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經濟換擋期，中國成為高收入國家還面臨哪些挑戰？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一個國家經濟制度更為成熟，經濟運行體系更為穩定，經濟增長動能更為常態化。

雖然中國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徵，但“中等收入陷阱”指向的主要問題，即如何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卻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近年來，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與以前的樂觀預期相比尚存在一些差距，國內外市場需求均面臨着更加嚴峻和複雜的考驗，我們必須應對和克服這些考驗，以免進入高收入國家的時間被推遲。

近日，由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上海財經大學講席教授丁曉欽合著的《發展與超越》一書面世。書中提出，推動中國成為高收入國家，面臨以下三大現實挑戰。

本文摘編自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書系《發展與超越》

一、 新舊動能轉換與全面提速的挑戰

根據世界銀行2022年設定的高收入國家標準，人均GNI（國民總收入）只要超過13205美元，即跨過了高收入國家的門檻。2022年，我國人均GDP已達1.27萬美元，人均GNI為1.26萬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標準僅有一步之遙。據中國人民大學宏觀經濟團隊預測，我國人均GDP將在2025年達14400美元，在2027年達15700美元。預計高收入國家人均GDP門檻值每年約增加200美元，到2025年，高收入國家人均GDP門檻值將恰好在1.4萬美元左右。

因此，2025-2027年，我們基本上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雖然這種跨越是大概率事件，但從近3年來看，目前我國經濟的平均增速為4.5%，與原來預計的5.5%有很大差距。同時，再考慮到2022年人民幣較美元平均貶值8.8%左右，我們較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值並沒有縮小，反而有所擴大。根據CMF（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對於未來幾年兩種路徑的測算（見圖4-2），如果出現低增速路徑，中國經濟在2027年將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説，發展經濟學之所以高度重視“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意味着一個國家經濟制度更加成熟，經濟運行體系更加穩定，經濟增長動能更加常態化，這樣高水平經濟體系的運轉不會出現過大的波動和起伏。相反，如果沒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政治發展之間就無法形成良性互動關係，就會出現拉美現象，在動能波動中出現興衰的交替。

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增長動能和增長速度能否在全球陷入滯脹的新階段走出亮麗的增長路徑，對中華民族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這不僅需要我們在經濟領域進行改革，還要在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進行同步調整，為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全面延續和再上台階創造堅實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基礎。

從國際歷史經驗來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簡單地等同於跨越高收入國家人均GDP門檻值。從拉美國家的情況來看，部分國家曾經跨越這個門檻值，但由於經濟危機的爆發，疊加社會動亂，或者由於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經貿衝突等，又從高收入國家滑向了中等收入國家。我們一定要避免這種情況。

從一些定性的指標來看，第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增長動力具有可持續性；第二，社會經濟的和諧程度需要達到新水平；第三，制度的成熟性和運行軌跡需要相對穩定。從這三個重要指標來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們能否穩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然面臨着不少挑戰。

二、 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風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在2001年“入世”後，我國與全球經濟的聯繫更加緊密。我國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了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當前，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的外部市場發生了新的變化，長期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變得不再具有可持續性，我國必須充分利用國內市場，同時依靠更高質量的開放，實現經濟的“雙循環”。但要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和開放，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考驗不容忽視。

從國際市場來看，全球新時期全面開啓，經濟總量和結構處於全面調整的階段，這對我國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首先，全球增長中樞的下降，無一例外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全球需求的下降、供給能力的變化以及技術創新水平、研發能力的變化，都會對中國產生影響。因此，若遵循正常外部需求的路徑，出口一定會受衝擊。

其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掀起“逆全球化”思潮，先後對中國採取貿易爭端、“技術脱鈎”、“供應鏈彈性”等遏制手段，企圖將中國從全球價值鏈中孤立出去。最後，地緣政治問題給全球市場帶來了重大的不確定性，包括俄烏衝突導致的全球能源、糧食價格波動巨大，對我國的進出口產生了重要影響。

但從我國出口數據來看，外貿的表現並不差。事實上，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支撐中國宏觀經濟相對穩定的核心因素正是外貿。2020-2022年，我國貿易平均增速超20%，而2009-2019年，外貿平均增速僅為5%~6%，其中2015-2016年外貿甚至出現了負增長。

當然，這與國外受疫情衝擊對生產影響較大，而我國由於採取了有效的疫情防控政策，生產能力快速恢復，並向國外大量出口防疫物資有關。當全球逐漸從疫情影響下走出來時，我國的外貿會逐漸恢復到常態。

從全球疫情結束後的情況來看，外部市場的衝擊和我國的積極應對導致貿易結構和貿易對象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雖然中美貿易出現了收縮，但我國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特別是俄羅斯的貿易增長非常明顯，對一些南美國家和非洲國家的增長也較顯著。

在出口產品結構上，我國在高新技術，尤其是在“新三樣”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2023年上半年，我國的“新三樣”產品——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的出口同比增長了61.6%，拉動整體出口增長1.8個百分點。中國在新技術、新產業的構建上已經全面嶄露頭角，形成了新的增長點和競 爭力。

因此，對我國影響更大的是國內市場。我國的生產能力和產業鏈水平全球領先，這反映在疫情結束後我國供給端的快速恢復上。但與此同時，我國在需求端的表現要弱於供給端，供需結構存在一定失衡。對我國國內市場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擴大內需，即如何提高居民部門和企業部門的消費和投資。

2021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必須看到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此後，黨和政府的經濟工作會議和工作報告都將三重壓力作為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需求不足被放在了第一位，有效需求不足導致增速過低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當前問題的核心。

如果經濟在過低的增速下運行，很可能導致經濟大循環的內生動能失調和潛在生產能力的持續損失，從而造成增速“階梯式回落”的自我實現，進一步使潛在增長速度永久地損失。宏觀經濟學中的一個新定律“薩伊逆否命題”表明，有效需求長期不足會導致永久性的供給損失，即短期不努力，長期一定會自我實現。

在2023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着力擴大國內需求被擺在年度工作的首位，這意味着擴大內需被寄予了復甦經濟、拉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厚望。在世界經濟疲軟、外需下滑的前提下，擴大內需顯得尤為重要。若全球大環境未發生根本性好轉，甚至持續惡化的話，則很難在外需上做文章，通過短期政策調整能夠影響的變量只能是內需。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專注於擴大內需。

在三年疫情衝擊後，我國經濟復甦進程不對稱、不同部門分化明顯，供給改善較快凸顯需求不足，部分經濟主體的利潤修復存在惡化的趨勢，尤其是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生存壓力加大，導致市場悲觀情緒有所抬頭。房地產市場迴歸常態需要政策支持。

2023年上半年，部分上市房地產企業陸續退市，其中不乏市值曾達千億元的大中型房地產企業，部分頭部房企的債務重組進程比想象中慢，在房企降槓桿過程中會產生強烈的外溢效應。不同於2009年、2015年房地產市場的調整，當時僅經過一年多的調整房地產市場就重回景氣區間，而這一輪房地產市場的調整時間會更長、幅度會更大，其間可能存在反覆和波動。

在經濟恢復過程中，供給恢復相對較快，需求不足越發凸顯。我國擅長在供給端發力，疫情後企業復工復產進度較快，疊加企業原本庫存高企，很多行業存在過剩的危險，這導致供需兩端不平衡擴大，物價水平整體下降，對復甦進程造成阻礙，是值得重點關注的問題。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CPI（消費價格指數）自2022年第四季度以來持續走低，2023年3月後始終低於1％；PPI（生產價格指數）連續8個月負增長，2023年5月PPI增速為-4.6％，為2016年3月以來最低水平（見圖4-3）。

目前，消費不足的原因在於總量還沒恢復常態，消費層級呈現下降趨勢。支撐消費的收入尚未達到常態化水平，部分羣體的資產負債表不僅沒有修復，反而惡化。例如，2023年第一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長5.1%，名義GDP增速為5.6%，居民收入中位數與平均數之比在下降，市場經濟中出現降薪和價格回落的現象。如果短期內居民收入和資產負債表沒有明顯恢復，快速修復消費是比較困難的。

2022年，中國居民資產負債表經歷了一輪大幅調整。2021年中國房地產銷售規模達18萬億元，2022年房地產銷售規模收縮了4萬億元。2022年理財產品破淨，大量理財產品贖回轉存銀行，部分居民選擇提前還貸。疊加缺乏消費場景，2022年住户存款較2021年增加17萬億元。

這些都是2022年居民資產負債表收縮的表現。a2023年雖然住户存款仍在增長，但較之前速度偏慢。居民買房、大類金融資產配置、購置耐用消費品等行為未明顯好轉，居民資產負債表的局部調整仍在進行，但居民資產負債表劇烈收縮的最壞時期已經過去。

三、 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考驗

當前，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面臨不少挑戰，其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對於經濟發展來説，發展不平衡問題主要是指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

近年來，在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規劃引導和政策支持下，傳統的東部、中部、西部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得到了解決，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速快於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尤其是西南地區出現較快經濟增長，各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呈現持續的收斂態勢。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44980元、29650元、27798元和30518元，與2012年相比，分別累計增長110.1%、116.2%、123.5%和89.5%，年均增長8.6%、8.9%、9.3%和7.4%，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年均增速最快，中部次之。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分別較東部、中部和東北地區快0.7、0.4和1.9個百分點。東部、中部和東北地區與西部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以西部地區居民收入為1）分別從2012年的1.72、1.10和1.30縮小至2021年的1.62、1.07和1.10。

但在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大轉型的背景下，國內各區域經濟分化出現新情況，存在一些新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三個問題分別是：南北地區經濟差距持續加速擴大，區域一體化進程明顯分化；五大區域性增長極在自身增長和對周邊地區帶動作用方面均出現顯著分化；部分地區財政收支及相關社會經濟指標面臨突出壓力。

首先，從近10年來的增長表現來看，南北地區經濟差異已經從一般性分化進入相對惡化的階段。2012—2019年，南方16個省（市、區）的名義GDP總和累計增長了92.4%，而北方15個省（市、區）的名義GDP總和僅累計增長了63.0%；南方經濟增速平均為北方經濟增速的1.5倍，南方經濟體量達北方經濟體量的1.8倍。

其次，從五大增長極對周邊地區的增長帶動情況來看，長三角的輻射帶動作用最為顯著，京津冀的帶動效果較差。2012—2019年，在京津冀輻射地區中，北京的名義GDP累計增長了86.3%，一枝獨秀；河北、天津僅分別增長51.6%、55.4%，山西、山東、內蒙古僅分別增長45.2%、64.2%、64.4%，遼寧、吉林、黑龍江僅分別增長39.3%、35.1%、23.0%。

相比之下，在長三角輻射地區中，上海的名義GDP累計增長了78.3%，浙江、江蘇分別增長81.7%、83.7%，安徽、江西、福建、湖北分別增長100.9%、92.6%、109.6%、101.1%，從核心到邊緣形成三級梯隊，經濟增速依次遞增，對整體性增長拉動作用明顯，區域協同發展成效顯著。

在前述兩極分化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部分地區在財政收支平衡及相關社會經濟指標上面臨突出壓力，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日益加劇，成為影響經濟平衡運行的重要因素。

近20年來，全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長期處於0.45~0.5的高位，2019年達0.465。累積形成的財富差距更加明顯，不僅使居民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愈加不足，甚至使青年一代的奮鬥意願下降，各種形式的“躺平”成為網絡熱詞。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的研究報告《2019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情況調查》，中國資產排名前10%的城鎮家庭佔有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總資產的47.5%和淨資產的49%，資產排名後60%的城鎮家庭僅佔有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總資產的19.1%和淨資產的17.7%，財富不平等程度已經較為嚴重。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進一步加劇了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問題，其經濟影響可能還在逐步顯化。繼202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增速低於平均數增速0.9個百分點，2021年第一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增速低於平均數增速1.0個百分點，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可能在持續惡化。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與均值之比，從2015年的87.8%持續下降至2021年第一季度的82.4%。

從居民可支配收入構成來看，自疫情暴發以來，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淨收入增速持續顯著低於財產淨收入和轉移淨收入增速。這些結構性變化表明，雖然在應對疫情的過程中，財政轉移支付對最低收入羣體收入進行了有效補充，同時資產價格上漲使高收入羣體收入沒有受損，但工薪收入和個體經營性收入受損嚴重。

在培育形成以國內市場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過程中，中等收入羣體是未來支撐消費增長和消費升級的核心力量。在政策層面，應對中等收入羣體的變化，特別是中等收入羣體與高收入羣體的分化，予以高度關注。

發展不充分問題主要是指我國的供需結構還存在一定的失衡問題，尤其是國產產品對於人民羣眾生存和發展的改善型需求還存在很多不能滿足的地方。隨着我國生產力快速發展，人民羣眾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對消費產品的需求結構和質的要求在不斷髮生改變，但供給端還存在一定的滯後性。我國近年有大量遊客到境外購買高檔消費品乃至耐用消費品，就充分説明了這一點。

供需匹配不僅要求人們手裏有錢，還要求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有相適應的供給，使需求體系更加完善，而不至於有些環節和層面出現過剩或者不足等結構性扭曲，對消費潛能的釋放造成壓力。如何使國內的供給體系更有效地迎合消費需求升級，使消費結構升級更好地牽引供給結構變動，應該作為新時期中國擴大內需的主要內容。應通過供給側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管制放鬆，以及日益強化的供給側技術創新和服務模式創新，使供給側結構基於市場機制更有效地迎合消費需求升級的變化，居民消費得到釋放。

同時，我們需要按照消費羣體分類來提供精準的與需求相匹配的公共服務和公共基礎設施，從而降低民眾消費所面臨的高成本。例如，近年來，農村消費增速很快，主要原因是電商技術、線上銷售渠道向農村全面下沉，廣大農村居民能夠用很便宜的價格購買到城市的時尚商品，使農村的消費潛能得到釋放。

城鄉之間的差距問題也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一個重要表現。2022年，國家統計局發佈的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成就係列報告顯示，隨着鄉村振興戰略和脱貧攻堅各項政策的縱深推進，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續快於城鎮居民。

202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7412元，較2012年增長96.5%；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8931元，較2012年增長125.7%。2013—2021年，農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速比城鎮居民快1.7個百分點。2021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2.50（農村居民收入=1），較2012年下降0.38，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持續縮小。

但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仍然是一個現實問題（見圖4-4）。除此之外，城鄉之間的財富差距也更加明顯，農村居民所擁有土地和房產的價值遠不能與城市相比，這導致農村居民得到的財產性收入遠低於城市居民，而財產性收入的差距也是導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除了收入差距，城鄉居民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差距也是顯而易見的。2022年，上海居民基礎養老金的月計發標準為1300元，為全國最高，而中西部廣大農村居民的月養老金標準只有100多元。在醫療保障方面，醫保福利政策對城鄉居民在報銷比例、報銷上限等方面同樣差別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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