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新泉：從輿論抹黑到加税制裁，中國企業如何擺脱“美國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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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長耶倫訪華回國已經半個月了，然而她對中國產能問題的指責卻沒有停息。就在5月9日接受美國公共媒體（APM）經濟電台節目“Marketplace”採訪時，耶倫再次談及“中國產能過剩論”，甚至赤裸裸地指出：
對清潔能源、電動汽車、電池、可再生能源等重要戰略領域，“美國會非常明確地針對這些領域進行投資補貼，但我們不希望看到中國向這些企業提供大量補貼，這會讓我們的企業破產”。
對此，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華春瑩5月13日在社交媒體“X”進行了“翻譯”，一語道破“美國邏輯”背後的雙標。
華春瑩在“X”上發文回應道：“翻譯一下（耶倫的話）：我們（美國）會用補貼支持美國產業，因為這是戰略性的，但當別人這麼做時，就是不公平競爭。”
除了輿論攻勢外，美國也用實際行動阻截中國新興產業發展，美國政府和國會在301調查、關税和TikTok法案等方面小動作不斷。當地時間5月14日，美國宣佈在原有對華301關税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對自華進口的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電池、關鍵礦產、半導體以及鋼鋁、港口起重機、個人防護裝備等產品的加徵關税，中美經貿關係再次遭遇阻礙。
近日，針對美國近期在經貿上採取的策略，以及我國企業面對外部風險時所應該採取的應對措施，觀察者網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教授展開了深度交流。
【文/觀察者網 唐曉甫】
觀察者網：屠教授您好，我們注意到近日美國在法律層面針對中國企業動作不斷。我們先從前些日子引發巨大討論的TikTok法案説起。該法案基本繼承了此前眾議院通過的H.R.7521法案關於強制剝離TikTok的相關要求，僅在緩衝期等問題上略微放寬相關要求。該法案還保留將管轄權擴展至所有中國公司在美月活超過100萬用户的互聯網業務等規定。一旦該法案成為法律，您如何看待它對中國互聯網公司在美業務的衝擊?
**屠新泉：**TikTok於2017年5月剛上架。在短短几年間就引發了那麼多的關注，這與中美關係的大勢相關。
TikTok作為社交媒體，是所有中國開發的社交媒體應用中唯一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社交媒體應用。這一點就與其他中國出產的應用不同。正是由於這個社交應用在之前的快速崛起，才引發了美國較早的關注。於是在2020年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就有不少勢力試圖對TikTok出手。
從我個人理解的角度看，TikTok是中美關係領域中一個相對較新的特殊事務。它不是一個經貿問題，也不是由經貿衍生出的貿易摩擦問題，而是中美在全球影響力之爭的某種具象化表現。
今年3月，美國民眾在國會大廈前舉行抗議集會，反對涉TikTok法案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美國並不擔心西方媒體的報道，因為它能控制西方媒體的內在運行邏輯然後控制其報道的取向。但TikTok作為中國公司開發的社交應用，無論其內在商業邏輯還是算法都與西方媒體以及西方APP有所區別。TikTok相比於西方傳統媒體和社交應用更加尊重言論自由。同時，TikTok作為一個非常成功的短視頻媒體平台還引領了全球的短視頻潮流。所以這使得美國有關人員對TikTok的爆發式增長帶來的衝擊感到震驚，非常擔心TikTok分走它對於輿論的控制力和對社會的影響力。
這次巴以衝突無疑加劇、甚至證實了相關人員對此的擔心。我們可以看到，從去年巴以衝突開始，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就指責TikTok，聲稱這一社交媒體平台通過其推薦算法，操縱了年輕人對巴勒斯坦的支持態度。
TikTok上以色列圍困加沙的實時直播 圖片來源：美國波士頓東北大學網站
雖然這不是美國推進TikTok法案唯一因素，但我認為這是近期促成美國政府和政治精英對TikTok形成共識採取措施的最重要因素。與之相比，TikTok在美國賺了多少錢等其他因素反而都次要的。所以雖然法案中提到了可以適用於其他社交媒體，但TikTok依舊有其特殊性。
觀察者網：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從特朗普時代就開始了對TikTok的絞殺，此前美國國會就提出國包括S.686法案在內的各種涉及TikTok等在美中國資產的法案，但為何在2024年總統競選正式開始前，兩黨會如此迅速地通過相關法案？
**屠新泉：**這一輪針對TikTok的爭論已經在國會中討論醖釀幾個月。現在通過該法案的一個重要因素還是選舉。
在過去一年中，中美之間的關係相對緩和。近期由於不利於他們選舉的因素非常多，所以拜登和民主黨試圖採用對華強硬的方式來提振選情。推進新的301調查、新的鋼鋁關税等一系列措施，都是他們向選民們展示對華強硬態度的手段。只不過，這種強硬信號的最終影響得進一步觀察。例如本輪301調查就很難在此次大選結束前完全完成。
另一方面，近期很多政治人物將美國的大學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活動，以及隨後的衝突升級歸罪於TikTok傳播錯誤信息。這在使得對巴以衝突種輿論管控的政治需求得以明確。在這個背景下，不論拜登總統，抑或國會的議員們都出於自身的選舉需求對相關法案進行一攬子統籌考慮，推進相關法案可以被視作一種急於為自己試圖塑造一個更好的輿論環境的嘗試。
當地時間5月2日，美國洛杉磯，美國警方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校園中拆除抗議者營地，並逮捕了132名抗議者。 圖片來源：IC Photo
必須指出，美國國內對快速通過剝離TikTok法案的法律行動並非毫無分歧。此前也有部分議員引用第一修正案等法案試圖阻止H.R.7521法案通過，甚至有參議員試圖提出替代性法案以延緩相關立法步伐。但這次由於剝離法案捆綁了對以色列和烏克蘭的援助法案，所以最新的H.R.3038法案通過的速度非常快。
觀察者網：4月17日，美國商務部宣佈將推進對華造船業301調查，並計劃對中國鋼鋁產品的301關税提高至現有水平的3倍，為什麼美國商務部會在耶倫與布林肯訪華的間隙加速對華301調查，並提高關税？此類調查和關税對我國相關產業會有多大影響？
**屠新泉：**對於高官訪問間隙提出新的調查和關税這一問題，我之前沒有太多研究。但現階段美國外交處於一個比較微妙的狀態。一方面美國政府方面還是希望至少保持對華溝通，控制雙方緊張程度，避免不可控衝突。另一方面它會持續試圖控制、打壓中國的科技。雖然這兩點表面上對立，但內在是一致的。
美國現政府的麻煩很多，俄烏戰爭、巴以衝突及其衍生的國內政治撕裂和美國國內經濟等問題都在衝擊美國的國內政治生態。這使得美國在不想改變打壓中國、與中國脱鈎的策略的同時，又不得不試圖控制打壓與脱鈎的節奏和烈度。不希望短時間內與我國有太多直接而激烈的對抗。
具體到301調查和鋼鋁關税方面。從一般經驗來看，商務部的301調查會持續一年以上。這種調查涉及問題比較複雜。雖然可以加急辦理，但即使加急辦理，我預計也不太可能在選舉前產生結果。所以這更多是一種選舉考慮，讓選民認識到他在任內對中國又採取了新措施。
鋼鋁關税則是一個從特朗普在任時期以來就存在的歷史遺留問題。2018年2月16日美國前商務部長羅斯根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對中國的鋼鐵和鋁製品作出的國家安全影響情況調查。這導致美國政府於2018年3月23日起對中國鋼鐵和鋁產品開始了第一輪的關税徵收，税率分別為25%和10%，金額30億美元。之後美國對進口鋼鋁產品關税細則，尤其是鋼鋁關税徵收國家名錄進行了一些調整，最終調整版的關税細則於2019年5月實施。
2月戴琪會見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 圖片來源：商務部
根據“301條款”規定，在首次徵收關税的四年之後，有關部門須對實施的這些關税進行復審程序。所以理論上，現任貿易代表戴琪原本應該在2023年底結束對特朗普時代鋼鋁產品關税的審查，但她此前一直沒有完成。這也引發了一些美國國內勢力的不滿，美國白宮在關於此輪調整鋼鋁關税的所謂“事實清單”裏面提到，五個工會就此事向美國貿易代表提交請願書，施壓並要求加速審查。
對此次關税調整白宮方面表示，目前美國對部分鋼鋁產品徵收的平均關税為7.5%。而相關新聞報道就提到一名美政府官員透露，拜登這次計劃將這個數字提高到25%。這種局部調整的核心目的還是希望在大選季，通過在夕陽產業上對選民展示對華強硬，使得搖擺州的選民能支持民主黨。
以現階段公開信息觀察，我認為此次調整最終規模不會太大，而且由於中國對美國鋼鋁出口佔中國總出口量比例不高，所以對我們影響有限。
觀察者網：從近期美國高官訪華以及美國貿易政策調整的角度看，美國政策出現了一些瞻前顧後和自相矛盾的情況，您是否認為這體現了美國對華戰略在執行層面上出現了節奏失控？
**屠新泉：**美國現在對華政策出現了一些矛盾。一方面它的對華政策設計不僅需要考量中美雙邊關係，還需要衡量俄烏衝突、巴以衝突以及美國國內矛盾對於美國選情的衝擊，另一方面中美利益關係對於美國國內利益集團影響也不小。
例如在半導體出口管制問題上，美國正在頻繁地調整相關標準，不斷讓管制更加嚴格。這反映了美國的矛盾心態，一方面美國的部分供應商不希望控制那麼嚴格使得其失去中國市場，另一方面中國在半導體領域和AI領域的快速發展正在挑戰美國在相關領域的地位。兩方面的矛盾動態平衡的需求，讓美國政策制定部門不得不持續對相關政策進行調整，所以顯得節奏混亂。
在對華外交和管控衝突的方面，我並不覺得美國節奏混亂。近年耶倫等人頻繁訪華，表面上看似為了緩和中美關係，實際上可能是在為更大範圍的脱鈎做準備。一方面，美國試圖通過外交手段穩住中國，防止中國採取過激反應。另一方面，美國在實質上卻在不斷打壓中國。這種做法既有緩和外交的表象，又在實質上推動對華貿易壓制，從而形成了一種複雜的外交態勢。
觀察者網：長期以來，中國對美商品貿易為美國壓制國內通脹做出了巨大貢獻，但近期美國通脹數據出現超預期反彈，美國此時加碼301調查和關税對美國經濟有沒有負面影響？
**屠新泉：**最新一輪的301調查剛剛啓動，從啓動調查到確定關税再到最後對經濟產生影響需要時間。畢竟經濟不是金融，其傳導週期將長達數月乃至一年。所以現在的相關調查對經濟形勢還沒有太多直接關聯。
從現有數據看，美國造船業在全球市場佔比不足0.1%。而今年前2個月，我國造船完工量、新接訂單量、手持訂單量分別佔世界市場份額的56.5%、69.5%和56.1%。所以美國發起的301調查對我國造船業影響需要等到細則出台後，結合市場反應，進一步觀察。
3月24日，中船長興造船基地滬東中華2號船塢，首次呈現了4艘174000立方米LNG船同塢並建場景。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觀察者網：我們注意到您在“2023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表示，國際貿易面臨的最大挑戰，毫無疑問是中美之間日益激化的戰略博弈，尤其美國越來越多地從國家安全的視角，而不從商業利益來看待中美經貿關係。請問屠教授，美國這種貿易保護主義做法能否實現其想象中的國家安全目標？為什麼？
**屠新泉：**這取決於美國人如何定義它的目的。美國國內學者此前對特朗普任期內對華貿易戰有過研究，其中一個結論是特朗普的貿易戰對美國國內經濟和產業發展沒有起到正面作用。
從美國的角度來説，對華貿易戰不僅要實現美國經濟發展，更要打壓中國經濟發展，讓中國增長慢一點。例如美國的製造業迴流戰略，其核心不在於將所有產業搬回美國，而是讓產業離開中國。他們將其視作基於國家安全和大國競爭目標的經濟政策，從經濟理性的角度分析非常損人不利己。
但從結果角度看，我們並不能確定美國現行政策會造成什麼具體影響。經濟發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美國政策的政策也不是唯一影響因素。
同時美國也越來越難實現其國家安全目標，例如俄烏戰爭正在逐步脱離美國的控制。
針對中國崛起，美國一直在試圖拉攏盟友圍堵中國，確實對我們造成了一定的壓力，但我們正在針對美國的政策推動相關策略，中美博弈最終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觀察者網：TikTok等中國企業的遭遇，讓我想起了皮耶魯齊在《美國陷阱》裏對阿爾斯通和自身命運的描述。從法案到關税再到動用WTO規則，美國幾乎用上了一切手段針對中國企業。在您看來，中國企業是否也在遭遇和阿爾斯通類似的“美國陷阱”？
**屠新泉：**我認為我們遇到的情況比阿爾斯通更難。法國是美國的盟友，而中國不是。所以中國企業所面臨的在美外部環境比法國企業更加嚴峻。
《美國陷阱》 資料圖
其實，此前國內企業對於美國的無底線行為有一定準備。例如此前華為已經預料到相關風險，當年也選擇讓孟晚舟在加拿大而非美國轉機。但未曾想美國相關方面依舊迫使加拿大方面扣押了孟晚舟。在經歷孟晚舟事件後，我們對美國的戒備心理又上升了一層。所以現在我國重要企業的高管很少安排涉美相關行程。
相比於法國、德國、日本這些美國自冷戰以來的經濟競爭對手，我們擁有更大的獨立性，這也是我們面對美國時的優勢。
美國前幾年對我們發起了301調查，並依據232條款對我們進行打壓的時候，我們都進行了反制。中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中國政府有能力對中國企業提供強力支持和保護。雖然這種反制也付出了一些代價，但這種政治上的獨立性使得我們無論在面對美國的打壓或是威脅的時候，都能夠作為一個整體有能力去抵制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
觀察者網：對於美國使用各種法案、關税以及WTO規則，對我們企業進行打壓的情況，您認為中國企業應該採用什麼方法對抗這種打壓，讓最小化自身損失？
**屠新泉：**説實話，我也無法給出籠統而簡單的建議。但是近年的經歷顯示，我國企業在面對相關風險後，其整體表現顯得非常有經驗且應對十分靈活。
在特朗普時代加徵關税後，我國對美出口雖然一度受到影響，但整體依舊保持平穩，甚至創下貿易順差的歷史新高。這不僅超出了我們這些專家學者的預期，也超出了包括美國政府和學者在內的所有人的預期。之前沒有人想到中國的出口企業如此有韌性，能夠在關税從3%猛增到20%的背景下還能保持出口穩定。
雖然政府在一些輔助性方面協助企業出口，減少了部分損失，但能實現相關成就主要應當歸功於企業自己的高競爭力和其在應對相關貿易限制時的靈活策略。
近些年來，被列入美國實體清單上的中國企業有六七百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華為受到了美國全方位、傾舉國之力的打壓。但是相關企業依舊堅強地戰鬥，正在浴火重生。例如華為，在經過幾年打壓後，憑藉自強不息企業底藴以及全中國企業的從旁襄助，它走出了低谷，正在重回全球巔峯。可以説中國企業能夠突破重圍，這種來自企業界頑強不息的精神非常重要。
2023、2024年1季度中國智能手機市場份額 圖片來源：Counterpoint
之前我提到，我們國家的優勢就在於堅持獨立自主不服輸，這一點為最重要。
但僅有這一點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研究策略。早年間，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更加密切。但美國正在主動對我們脱鈎，並且試圖讓歐洲也與我們脱鈎。而在當今國際以及惡劣的美國國內政策環境下，美國正在成為我國貿易的高風險目的地。這意味着無論從中美進出口貿易，還是技術人員交流得角度，相關交流都處於高風險狀態。在這一背景下，順應趨勢，減少包括貿易投資、人員交流在內的各種對美合作關係已成定局，這也是中國企業無法選擇的現實。
在我國不得不和美國脱鈎的背景下，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就非常有先見之明。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並在同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將“一帶一路”倡議升級為國家戰略。這使得2017年發生貿易戰的時候，我們國家在戰略上就有了提前準備。也為我國企業的產業和商業佈局多元化奠定了政策和國際政治基礎。
十年來，我國在沿“一帶一路”方向對包括投資、貿易等各方面的投入越來越高，獲得收益越來越多。這使得我國在減少政治經濟風險的同時，能夠與更多“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展開貿易、實現產能和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在加強與更多貿易伙伴的貿易關係、促進其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國也能更好的解決自身的政治、經濟安全需求。
2021年12月14日的斯里蘭卡南部漢班託塔港堆場 圖片來源：新華社
從貿易的角度看，我國對於“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出口佔比在快速上升，對七國集團貿易出口佔比在快速下降。雖然我們這種調整更多是一種順應外部條件變化的被動反應，但從結果來講，我國這種調整將促進世界多極化、多元化，並有利於我國成為全球性經濟大國。
從企業的角度看，投資“一帶一路”項目對於企業未來發展也更好。因為發展中國家雖然風險更大，但投資和貿易也可能獲得更高的回報率和利潤率。
整體來説，在這個時代，中國企業投資發展中國家，其國內政府能力或者國內政治導致的風險會更大，但其國際政治風險可能會更低。而中企投資發達國家則是國際政治風險會更高，而其國內政府能力或者國內政治導致的風險會更低。在當今中美關係背景下，與繼續加碼美國產業相比，投資發展中國家的風險可能與之整體相當或者更低一些。
總的來説，我國企業未來發展戰略會有一個取捨過程，但從國家戰略的角度來看，我國未來對外經濟戰略的重心無疑會向發展中國家轉移。
觀察者網：最後一個問題，請問屠教授您如何看中美未來經貿發展趨勢？
**屠新泉：**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趨勢已經很明確了，即不斷地深化和擴展脱鈎。時至今日，美國經濟依舊佔據全世界GDP的25%左右，遠超“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中的任何一個國家。所以從絕對量的角度，我國對美國的依賴，以及美國對我們的依賴在貿易、投資、人員交流、科技交流等方面依舊巨大。
這意味着我們不能不去重視美國情況、重視對美交流、重視控制風險衝突。我國政府、企業也都在努力，儘可能地穩定中美關係。但從結構上來説，雙方的相互依賴程度將持續下降。這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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