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純：從百年前的一樁“中國留法學生間諜事件”説起……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純】

1908年6月22日，清政府陸軍部委派15名陸軍速成武備學堂二期學生前往法國留學深造。這一行人由駐德參贊馮祥光率領，從哈爾濱出發，經俄國西伯利亞前往德國首都柏林。7月7日，這15名學生安然抵達柏林，再由前來迎接他們的駐法使館留學生監督唐在復帶往巴黎。兩週後的7月25日，他們最終來到法國西部城市拉弗萊什，入讀一所軍事類預科學校——法國陸軍子弟學校。

短短一個月，這15名中國留學生就完成了從啓程到在法註冊入學的一系列手續，各方效率不可謂不高，頗令今人豔羨。

與日本、德國一樣，法國也是晚清學生留洋的熱門候選地之一。駐法公使劉式訓就曾向江蘇巡撫陸元鼎介紹留法的好處：“法國專門校學費，歲不逾千佛郎，房飯零用約需三千，普通及預備科房膳學共不逾三千，暑假月在外另諮表。”同類學校的學費，法國比英國要便宜近一倍多，再加上生活費，兩者數目相距頗為可觀。且20世紀初，正值法國政府大舉進行高等教育改革之際，各種綜合性大學、專科院校、工程師乃至軍事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隨之還配備了較多的學制和學位種類可供選擇。

劉式訓/資料圖

低廉的費用，多樣的學科，快捷的時間，法蘭西堪稱是培養人才的經濟之選。於是各省大員均有以官費送生員入法求學，學的還多是路礦、海防、化工這類“實學”，他們甚至還願意贊助自費留學生轉官費，負擔留學生的實習開支等，只為其能“學成後回國效命”。

1907年6月，巴黎市面上出現了《新世紀報》和《自由雜誌》這兩種宣傳無政府主義的中文刊物，在留學生中產生了很大影響，不少學生“寄稿暗助”。清政府本就擔憂留學生易受外部的新思想的影響，於是馬上要求駐法使館“嚴敕停辦，並查系何省官私費學生……即請撤回”，奈何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是把出版自由寫入憲法的，法國官方堅稱“該報未犯報律，無從禁阻”。所以即便之後查明瞭《新世紀報》的主筆是之前“蘇報案”相關人物吳稚暉，也因“既無證據，莫由追究”。

雖然法國政府可能並不太在乎留學生對本國政治的非議，但一定會警惕留學生以這種“反抗精神”指向自身，進而形成潛在的政治威脅。在清末，一場中國學生的“竊圖案”就曾給中法外交帶來不小的風波。1909年3月，在法國校歷春假期間，就讀於法國海軍士官學校的湖北籍學生向國華、石瑛兩人，偷走學校的保密圖紙，從學校所在的法國西部海港城市佈雷斯特逃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在當地的照相館對資料進行翻拍。後向國華回法被學校派人抓獲，石瑛在逃。

一時間，法國報界各種陰謀論調甚囂塵上，有的報紙將“保密圖紙”誇大為涉嫌軍事機密的文件，且一口咬定必有法方軍職人員涉及，竭力將這件事渲染成所謂的“中國留學生間諜事件”；有的報紙評論認為法國政府不該為了擴大國際影響力，招收外國軍事留學生進入軍校：“我們轉變思想，對他們比自己的同胞還好，我們艦隊檔案室也向他們大開方便之門。”

但後經查明，所謂的“保密資料”不過是中國學生無法研修的課程課本，根本“無關國防”，自然也沒有什麼被收買的法國軍官充作“中間人”。向、石兩人出於對校方針對留學生的“技術管制”的不忿，才出了“竊圖”這一下策。海軍學校發現兩人竊圖出逃後，堅決表示要嚴懲嫌犯。但在中國官方的努力下，兩人很快就洗清了“間諜”嫌疑，當然這很大程度在於向、石兩人均為鄂省官費生。

自兩人在逃的消息一經公開，當時的湖廣總督陳夔龍就立刻發電報懇請駐法公使劉式訓“公就近與法廷長官相熟，祈設法保全為盼”，於是劉使盡渾身解數，通過法國外交部竭力周全，使得這宗所謂的“間諜案”最後以兩人“退學出境”結案，並深念其“志在求學，情有可原”，另安排向、石兩人進入英國學校繼續學業。

隨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發，清政府倒台，中國迎來一個混亂而動盪的過渡時期。軍閥的混戰加劇了國內的政治經濟危機，新的北洋政府無力向青年學生提供大規模的，類似過去那種資金充裕、體系完備的官費留學制度。於是，曾經的留法官費生李石曾開始提倡“儉學”，1912年4月，他與吳稚暉等人組織了留法儉學會。

該學會在其宗旨中，既肯定了前往西方留學對一個新生國家的重要性——“改良社會首重教育，欲輸世界文明於國內，必以留學泰西為要圖”，又點明其困難所在——“惟西國學費宿稱耗大，其事至難普及”，並提出解決辦法——“曾經同志籌思，擬興苦學之風，廣闢留歐學界”。至於為什麼選擇法國，不得不提到李師曾也與前文提及的《新世紀》報這段公案淵源頗深，與吳稚暉一樣，他也是該報的創始人之一。法國對言論自由的保護，讓兩人都深以為其是“民智民氣先進之國”，故“茲由同志組織‘留法儉學會’，以興尚儉樂學之風，而助其事之實行也。”

留法儉學會還得到了時任北洋教育部長蔡元培的支持，他授意教育部撥出房屋供學會在北京開辦預科學校，校址就設在安定門附近的方家衚衕。學生只要繳納少量的註冊費用就可以就讀，他們在預科學校內進行為期6個月的法語和文化背景培訓，然後經儉學會安排，前往法國蒙塔日、巴黎和楓丹白露的初高級中就讀。

留法儉學會提倡的留學與以往的留學有很大不同。首先，這些預備留法的學生並沒有在國內受過“新式學堂”的教育，且大部分人出身並不富裕；其次，這些學生留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獲得某一專業的知識和技能，換言之，他們留學不是為了拿文憑，而是“通過自身勞動過上一種簡樸的生活，逐漸接受法國共和主義的進步思想和價值體系”。

從1912到1914年，約有120人通過儉學會前往巴黎，“較十年公費之數，有過之無不及，此其成績顯然易見者也。”然而，當時的袁世凱政府對儉學會十分警惕，面對後者日益壯大的影響力，直接下令教育部收回北京留法預備學校的校舍。雖然後來學校曾一度搬至宣武門的皮庫營四川會館，但仍遭政府多次巡查，最後學校只能關閉，留法儉學會全體解散。

留法儉學會

1916年，法國政府因一戰吃緊，國內勞動力空虛，故有意在華招募勞工。李石曾和蔡元培認為這是實現學生勤工儉學留法的大好時機，在同年成立了華法教育會。1917年，中國國內的局勢也稍有放鬆，留法儉學會得以重組，北京的留法預備學校也再度開放招生。

在1919至1920年間，共有1400名四川、湖南、廣東、浙江、江蘇和湖北地區的學生通過儉學會踏上了留法之路，其中就有周恩來、鄧小平、陳毅、李富春、李維漢、聶榮臻、徐特立等之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這批學生的平均年紀在16至25歲之間。據統計，其中大部分人，約有498名被安排到工廠——主要是位於法國東部城市的鋼鐵廠和軍工廠，579名被安排到學校裏——大部分去的中學，集中在巴黎近郊、蒙塔日市、默倫和楓丹白露地區；剩餘的一百名則在高中和專科學校就讀。

李石曾在巴黎西郊開設豆腐工廠

這場勤工儉學運動之所以如此受到歡迎，除了大家都將其視為一個可以獲得更好的教育水平的機會，還在於學生們認為去法國意味着會成為擁有新文化、新思想的知識界先鋒。不要忘記就在1919年，中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國青年們擯棄了舊的孔孟之道，正熱烈地期待着新的思想和價值觀的到來。於是，這些半工半讀的留法學生的突出特徵就是帶着堅定的改變祖國命運的信念，以激進的方式參與政治。

但他們遠大的理想在一戰後法國的殘酷現實面前受到了挫折：工廠大量倒閉，工資普遍微薄，失業人口劇增。不少留法學生連日常生活都難以為繼，而相關部門的補助極其有限，時有時無。因此，學生們於1921年2月28日發起了“爭取吃飯權、工作權、求學權”的“二八運動”，向中華民國駐法公使館請願，促使駐法公使陳籙答應撥款，向勤工儉學學生支付維持生活的最低費用。

由於中國學生無法在法國工廠裏繼續工作，今“半工半讀”中的“半工”已經不存，作為勤工儉學運動發起人，李石曾認為有責任要把另一半“半讀”繼續下去，因此他萌生了要在法國建立一所中國大學的想法。經過多輪協商後，中法大學協會於1921年夏正式宣佈成立，負責管理位於里昂的中法大學的運作。

中法大學由中方負責籌集部分資金，法方負責建造學校的樓房，為學生提供食宿，以及提供專業的教育。時任里昂市長的愛德華·赫里歐還協調法國國防部，讓其同意撥出里昂附近的一處要塞——聖伊雷內堡及其附屬領地作為中法學校的校址。但隨即公佈的章程中卻明文規定學校只接受在中國通過入學考試的學生，雖然李師曾、陳籙等人希望在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都能到里昂讀書，但法方態度強硬地表示拒絕。法國政府已經注意到了這羣來自中國的青年人，他們已經在法國各地進行集會、結社、罷工，發起請願活動，擔憂如果將他們聚集在一起，勢將成為一股不可小覷的政治力量。因此，在章程中點明中法大學的學生須在中國招收，意圖將這些在法留學生排除在外。

由此，以中法學校的校方和學生為主的矛盾不斷激化，幾乎到了一觸即發的時刻。1921年6月6日，300名勤工儉學學生聯名上書蔡元培和陳籙，希望就入學問題給出官方答覆，但沒有得到任何結果。8月20日，駐法公使館發出佈告，宣佈取消勤工儉學學生的最低補助，推翻了“二八運動”的鬥爭成果。9月5日，學生們在勒克魯佐軍工廠工作的中國工人們發表演説，控訴中國校方違背了勤工儉學運動的初衷，表面上標榜是平民教育，事實上卻是貴族教育的衞道者。

里昂中法大學校門 圖自里昂圖書館網站

面對經濟封鎖，又聽説中法大學校長吳稚暉即將帶領第一批從中國選拔出來的學生到達里昂，在法國勤工儉學學生於是決定行動起來。由中國駐法使館資助路費，勤工儉學學生組成百餘人的代表團從各地於9月21日到達里昂，並要求住在聖依雷內堡裏，等待校長的到來。中法學校的法方校長莫里斯·古恆以防止動亂為名，要求學生交出護照交給警察局，學生抗爭不成只好照辦，最後得以進入學校。

在這種緊張局勢下，中法兩方的大學領導層的態度卻大相徑庭：中方的校方代表褚民誼態度曖昧，對學生的要求不置可否；隨後趕到的吳稚暉則堅決拒收這些學生；法方代表古恆認為這些學生進入學校的方式逾越了法律界限，堅決要求警察進行干預。

22日下午，里昂警察局派出200名警察，將前一天住在中法大學校內的學生悉數“押送”到附近的蒙呂克炮台的兵營中進行“監管”。駐守巴黎的部分學生聽聞這一消息，立刻要陳籙同法國政府交涉，釋放學生。陳籙派出副領事李駿以使館名義前往裏昂處理這一事件。在李俊的調解下，吳稚暉會見了部分學生代表，最終決定以接收20位左右的勤工儉學學生緩和事態，但這與學生提出“應收盡收”的要求差距太遠。談判陷入僵局。

10月10日，被囚於兵營的學生為紀念辛亥革命，還舉行了絕食抗議，希冀能使各方念其苦衷，稍加感動，促成入學。但是被驅逐的命運還是降臨到了被關在蒙呂克兵營的104名勤工儉學學生的身上，10月13日，他們被警察送到里昂的布爾圖火車站，然後在馬賽登上了保羅·勒卡號離開法國。

縱觀整個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彷彿一場三方的“車輪戰”——法國政府vs中國官方，中國官方vs中國學生，中國學生vs法國政府。似乎沒有一方是絕對的贏家：法國政府沒有得到一羣資金有保障、且日後能在中國社會中發揮“親法”作用的留學生羣體；中國官方主導的運動最終成果——中法大學也失去了其初衷意義；絕大多數留法學生在朝不保夕中度過了三年，最後卻無功而返。

不過，這場運動也許沒有結出甜蜜的果實，卻埋下了革命的火種：在這批留法學生中，陳毅、李立三、蔡和森被遣送回國，繼續在國內投身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與中國的革命事業；周恩來、鄧小平、李維漢、趙世炎等人則繼續留在了法國，於1922年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創辦《赤光》雜誌，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組織繼續在歐洲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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