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美國對華加徵關税，比政策更糟糕的是領導力

【文/經濟學人，翻譯/觀察者網 郭涵】

儘管最近不太流行説這話，但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人類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之一便是全球關税水平的顯著降低：從20世紀70年代平均10%以上的進口關税降到如今平均3%。關税的降低推動了全球商業活動的蓬勃發展，使同期的全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幾乎增加2倍。對各國來説，越是擁抱開放就意味着越繁榮。因此，喬·拜登總統決定對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加徵100%的關税令人深感遺憾。

在令廣大消費者獲益的同時，跨國貿易又損害了有能力組織抵抗的特定工人羣體與企業的利益，因此貿易總是伴隨着國內政治代價。今天的政客更是時刻在意着這種代價。當初為支撐一個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所形成的共識正在瓦解，美國所謂中國“不公平競爭”的指責以及唐納德·特朗普“美國優先”理念的崛起加速了這一進程。

美國的兩黨政客均認為，他們需要對一系列進口商品加徵關税。他們指責中國大量補貼國內的汽車企業，從而在全球市場上佔據優勢。美國政客還宣稱，讓中國汽車進入美國市場的“安全風險”過大，因為電動汽車很容易被跟蹤與監控。就算這些擔憂有一定道理，拜登先生的關税大棒也並不是一件解決上述問題的趁手工具，且會給美國和全世界帶來被各界低估的經濟損失。

當地時間5月14日，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貿易代表戴琪和勞工部部長蘇維思在白宮玫瑰園聽取總統拜登關於加徵關税的講話 圖自：視覺中國

暫且回顧一下最基本的原則。正如大衞·李嘉圖（David Ricardo）在200多年前提出且被後世經歷所證實的那樣，就算其它國家設置了貿易壁壘，對一國政府來説，開放貿易邊境也是合理的決定。生活在自由主義國家的居民能夠享受更低廉的物價與更豐富的商品品種，而企業則能專注於他們最擅長領域的生產。相比之下，關税會縱容效率低下的企業，並損害消費者利益。

20世紀80年代，當被華盛頓盯上的日本汽車企業同意簽署出口配額協議，抬高了在美國賣車的價格後，美國以痛苦的方式領教到這一點。結果呢？美國的造車“三巨頭”（“big three”，即通用汽車、福特汽車與克萊斯勒集團，觀察者網譯註）繼續生產着老爺車。

今天的美國車企又懼怕來自中國比亞迪公司“海鷗”純電動車的競爭，後者的某些型號在中國的售價甚至不到1萬美元。相比之下，美國車企以3倍的價格生產質量還不及對方的電動車，這讓美國車主們完全沒有動力去配合政府向清潔能源轉型的政策。你可能會爭論，關税是不可避免的，否則美國的綠色轉型補貼就會流入中國企業的口袋。的確如此，但這也表明，低效政策是如何導致“一步慢，步步慢”的。

更令人無從辯解的是拜登政府徵收關税的方式。各國政府理所當然地渴望管理國際貿易帶來的政治成本，這也是為何美國所謂“基於秩序的貿易體制”設計了防止不公平競爭的機制。儘管經濟學家樂見廉價的進口商品，但當政客們擔心大量的進口商品會傷害特定產業或城鎮時，他們也能夠做出反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就平衡經濟效率與國內政治現實這個問題，美國基本上發揮了作為榜樣的力量。

但這種事再也不會發生。美國最新加徵的關税將過去的處理機制一腳踢開。美國政府本可以詳細説明中國電動車如何從鉅額補貼中獲益，然後徵收經過仔細權衡的關税額。美國政府本可以提供所謂中國電動車構成“安全威脅”的具體案例，而不是給出模糊又嚇人的猜想。

相反，如今美國政府用看似無害的“無花果葉”來掩蓋其保護主義的動機：拜登政府的新關税建立在特朗普時代加徵關税的基礎之上，而特朗普政府當初給出的理由卻是中國“竊取美國技術”。多麼滑稽可笑。今天美國人對中國電動車的真正擔憂並不是因為中國車企竊取了美國的技術，而是因為它們把美國車企的技術遠遠甩在後面。

美國公然輕視在出台政策前進行嚴謹論證的必要性，會帶來危險的後果。在美國國內，更多公司會尋求政府的保護。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正在競相提出設置最嚴苛的貿易壁壘：特朗普先生警告稱，他將對中企在墨西哥工廠生產的汽車徵收200%的關税。

在國際層面，隨着中國出口的順差遍及世界各地，那裏的貿易保護主義者也會緊跟美國的腳步。這將對曾經由美國倡導推動的國際貿易體系造成另一記重擊。巴西正在增加對進口電動汽車的關税，歐盟可能很快會做出類似的決定。

美國依然在引領全球貿易政策——但今天，它正朝着錯誤的方向前進。

（原文於5月14日發佈在“經濟學人”網站，原標題：美國對中國電動汽車加徵100%關税：比政策更糟糕的是領導力。 America’s 100% tariffs on Chinese EVs: bad policy, worse leadership.）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