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從尋找對等的西語概念的煩惱中解脱出來

本文是4月20日，作者在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復旦大學出版社和觀察者網舉辦的”黨的領導與中國式現代化研討會"暨《關鍵——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道路》新書發佈會上的發言。作者賜稿觀察者網發佈。

【文/李希光】

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話語建設重中之重是其相關的關鍵概念的翻譯。這些年來關於中國式現代化關鍵概念的西方語言翻譯不僅不準確，更會誤導國際讀者的理解。例如：

“中國式現代化”英譯成“中國通向現代化的道路”（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刪掉中文關鍵詞“中國式”。

“人類文明新形態”英譯成“人類進步的新形式”（ a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把“文明”一詞刪掉。

“人類命運共同體”英譯成“人類共享未來共同體”（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這個概念的翻譯增加了“共享”兩個字，讓人感覺不同文明、不同信仰、不用價值觀的國家和民族難以攜手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 為什麼不能翻英譯成“a mankind community of different value systems”？

印度學者圖蘇和已故巴基斯坦學者阿克拉姆教授都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第一次從西化中分離出來的現代化。那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什麼?它是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現代化。所以中國提出了中華文明的復興，這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是一個如此巨大的國家，它花了這麼多年才想出一個替代模式。

西方進入現代性以來，一直在力圖將其歐洲地方性的一整套價值體系和標準推廣成全人類的共享價值體系和普世標準。西方式文明形態是建立在“基督徒(西方人)”與“野蠻人”“西方現代社會”與“東方傳統社會”等西方現代性與非西方式文明的二元對立和不平等上的。這種西方式的文明形態在知識生產與知識傳播上，把非西方的傳統知識視為另類、愚昧和野蠻。

北京中關村圖書大廈陳列着國學經典書籍。（圖源：視覺中國）

自西方現代性潮流席捲以來，西方對東方文明和人類搞了一個徹底的知識體系清洗。現在中國的名牌大學為了保存傳統文化，開設了國學院。這隻能説明國學在中國的大學裏很孤獨。西方的大學不搞本民族的國學院，因為，西方的國學知識、價值觀、觀察問題的立場和方法滲透在他們全部的知識系統裏。由於我們的大學有了國學院，其他學科也就“不需要”“國學”知識的傳授了，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領域的傳播學、商學、法學、政治學等，基本上在照搬西方的學科細分和學科標準。

西方人憑藉現代性的學科體系、知識體系，特別是其研究方法，對非西方文明的正當性行使裁判權，貌似擁有了裁判中華古今文明的真理性的權力。中國式現代化的語文表達在學界看來必須披上西方現代性的語言外衣。

在一些人眼裏，中國學界需要一套符合西方話語的知識和方法來記錄、描述和驗證中國式現代化的合理性。這本質上是在西方所設定的單向線性的邏輯話語框架中試圖去跟對方“講道理”，自然是處處被動。長此以往，中國真的沒有辦法為自己辯護，因為我們的思想、觀念和語言總跳不出西方現代性語言和概念的約束。

中國式現代化相關的關鍵概念在翻譯上看，要在精神和思想深處去西方殖民化，從西方現代教育和西方現代語文的約束中解放出來。

在中華文明傳承中，除了知識學習體系之外，還有一個體系，就是清華大學早年的教授王國維所提倡的道統。

首先中國人在現代教育中的道統已經被遺忘。在傳統的西式教育體系影響下，儒家和道家的書被束之高閣，放置在圖書館文史哲類書架上。現代人讀中國經典就像讀西方經濟學或傳播學著作一樣，被歸類為某種特定學科的教材，其他專業的學生即可選擇不讀。

其次，中國人生活上的道統也被忘記了。在中國的傳統教育中，中國的經典不僅僅用作死記硬背，還需通過老師身體和精神的結合，對學生進行口耳相傳的指導。老師和學生説的每一句話都是對經典的解讀，老師和學生的每一個動作都是活生生的道統的呈現。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念大學做學問在於通過悟道行善而成為品德高尚的人，在於通過修煉達到人類最高的善，超凡入聖，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中國的傳統教育及書院式教育不是簡單術語和概念的學習和記憶。今天中國採用西方的現代化大學教育，大學再有名的教授也只不過是一個知識的快遞工人。中國傳統教育是把“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融為一體的師徒傳承。

武侯祠博物館，經過嚴格選拔，20名喜氣可愛、多才多藝、熟識三國的“國學小喜神”新鮮出爐，正式亮相。（圖源：視覺中國）

近現代以來，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課程照搬歐美的現代教育模式，中國文化傳承與現代教育的學科建設之間形成了依附關係。西方現代大學的學科建設成為知識傳承和知識生產的合法中心。西方大學教育學科分類成了被中國學界視為真理性、先進性和普世性的知識體系，成了中國新舊文明形態合法性的裁判所。中華文明要通過現代西方文明中心和西方現代科學的承認，才能短暫地展示在國際舞台上，如屠呦呦諾貝爾獎。

由此可見，非西方的傳統文化在國際傳播上擺脱西方現代性的話語和知識霸權十分艱難。

西方地方性的現代話語體系帶給東方文明國家的是犧牲自己的語言、文明、信仰和價值體系，導致各個國家的從本土的人文史地、文明傳統、禮儀習俗和民族精神脱離出來。

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邏輯源自自己的歷史現實和中華傳統文化，是西方現有話語和理論體系説不通的。中國翻譯工作者和中華文明的普及者要堅持主體意識，把植根於中華語言文字的翻譯作為國際傳播的基石。

近現代以來，中國知識界覺得自己的知識體系全是落後的，開始全盤追求西方文明和西式現代化。日本人為描述東方文明發明瞭“傳統”這個漢字詞，作為“tradition”的譯詞，認為中國的知識體系屬於傳統文化。從此，“傳統”和“現代”之間形成了二元對立的觀念和話語體系。按照西方現代化的線性思維，“傳統的”都是落後的、要被遺棄的。

但是，十九世紀中葉，隨着外國入侵，傳統的大一統中國四分五裂，從香港、台灣、蒙古地區、西藏、新疆到東北，都曾遭受侵略者的肆虐。由此可見，中國的未來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息息相關。中國的未來不是西方化而是迴歸自己的傳統。如果中國在文化上擯棄傳統，中國必將四分五裂，一無所有。

“中國式現代化”“人類文明新形態”“民主”、“自由”和“人權”等關鍵概念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語境裏的翻譯，應從西方為中心對中文概念的格義，做一個反向格義。在中國的語境中，“人權”不單單只是所謂人民的“選主權”、”選票權“、政客”作秀權”和“表演權”，中文的外文轉寫要強調中文中的“ziyou”(自由)、minzhu(民主)、renquan(人權），與西方語境和實踐中的“弗裏德姆”（freedom)“德謨克利希”(democracy)和休門萊特“(human right)在語義上、實踐上和道路選擇上有本質的不同。

中國式現代化關鍵概念的對外交流宣傳的外文翻譯應該走“本土化”的道路——利用拉丁語字母轉寫中文中的“ziyou”（自由)、minzhu（民主)、renquan（人權）。

自古以來中國對待西來文化有格義和反向格義之説，所謂格義就是把中國本土的經典和理論當成普世標準來決定外來思想和概念是否符合經典和中華文明話語體系裏的概念和理念。格義反映的是中國在吸收外來思想文化時，外來文化經過中國主流文化的同化，融合進入中國文明的思想體系，成為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取而代之。

東漢，佛教作為西來文化想在中國立足。為此，西域高僧在佛經的翻譯上尋找佛教與儒教二者的結合點，在語言和概念之形式和內容上做某種改變。例如，用老莊的“無”去比配佛教的“空”，用儒家範疇的“五常”解釋佛教的“五戒”。從東漢末年到宋朝前後，經過近千年的交融過程，儒釋道合為中國的主體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佛教來到中國，不是中華文明的印度化，而是佛教的中國化。

鴉片戰爭引發的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運動把西方現代性當成歷史線性發展的方向和目標。中國兩千年來對外來文化形成的“格義”原則，幾乎一夜之間轉向了“反向格義”。“反向格義”，就是用西來的理論和概念來比附和度量中國本土的理論、概念和知識。這種“反向格義”不是“師夷長技以自強”，而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變“以中釋中”為“以西釋中”。

在討論傳統和發展時，西方現代化話語好像是最正確的語言。人們在討論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時，常常不加思索的使用這些話語，試圖從中尋求中國文明和中國現代化在國際社會的生存和傳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中國文明和中國現代化的話語建設有必要轉變到中學為主的立場。以中學為主，對於被西方現代性格義的中國現代化反向格義，把中國現代化的關鍵概念分別用不同的外國字母音譯或轉寫。要學習玄奘為了精確傳播佛經，他發動了音譯或漢字轉寫佛經的求真經的運動。玄奘規定音譯或漢字直接轉錄的詞包括：咒語、一詞多義、找不到恰當對應的本土詞、本土沒有的東西、人物的名字等。

從鳩摩羅什到玄奘，他們把極具異域色彩的詞語經過中文音譯或創造新的漢語詞語轉寫，極大豐富了漢語詞彙，比如今天漢語中的”世界“、”煩惱“、“覺悟”、”解脱“、“苦海”、“自在”、”剎那“、“未來”、“菩提”、“實在”、“舍利”、“佛陀”、“涅槃”、“般若”、“釋迦牟尼””等等。在對外傳播中，通過漢語拼音轉寫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概念，同樣可以豐富當代世界的語言文字。

通過對本土關鍵概念的音譯，從文化根基上塑造自己的話語，將其推向世界舞台，有利於中華文明固有或原創的概念和語言的準確交流，推動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發生質的提升乃至飛躍，豐富了人類文語言文字，最終形成一個能夠支撐人類命運共同體秩序的新知識體系和語言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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