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諾·列奧尼、薩拉·齊涅里斯：地緣政治集團正在迴歸

【文/澤諾·列奧尼、薩拉·齊涅里斯　翻譯/唐儒雅】

2024年1月，英國國防大臣格蘭特·沙普斯（Grant Shapps）在上任後的首次演講中談到，西方已經從冷戰中“走了一圈”，現在正從“戰後世界”轉向“戰前世界”。作為執政保守黨的資深部長，沙普斯描繪出一副暗淡的圖景——“世界秩序的基礎正遭到撼動”，西方正處於由新舊對手引發的生存威脅之中。他預測，“未來五年，我們可能會面臨與多國的全球性衝突”。雖然沙普斯這一大選之前的言論有大肆渲染外部威脅之嫌，但他對全球政治分化的擔憂與人們與日俱增的共識是一致的，即世界正在從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轉向新的秩序。

2024年1月英國國防大臣格蘭特·沙普斯（Grant Shapps）上任後的首次演講　圖自澎湃影像

顯然，戰略競爭的焦點在全球化與保護主義之爭、美元的主導地位以及全球貿易控制權的爭奪，尤其是在戰略技術和關鍵礦產方面，其中大部分將集中在廣闊的印度洋-太平洋海域，也會出現在北極和外太空等新領域。然而，這不僅僅與能力和資源有關，還涉及到追求以經濟和軍事資源為主的狹隘國家利益與促進價值觀、思想和規範之間更根本的爭端，表現為集團政治的重新出現。

與冷戰時期的東西方集團相比，新型地緣政治極點不那麼明顯，也不那麼受意識形態驅動，有着相關的勢力範圍，包括規模有所縮減的新西方集團、龐大但支離破碎且缺乏領導的歐亞集團，以及不受制於任何特定霸權但有可能發揮巨大影響力的搖擺國家。此外，西方國家與俄羅斯衝突再起，美國與中國之間競爭加劇，這兩大全球趨勢塑造着2024 年起世界秩序。

主流觀點認為，隨着中國、印度等經濟體的崛起，美國正失去威懾力。然而，仔細審視這三個新興集團就會發現，西方將繼續佔據主導地位，但需要滿足一大前提，美國能夠提高能力捍衞其秩序。

新的鐵幕？

20世紀90年代，丹尼爾·德德尼（Daniel Deudney）和約翰·伊肯伯裏（G. John Ikenberry）宣稱，冷戰協議正在“解體”。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震驚西方，也決定了烏克蘭的命運，即烏克蘭成為介於自滿的西方和捲土重來的俄羅斯的競爭中勢力範圍之間的“灰色地帶”。正如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所言，“認為冷戰結束……是將衝突簡化為蘇聯的存在”。傳説中的後冷戰時代只持續了短短二十餘年，當時自由國際主義理論發展到頂峯。

這一理論建立在戰略暫停的假設上，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一假設實在是過於樂觀。冷戰時期的競爭態勢一直在理查德·薩克瓦（Richard Sakwa）所謂的“冷和平”表面下醖釀着，並在2014年重燃，局面看起來與當年冷戰十分相似。

理查德·薩克瓦（Richard Sakwa）解釋了為什麼在 1989 年第一次冷戰結束後的三十年裏，人們對和平秩序寄予了厚望，歐洲卻再次陷入了第二次冷戰　圖自網絡

為何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兩點較為突出。首先，在美國政府領導國際秩序的75年上下，美國大戰略一直側重於維護全球資本主義的首要地位，並在可能的情況下保護、培養美式政權。這些努力並沒有隨着蘇聯的解體而結束，而是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往後。

隨着中國崛起成為經濟大國，美國也開始致力於遏制其影響力的上升。然而，美國的目標始終是維持現處的主導地位，而非實現真正的力量平衡。其次，烏克蘭危機是冷戰時期兩個傳統競爭載體的結合。與此同時，其他有着一定影響力的國家持中立立場，比如印度這一重要新興經濟體，進一步弱化了俄羅斯外交被孤立的可能性。

堅定的西方

倘若以新的斷層線劃定東西方，可以發現，西方集團正“重振旗鼓”。拜登領導下的美國大戰略着力於培養小多邊框架——由志同道合的盟友和夥伴組成的、具有共同戰略目標的離散羣體。雖然在前幾十年的自由國際主義下，東西方差異逐漸減小，但新的西方地緣政治集團正發展得更加排他。其主要原因在於與全球貿易有關的一系列規則越發嚴格。美國正試圖通過秩序工程（order-engineering）重新確立主導地位，而非加強自身力量進行抗衡，這本質上是一種保守的戰略。

儘管烏克蘭危機致使國際形勢再度緊張，實際上，重構的東西方斷層線為拜登政府建立美國的聯盟關係提供了超乎眾人想象的有利外交環境，這將導向北約（NATO）的復興，具體表現為強化共識、增加國防開支以及芬蘭和瑞典的加入。七國集團（G7）也正向着達成共識而努力，正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將其形容為“自由世界的協調委員會”。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圖自澎湃影像

西方的信念，構成了這種名為團結的意識形態粘合劑，即認為國家間的關係應由各自的政治框架決定，民主體制應得到青睞與推廣。這種“民主國際主義”“再現了冷戰邏輯”——集團邏輯，鮮明地將世界劃分為兩種國家體制。拜登領導下的美國，正試圖通過排擠其他國家來確立自身領導地位，並在志同道合的盟國和夥伴之間探索更深層次的一體化，從而建立新的自由國際秩序。在實際操作層面，兩大因素似乎在美國的秩序工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澳英美聯盟（AUKUS）不僅是戰略技術加速器，也是旨在遏制中國影響力的一系列廣泛目標的框架，還是加強盎格魯核心（Anglospheric core）以維護美國首要地位的初期信號。

其次，西方軍事力量的傳統載體，鞏固着集團政治迴歸的趨勢。北約在“戰略概念文件”中明確將中國定位為“系統性挑戰”，聲稱“中俄之間不斷深化的合作企圖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甚至有説法稱，北約“觸角”正伸向東亞。與此同時，美國藉助一系列“小多邊”協議與亞洲夥伴達成安全合作，復興了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與菲律賓續簽了防務合作協議，還增加了在印-太地區進行的航行自由演習。

儘管如此，相較於十年前，西方的政治結構已然縮小，因此不得不與更廣泛的國際社會接觸，例如，中美政府在2023年秋季舉行了建設性貿易談判。從與印度關係的改善中也能看出，美國本身已轉向更具包容性、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然而，雖然這一名義上的秩序具有廣闊的潛在地理範圍，但其規範範疇尚且存在爭議。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界限十分明確，但當代兩種體制的國家競爭之間的界限卻模糊得多，此外，西方與亞洲大部分國家之間經濟的相互依存關係又進一步複雜化這一界限。

縱使面臨這些挑戰，當前政治領導層的整體弱勢對於西方是有利的。正如伊肯貝里（Ikenberry）所説，西方不可能長期充當“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巨人”。然而，憑藉其政治凝聚力，龐大的資本、商品、技術知識庫，以及軍事能力和實力，西方仍將保持強勁的競爭力，也能更好地相互協作。

鬆散的歐亞大陸

歐亞大陸正在形成的新地緣政治集團，它們聯合在一起，共同抵制北約勢力的進一步擴張，並反對在亞太地區拼湊“封閉排他的集團架構，製造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上海合作組織是歐亞大陸新地緣政治集團的主要外交論壇。

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集團還可延展到金磚國家（BRICS），即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這五個新興經濟體組成的國家間組織。目前已有40多個國家表示有興趣加入金磚國家，可見金磚國家可以成為歐亞集團的重要政府間框架，乃至打入“全球南方”。可以想象，擴員後的金磚國家將佔據30%左右的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石油產量的43%，從而對國際力量平衡產生深遠影響。

2023年11月21日，金磚國家領導人巴以問題特別視頻峯會舉行，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會議　圖自澎湃影像

然而，新歐亞集團的形成還存在制約因素，需要一定時間去克服。

首先，儘管歐亞國家希望世界多極化，但尚未對此達成長期共同願景，彼此的關係仍然非正式。除在聯合國安理會相互支持外，幾乎沒有表現出聯合外交力量應對全球挑戰的能力。

其次，中國的大戰略相互矛盾，讓人懷疑任何歐亞集團能否具備足夠的政治凝聚力，以維持其有效運作。中國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同時，仍不明確自身在全球政治領域中想要扮演的角色，中國政府在國際爭端中的領導力仍然不夠。

第三，金磚五國的主要方向是經濟增長而非地緣政治，許多潛在成員國會對政治化走向感到“不寒而慄”。

最後，作為一種規範性的組織原則，主權國際主義並不適用於大多數歐亞大陸國家。或許他們能在反對美單極主義等特定問題上團結一致，但只有在利益恰好一致的特定問題上才能實現。

總的來説，歐亞集團更像是軟性的的集團，而非硬性的聯盟。新的歐亞集團高度分散，但依然難以明確其中的成員。巴基斯坦也有可能參與其中，但這將對印度構成嚴峻的戰略挑戰，勢必將新集團的地緣政治複雜化。

“非二元”的搖擺國家

金磚五國近來的復興，與另一潛在地緣政治集團的出現相關，即由巴西、印度和其他經濟大國所領導的“全球搖擺國家”。搖擺國家通常與全球南方相提並論，與中等強國大致同義，被定義為“在國際政治中具有重要影響力，同時在國際合作方面表現出不同偏好”的國家，傾向於多極化。印度就是一大典型案例，它奉行“戰略自主”原則，也已加入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金磚國家（BRICS），並建立起中印俄三邊關係。印度還與巴西、海灣國家建交，與法國達成技術和防務協議，同時與俄羅斯、美國保持着穩固的軍火貿易關係。

搖擺國家雖然重要，但形成一個獨特的地緣政治實體並非易事。它們甚至不認為自己是一個集團的一部分，更不用説試圖鞏固一個集團了。儘管如此，自烏克蘭危機以來，大國對小國的影響力不斷減弱，聯盟在靈活性上的優勢日益突出。在聯合國大會就烏克蘭危機進行表決時，保持中立而不站在西方一邊的國家數量遠超預期。許多非西方國家認為，西方國家經常虛偽地違背其價值觀和規則，尤其是忽視全球人道主義危機。然而，沒有證據表明搖擺國家認為自己受制於它國的“霸權”。

此外，在尋求自主權的過程中，出於對當地安全和政治的優先考慮，小國很難在地緣政治上施加影響。其目標或許是在協助制定世界秩序規則中保留自主性和選擇性，而不干涉他國則是一貫的原則。這些因素與伊肯貝里的論點相悖——為了爭取全球南方的認可和支持，西方和中國可能會展開“創造性”鬥爭。

假若搖擺國家能長期維持政治自治，西方和歐亞集團的靈活性將被限制。搖擺國家之間不存在統一性，也不存在“鐵板一塊”的全球南方。團結這些國家結成真正的聯盟，需要用好外交手段，需要了解對地區環境和國家利益，而這兩者都難以實現。

不結盟運動是冷戰的產物，是基於反殖民、反帝國主義形成意識形態上的凝聚力，與之相比，當今的搖擺國家不僅更加強大，也更為注重交易，所關注的重心在於保護自己免受大國競爭的波及，甚至可能以“同時從西方集團和歐亞集團中獲益”為最終目標，這樣就可以建立夥伴關係而非結成聯盟。對它們而言，“非結盟”（unaligned）乃至“多盟國”（multi-aligned）可能是比“不結盟”（non-aligned）更好的形容詞。

堅定的西方

大量證據表明，存在三個集團，每個都在尋求途徑與其他集團開展利己合作。與東西方的鐵幕相比，中美關係大概率繼續帶有“競爭與合作的勉強並存”的特點。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而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軍事強國，一種共治格局可能會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正如讓·卡奇加（Jean Kachiga）所説，美國和中國將擁有同等“吸引力”，因此，處於一方勢力範圍內的國家仍有可能倒向另一方。

雖然中美不太可能恢復到曾經短期“權宜婚姻”式的合作，但雙方都在探索前行道路，2023年秋季中美雙邊經貿會談透露出，一個新的雙邊框架可能已“箭在弦上”。因此，像冷戰時期美蘇之間那樣全面凍結合作與對話似乎不太現實。正如理查德·希戈特（Richard Higgot）和西蒙·賴克（Simon Reich）所説，“分叉”將是“模糊的”。

當前的秩序與冷戰時期有幾處明顯不同：對國家行為的影響更大；參與者範圍更廣，包括著名的非國家參與者；聯盟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密不透風；大國對小國戰略選擇的影響降低，從而削弱了大國建設世界秩序工程的能力。

那麼，這三大集團在地緣政治上的決定性作用究竟有多大，尚且存在很大爭議。目前，還沒有任何一個問題會導致一個集團與另一個直接發生衝突，也沒有任何一個問題會迫使各個集團採取一致行動。但危機已經出現，從長遠來看，這些危機可能會在各集團間形成更堅固的政治壁壘。搖擺國家政府的更迭也會對國際事務產生重大影響。例如，由於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贏得2023年阿根廷總統選舉，布宜諾斯艾利斯拒絕加入金磚國家。地區、國家和地方衝突隨時可能破壞地緣政治的凝聚力。主導地位的最大挑戰很可能來自搖擺國家或是想要控制戰略競爭的全球南方。

一個公認的霸權國再也不能聲稱自己自動享有傳統勢力範圍的權力優勢，換言之，大國將小國逼入絕境是不明智的。儘管西方相對的政治凝聚力讓它在全球保持着重要的領導地位，但在一些其他集團或其領導人影響力更大的特定問題上，西方需要妥協。

2023年12月10日，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議會大廈宣誓就職　圖自澎湃影像

西方主導地位所面臨的內部挑戰

構成西方主導地位的最大顯性威脅不是任何敵對集團，而是國內右翼勢力對美國民主與日俱增的挑戰。唐納德·特朗普再任總統將引發全球動盪而非秩序，一個致力於民主、持久的自由國際主義美國極有可能化為烏有。美國對西方承擔實質性責任，這不僅對同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勝至關重要，也對盟國和夥伴國在隨後數十年冷戰中相信美國至關重要。作為志同道合的超級大國，即使美國不時與盟國產生政策分歧，仍會向其提供可靠保護予以回報。

澳大利亞核潛艇事件，就是戰後協議持久性的最新例證。當澳大利亞取消與法國的潛艇協議，轉而從美國和英國採購核動力潛艇時，法國政府“勃然大怒”，召回駐美澳大使。然而，為了更大的西方戰略利益，法國很快就與澳英美聯盟這三個盟友恢復了正常外交關係。

在特朗普的影響下，所謂的美國價值觀不再是理所當然的。如果他在11月獲勝，西方盟國可能會面對一個“不自由的美國——在國內越來越反民主，在國外則是粗暴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拒絕外交”。2024年2月，他公開表明，將默許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攻擊未給美國交“保護費”的北約成員國。

作為總統，他的這種行為將增大西方與其他集團衝突爆發的可能性。因此，11月的美國大選有着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然而，一個不自由的、準孤立主義的美國並非完全由特朗普造成，更廣泛的右翼部落主義和暴力化的黨派紛爭擴大了美國政治鴻溝。看好美國的盟友們“打賭”美國將保持自由主義，也在近來得以被佐證。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表示，如果當選總統，將鼓勵俄羅斯入侵那些未給美國交“保護費”的北約成員國

確實存在一些結構性制約因素，可以避免美國右翼破壞自由國際秩序。2023年12月，國會兩院通過了《2024財年國防授權法案》（Fiscal 2024 Defense Spending Bill），其中包括一項禁止任何美國總統在未經參議院批准或國會通過法案的情況下，讓美國退出北約的法案。同樣，在特朗普的領導下，鑑於兩院的一致支持，四方安全對話和澳英美聯盟等小多邊主義合作也不太可能完全瓦解。

此外，只要特朗普的目標不太“刺耳”，如北約成員國的國防支出至少要佔國內生產總值2%，歐洲各國政府很可能會答應。而且，戰後跨大西洋同盟關係之力延伸到了西方地緣政治集團，這有助於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特朗普最激進的衝動之舉。然而，在西方已經處於歷史低谷並面臨激烈競爭之際，特朗普再執政四年將折損其力量。

隨着全球化和多邊主義受到侵蝕，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出現鬆動，重建獨特的地緣政治集團更趨顯然。然而，現有組織構成真正的集團還為時尚早。在西方與快速崛起的亞洲經濟體之間相互依存的經濟關係、歐亞集團內部脆弱的領導力和薄弱的一體化、搖擺國家所缺乏的一致性等動態因素的影響下，地緣政治的極性變得更加複雜。因此，新出現集團的鞏固與劃分都不可能像冷戰時期那般容易。

亞洲人口眾多、工業發展迅速、自然資源豐富，還有着技術研發卓越中心，有朝一日可能會引領世界秩序。然而，歐亞大陸幾乎沒有政治凝聚力。面對多重危機，美國政府已然設法為西方重注活力，再加上西方還保留着大量金融、軍事資源。只要美國能夠擺脱特朗普主義（Trumpism）與孤立主義，西方仍能在解決關鍵戰略問題中發揮主導作用，從而引導世界事務有序展開。

（文章來源：Zeno Leoni & Sarah Tzinieris,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al Blocs, Survival, 28 Mar 2024.　轉自微信公眾號：法意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