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結婚，全家舉債？部分農村婚姻失衡調查

近年來，高價彩禮問題頻頻引發關注。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一些農村地區包含彩禮在內的婚姻綜合成本上漲，有男方為結婚花百萬。彩禮在內的婚俗成本飆升，不但違背了禮俗本義，物化了人格與愛情，而且加劇了婚姻焦慮，引發“恐婚”“不婚”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既怕兒子不結婚，又怕結婚娶不起

32歲的劉輝（化名）因為彩禮“沒談攏”去年剛告別一段感情。在遼寧瀋陽市長白勞務市場，穿一身迷彩服的劉輝掰着手指給半月談記者算賬：彩禮15萬元，縣裏的房子和車首付還得30萬元，女方還想和他一起置辦個鋪面，這對他來説實在有些困難。

在劉輝的家鄉遼寧鞍山市台安縣，10年間結婚彩禮從5萬至8萬元漲到了15萬元左右。劉輝説，現在村裏娶媳婦的標配是一套房子、一輛車還有四金（金戒指、金耳環、金手鍊、金項鍊）。“有人家為娶媳婦欠了饑荒，一人結婚，全家舉債。”劉輝説。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課題組歷時一年，調研全國14省份33個縣的一手案例發現，全國彩禮出現了持續十餘年的上漲，2021年彩禮平均數約為14萬元。

狂飆的彩禮只是農村結婚成本的其中一項。除彩禮外，一些地區的男方家庭還需面對約5～10項的婚俗支出。在山東省菏澤市成武縣，除彩禮18.8萬元外，還需支付改口費、蓋頭費、三金、酒席、拍婚紗照等。如果加上城區的房子和汽車，一些男方家庭婚姻成本往往超過百萬元。

課題組研究員、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王德福説，在一些地區，還出現男方家庭越窮負擔越重的現象。一些女方家庭看到男方家庭條件不好，會要求更高的彩禮，作為婚後夫妻經營生活的成本，以此保持婚姻的穩定性。

結婚高成本給不少普通農村家庭帶來壓力。在遼寧本溪滿族自治縣三合村，產業少土地貧瘠，人均年收入在1.5萬元上下。54歲的陳大姐養了10餘頭豬還磨豆腐，一年收入3萬多元。“能掙一點是一點，兒子也快奔30了，現在既怕兒子不結婚，又怕結婚娶不起。”陳大姐説。

高彩禮形成的三大原因

城鎮化、攀比心理、男女比例失衡，是高彩禮形成的三大原因。伴隨着縣域城鎮化的持續推進，社會心理的複雜化、部分地區男女比例失衡加劇，治理高彩禮的難度也在加大。

調研組發現，在迅速城鎮化過程中，新一代農村青年生活預期普遍在城市而非鄉村，依靠父代託舉進城的新建小家庭，想要過上體面的城市生活，一個最為快捷的方法，就是通過索要足額彩禮“一步到位”。

與此同時，高彩禮也是許多女性家庭防止婚姻出現危機的一種預防措施。出生在河南某縣的小凱告訴半月談記者，原本女方不要彩禮，臨結婚前又提出增加20萬元的彩禮，“因為我家全款在鄭州買房未加女方名字，她的父母怕女兒吃虧”。

在江西、福建、浙江和江蘇等地區的農村，出生性別比失衡，年輕女性資源大幅度向發達地區聚集，村子裏剩下一批光棍，也導致彩禮水漲船高。

東北地區一個村支書告訴半月談記者，留在村子裏的10餘個年輕男性一半是光棍，平時幾乎見不着適齡女孩。在江西省鷹潭市，2021年一位出價28.8萬元彩禮的男性被另一位出價38.8萬元彩禮的男性截胡，最終相親失敗。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齊心説，彩禮是在多種因素長期作用下形成的一種社會習俗，很難通過單一政策改變。許多農民一面苦於高價彩禮的沉重負擔，另一面又樂於遵循傳統，把索要或給付彩禮當成一種人生任務。

治理辦法還需進一步豐富

當前多地將彩禮整治納入村規民約並廣泛推廣，但取得實效尚需時日。遼寧省昌圖縣河信子村黨支部書記趙國友説，許多家庭的彩禮是私下商議，村委會很難掌握，即便了解也很難有合適的身份去幹預，只能進行宣傳和引導。

近年來，一些地方嘗試給彩禮設置紅線，比如山東鉅野縣出台文件移風易俗，提倡彩禮不超6萬元。受訪基層幹部告訴半月談記者，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彩禮攀比的風氣。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婚俗名目繁多，一些農民即便遵守政府制定的彩禮金額，也可能通過增加改口費等婚俗索要金錢，婚姻綜合成本並沒有降低。

高價彩禮屢屢觸動社會神經，折射出社會的婚姻成本焦慮。要想遏制不斷上漲的婚俗成本，治理辦法還需進一步豐富。

“關於彩禮的新風尚，各地輿論宣傳引導效果不夠理想。”齊心説，一提到彩禮，許多家庭常常避而不談。應該加大對低彩禮、無彩禮地區婚俗文化的宣傳推廣力度，並適時開展全國性的婚俗新風宣教活動，集中力量在全社會形成強大輿論氛圍。

長期在農村解決矛盾糾紛的趙國友告訴半月談記者，高彩禮常常給婚後家庭矛盾埋下隱患，許多家庭在離婚時因為彩禮問題鬧上法庭。趙國友建議多宣傳這種反面案例，提供負面警示。

王德福表示，當前遏制高價彩禮的政策還是呈點狀分佈，應該將一些地區良好的政策和經驗進行總結，因地制宜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一些重點省份還應該專項開展高價彩禮整治等省域婚俗改革工作，將高價彩禮等陳規陋習納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鎮的負面清單，增強各級黨委政府治理責任，形成多層次跨區域的協同治理網絡。

低保鮮率：一言不合，説離就離

與結婚時水漲船高的彩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部分農村婚姻的“保鮮率”越來越低：在一些農村地區，夫妻離婚從“丟人現眼”到“見慣不怪”，離婚羣體也呈現年輕化趨勢。作為社會的基本細胞，家庭承擔着撫育子女、贍養老人等重要功能，家庭的破碎往往帶來多重危害。

從“丟人敗興”到“不稀奇”

在遼寧本溪滿族自治縣三合村，村民張大姐告訴半月談記者，村子裏10對結婚有一半都離婚了，離婚的原因五花八門。

“以前離婚，人們覺得丟人敗興，現在不稀奇了。”中部某省一農業縣民政局婚姻登記處一位負責人説。半月談記者在農村地區走訪發現，過去許多老人聊天時不願談及家中親朋子女離婚，如今不再避諱，“離婚”甚至成為不少人春節聚會閒聊的熱門話題。

遼寧省台安縣是一個擁有30萬人口的小城。在台安縣民政中心“知心大姐”婚姻家庭糾紛調解室，僅今年3月，就已調解了160餘對鬧離婚的夫妻。調解員王鉬説，現在離婚夫妻數量逐漸增加，工作日平均要調解8對夫妻左右。

呂梁山區某縣民政局提供的數據顯示，受離婚冷靜期和疫情影響，從2020年到2022年，該縣離婚登記數從954對降至604對，2023年又回升至836對。離婚登記數快速回升的同時，該縣結婚登記數持續疲軟，2023年僅為3335對，與2022年基本持平。

半月談記者採訪多地民政部門瞭解到，當前農村離婚羣體年輕化趨勢明顯。某縣民政局婚姻登記股股長張強（化名）告訴半月談記者，過去來離婚的多是四五十歲，現在多是30歲左右的年輕人，25歲～35歲的大約可以佔到離婚人羣的六七成。

受訪人士表示，現在年輕人衝動離婚不少。“離婚的原因大多簡單直接。一次異性轉賬、不打掃家務都有可能引發離婚。”王鉬説。張強認為，現在年輕人個性強，成家後有了矛盾誰也不讓誰，再加上如今不認為離婚是個啥事，“一言不合，説離就離”。

中部某縣法院民事庭負責人説，在離婚案件中，有一半涉及婚外情，其中網絡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各種社交軟件、“找附近”“搖一搖”等功能，給出軌提供了便利條件；另一方面，手機上的出軌痕跡更易被發現，往往成為離婚的導火索。

單親留守兒童 最受傷

作為社會的基本細胞，家庭承擔着重要功能，家庭的破碎往往帶來多重危害。

——單親留守兒童成長受困。多地受訪者表示，夫妻離異，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孩子。不少農村年輕夫妻離婚後，一方出走，一方外出打工或再娶，年幼的孩子交給爺爺奶奶照顧，其身心成長相較於正常家庭兒童，往往面臨更大的困境。

長期參與農村支教的馬瑩告訴半月談記者，她在河南省汝州市一個農村進行暑期支教，所教班上20多個孩子中超1/3來自離異家庭。“這些孩子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心理健康問題。”

半月談記者還注意到，單親留守兒童出現不良行為和被侵害的比例更高。受訪對象介紹，當地一羣家庭失管青少年集結成團伙，以夜間鑽入商鋪、挨個拉車門等方式實施盜竊，屢屢犯案，讓公安部門十分頭疼。

——家庭經濟負擔加重。當前農村結婚負擔較重，即便是再婚，彩禮也需要七八萬元，原本已經傾盡全力為兒子成家的父母，不得不在撫養孫輩的同時，再度承擔起為兒子成家的重擔。

在北方某山區縣，一位村支書告訴半月談記者，現在一些老人“管了兒子又要管孫子”。村裏一位70歲的老人，兒子離婚後再娶又生了一個，之前結婚留下的大孫子一直是老人管，現在這個孫子也20了，老人在種地之餘還四處打零工，就為了給孫子成家多攢點錢。

——極端事件風險升高。基層法院一位負責人告訴半月談記者，近些年壓力最大的就是防止離婚案件“民轉刑”。之前發生過一起夫妻鬧離婚，男方衝動之下開車撞人，造成人員身亡。

強化保護家庭的“第一道防線”

基層法院受訪者表示，近年來離婚案件增加，暴露出的最大問題是前期預防不足，農村社區對家庭的介入乏力，等到矛盾激化了就“法院見”。“以前村裏有村委會幹部、婦女主任上門調解，大家也願意聽，比來法院效果好，深話淺話都能説。現在沒有人做調解的工作，一鬧架就讓去法院，其實第一道防線上解決是最好的。”

一位縣婦聯主席説，現在婦聯隊伍是“隊伍龐大、力量薄弱”，許多基層婦聯幹部身上兼着各種工作，能用在婦女家庭工作上的精力有限；同時，不少基層婦聯幹部比較年輕，在調解家庭矛盾方面能力不足、意願不強，發揮的作用有限。

多位基層民政幹部表示，一些夫妻在離婚時推卸養育孩子責任，一些人甚至表示“孩子跟誰生不是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年輕人在婚姻家庭方面的責任感欠缺。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王德福等專家建議，持續加強婚前教育和婚姻指導，提高農村年輕夫妻的婚姻責任感和建造維護幸福家庭的能力。此外，進一步完善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注重發揮羣眾自治組織、鄉鎮司法所、人民調解委員會、“鄉賢”的作用，妥善處理夫妻矛盾，促進家庭和睦。

針對單親留守兒童的成長困境，相關部門應落實好幫扶保障政策，積極探索介入幫助的方式方法，儘可能減少父母缺失帶來的負面影響。一些地區發動志願者、愛心人士結對幫扶困境兒童，以“一對一”形式常態化開展親情電話、功課輔導、心理疏導等活動，取得積極效果。

（記者 馬曉媛 武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