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韶山：歐洲是想做跨大西洋的“闌尾”，還是歐亞大陸上的西部堡壘？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鮑韶山，翻譯/ 觀察者網 嶽冠東】

作為一個地緣政治實體，歐盟如果不是即將面臨其命運的終結，也將走到命運的岔路口。隨着美國霸權影響力的減弱，歐盟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和安全架構與美國深度綁定的政治實體，正面臨日益增大的壓力。最近，隨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法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進行國事訪問，這些壓力得以凸顯。

歐盟的歷史

要理解歐盟所面臨挑戰的本質，從歷史角度瞭解歐盟非常重要。歐盟概念構建和最終成型時期，正值美國（及廣義上的“西方”）與蘇聯展開冷戰全面對峙。歐盟是對冷戰格局的介入，旨在確保歐洲在地緣政治格局中的獨立地位，從而放大歐洲國家自身的觀點和利益。

可見，歐盟——作為一個後二戰時代倡議——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殖民項目。歐盟以種族化的理由構建了歐洲白人的身份認同，並將其影響力延伸到非洲以及其他各歐洲殖民地。在一個兩極化的世界中，如果歐盟想要發揮任何影響力，這種地緣政治經濟實體就是必要的壓艙石。因此，歐盟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帶有強烈種族色彩的地緣政治項目，旨在為歐洲殖民列強在不斷發展的戰後世界中確保一席之地。

與此同時，確保歐洲的安全架構手段主要是通過美國主導的北約與蘇聯之間關係的緩和來實現。然後，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的幾年裏，歐盟實際上融入在了更廣泛的美國霸權之中，特別是在北約東擴問題上。所謂戰後歐洲的“戰略自主權”，逐漸讓位於以美國為中心的更廣泛的西方集體安全框架，這使歐洲在戰略處於依附地位。

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盟委員會總部所在地——貝雷蒙大樓。新華社記者 鄭煥松 攝

歐盟面對來自世界多極化的壓力

歐盟後殖民主義的地緣政治偽裝在不得不面臨世界秩序重構的現實。由崛起的美國主導的，具有表面穩定和安全特徵的“單極時刻”已經過去，新興的多極世界必然具有一定的“流動性”。

美國主導的單極格局現已經過去。從廣義上講，這種由單極向多極的演化趨勢隨着世界經濟中心持續向亞洲，尤其是中國轉移，在2010年代中期變得尤為明顯。過去十五年間，我們可以看到貿易模式的持續轉變，中國與它越來越多貿易伙伴之間的互聯互通水平不斷提高。如今，中國是14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

長期以來，歐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但這一地位最近已被東盟國家取代。中國經濟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已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而以名義美元計價也已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歐元區經濟對全球經濟的重要性相對下降。與此同時，其影響力和可信度也隨之下降。

俄羅斯迴歸大國地位鞏固了全球多極化的趨勢。經過數十年的相對衰退後，俄羅斯經濟逐漸發展，不再以單一的化石能源作為經濟基礎。已故的美國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曾在2015年直率地指出，如今的俄羅斯不僅僅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加油站”。

從傳統的地緣政治角度來看，法國和美國正在被趕出非洲。對於一個將“歐-非洲”理念從建立之初就刻入DNA的歐盟來説，無法涉足非洲將是一個痛苦的打擊。法國人已經被逐出了西非薩赫勒地區。2023年底法國軍隊被趕出了尼日爾，此前法國在尼日爾鄰國布基納法索的軍事行動也於2023年初結束。

4月21日，尼日爾阿加德茲，尼民眾集會抗議美國駐軍。圖片來源：路透社

對此，法國《世界報》指出，由於法國未能支持薩赫勒地區的經濟發展，才最終導致了幾十年軍事存在的最後退出。2024年4月，法國和尼日爾的外交關係進一步惡化，法國外交官因被指控從事顛覆活動而被要求離開該國。隨着尼日爾新政權加強與俄羅斯的安全合作，美國也被迫撤出其在尼日爾的駐軍。西非經共體（ECOWAS）也由於西方國家在該地區的權威被明顯削弱，於2024年2月取消了其在2023年底對尼日爾實施的制裁。

視角轉回歐洲，烏克蘭的崩潰以一種仍沉浸在“歷史終結”傲慢情緒中的西方精英無法想象的方式，撕開了西方政治集團的遮羞布。俄烏問題不僅是歐洲的問題，也是更廣泛的跨大西洋兩岸政府的問題。巴勒斯坦局勢是暴露西方妄想的又一例證。面對也門胡塞武裝的襲擊，雖然美國和少數歐洲盟友採取了一些干預和保護紅海航運措施，但他們沒能兑現自己的承諾。西方所謂的“繁榮衞士”海軍護航未能阻止胡塞對航運的襲擊，船隻仍然只能選擇改道好望角。

新興的多極化格局具有經濟和安全方面的特徵。而這些特徵是相互關聯的。歐元區的經濟相比於全球經濟經歷的相對衰退，被其軍工複合體在最重要的戰場上正在發生的軍事失敗放大了。然而，為了對抗多極化的前景，歐盟精英們目前正在加倍努力構建一套致力於恢復往日榮光的敍述和戰略。

資料圖：烏軍炮兵使用的“凱撒”車載榴彈炮

跨大西洋同盟此前試圖通過烏克蘭的草原戰爭和11輪經濟制裁削弱俄羅斯，引發俄羅斯內部的經濟危機並促成政權更迭。然而今天這一雄心壯志已化為泡影，如今的俄羅斯經濟比制裁前更加強勁。與此同時，歐元區卻進一步被削弱。隨着歐洲經濟在能源衝擊和去工業化面前被削弱，歐盟的外交資本也在逐漸消失。

其他可能

前不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訪問，暴露了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在2023年10月呼籲“要將歐盟整體視為重要的地緣政治實體”的空洞性。而在幾天前的巴黎，馮德萊恩跟隨着華盛頓的樂譜，談論着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她談及中國製造的汽車如潮水般湧入歐洲市場。

但與此同時，歐洲汽車製造商協會（ACEA）提供的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電動汽車品牌在市場中的份額僅為6.4%。ACEA報告還顯示，由於生產的增加，歐洲汽車製造商在2023年的對華貿易順差為900億歐元，基本與去年持平。難怪寶馬集團董事長奧利弗·齊普策（Olive Zipse）警告稱，對來自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競爭的擔憂被誇大了。事實上，他甚至表示，“歐洲目前到處都充斥着中國產品的説法是不真實的。”

寶馬集團董事長齊普策。圖片來源：IC Photo

馬克龍也對“產能過剩”的説法提出了異議，這或許象徵着法國人和德國人對競爭的不同態度。幾周前，德國總理朔爾茨與一眾企業高管共同訪問中國，推動德國汽車製造商獲得中國市場準入而努力。朔爾茨也響應了華盛頓的指示，試圖在與俄羅斯的貿易關係問題上向中國施壓，但遭到了禮貌地拒絕。他並不是歐盟唯一發出這樣聲音的人，而中國領導層始終如一地禮貌駁回。

歐盟缺乏自主性在烏克蘭正在發生的人道悲劇和軍事災難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對俄羅斯來説，烏克蘭是安全紅線，這可以追溯到2007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歐洲領導人——事實上是整個跨大西洋政治精英們——不能假裝他們沒有意識到俄羅斯對北約擴張的擔憂，尤其是對北約向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擴張的極度敏感。然而，歐洲人卻贊同美國提出的擴大北約的計劃，並在此過程中破壞了俄羅斯的穩定。

2008年，當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表明美國強烈支持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加入北約的立場時，德國總理默克爾提出了反對，但她無法或不願意做更多的事情。在明斯克達成的穩定烏克蘭局勢的協議轉眼間就被忽視。西歐擔保國——法國和德國——無意執行這些條款，現在我們從時任領導人奧朗德和默克爾的承認中得知了這一點。

事實上，默克爾很清楚：明斯克協議並未以誠意執行，而只是為了爭取時間的鬧劇。與此同時，烏克蘭軍隊在美國的大量援助下，正在接收裝備並按照北約標準訓練，為衝突做好準備。

歐盟與俄羅斯之間目前無法達成可行且穩定的緩和關係，這很難説符合歐洲的長期利益。歐盟主要大國押注於美國主導的北約擴張計劃，但這場賭博至今還沒有得到回報。歐洲如今的安全狀況比幾十年來的任何時候都更糟，可以説，歐盟的經濟形勢岌岌可危。從2022年中開始，跨大西洋國家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實施制裁，引發的能源衝擊削弱了歐洲的工業競爭力，不僅如此，歐洲經濟如今前所未有地依賴美國的能源。去工業化是當今歐洲主要經濟體面臨的現實情況，這無疑加劇了一些歐洲人對不斷增長的中國進口商品的不安。

儘管馮德萊恩大肆宣揚中國“產能過剩”，但隨着習近平主席訪問塞爾維亞和匈牙利，歐洲的替代路徑變得更加清晰。

近年來，匈牙利一直尋求與中國電動汽車領軍企業比亞迪合作，以利用自身的工業化潛力。西班牙同樣也不甘示弱，西班牙公司EV Motors和中國奇瑞成立的合資企業正在翻新巴塞羅那的舊日產工廠（於2021年關閉），準備將其用於生產電動汽車。甚至有報道稱，意大利政府也已經與比亞迪接觸，吸引其投資建廠。

比亞迪新能源乘用車工廠。圖片來源：比亞迪官網

塞爾維亞也從與中國的合作中獲得了許多經濟回報。在距離比亞迪匈牙利塞格德工廠不到200公里的塞爾維亞茲雷尼亞寧，坐落着一座玲瓏橡膠輪胎工廠。一個汽車產業集羣正在兩國之間興起。匈牙利是歐盟成員國；塞爾維亞則不然。這種“內—外兼備”的佈局為尋求優化機會和控制風險的投資者提供了潛在的優勢。

匈牙利是首批承諾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國家之一，它計劃到2030年逐步淘汰燃煤發電。對匈牙利來説，轉向可再生能源不僅是環保承諾，也是一項旨在降本增效、加強能源和主權安全的戰略舉措。通過與蔚來汽車和寧德時代等中國公司合作，中國的技術和製造能力正逐步在匈牙利的太陽能發電、電動汽車和電池領域等領域紮根。而綠色能源領域被視為連接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重要節點。

塞爾維亞也正在與中國企業合作，促進本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塞爾維亞最近獲得了中國21.8億美元的投資承諾，用於建設一座1.5吉瓦風電場、一座500兆瓦太陽能發電廠和一座氫氣生產設施，這些可再生能源項目預計將於2028年上線。除此之外，塞爾維亞政府還宣佈了與中國企業簽署的兩項能源領域的協議。其中一項協議是湖南一家公司將在塞爾維亞中部城市帕拉欽投資一座年產能為1吉瓦的太陽能電池板工廠和一座200兆瓦的光伏電站。

綠色能源轉型是一種成本最低、速度最快的最佳轉型方式。在歐洲，這樣的轉型只能通過進口中國的可再生能源技術和硬件來實現。可再生能源還能在增強能源自主性的同時提供降低能源成本的可能。

歐盟內部和歐盟周邊國家發現，他們與布魯塞爾的技術官僚們在利益和觀點上越來越脱節。

烏克蘭正在上演的人道主義和軍事悲劇以及歐洲對俄製裁造成的歐洲能源危機（更不用説北溪天然氣管道被破壞），都可以追溯到冷戰後，大西洋兩岸的精英們在解決後冷戰安全框架時偽裝為成功的失敗。他們沒有成功建設一個可以適用於包括俄羅斯在內所有相關方的安全框架。

受到能源衝擊和無力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影響，歐洲國家面臨的經濟動盪正在逐步蔓延為社會不安和政治騷亂。趁着公眾情緒的浪潮，整個歐盟的所謂“極右”政黨有望在即將到來的歐盟選舉中取得重大進展。民意調查顯示，極右翼政黨可能在九個歐盟國家的選舉中排名第一，並在另外九個國家中排名第二或第三。極右翼政黨總體上反對持續烏克蘭戰爭，並尋求與俄羅斯緩和。歐洲政治新右翼勢力增長的動態，預計將對歐洲各地的選舉產生影響。

至於對華態度，薩扎德韋格基金會（Szazadveg 基金會）在2023年10月進行的一項對歐洲民眾進行詳細調查發現，大多數公民不贊成布魯塞爾-華盛頓軸心的對華“強硬路線”，而認為中歐應該尋求和平的經濟合作。

歐洲——美帝國的前哨？

面對美西方的制裁，俄羅斯堅定地向東轉向。這種轉向始於2014年烏克蘭危機，而烏克蘭危機進一步發展只是加速了俄羅斯融入歐亞經濟體的進程。

歐洲國家現在需要做出一個明確的但有挑戰性的決定。公民態度與布魯塞爾的精英立場之間的制度性鴻溝，説明了正處於重大轉型過程中的歐盟是一個脆弱的政治體，歐盟能否經受住當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仍然懸而未決。西方在烏克蘭戰場上正在發生的失敗意味着，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一個包含俄羅斯和西歐新的安全架構將被提出，而這對各成員國的主權會產生何種影響仍有待觀察。

歐盟項目始於一個殖民工程。它在地緣政治上尋求確保擁有一個區別於美國和其他歐亞大陸強國的自主地位，這裏的其他強國包括歷史上的蘇聯，和今天的俄羅斯、中國。然而，作為一個地緣政治組織，它現在還遠沒有達到這個目標。如今，它比過去更加依附於美國，使其在行使備受追捧的“戰略主權”時能力有限。

作為一個經濟機構，歐盟也面臨着供應鏈問題帶來的壓力。去工業化已成為現實，能源供應結構削弱了歐盟的成本競爭力和自主權。歐盟綠色轉型的雄心已經破滅，他們還沒有與一個現實和解，那就是實現綠色轉型成本最低、最快的路線是與中國合作，而不是與中國對抗。

所以，我們不禁要問：

1.在今天的歐盟結構中，布魯塞爾的精英們都唯華盛頓馬首是瞻，這樣的歐盟對各個成員國有意義嗎？

2.華盛頓—布魯塞爾軸心的利益是否與歐洲國家及其人民的利益一致？民意調查顯示分歧和不安日益擴大。

3.如果不與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技術和基礎設施供應國——中國加強合作，歐洲能否實現能源獨立？如果不能，那麼各個成員國應如何增強自己的能源主權並利用綠色工業發展帶來的優勢？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的經驗指出了新的可能性。

4.隨着歐亞大陸國家繼續通過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合作機構實現經濟一體化，並調整總體安全架構，歐盟成員國是要將自己的未來視作跨大西洋的“闌尾”，還是歐亞大陸上的西部堡壘？

習近平主席對歐洲三國的訪問使這些問題更加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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