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奧維尤斯：典型的校園欺凌者，有這些特徵

編者按：

近些年來，多地與校園欺凌相關的新聞層出不窮。在這些事件中，詆譭、辱罵、毆打是常見手段，更有甚者升級為暴力謀殺。

實際上，校園欺凌是一個全球普遍的問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19年公佈的144個國家的相關數據顯示：全球學生中，平均每3個學生就有1個遭遇過校園欺凌。

挪威學者丹·奧維尤斯（Dan Olweus，1931-2020）是國際校園欺凌研究領域的開拓者，《校園欺凌》一書是其研究工作的總結與反思，已成為相關領域裏程碑式的著作。本文節選自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4月推出的《校園欺凌》中文版第一章，在這一部分，奧維尤斯闡釋了校園欺凌的核心特徵，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研究問題。

【文/丹·奧維尤斯】

典型的受欺凌者有什麼特徵？

研究描繪了一幅比較清晰的典型受欺凌者的畫像。總體來説，它既適用於男生也適用於女生，而且必須強調的是，到目前為止，關於女生羣體中的欺凌行為研究，相比男生羣體要少得多。

典型的受欺凌者比一般學生更焦慮且缺乏安全感。此外，他們通常謹慎、敏感、安靜。當被其他學生攻擊時，他們通常的反應是哭泣（至少在低年級是這樣）和退縮。此外，受欺凌者深受自卑之苦，對自己和當下的處境持消極看法。他們常常把自己看作失敗者，覺得自己愚蠢、可恥、沒有吸引力。

受欺凌者很孤獨，在學校孤身一人。通常，他們在班上一個好朋友都沒有。然而，他們並不會咄咄逼人或取笑他人。因此，我們不能把受欺凌的原因解釋為他們自己挑釁同齡人。此外，這些兒童對暴力和使用暴力手段持有一種消極的態度。如果他們是男生，相比一般的男生，很可能在身體力量上較弱。

資料圖來源：外媒

我把這種類型的受欺凌者稱為“被動型或順從型的受欺凌者”，被動型受欺凌者的行為和態度似乎在向他人發出信號：他們是沒有安全感、沒有價值的人，即使受到他人的攻擊或侮辱，他們也不會報復。換個稍微不同的説法，被動型受欺凌者具有焦慮或順從的反應模式，以及身體力量弱小的特徵（對男生而言）。

對受欺凌男生父母的深度訪談表明，這些男生在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了一定的小心翼翼和敏感，具有這種特徵的男生（可能同時在體力上較弱）往往很難在同齡人中果斷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和態度。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些特徵促使他們成為欺凌行為的受害者。同時，很明顯，同齡人的反覆侵擾大大增加了他們的焦慮和不安全感，導致他們往往消極地評價自己。

我們的一些研究數據還表明，與一般男生相比，受欺凌者與父母，特別是與母親有更密切的接觸和更積極的關係。這種親密關係有時會被教師認為是一種來自母親的過度保護。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過度保護的傾向既是他們遭受欺凌的原因，也是他們遭受欺凌的結果。

還有一種數量明顯較少的受欺凌者，“挑釁型受欺凌者”，他們的特點是既有焦慮的反應模式，也有攻擊的反應模式。這些學生經常存在注意力不集中的情況，他們的行為方式可能會引起周圍人的憤怒和緊張。其中一些人可以被界定為“好動”或“多動”。他們的行為激怒了班上的許多同學，從而引發了大部分同學甚至整個班級的負面反應，這並不少見。在欺凌事件中，挑釁型受欺凌者在班級中的互動方式與被動型受欺凌者不同。

一項研究追蹤了兩組男生，一組在學校中受到了同齡人欺凌，另一組沒有。結果表明，受過欺凌的男生在23歲時，許多方面已經“正常化”，這説明在離開學校後，他們有更大的自由選擇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但是，與未曾受過欺凌的同齡人相比，他們更容易抑鬱，自尊心更薄弱。調查結果清楚地表明，這是他們早年持續不斷受欺凌的結果，這段經歷在他們心中留下了傷痕。

典型的欺凌者有什麼特徵？

典型欺凌者的一個顯著特徵是他們對身邊的同齡人具有攻擊性——這一點在欺凌的定義中已經説明。欺凌者通常也會對成年人，包括教師和家長表現出攻擊性。

一般來説，欺凌者相比一般學生對待暴力和使用暴力手段的態度更為積極。此外，他們通常具有衝動行為和支配他人的強烈慾望。他們對被欺凌者幾乎沒有同情心。欺凌者通常對自己抱有相對積極的看法，如果他們是男生，身體可能比一般的男生，尤其是受欺凌的男生更強壯。

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專家普遍認為，具有攻擊性和強硬行為模式的人，在其“表面之下”其實是焦慮且缺乏安全感的。我在自己的幾項研究中檢驗了欺凌者是否具有潛在的不安全感。我們採用了“間接”的實驗手段，如壓力激素和特殊人格測試。研究結論是，沒有任何發現支持上述假設，實驗結果反而更偏向於相反的觀點：欺凌者的焦慮和不安全感非常少，或者大致處於平均值。他們並不自卑。

這一結論適用於欺凌者羣體（相對於一般男生羣體和受欺凌者羣體），它當然不意味着不存在既有攻擊性又焦慮的個別欺凌者。

還應該強調的是，有些學生雖然參與了欺凌，但通常不會主動採取行動——他們被稱為“被動型欺凌者”、追隨者或黨羽。一羣被動型欺凌者中，很可能混雜着焦慮和缺乏安全感的學生。

幾項研究表明，欺凌者在學校的受歡迎程度可能處於平均值或略低於此。他們經常處於一個小羣體中，周圍有兩三個朋友，這些朋友支持他們，看起來也喜歡他們。然而在升入高年級後，欺凌者的受歡迎程度會開始下降，在9年級時遠低於平均水平。儘管如此，欺凌者還是不像受欺凌者那般不受歡迎。

總之，典型的欺凌者可以被描述為：具有攻擊性反應模式（如果是男生的話），以及較強的身體力量。

關於欺凌行為潛在的心理動因，研究結果表明，至少存在三種相互關聯的因素：首先，欺凌者對權力和支配他人有強烈的慾望，他們似乎喜歡“掌控”和“征服”他人；其次，考慮到許多欺凌者的原生家庭環境，我們會很自然地認為他們對外界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敵意，這種感覺和衝動可能會促使他們從對他人造成的傷害和痛苦中獲得滿足；最後，欺凌行為會帶來“收益”，他們經常強迫受欺凌者提供金錢、香煙、啤酒或其他有價值的東西。此外，很明顯，在許多情況下，攻擊性行為會使個體在同伴中獲得聲望。

欺凌也可以被視為更普遍的反社會和反規則（“品行障礙”）行為模式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很容易假設，具有攻擊性並欺凌他人的年輕人，日後出現其他問題行為（如犯罪和酗酒）的可能性也會明顯增加。最近的一些研究證實了這個假設。

在我自己的後續研究中，也發現了對這一假設的有力支持。在6-9年級被界定為欺凌者的男生中，大約60%的人在24歲時至少會有一次犯罪記錄。更引人注目的是，多達35%-40%的欺凌者在24歲之前至少會被定罪三次，而對照組（在6-9年級時既不是欺凌者也不是受欺凌者）中只有10%的人有過犯罪記錄。因此，根據官方數據，從前是校園欺凌者的年輕人成為相對嚴重慣犯的概率比普通人高四倍；而曾經的受欺凌者，成年後的犯罪率處於平均或略低於此。

體格的強弱

在男生中，體格的強弱在欺凌事件中發揮着重要作用。如上所述，受欺凌者的身體力量明顯低於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欺凌者通常比普通男生，尤其是受欺凌者身體強壯。在斯德哥爾摩大區和芬蘭的一項研究中也得到了同樣的結果。

這並不意味着身強體壯的男孩一定會利用自己的身體優勢欺凌他人。事實上，我們的研究表明，身體強壯和具有攻擊性之間的關聯很弱：相當一部分強壯的男生並不具有攻擊性。然而，（男生）欺凌者的特徵似乎是攻擊性反應模式和體格優勢的結合。相應地，受欺凌者的特徵則是兼具焦慮反應模式和體格弱勢。

我們還發現，體格強健與在同齡人中受歡迎，以及身體較弱與不受歡迎之間存在顯著的關聯。顯然，身體力量對於一個男生是否受歡迎非常重要。受同伴歡迎可能會降低男生被欺凌的風險。此外，如果受到攻擊，身體力量也能成為自衞的手段。身體強壯的人可以很好地保護自己免受欺凌。

這一研究結論適用於男生，體格強弱在女生欺凌事件中並不能發揮同樣的作用。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存在類似保護女生免遭欺凌的因素。

一幅具體畫像

基於廣泛的研究，下文總結描述了男生欺凌問題在班級中發展的過程。

在一個班級的男生中，通常會存在不同形式的衝突和緊張關係，也會有許多輕微的攻擊性互動，部分是為了好玩，同時也是一種展示自我、測驗男生之間力量關係的方式。

如果在這樣的羣體中存在一個（或幾個）潛在的欺凌者，那麼他們將影響整個班級男生的行為。這些互動將會變得更加粗暴和激烈。欺凌者暴躁的性格，彰顯權威、支配和征服他人的鮮明欲求，都會被羣體成員強烈地感受到。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輕微的逆境和挫折也會引發欺凌者的強烈反應，因為他們傾向於在衝突中使用暴力手段，所以往往會表現出攻擊性。鑑於欺凌者的力量優勢，他們的攻擊性行為常常會引發他人的不快和痛苦。他們既喜歡攻擊最弱的男生（後者肯定會被欺凌者擊敗），也不畏懼和班上其他男生打架。總體來説，他們相當強硬和自信。

如果班上有一個潛在的、被動的出氣筒（受欺凌者）——焦慮、缺乏安全感、缺乏自信果斷、不敢攻擊，而且通常體力較弱——他很快就會被欺凌者發現。這類受欺凌者處於鏈條最底層，受到攻擊時，他不會還擊，而是會害怕甚至哭泣，他不願意或無法抵禦對手的攻擊，哪怕是很大程度上並無惡意的對手。一般來説，如果一個男生不想參與班上其他男生粗野的遊戲，就無法和他人建立關係。他也會感到相當孤獨和被孤立。

對於一個有欺凌傾向的男生來説，潛在的出氣筒是理想目標。他的焦慮、無助和眼淚給了欺凌者一種明顯的優越感和高高在上的感覺，同時也滿足了他們含糊不清的報復衝動。

欺凌者通常也想讓其他人加入自己的陣營，他很快就會誘使他最親密的朋友挑釁出氣筒。受欺凌者總有被攻擊的理由，如外表、衣着和舉止等。通常，看到其他人侵擾受欺凌者，他就像自己動手了一樣高興。畢竟，如果造成了什麼不好的後果，他始終留有退路。學校裏的成年人經常注意不到這些事，或者並不在場，讓男生們自行解決他們的矛盾。受欺凌的男生也不會對自己的父母説什麼。

漸漸地，班上的其他男生也會開始侵擾戲弄受欺凌者。他是一個安全的攻擊對象——每個人都知道他軟弱、不敢反擊，班上不會有強壯的男生站出來支持他。當一些強勢的男生攻擊他時，大家都覺得稍微欺負他一下不會有什麼問題。畢竟，他相當可悲，毫無價值，甚至可以説——他就應該捱揍。

就這樣，受欺凌者會越來越被同齡人孤立。公開的嘲笑和攻擊進一步削弱了他在同齡羣體中本就很低的地位：大家都覺得他一無是處。有些男生害怕與他在一起會降低自己的地位，或受到他人的蔑視與否定；有些人甚至擔心自己最終會陷入同樣的境地。受欺凌者被孤立的局面就這樣基本形成了。

什麼樣的教養環境造就了有攻擊性的兒童？

鑑於欺凌者“具有攻擊性反應模式”的特徵，即他們在許多不同情況下會表現出攻擊性行為，以下問題變得尤為重要：在兒童時期，什麼樣的養育方式或環境能夠影響個體，使其形成攻擊性反應模式？一項主要基於男生的研究發現了四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父母，尤其是主要養育者（通常是母親）對男孩的基本情感態度，這個因素非常重要，尤其會影響孩子幼年的情感態度。以缺乏熱情和參與為特徵的消極態度，顯然會增加日後好鬥、對他人懷有敵意的可能。

第二個重要因素是主要養育者對兒童的縱容和對攻擊性行為的容許程度。如果養育者對孩子通常是寬容乃至“縱容”的，不明確禁止孩子對同齡人、兄弟姐妹及成年人的攻擊性行為，那麼兒童的攻擊性就很容易增加。

綜合這兩點，我們可以發現，童年時期缺乏愛和關懷並被給予太多的“自由”，是導致兒童確立攻擊性反應模式的重要因素。

第三個因素是父母使用“權力專斷”（power-assertive）型的教養方法，如體罰和劇烈的情緒爆發。這一發現支持了“暴力導致暴力”的觀點。對兒童的行為設定明確限制並確立一定的規則是很重要的，但不應通過體罰等手段來完成。

最後，兒童的性格也影響了攻擊性反應模式的確立。性格活躍、急躁的兒童比性格普通或安靜的兒童更容易成長為具有攻擊性的年輕人。性格因素的影響要小於前面兩個因素。

以上是一些主要的影響因素。在具體個案中，可能會有其他一些因素髮揮核心作用，模式之間存在部分差異。儘管如此，這些研究，以及其他關於兒童狀況研究的結果，為我們提供了以下重要結論：兒童養育者的愛和參與，對兒童行為規範的清晰界定，以及非體罰性的教養方式，可以培養友善、獨立的兒童。

這一結論可能同時適用於男孩和女孩，對年幼和年長的孩子也同樣重要。隨着兒童成長為青少年，家長也必須監督他們在校外的活動，瞭解他們在做什麼、知道他們的朋友是誰。大多數我們不願看到的事情，包括欺凌、反社會行為和犯罪行為，往往發生在父母不知道孩子在做什麼，或者他們及其他成年人不在場的時候。

在攻擊性反應模式的形成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教養因素，與家庭中成年人之間的關係息息相關。父母之間頻繁的衝突、不和或公開爭吵——無論是否會導致離婚，都給孩子帶來了不安全感，而這樣的家長也更可能採用上述不太恰當的教養方式。無論如何，為防止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父母發生衝突時應避免讓孩子選邊站隊，將其捲入衝突之中。一些研究表明，如果父母私下處理衝突，其消極影響比當着孩子的面處理要小。

同樣有趣的問題是，在上述研究中，哪些因素與男生的攻擊性程度無關？家庭的社會經濟條件，包括收入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和住房標準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在每一個社會階層中，具有攻擊性（和不具有攻擊性）學生的佔比都很相近，受欺凌的學生也是如此。因此，學生家庭條件差不是他成為欺凌者或受欺凌者的理由。我們也沒有發現家庭的社會經濟條件與上述四個教養因素之間存在顯著關聯。無論處於何種社會經濟水平，“好”（或“不好”）父母的比例都大致相同。

需要指出的是，攻擊性程度與社會經濟條件缺乏關聯，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於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這些方面的相對同質化。因此，在社會經濟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國家（例如美國或英國），當地的研究很可能會表明，欺凌問題與兒童自身所在家庭的社會經濟狀況之間關聯性更強。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詳細分析與欺凌問題相關的育兒方法。僅就目前的數據，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典型的被動型受欺凌者缺乏愛或關懷。例如，根據上述研究結果，與一般學生（男生）相比，受欺凌者與父母（母親）之間有着更親近、更積極的關係。但是，為了防止焦慮和缺少安全感的孩子遭受欺凌，父母必須努力幫助他們變得更獨立、更自信，並具備在同齡人中保護自己的能力。

羣體機制

為了理解欺凌行為，瞭解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各自的特徵十分必要。我們此前已討論了一些重要的特徵。但是，由於欺凌是一種羣體現象，我們將簡要介紹一些機制，可以假定它們在多個個體參與欺凌時發揮了作用。

許多研究表明，兒童和成年人在觀察到其他“榜樣”的攻擊性行為後，可能會表現得更具攻擊性。當觀察者對榜樣持積極態度，例如認為他堅韌、無畏、堅強時，這種感染效果會更強。它同樣適用於欺凌情景，即欺凌者被他人視為“榜樣”。受此“榜樣效應”影響最深的可能是這類學生：他們本身多多少少缺乏安全感，對他人有較強的依賴性（被動型欺凌者、追隨者），他們在同齡人中地位較低，想要表現自己。我們用“社會傳染”來形容這種影響。

校園欺凌題材日劇《人生》劇照

另一個與此密切相關的機制，是削弱自身對攻擊性傾向的控制或抑制。主要原理是，觀察者看到“榜樣”因攻擊性行為而獲得“獎勵”時，往往會減少自身對攻擊性行為的“抑制”（即一般性的剋制和控制）。相反，如果看到“榜樣”的行為引發了負面結果，觀察者往往也會抑制自己做出同樣的行為。

在欺凌發生的語境中，該機制可以通過以下方式發揮作用：“榜樣”（一個或多個欺凌者）通常會通過“戰勝”受欺凌者來獲得收益。此外，從前面的研究中可以明顯看出，教師、家長和同齡人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內對這種行為進行干預。這些因素共同削弱了那些持“中立”立場或旁觀的學生對自身攻擊性傾向的控制，導致他們參與欺凌。考慮到這些機制的存在，成年人和同齡人對持續欺凌行為的干預阻止，顯得尤為重要。

第三個影響機制可以解釋為什麼某些通常和藹可親、不具攻擊性的學生，有時會毫無顧忌地參與欺凌。這就是個人責任感的降低。在社會心理學中，眾所周知，當多個人共同進行某項活動時，他們對欺凌等消極行為的個人責任感可能會大大降低。這種責任的“擴散”或“淡化”，也會導致欺凌事件發生後參與者產生的內疚感更少。

最後，隨着時間的推移，學生們對受欺凌者的看法甚至可能會發生變化。由於反覆受到攻擊和有辱人格的評價，受欺凌者將逐漸被同伴視作一個毫無價值的人，就是個“受氣包”，理應被侵擾。這種認知的變化也會弱化欺凌者可能存在的內疚感。

其他因素

廣泛的國際研究表明，觀看過大量電視、視頻和電影中暴力鏡頭的兒童及青少年，往往會更具攻擊性，對於受欺凌者也會表現出更少的同情。儘管還沒有研究直接評估了欺凌行為可能的影響因素，但根據目前所有的研究結論，我們有理由認為，媒體的負面引導至少會在某種程度上提高欺凌的程度。

遺傳因素也可能會影響攻擊性或焦慮反應模式的發展，例如通過兒童的性格發揮作用。然而，這些因素可能只起到了次要和間接的作用。

先前對於促使欺凌問題出現和持續的因素所進行的調查，並不能完全解釋我們目前所瞭解的狀況。挪威和瑞典的大型研究（這是我們仍在進行中的研究）有望就此問題為我們提供某些方面的新見解和新知識，但毫無疑問，我們目前對於欺凌的認知和應對方式，還不足以建立系統性的干預機制。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待欺凌問題

在全國範圍的調查中，我們發現學校之間欺凌問題的程度存在很大差異。在某些學校，學生被欺凌的風險是同一社區內其他學校的4~5倍。

概括來説，學校或地區之間這種在欺凌問題上的程度差異，可以被視為兩組對抗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一組因素往往會引起或加劇欺凌問題，另一組因素則具有控制或緩解的效果。

在造成欺凌或攻擊行為的因素中，一般來説，惡劣的童年環境，特別是某些教養方式和家庭問題十分重要。人們會很自然地假設，欺凌程度高的學校，所處的地區中有佔比相當大的兒童經歷了不盡如人意的養育方式和許多家庭問題。不盡如人意的養育，意味着兒童得到的愛、照顧和監督過少，而教養者也不會對兒童的行為設定明確的規範和限制；家庭問題可能包括父母之間充滿衝突的關係、離婚、家庭成員患有精神疾病或酗酒等。

然而，在校學生出現欺凌問題的頻次，不僅取決於該地區有多少會引發攻擊性的因素，很大程度上也在於與之對抗的力量有多大。學校工作人員，尤其是教師的態度、習慣和行為，是預防和控制欺凌活動並將此類行為引導至社會規範程度的決定性因素。此外，學生自身以及家長的態度和行為，也對降低學校欺凌問題的嚴重程度有重要作用。在欺凌問題已經存在的情境下，很明顯，那些沒有參與欺凌的學生的反應，會對這一問題的短期和長期後果產生重大影響。

日劇《人生》劇照

基本的民主權利問題

報告的結果有力地證明，欺凌在斯堪的納維亞的小學和中學（以及其他國家的學校）裏是一個相當普遍的問題，教師在反欺凌方面所做的干預相對較少（1983年），家長對孩子在學校接觸或參與的事情知之甚少。有一大羣學生受到欺凌，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被學校忽視。

我們知道，這些青少年中有許多人是長期侵擾的對象，往往會被欺凌很多年。不需要發揮想象力，我們就能感受並理解他們或多或少存在的永久性焦慮和不安全感，如何在低自尊的狀態下度過學生時代。自我貶低令他們不堪重負，以至於將自殺看作唯一的解決辦法，也就不足為奇了。

欺凌問題的影響甚至比前文所述的更加廣泛，實際上與我們社會中的一些基本民主原則相關：每個人都應該享有在學校和社會中免受壓迫和反覆故意羞辱的權利。任何學生都不應該因為擔心被侵擾或蔑視而害怕上學，家長也不該整天提心吊擔，生怕這種事會發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欺凌問題也關乎社會對待暴力和壓迫的普遍態度。如果一個學生在沒有成年人干預的情況下屢次受到其他學生的欺凌，他會形成什麼樣的社會價值觀？同樣的問題，也適用於那些長期被默許侵擾他人、未被成年人阻止的學生。不積極應對學校中的欺凌問題意味着對欺凌的默許。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強調的是，解決欺凌問題也是在為那些攻擊性強的學生着想。如上所述，學校中的欺凌者比其他學生更有可能走上反社會的道路。因此，我們有必要制止他們的活動，並將他們的行為扭轉到更為社會接受的軌道上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成年人對欺凌者的容忍和放縱，能幫助這些孩子擺脱反社會行為模式。

《校園欺凌》，丹·奧維尤斯 著，中信出版集團202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