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當今中、美、俄三邊關係的主要問題

5月16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這是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簽署並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在兩國建交75週年之際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新華社記者 饒愛民 攝

【文/馮紹雷】

關於“中、美、俄三方關係”這個提法，實際上，學界一直存有爭議。首先，當下的中、美、俄三方關係，是不是就是冷戰時期的中美蘇三角對抗？筆者認為大不相同。無論是主觀意願、還是客觀的環境結構都有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也可能是為什麼大家比較傾向於使用“三邊關係”或“三方關係”，而不是更多帶有戰略對抗性含義的“三角關係”的原因。關鍵問題，就是希望有所區別。

其次，中、美、俄三方關係是否具有一些通常國際關係中流行的具體表現形式呢？比如，有“三邊官方論壇”嗎？有三方獨具的經貿關係嗎？有互相制約的專有國際協定嗎？沒有。但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中、美、俄三方既相當微妙、同時也引人關注地在發生相互作用。無論中、美、俄之間的互動是那麼若即若離、時深時淺、有厭有喜，但都對當下和今後國際大局產生着深刻影響。

“三邊關係”或“三方關係”，實際上是國際史上的一個相當基本的範疇。任何雙邊或多邊關係的背後，都還有着作為“第三者”的一國或數國的影子。由此，談三個相關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中、美、俄三邊關係是否會重回冷戰、抑或“新冷戰”？

20世紀的冷戰有特定的三大要素。

意識形態高度對立，是冷戰的一大特點。但是，這是不是能被後人仿效的國際模式呢？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加以觀察。

其一，蘇聯體制無論優劣，是否就是“標準的社會主義”？換言之，儘管冷戰期間充斥着意識形態的競爭，但是不是資本主義與真正體現馬克思主義精神實質的社會主義的這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呢？在筆者看來，冷戰期間西方所面對的，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從列寧、斯大林時期延續下來但又發生很大變形的制度模式。至少從今天的眼光來看，特別是到60年代之後的蘇聯模式，是否還是人們所普遍追求的社會制度模式呢？回答應該是大有疑問的。

其二，美歐所代表的資本主義模式是否就是可以不問條件、到處搬用的終極目標呢？同樣不是。所以，意識形態對抗，在當年就是一個被大大誇張而又簡單化了的用於劃分陣營的觀念模式。今天人們更難接受繼續沿用這樣簡單劃線的意識形態，來形塑當今已經大大變化了的國際現實。

兩極化的軍事政治集團，組成聯盟，畫地為牢，這是冷戰的另一特點。比如，當年的華約、北約。不光政治、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必須保持高度一致，而且“非我族類” “黨同伐異”。但是，今天國際社會的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異。儘管有人認為，當今世界在各項實力指標都遙遙領先的中美兩大強國的對抗，使得國際社會呈現兩極對峙的狀態。但是，筆者認為，當今世界更多地處於多極化—多樣化—多元化的狀態。也即，多個而不只是兩個力量中心，多種多樣的社會生活方式，多種文明形態為背景的國家政治建構。這才是更接近於實際的世界圖景，而並不僅僅是所謂“中美兩極對抗”。

比如，俄羅斯的軍事實力，特別是戰略武器的數量和質量不光在中國之上，甚至在一些領域還勝於美國。再比如，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共同體的歐盟，雖經歷着“脱歐”的挑戰，但無論如何都是在政治、經濟，包括文化傳統上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越來越獨立的一方。這裏，還沒有更多涉及猶如東盟、印度、日本等富有特色、雄踞各方的多個力量中心。即使北約存在，也早已沒有了當年美國可以號令天下的那種力量結構與合法性。儘管中美對峙是當今國際格局的突出特點，但中美這一對矛盾並不能替代或涵蓋總體的多極化—多樣化—多元化的國際社會結構。

肯尼迪與赫魯曉夫 資料圖自法媒

以核恐怖平衡為特徵的全球戰略對抗，是冷戰格局的第三特點。當年情境之駭人聽聞，古巴導彈危機可為其一例。1962年10月下旬，白宮接到中央情報局報告稱，蘇聯已經連續幾個月暗中在古巴部署一批導彈，美國各大城市早已在導彈射程之內，毀滅性大戰一觸即發。這13天的危機雖然最後以互相妥協而告終，爾後，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爆炸，又讓世人領教了一場核威脅隨時可能降臨於世的活劇。從古巴導彈危機到切爾諾貝利事件給世人留下的教訓是，如果核戰爭發生，帶來的將是全人類的毀滅。冷戰期間同樣不該忘卻的是，中蘇兩大國曾經經歷的從60年代初緊密結盟，到1969年迅速滑向珍寶島戰爭。當時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且以戰略核武器為後盾，一旦釀成大戰，將會何等慘烈。更遑論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將不知會被推遲多少年。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中美關係急劇下滑的形勢下，中國穩健應對美國霸凌與挑釁的基本立場，彰顯今日大國關係與冷戰時期美蘇對抗有着重要區別。習近平主席重申當今時代特徵依然是“和平與發展”，中方一再表示不隨美國節拍表現出中國維護世界和平、保障自己的和平發展權益的堅定決心。同時，在當今世界依然還是“多極化”階段，中國依然還是發展中國家定位的前提下，若重新回到美蘇超級大國式的冷戰對抗，有悖於時代發展的要求，也不符合國際力量結構的基本特點。值得關注的是，來自俄方一系列權威智庫的最新文獻，很多都提出：當今流行的“新兩極化”觀點論據不足；同時，將“避免世界重新兩極化”列為各方應該努力的方向。

上述分析旨在強調：“新冷戰”之所以不得人心，是由於一系列基本的主客觀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是，這不等於説，引發當年冷戰的所有因素都已經完全消失。人們也不能對較大規模的對抗性國際衝突視而不見。

在冷戰爆發之前100多年，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於1835年就曾預言：當其他國家受到限制或者無所作為之時，唯有美俄兩家，一個自東向西，一個自西向東，迅速擴張。兩個版圖急劇拓展而“似受天意密令指派”的新興大國，總有一天會成為各佔一半世界的兩大霸主。從托克維爾這一段極具遠見的敍述中，可以體察到美蘇在20世紀中葉之所以稱霸，還有着若干特殊歷史條件。

第一，不光要有實力和抱負，還要有擴張的可能空間與時代條件。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考驗所造就的美蘇兩家相對接近的綜合實力和對各自陣營的掌控能力，是全球化的條件下大大被分散化了的權力結構完全不能比擬的。第二，處於“高山之巔”的美國，和自詡“第三羅馬”的俄國（蘇聯），異曲同工但都有高度的救世情懷，一神教與帝國傳統的相互交織大大促成了後來對抗性意識形態的格局。第三，除了意識形態之外，作為海洋性地緣政治代表的美國，和作為大陸性地緣政治大國的俄國（蘇聯），前者所獨具的空間阻隔性與後者所擁有的空間連續性，形成鮮明反差，成為深刻影響美蘇爭霸的自然地理動因。第四，20世紀中期，美蘇首先擁有了當時世界上還無人擁有的核武庫——無論是核威懾還是核恐怖平衡——這一獨特的技術與武器因素又極大地推動美蘇爭霸的全球對抗。

今天，早已不像托克維爾所言，僅僅是俄羅斯抑或是美國對爭霸情有獨鍾，也並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或者地緣政治等單一因素促成了大國間對抗。冷戰乃長時間內形成的上述多種因素相互聚合而形成的複雜歷史格局，確是一種前無古人、後難有相似來者的歷史模式。所以，歷史確實難以簡單重複這樣的故事。這並不是説，人們可以對突發性衝突所造成的重大危機高枕無憂。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在人們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發生的。但是，畢竟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時代的基本訴求，多極化的力量格局的客觀趨勢、新興國家羣體崛起、信息技術突飛猛進下的軍事技術條件的根本性改觀，包括人們觀念形態的巨大變化，使得未來的國際衝突很難再複製20世紀的冷戰局面。

第二個問題：“基辛格三角”會發生逆轉嗎？

從2016年特朗普參選開始就一直存在的所謂“基辛格三角”將被重新逆轉，也即所謂美國將“聯俄製華”的預言並沒有成為現實。這是有一系列原因的。

首先，普京遠不是特朗普能隨意擺佈的棋子。中美俄關係的變化，首先與普京內政外交的轉型有着密切關係。而在俄羅斯所發生的這一深刻轉型，並不容許做出重新向美國一邊倒的選擇。

普京是以自由派身份進入政壇的。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的最初幾年，中俄不同程度上強調學習西方、合作西方。但是，像普京那樣親身經歷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艱難轉型，又親自深入考察比較中俄發展模式的大國政治家的確不可多得。普京在2000年執政後，在不放棄與西方合作前提下， “轉向東方”，這是一個非常合乎邏輯、完全可以理解的過程。

普京執政後的2001—2002年，曾多次試探能否有條件地加入北約，無果。相反，北約、歐盟此後接連大規模東擴。普京多次説過，2002年美國單邊退出《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這是21世紀後美俄關係惡化的源頭。2003 年普京開始加強聯邦中央權力，抓捕了掌控國家能源命脈，而又準備在政治上施展身手的最大私營企業家霍多爾科夫斯基。這被西方視為對自由化、民主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倒退。此後，除了高級幕僚蘇爾科夫所提出的“主權民主論”（普京本人對此有所保留），普京並沒有站在自主性立場上作過多的辯解。在此過程中，出現了2003—2005年俄羅斯周邊地區的一系列“顏色革命”。

2008年春，美國企圖將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拉入北約，此乃格魯吉亞戰爭爆發的深層原因。從2013年底烏克蘭危機發生至今，烏克蘭加入歐盟或北約的要求，一直是懸在俄羅斯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早先，歐美還用對付伊朗作為部署反導系統的掩飾；晚近美國對於在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反導部署，則幾乎不加掩飾、毫不含糊地堅決加以推進。2018年底，特朗普公開表示準備退出《中導條約》。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爾頓訪俄時，稱此舉不是針對俄羅斯，而是針對中國。但更多分析表明，美國還是更多地希望通過在俄羅斯周邊部署中短程導彈，特別用於防衞“新歐洲”國家，以應對俄羅斯的強有力威懾。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上普京發表公開而尖鋭地批評西方講話10多年之後，俄羅斯專家們告訴我：“看來，還是普京的警告富有遠見。”

總之，意識形態轉換後的俄羅斯，並沒能避免來自西方地緣政治的無情擠壓。正因此，普京在2017年瓦爾代論壇講演中曾這樣坦率地表示： “我們對西方最主要的錯誤是，我們太相信美國；而美國的錯誤是把這視為弱點並濫用信任。”

其次，普京基於親身體驗形成難以撼動的對中俄關系的深刻認知。

中俄戰略伙伴關係在20世紀末以來的發展並非偶然。其中包括了普京本人對於中俄關系的深入觀察與考量。1989年中蘇關係恢復，首先來自雙方對冷戰期間交惡的歷史所進行的相當深刻的反思。睦鄰友好、合作發展、確保安全的願望，促成了90年代中期中俄戰略伙伴關係建立。當時雙方確認互不對抗，互不以意識形態立場處理雙邊關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經過了40年的協商，中俄在21世紀初徹底解決了邊界問題，使兩國從此能專心於國內建設。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為中俄在周邊地區的合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筆者當時參加過不少國際會議，西方專家對中俄關系的穩定發展，都還曾給予相當不錯的正面評價。

值得特別説明的是，普京本人在中俄關系發展進程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筆者有幸多次參與普京總統親自發起組織的瓦爾代論壇，聽到他本人對於發展中俄關係的看法。2006年筆者第一次在瓦爾代論壇見到普京時，詢問他對於上海合作組織前景的看法，普京卻故意稍稍離開這個話題，大談他對於中國發展的看法。他説：“我要向大家透露一個秘密。90年代在我擔任聖彼得堡市副市長時，我分管外經貿。當時我每兩年一次訪問姐妹城市——上海。每隔兩年，我乘坐飛機在上海降落時，總要為這個城市在兩年中所發生的驚人變化而感到震撼。當時的世界上，有哪個城市能有這樣高速的發展。”這大概是普京第一次公開透露他對中國發展的個人印象。然後，普京提到中俄已經徹底地解決相互間的領土邊界問題，他説：“既然連這樣的問題我們都能夠解決，那麼，我們還有什麼問題不能夠解決和麪對呢？”

在次年的瓦爾代論壇上，當日本專家跨田茂樹向普京詢問他對正在出現轉機的日俄關係的看法。普京回答道：“讓我們回想一下著名的1956年的宣言吧。這可不是我們俄羅斯，而是蘇聯簽署的《日蘇聯合宣言》，那時商定了一些原則，在這些原則基礎上可以簽訂和平條約。……我們對此十分珍視，不過正像我多次説過的那樣，我們更想掃除所有的障礙。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現在我們不想爭論。雙方總是各執一詞，永遠不會有結果。”

根據筆者的記錄，就在這段表達之後，還有一段沒有被載入正式會議文本的普京發言。他説道：“請看看我們與中國夥伴之間是怎麼處理領土問題的。我們整整談了四十年。最後，我們徹底地解決了我們所有的領土邊界問題。為什麼我們與日本朋友就不能達成這樣的協議呢？”普京多次説過，正是因為中俄兩國徹底地解決了相互間的領土邊界問題，才可以放手專注於國內的經濟建設。根據多年來在瓦爾代論壇所獲的一個深刻印象，筆者認為，普京高度重視解決雙邊領土邊界問題的這一前提，對於之後整個中俄戰略伙伴關係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換言之，普京本人對於中俄關系的理解，是來自他所親身經歷的一個又一個重大問題的妥善解決所提供的兩國關係的廣闊前景。這樣的認知和信念不是任何挑撥離間所能輕易動搖的。

第三，中美俄關係格局是世紀之交以來國際進程所客觀鑄就，難以輕易逆轉。如果回顧一下，世紀之交以來中美俄三方格局的形成和演進，可以發現，這是在一次又一次共同經歷的危機之中，形成了中俄戰略伙伴關係自身的稟賦；也是通過一次又一次聯合反霸的行動，形成了中俄對於美國的相互接近的認知和立場。

1999年發生的科索沃危機，對俄羅斯來説，是美俄關係從冷戰終結和解後急轉直下的第一個重大轉折點，刻骨銘心。而對於中國來説，則有在這場危機期間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美國導彈轟炸的切膚之痛。同期相似的壓力拉近了中俄的距離。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俄聯手反對美國不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以單邊主義發動伊拉克戰爭。同一年，曾經將冷戰結束視為“歷史的終結”的美國學者福山，也認識到90年代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艱難，於2003年提出了加強國家建構是保證成功轉型的關鍵的重要觀點。事實上，福山的觀點只不過是印證了當時正同步推進的中俄加強國家建構的實踐而已。

2008年8月9日，格魯吉亞宣佈進入“戰時狀態”；在格魯吉亞南奧塞梯首府茨欣瓦利附近的哥里市，一些格魯吉亞士兵從一座遭襲擊起火的樓房旁邊跑過。圖自新華社/路透

2008年8月8日晚，一方面是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震撼了世界輿論。而恰恰在同一天當晚，格魯吉亞總統薩卡什維利連美國大使的勸阻都不聽，首先向境內俄羅斯軍事基地發動進攻，導致格魯吉亞危機的爆發。雖然，這兩件事毫不相干，但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羅伯特·卡根當即就發表了一篇評論，稱這兩件事的同時發生，表明“中俄威權主義軸心已經形成”。中俄兩國當時同時承受的這一貶斥，只不過是而後更瘋狂的抹黑中俄的一個階段性標誌而已。2014年以後，本身毫不相干的烏克蘭事件與南海衝突這兩件事，被美國高官描繪成中俄的“聯手行動”，一直到2017年底，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報告把中俄同時列為美國的“對手”。相當程度上，正是在美國一再打壓、又是在美國人為將中俄同時列為“對手”的推動之下，中俄戰略伙伴關係才一步一步自然而然地發展而形成。

綜上所言，世紀之交以來中美俄三方關係現有格局，不光來自國際實踐中的一個個重要事件的自然積累，來自像普京這樣的政治家的深入體察與考量，而且，也來自像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老一輩戰略家有關避免衝突、加強合作的告誡。因此，當筆者在2016年瓦爾代論壇上向普京問道，什麼才是他所期待的中美俄三方關係時，普京答道：“中美俄三方關係應該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相互關係。”普京的闡述，應該是“基辛格三角”還難以被逆轉的一個理性務實的回答。

第三個問題，中、美、俄三方關係的未來態勢。

中、美、俄三國是當代綜合實力相對最強大的三個大國，也是能獨立自主地決定內外事務的三個大國。因此，中、美、俄這三國關係的親疏遠近、潮起潮落是當代國際政治的風向標，也深刻地體現了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和未來國際發展的基本走向。事實證明，若通過及時的溝通與協調，中、美、俄三方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和改善關係，但是，基本戰略利益的差異和分歧，決定了三方之間的協調和共處是一個相當長期的艱苦過程。

首先，未來的中、美、俄三方關係具有以下的特點與背景。

第一，與以往的每次國際變化不同，冷戰終結不是以戰爭，而是以和平方式結束。這給中、美、俄三方關係帶來了特殊的影響。這樣的好處是不打仗，但是，也留下了一個不太清晰的大國力量分佈的狀況。為大國之間既是博弈又是合作的不確定前景留下了極大空間。這種博弈與合作不僅發生在歐亞、歐洲、亞太，包括中東、拉美、非洲、北極等地區，而且發生在政治、經濟、戰略、文化等各個領域。

第二，與此同時的一個顯著變化是，中、美、俄三方都保持着或者展開了全球規模的影響力部署。毫無疑問的是，雖然面臨衰落的挑戰，美國依然保持着最為強大的全球影響力。後起者中國順應全球化的機遇，着力於構建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合作網絡，“一帶一路”是這一全球部署的最新體現。擺脱了“蘇聯解體綜合徵”的噩夢，正在尋求穩定和恢復實力的俄羅斯，重新在全球範圍展開其外交戰略部署：以有限目標、有限投入、有節制的合作與干預，重構全球網絡，以發揮傳統影響力。無論是全球的政治經濟、軍事戰略、信息文化等各個領域，幾乎都可以看到中、美、俄三方的存在。中、美、俄三方的全球部署顯然帶有很不相同的內容與目標、能級和水平。但是，三國力量的伸展在客觀上預示着，人們必須從全球維度，才能夠真正理解中、美、俄相互關係——無論是競爭還是合作——所涉及的寬廣程度。

第三，中、美、俄三大國之間，實力非對稱，但不排斥觀念各不相同而各有建構的格局將會長期存在，並作用於三方關係。無論是實力地位，還是潛在影響，中、美、俄三者間在諸多方面的差距和鴻溝難以泯滅，但三方之間存在着廣泛的互補性。理想狀態下，中、美、俄三方經濟的廣闊領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潛能。觀念與價值標準的差異，導致三方的社會政治結構各不相同，但是完全有理由和平共存，同時可以通過競爭各顯千秋。

遺憾的是，21世紀以來，僅“9·11”事件後呈現一段較為短暫的反恐合作。較長時期當中，中、美、俄三方關係的基本面，一是中俄的趨近，兩者在構建雙邊合作同時，背靠背互相策應以應對來自西方的壓力；二是間歇地出現過若干次美俄關係的“重啓”，但每次都在內外影響作用下而告中止，甚至出現重大反覆；三是中美關係在艱難挑戰中得以較長時間維持之後，終於不幸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後急速下滑。有學者認為，三方之間相互擔心被另外兩家之間的合作所遏制；但更為經常的現象是，這三大國又受到其餘各種力量中心的擾動與牽制，以及大大小小的諸多外部力量的尋租和掣肘。這又反過來告誡人們：必須首先關注中、美、俄三大國相互關係的穩定。

第四，另一重要事實：中、美、俄三方關係經常地被理解為地緣政治的範式，並非沒有一定的道理。地緣政治範疇，歷來是國際關係研究中被人言説和運用得最多的一個範疇。但是，這一範疇由於種種歷史原因又最容易被片面化理解。其實，這一來自西方的學術範疇的中文翻譯很巧妙地表達出了地緣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也即，因地理條件而緣起的政治變化。地緣政治這一知識門類側重於描繪地理條件對國際關係的巨大影響，但是，又沒有把地理條件的作用絕對化，而是在地理條件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中，來觀察國際關係的種種複雜變化。

國際政治歷史上，最為重要的地緣政治，是指大陸與海洋的地緣政治。大陸地緣政治關注大陸各方之間的協作與穩定，而海洋地緣政治則因地理空間的阻斷性，更加側重於通過平衡對手、打進楔子進行分化而取得優勢。這樣的地緣政治法則，顯然在中、美、俄三邊互動中打下了深刻烙印。普京在經歷了多次“重啓—倒退”的切膚之痛後的體認是，即使放棄了原有的意識形態，西方的打壓依然不會停止。普京多次説過：“地緣政治的博弈，比意識形態的競爭還要深刻得多。”

在上述背景之下，未來的中、美、俄三邊互動，會出現以下態勢。

第一，中、美、俄三邊關係的互動是一個較長期的學習過程。無論對於歷史積累豐厚的文明古國，還是對於歷史較為年輕的後起國家，也無論對於久經沙場的政治家，還是對於改換門庭、剛剛投身於政治的新手來説，當代嶄新歷史條件之下的中、美、俄三大國關係，都不是一個輕而易舉、容易把握的進程。

舉例言之，根據最新披露的有關歷史檔案和專業學術著作的證明，當年基辛格博士在決心打破中美關係的冰封之前，曾經首先找蘇聯領導人探問，是否有可能美蘇聯手，共同打擊他們眼中的“異端”——中國，當時因為蘇聯領導人反應太過於遲緩，使基辛格不得不放棄了美蘇首先聯手的這一選擇，轉而向中國領導人伸出橄欖枝。可見，即使是被傳頌多時、精通國際政治歷史的基辛格博士當年對於中美關係的“破冰之旅”，也還是要經過“試錯”，才能摸對路子，找到解決重大外交問題的真正關鍵。

當年尚且如此，而形勢要比當年複雜得多的今天，要恰如其分地運籌中、美、俄三邊關係，談何容易。嘗試以“學習過程”這一詞語來描述未來三方關係的前景，是要強調：不應以三方中的任何一方的未經深思熟慮和在複雜狀況下的草率行動而應對失當，或者反應過度；更不能老是借用國際史上常見的“聯合兩家”夾攻“第三者”的做法，來謀取三方關係中的於己有利地位。國際關係歷史上很少有總是由一方獲利，而餘者總是失手的先例。

1987年12月8日，美國前總統里根（右）與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簽署《中導條約》後交換籤字筆。圖自美聯社

第二，儘管中、美、俄三方存在諸多分歧，但三大國勢必被介入各種重大區域與全球問題的處理，因此，從中探索三方的可能合作與互動，共同為未來國際制度和國際秩序的構建做出鋪墊，始終應該是三方關係刻意求進的目標。

這裏至少有三種可能的前景：其一，三方利益完全相悖，無法合作；其二，兩方聯手削弱第三方。比如，中方明智而堅決地拒絕參加《中導條約》談判，避免可能的於己不利後果。中方立場得到俄方支持。但從長遠看，隨着中方戰略武器數量、質量增加，美俄越來越擔心第三方戰略武器不受限制，會進一步施壓拉中方參加協議。俄方軍控權威專家小阿爾巴托夫最近提出，目前，俄羅斯無條件支持中國立場，同意先由美俄雙邊會談；但從形勢變化以後的長遠看，有必要創造條件吸引中國參與《中導條約》談判。他認為，這是對任何一方都有利的安排。值得觀察在這一領域的未來發展，尤其是來自美國的糾纏。其三，在未來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主動介入緊迫問題的解決。比如，朝鮮半島問題的推進儘管困難重重。但是，一旦有機會擺脱目前困境和形成談判機制，中、美、俄作為三個核大國的特殊身份，從邏輯上説，有可能、也有必要來為整個半島安全共同提供其所特有的某種保障。包括從一個相當長的時段來看，冷戰時期在歐洲東西方之間實際上存在的“中立地帶”（比如奧地利、芬蘭），為大國間的緩和提供屏障的先例，是否可能為解決半島事務提供借鑑。也是可以探討的前景之一。

最近出現了一些建議，呼籲在三方力量與意願較為近似的領域展開對話。比如，中美俄冷戰當年在防疫領域開展過合作，當今能否再現；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弗蘭克·羅斯（Frank Rose）最近提出，中美俄三方核力量差距太大，無法談判，但可以就太空領域尋找機會對話合作。包括蘭德公司專家建議：在十年內超高音速武器還無法嚴重危害人類之前，僅有資格的三國——中美俄必須抓緊合作，以阻止其蔓延。另有學者提出，即使不從追求“逆轉基辛格三角”的紅利，而從互為鄰國的角度，美俄關係的改善也勢在必然。至少從這一前景，探尋中美俄三方對話合作路徑，可作為中方未雨綢繆的研究領域。從一個較長時段看，中國人有能力和有責任與國際社會一起來探討處理這些緊迫而複雜問題的可能性，為地區安全逐步地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也為中、美、俄三邊關係的理性重構做出貢獻。

第三，面對所謂“聯俄製華” 戰略以及特朗普的親俄姿態，從普京本人、政治精英，乃至大眾層面的反應來看，俄羅斯總體表現成熟慎重。這預示了在國際激變情勢下，中、美、俄三方關係並非沒有可能穩健推進。普京除了強調“中、美、俄之間應是一種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相互關係”，同時還明確説道： “當今條件下，我們應該非常珍惜中俄關系。”普京在公眾場合下的這一表達，簡潔明瞭，很有針對性和導向性。

筆者認為，這是他近10多年來一貫立場的延續。即使在俄美關係一度有可能得到改善的樂觀局面下，普京本人和俄羅斯政治家總體上依然非常堅定地維護和推動中俄關系發展的這一現象表明：任何三方都有必要調整觀念，以追求三方關係的和諧互動為宗旨。從長趨勢來看，美俄關係的調整並非不符合國際局勢總體穩定的大局。即使是從互為鄰國的美國與俄羅斯這兩大國之間的關係來看，尋找機會發展合作，也將是勢所必然。

第四，中、美、俄互動的四大特徵：長期影響和制約各自內政外交。

中美俄之間互動的總體特徵是什麼？筆者認為：“能級不對稱、衝突易發生、力量需均衡、合作有可能”的結構性特徵，將有可能在一個長時期內影響和制約各自的對外戰略和內部發展態勢。

“能級不對稱”包含各個方面。經濟上能級不對稱，首先是指美國的科技和經濟力量總體上還是超過中俄。特別是高端技術、基礎研究、產學研轉化能力等方面。從中、美、俄之間每一組雙邊關係來看，中俄、中美之間相對地較為接近與互補，而美俄之間的經濟關係過於薄弱、差距較大，貿易額僅為1%左右。中俄2018年雙邊貿易突破1000億美元，一定程度上還得益於能源價格的一度提升。此外，中俄經貿關係還是沒有擺脱較多依賴能源資源的結構慣性。

政治上所呈不均等的狀態，並不是指中美俄之間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依然使三方各據鼎足之勢；而主要是指兩方面，其一，幾十年來，中俄都在不斷改革傳統體制，探索適合於自己的發展道路與制度模式，但美國自己卻固步自封，墨守成規，也沒有擺脱對中俄的政治偏見。其二，中俄主張，意識形態不妨礙雙邊關係，但美國主流觀點是強化固有意識形態和結盟關係，以此來抗衡中俄。

安全領域來説，中俄堅持“背靠背”的睦鄰友好與戰略伙伴關係，地緣政治上比較接近。但俄羅斯與美國各自所依據的海陸地緣政治存在深刻的差異。從“顏色革命”、格魯吉亞戰爭，一直到烏克蘭危機，居住在“安全島”環境下的美國，總體上否定俄羅斯在周邊地區的“勢力範圍”，推行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自由議程”計劃；而周邊地緣政治態勢遠較美國複雜的俄羅斯，則堅持有選擇地維護在原蘇聯國家的傳統影響力。兩相對立之下，地緣政治推動美俄高度敵對。在美俄的對比之下，一半面向海洋、一半面向內陸，兼具海陸地緣政治特性是否預示着中國可以在內政外交上走一條既跟純粹的海洋性國家不一樣，同時，又和純粹內陸大國也不一樣的道路，在並不均衡的海陸地緣政治對峙中起到某種調節作用呢？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能級不對稱、衝突易發生”的含義不難理解。在“能級不對稱”的前提下，雖然美國還會較長時期保持超級大國地位，但其自身發展還呈現高度不確定性，特別是當美國還濫用制裁、霸凌弱者的背景下，國力相對不如美國的中俄相互接近、抱團取暖，就應該不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力量需均衡、合作有可能”當然是指：在全球複雜轉型和不同利益、認知的時空落差所造成的不確定形勢下，矛盾與摩擦、衝突與對峙難以避免，甚至會伴隨整個全球範式轉型的始終。在這個階段，中、美、俄關係也難以在短時期內獲得重大突破，一勞永逸地變得太平無事。

但是，21世紀以來的國際變化，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的進程表明：事在人為，關鍵取決於中、美、俄三方都能否高屋建瓴、理性務實地調處全球轉型帶來的種種不安與焦慮，力求力量的均衡與可控。當今時代還是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國際力量格局還處於一個多極化—多樣化—多元化的階段，中國成長迅速，但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無論中、美、俄三邊之間，還是各組雙邊關係之間，合作還是大有希望。只要中、美、俄能夠有效調處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全球轉型過程儘管矛盾百出，但其穩定持續是可以期待的。

總之，當前中、美、俄三方互動受到了舉世關注。一方面，這是世界多樣化發展的長遠趨勢所致，中、美、俄三邊互動是未來國際政治的重大結構性存在。另一方面，中、美、俄三方關係缺乏專屬工作框架的規範與制約，同時，兼具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博弈的影響，因此，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中、美、俄三方關係能夠通過及時溝通得到一定調整和改善，但中、美、俄之間的戰略利益的差異和分歧，若不經過長期艱苦努力，無從得以協調和共存。

因此，對未來中、美、俄關係的高度動態性的運籌帷幄、應對變化，是一個長期學習過程。中、美、俄三大國間無論就力量與潛能，將會長期存在非對稱性。要堅定相信多樣化發展前景和對於經過實踐證明的普遍性規範的認可這兩者間的共存與兼容，最大限度地尋求新老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互補和均衡。最後，中、美、俄可以通過當下的危機處理，轉而一起來探索如何確保各自國內進程與區域、國際體制構建協調與和諧的機理。這將是三大國不可推卸的責任和權利。

馮紹雷：《危機與秩序：全球轉型下的俄羅斯對外關係》，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