Khudary）、記者多阿·阿爾巴茲（Doaa Albaz）、記者莫塔茲·阿扎伊扎（Motaz Azaiza）等，都通過Twitter、Instagram、TikTok等媒體發佈了自己在加沙的現場紀錄，吸引全球數百萬粉絲追蹤。此外，算法無疑會強化用户對相關信息的接收，也就是説，如果一位用户瀏覽了呈現加沙慘狀的影片，在算法的機制下，用户將在未來收到更多相關影片。

而在Z世代原本就不喜以色列、同情巴勒斯坦的基礎上，其對社交媒體的依賴明顯強化了這種情緒。以TikTok為例，#freepalestine這個主題標籤有高達327億次觀看，其餘類似標籤也有數十億、甚至百億觀看；與之相比，#standwithisrael這個主題標籤只有6.31億次觀看，#istandwithisrael也只有2.9億次觀看，這兩個已是支持以色列相關標籤中，唯二破億觀看的標籤。因此可以這麼説，儘管猶太金融資本財力雄厚，但在這場社交媒體的陣地爭奪戰，以色列明顯屈居下風。

而另一股催化大學示威的美國社會脈動，則是近年反覆延燒的族裔衝突。

在部分有色人種示威者看來，巴勒斯坦事業與美國的種族正義存在“跨界的共情”：民眾生活在不公的環境裏，被武裝的士兵或警察糟蹋生命與尊嚴，不論地點是約旦河西岸與加沙，或是美國的有色人種社區，唯一出路就是反抗。

當地時間2024年4月27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白宮記者協會晚宴開始前，示威者在希爾頓酒店外抗議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戰爭。（圖源：視覺中國）

而這種有色人種共情巴勒斯坦人的連帶意識，當然也有民調上的證據。2023年11月GenForward對18-40歲年輕人進行的民調就揭露，白人受訪者是唯一一個更同情以色列人（25%）而非巴勒斯坦人（18%）的種族／族裔羣體，其餘非裔（22%-10%）、拉丁裔（23%-15%）、亞裔（31%-12%）的數據，都是同情巴勒斯坦的比例多過同情以色列。

而被問及對美國政府支持以色列的感受時，白人受訪者中認為"過度支持"（28%）的比例是各種族／族裔羣體中最低，這一數據甚至與與認為“程度恰當”（28%）的比例等高，此外白人也是認為“過度支持”（28%）與“不夠支持”（13%）差距最小的種族／族裔羣體。

而與白人的回答相比，其他羣體的回答相對立體。例如非裔有33%認為“過度支持”、18%認為“程度恰當”、14%認為“不夠支持”，拉丁裔有35%認為“過度支持”、20%認為“程度恰當”、16%認為“不夠支持”，亞裔有46%認為“過度支持”、20%認為“程度恰當”、7%認為“不夠支持”。

顯然，有色人種不僅有更強的同情巴勒斯坦傾向，也對於美國扮演的角色更加不滿。值得注意的是，據美國統計，在2024年有資格投票的4,100萬Z世代年輕人中，45%是有色人種。上述數據也或多或少解釋了，為何美國大學會因千里之外的巴勒斯坦議題陷入狂怒，因為部分示威者已在一定程度上，進到過去Black Lives Matter（BLM）的示威情境中。在這個情境下，以色列軍人就像濫用槍枝的美國警察，被屠殺的巴勒斯坦人則像命喪警察槍下與膝下的美國有色人種青年。

整體來説，美國Z世代距離大屠殺已經相當遙遠，也對中東戰爭、奧斯陸和平進程沒有生活記憶，其對以巴衝突的認知起點，就是近年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持續種族隔離與殺戮；與此同時，社交媒體崛起、BLM議題發酵，也顯著影響了美國Z世代的社羣議題與同温層建構，讓巴勒斯坦議題成功在校園中燎原。

1998年、筆者4歲時，美國夢工廠影業（DreamWorks Pictures）推出了著名動畫《埃及王子》（The Prince of Egypt），劇情講述摩西（Moses）成為先知、帶領希伯來人離開埃及的過程。這部動畫受到全球好評，片中歌曲《When You Believe》也獲得了第71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原創歌曲獎，筆者當年就與許多同齡孩童一樣，隨口都能哼上幾句。而構成《埃及王子》故事主軸的《出埃及記》，不僅是猶太教的重要敍事，也是當代猶太人慶祝逾越節的由來，更在美國擁有一定文化地位：1958年美國曆史小説家萊昂·尤里斯（Leon Uris）出版了以此為名的暢銷小説，小説在2年後改編為電影，成為1960年代美國大眾理解以色列、建立其英雄形象的重要來源。

從小説《出埃及記》到動畫《埃及王子》，這是美國戰後嬰兒潮、X世代與以色列同情共感的一段歲月，在這兩代人的認知中，以色列就像大衞，阿拉伯聯軍與巴勒斯坦武裝則像歌利亞，大衞雖弱勢，卻還是在與歌利亞決鬥時出奇制勝。但時至今日，尤其是以色列大開殺戒、美國校園發出怒吼的當下，這種認知已經明顯主客易位：在現在的美國青年看來，大衞無疑是巴勒斯坦，歌利亞則明顯是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