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廣濤：中日韓通過三邊機制深化經貿合作，我有一個隱隱的擔憂

當地時間5月27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首爾與韓國總統尹錫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三方發表《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聯合宣言》等文件，一致同意推動中日韓三國合作機制化，在東盟與中日韓等多邊框架內保持密切溝通合作，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

時隔四年後重啓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對東北亞區域穩定、促進經貿和人文往來有哪些意義？三國未來如何進一步推進交流合作、排除域外干擾？觀察者網邀請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王廣濤做出解讀。

【文/觀察者網 郭涵】

觀察者網：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時隔四年半再度召開。李強總理表示，今年是中日韓合作機制建立25週年，應共同推動中日韓合作整裝再出發。如何評價這次會議召開的積極意義？

**王廣濤：**在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結束後的記者會見環節，包括中國國務院李強總理在內，三國領導人在開篇都提到了“重啓”一詞，體現了各方對於能夠保持溝通交流，抱有一個非常積極樂觀的期待。

畢竟，時隔四年半，這次會議為中日韓三國重回對話交流的正常軌道提供了一個契機。中日韓政治高層領域溝通渠道的正常化或者説重啓，本身就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觀察者網：本次會議主要討論了人文、可持續發展、經貿、公共衞生、科技和救災等六大領域。為何會聚焦這些議題？韓國國立外交院院長樸喆熙表示，希望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變成一個良好的平台，為緩和中美緊張局勢發揮積極作用。如何解讀這一主張？

**王廣濤：**我個人覺得，這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討論的六大合作領域，屬於三國能夠達成共識的“最大公約數”。

在美國主導下，日韓在有意構建一個排他性、針對中國的小多邊架構。圍繞經濟安全等領域，中日韓三國的認知與政策主張差異比較大，尤其是在“高政治”（high politics）領域，很難達成共識。如果能夠擴大這六個領域的合作空間，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共識了。

國務院總理李強同韓國總統尹錫悦會談

你提到的這位專家的看法，其實在韓國也好，中國也好，都是一種有代表性的主張。因為中韓、中日在軍事安全領域存在很多爭議，而日韓都是美國的軍事盟友。因此，如果中日韓三國能夠在相對柔性的經濟、社會、人文領域達成一定共識，有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產生政策的外溢效應，三國合作或可外溢到中美激烈競爭的部分敏感領域。

比如，中日韓談論了許多經濟領域的合作，是否有可能對中美涉及半導體行業的爭端起到緩衝或者緩和的作用？我想應該從這種角度理解韓方學者的表態。

觀察者網：相比去年戴維營美日韓峯會凸顯的“小院高牆”、經濟問題泛政治化等色彩，中日韓會議關於強調合作、深化互聯互通、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等主旨，是否構成一種平衡或對沖？

**王廣濤：**從我們的主觀意圖出發，肯定想要實現一種平衡，或者説對沖美日韓在軍事安全領域結盟化、陣營化的趨向。因為美日韓搞的三邊軍事安全合作很大程度上也有牽制中國的意圖。

本質上來説，美日韓峯會有一個潛在的牽制對象，是一種對抗性或排他性的對話機制；而中日韓會議是強調經濟合作與對話，相對來説更開放多元，是一個更具靈活性的對話機制，我們不排他而且還呼籲強化與東盟的合作。同樣是三邊對話，但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

觀察者網：您去年曾提出，韓國希望以“多邊促雙邊”的方式來改善對華關係。從這次韓國政府對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重視程度看，如何評價韓國政府在修補韓中關係上的努力？

**王廣濤：**我的這個觀點到現在也沒有改變。此前，中韓關係經歷了非常低谷的時期，當然目前中韓關係、中日關係也不是很樂觀。而我認為，在沒有舉辦三邊外長會或是三邊領導人會議的前提下，是不太可能開展雙邊領導人會晤的，比如中國邀請日方、韓方領導人訪華，或者反過來等等，諸如G20或者APEC等多邊會議的情形除外。當然日韓之間的關係相對於中韓、中日關係有許多差異。

在改善雙邊關係、推動雙邊高層對話條件不成熟的前提下，我認為通過三邊或多邊的領導人會議來促進雙邊關係改善，依然是有發展潛力，且可以為多方所接受的一種外交形式。從整個東亞的情況來看，這次三國領導人會議開完之後，也許有利於各國之間推進雙邊高層交往，比如説中日之間在疫情前也有過穿梭訪問，即領導人互訪的機制。

觀察者網：您也曾提到，日本在安保和經濟領域，對美國和中國採取了“兩面下注”的策略。結合這次會議的成果，您認為日本可能會在對華經貿、人文交流等領域的政策做出多大調整？

**王廣濤：**目前來看，哪怕是在經貿和人文交流領域，中日之間也存在一些差異。雙方的原則性共識是，維持中日雙邊貿易額、加大投資並深化人文領域的交流有利於兩國關係。但在具體的領域，中國的主張同日本方面的主張還有差異。

目前來看，圍繞深化經貿與人文交流，中日之間在建立與推進新一輪對話交流機制上已經達成了共識。但是在領導人的層面，雙方還沒有就具體的問題領域開展討論與推進落實。

觀察者網：李強總理在同尹錫悦總統會面時表示，中韓產業鏈供應鏈深度互嵌，雙方應抵制把經貿問題泛政治化、泛安全化。而韓國外長趙兑烈稱，隨着中國經濟結構轉向技術密集型，兩國經貿關係從過去的互補性逐漸轉變成競爭性，這對韓國構成“嚴峻的挑戰”。這種趨勢是否會影響到中韓關係？

**王廣濤：**經貿問題的泛安全化已經成為各主要國家在對華經貿投資領域的一個首要考慮。中方在聲明中堅決抵制這種做法。

具體到這次會議，可以注意到，李強總理在韓國也會見了三星集團會長李在鎔，這其實是在向韓國的企業界釋放一個積極信號：在當前的合作模式下，中韓經濟並沒有出現如韓國所設想的那種競爭性。我們現在可能也不一定稱之為“互補”，而是互嵌，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中日關係也是一樣的，並沒有那麼強的競爭性。

觀察者網：這次三國領導人的通稿中也提到了重啓中日韓自貿談判的內容。關於這個長期討論的話題，目前推進談判的阻力有哪些？

**王廣濤：**我留意到聯合聲明裏提出，要追求“高質量”的中日韓自貿協定。其實日本也好，韓國也好，他們並不排斥談判。然而，日本方面的主張之一是，中日韓自貿協定的標準至少不應低於《全面與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對自貿協定設立的標準。

應該説這十幾年來，標準問題始終是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中的一個核心掣肘問題，當然這是基於純粹的經濟層面考量。除此之外，影響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更大因素可能還是政治問題，比如涉及到領土爭端、朝鮮半島的核問題等。所以，維持一個關於自貿區談判的溝通機制，其實有助於更進一步理解中日韓三邊的訴求。

2019年11月，中日韓自貿區第十六輪談判在韓國首爾舉行。資料圖

我們不太可能預期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在短時間內取得非常大的進展，但也有理由保持樂觀，因為中日韓三國已經是目前《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這個大型自貿區架構中的三個重要成員國。因此，接下來談判的主要方向，應該是如何在RCEP框架的基礎上有所超越。

我個人認為，如果圍繞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無法實現超越，那麼目前基於RCEP框架維持的現狀也未嘗不可。

觀察者網：隨着中日韓三邊領導人會議的重啓，未來日本、韓國借這個機制發展對華經貿合作時，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美國的影響？

**王廣濤：**對於中日韓通過三邊機制深化經貿合作，我其實有一個隱隱的擔憂，也就是美國通過對韓國或日本施加壓力，來影響兩國同中國之間正常的經貿交流。雖然目前的美日韓三邊對話機制主要強調安全議題，但美國的印太地區政策最重要走向之一，就是經濟問題泛安全化。美國可以把經濟上的問題朝安全化的方向引導，比如半導體領域，比如人文交流領域等等。

也許這樣説有一點誇張，但我認為在三邊合作機制下，日韓領導人對於同中國開展經貿交流與合作，其實也在亦步亦趨、投鼠忌器，他們希望在美國允許或者可控的範圍內推進中日韓間的合作，爭取在不同美日韓三邊軍事安全合作相矛盾的前提下，推進中日韓之間經濟人文領域的合作。

觀察者網：對於這樣的局面，中方可以朝哪些方向努力，儘可能説服對方排除干擾?

**王廣濤：**我想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實現三方領導人會議的機制化。這意味着，儘量不因為雙邊議題或三邊的結構性矛盾而阻斷這個會議機制。當然，各國都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尤其是在涉及到核心國家利益的情況下，中方也會暫停或終止對話。所以，中日韓還是應該避免因為其它理由而影響到這種自上而下的對話機制.

其次是在部分領域開展自下而上的務實合作，比如，目前中日韓三國都面臨非常嚴重的少子老齡化問題，包括三國之間也有開展人文交流的迫切需求。對於這些非常具體的領域，可以提高對話與交流的頻率。政治高層間的對話起到引領作用，而具體的推動則體現在事務層面的交流，如果沒有事務層面交流的遍地開花，高層對話也很難順利推進。

最後，還是要儘可能排除掉其它潛在的不利影響因素。對中日韓三國來説，目前三邊領導人會議聚焦的六大領域，本質上並沒有損害美國在地區的安全利益，完全可以規避掉美國的影響。對於這一點，日本和韓國方面應該有一個基本的把握，否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將很難走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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