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亮：非洲工業化與華人工廠

本文選取三處華人工廠為案例，即尼日利亞卡杜納的紡織業、南非新堡的製衣業與埃塞俄比亞亞的斯亞貝巴的皮鞋業，對非洲的華人工廠歷史做了簡要回顧和分析。

本文強調，華人工廠自非洲獨立之初就深度參與了非洲國家工業化的探索，在20世紀60至70年代、20世紀80至90年代和21世紀這三個不同階段對於非洲國家引進生產技術、創造就業和融入全球產業鏈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些華人工廠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台灣地區，其生產規模大小不一，經營策略也有差異，在非洲產生了不同的社會經濟影響。華人工廠在非洲能否長期成功，既受其本身的經營模式的影響，也取決於當地政府的工業政策、勞工狀況以及全球產業環境的變動。

本文摘自《危中有機：大變局中的非洲》（劉海方、王進傑主編，商務印書館，2023年11月出版），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秘書長許亮。

【文/許亮】

一、引言

過去三年，全球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給始於20世紀90年代的“超級全球化”來了一次急剎車，也對國際金融市場、能源、糧食和供應鏈造成重大沖擊。

早在新冠疫情暴發前，由於世界經濟增長乏力以及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全球化進程放緩已初現端倪；2019年初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曾專門就《慢全球化》予以討論。這些變化給非洲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前景帶來了挑戰和不確定性，也給過去十年被熱議的“非洲崛起”的樂觀期待蒙上一層陰影。

不過，“慢全球化”迫使各國政府將注意力從外部轉向內部，也將促進區域內深層經濟聯繫。因此，後疫情時代或將成為非洲發展的機遇期。

非洲近期最重要的發展進程是2021年1月1日正式啓動的《非洲大陸自貿區協定》。縱觀歷史，非洲經濟長期依賴外向型融入，但非洲對外貿易只有20%是域內貿易（即非洲國家間貿易），這一比例遠低於亞洲國家（61%）和歐洲國家（70%）。非洲自貿區不僅將促進非洲經濟的內向型融入，更重要的是，它將給非洲工業化帶來發展契機。

20世紀60、70年代，非洲國家曾實施了進口替代工業化，但都以失敗告終，其中一個重要經驗教訓是單一非洲國家的狹小市場不足以支撐過剩的工業產能和昂貴的生產設施與成本。非洲共同市場的建立使得非洲一國的產能可以輻射整個非洲，為非洲重新思考工業化道路提供了可能性。

在非洲新一輪工業化進程中，中國製造業投資和工廠將發揮重要作用。

在中國自身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由於中國國內產能相對過剩，國內消費出現瓶頸，企業對資源、原材料以及海外市場增長的需要，大批中國投資者選擇在非洲拓展業務。截至2020年，中國在非洲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已超430億美元，是非洲國家最大投資來源國之一。 中國國有企業在非業務大多集中在能源、礦產與基建產業，而數量眾多的私營企業更傾向於從事製造、貿易和服務業。

資料圖來源：AfDB

2017年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非洲的中國企業數量已經超過1萬家，其中90%為私營企業，約30%為製造業企業，員工中近90%為當地非洲僱員。因此，隨着中國工業資本和製造業企業大規模進入非洲並在當地投資興業、創造就業，有分析認為非洲或將開啓工業化新階段，並有潛力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

針對中國製造企業在非洲日益增長的經濟活動，學界現有研究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類研究是從全球產業鏈的宏觀視角研究中國企業在非洲的機遇，同時也強調非洲的資源優勢、人力成本以及相關國際貿易政策給非洲工業化帶來的契機。

第二類研究側重分析非洲中國工廠內部的勞資關係，特別是中國管理人員如何管理當地員工以及中國企業薪資待遇等問題，強調中國與非洲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和文化差異給企業內部勞資關係帶來的挑戰。

第三類研究則聚焦中國企業在非洲的人力資源培訓、技術轉移以及如何促進當地上下游產業的增長與變化。

總體而言，現有研究主要關注最近10多年中國企業在非洲的發展趨勢和麪臨的挑戰。同時，雖然有部分學者做了一些國際比較（例如對比在非洲的中國企業和其他外國企業），但大多數研究的分析視角仍是以中國大陸企業或工廠為中心。

本文試圖從歷史視角來考察非洲的華人工廠，希望能對既有研究做一些有益補充。具體而言，本文藉助一手的民族誌資料與相關二手研究，選取了三處華人工廠為案例，即尼日利亞卡杜納的紡織業、南非新堡的製衣業與埃塞俄比亞亞的斯亞貝巴的皮鞋業。

一方面，本文通過回顧這三個案例強調非洲華人工廠不僅是最近20年的新現象，事實上在20世紀60年代非洲國家獨立初期，20世紀80、90年代非洲經濟轉型期和21世紀非洲快速發展時期這三個階段，非洲國家都曾主動邀請華人工廠深度參與非洲工業化進程。這種視角既可凸顯非洲國家在吸引中國企業過程的主動性，避免中非關係敍事中以中國為中心的分析傾向，也反映出華人工廠在非洲國家工業化探索歷程中的積極貢獻，進而超越中國向非洲轉移血汗工廠的狹隘敍事。

另一方面，研究中非關係的學者們對來自中國不同性質的資本做了區分，如國有資本、大型私營資本以及中小規模的民營資本，進而可以更為立體地呈現“全球中國”（Global China）或“中國走出去”這一概念和進程內部的多樣性和複雜性。藉由這一分析框架，本文也反對對來自中國的經濟行為體做單一化的簡單定義。本文選取的三個案例涵蓋了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與台灣地區的企業，同時在分析過程中也注意區分國有企業、大型跨國集團以及小型家庭工廠等不同類型的華人企業。

二、卡杜納：尼日利亞棉紡業的興衰與轉型

卡杜納是尼日利亞北部城市，建立於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在尼日利亞1960年獨立以前曾是北方保護領的首府。自20世紀50年代起，卡杜納逐漸發展為當地重要的工業核心區域，也因其繁榮的棉紡織業收穫“尼日利亞的蘭開夏”之譽。

與其他獨立後的非洲國家類似，尼日利亞政府在獨立後選擇以輕紡業為切入口，大力推行進口替代的工業發展戰略。為了減少對英國紡織品的依賴，卡杜納政府積極利用當地工業基礎，在尼日利亞北部地區發展集團（Northern Nigerian Region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支持下，在卡杜納扶持建立了4家大型紡織廠。

1964年，來自香港的查氏紡織集團創立了尼日利亞聯合紡織有限公司（United Nigerian Textile Ltd），後者迅速成為尼日利亞北部地區最大的純棉與印花布生產廠家。查氏集團隨即在尼日利亞擴大經營，並向整個西非地區銷售成衣。得益於在尼日利亞的成功，查氏從此發展為大型跨國集團，建立起涵蓋亞洲、西非、歐洲與美國的全球生產銷售網絡。查氏集團的查濟民也因此成為享譽世界的“紡織大王”，但鮮有人知道其第一桶金中很大一部分來自西非市場。

值得一提的是，在查氏集團投資卡杜納的同一時期，中國政府也在開展對非洲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工業化的援助。中方資料顯示，從1961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以財政、技術支持等形式援助了非洲各國共計九家大型棉紡工廠，這一政策稱作“紡織援非”。

然而，除達累斯薩拉姆的中坦友誼紡織廠外，其餘所有中方援助紡織廠都於20世紀90年代末關停。這些工廠關停的原因有很多，既有非洲國家經濟結構調整改革的影響，也有因基礎設施水平有限導致的生產效率低下，還包括20世紀90年代以來廉價進口商品的衝擊。目前，中坦友誼紡織廠成了“紡織援非”時期興建的僅存的一座工廠。雖然中坦友誼紡織廠於1995年進行過一次重大的所有權改革，試圖重整旗鼓，但此後還是經歷了大幅裁員，盈利之路極為坎坷。

在過去50年裏，查氏集團在卡杜納創辦的聯合紡織公司走過了相似的發展與衰落路程。

尼日利亞紡織產業在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繁榮時期顯示出迅速增長的態勢。據相關研究，聯合紡織公司的員工一度超過5000人，主要是男性員工。然而，好景不長，1986至200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尼日利亞推行了經濟結構調整改革。這一改革對尼日利亞的紡織產業是一次巨大打擊。由於貨幣貶值，進口外國織機和設備極其昂貴，幾乎成了奢望。而尼日利亞政府在基礎設施與棉花生產方面也幾乎毫無投資。

資料圖來源：Africa-press

21世紀初以來，廉價的中國紡織品的進口量持續增長，其在尼日利亞的市場份額大幅提升，對當地紡織品造成了衝擊，進一步加深了尼日利亞國內紡織企業困境。截至2007年，建於20世紀60年代的卡杜納四大紡織廠都已停產。

不過，聯合紡織公司在最近10多年裏獲得了一次轉型契機。

2010年，在尼日利亞棉紡服裝發展基金會（Cotton, Textile and Garment Development Fund）的幫助下，查氏集團重啓了聯合紡織公司的工廠。然而，重啓後的新工廠僅保留了此前員工數量的四分之一，布匹產量也顯著減少。雖然工廠店生產規模今非昔比，但查氏集團開始在尼日利亞轉變發展思路，試圖與來自中國的紡織品形成差異化競爭。

查氏集團憑藉對西非當地紡織品市場的瞭解，積極利用其國際一線設計師的人脈，開始聚焦生產高品質紡織品，並設立自有高端品牌“達維瓦”（Da Viva）。這些中高端紡織品以現代蠟染技術打入西非當地市場，由尼日利亞與加納的多家工廠同時生產，在西非地區成功建立了品牌形象，並在消費者羣體中擁有不錯口碑。

回顧查氏集團在尼日利亞的經營歷程，它雖然沒能在獨立後初期幫助尼日利亞完全實現工業化，但其近期的轉型或許代表着中非服裝產業合作的一種潛在模式。

中國學者劉少楠通過對聯合紡織公司老員工進行訪談指出，查氏集團在尼日利亞經營的幾十年中，通過企業內部職業培訓和引入現代設備等方式在當地真心實意地推進技術轉讓，許多工人表示非常懷念聯合紡織公司內部良好的勞資關係以及比同行業更高的工資和遣散費。

美國學者勒內在總結查氏集團在尼日利亞投資的主要特徵時強調，“（聯合紡織公司）高效生產與營銷，迅速應對變化的經濟形勢，尊重尼日利亞政府項目與工人的需求”，而在集團面對虧損時，它“牢牢守住了底線”，沒有徹底放棄西非當地市場，而是努力通過科技與營銷創新將生意擴展到高端紡織品牌。

三、新堡：血汗工廠還是包容二元？

新堡是位於南非誇祖魯–納塔爾省的一個工業城鎮。南非種族隔離時期曾對南非的黑人民族進行強制的遷移和定居，新堡正好位於當時的“白南非”和祖魯人聚居的“誇祖魯”的交界地帶，屬於“白南非”一側，但是會吸納周圍的黑人前來就業。20世紀60、70年代，新堡擁有比較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和一定規模的煤炭、鋼鐵產業，曾一度被認為是一座種族隔離的“模範城鎮”。

自20世紀80年代起，新堡逐漸吸引了台灣與香港的企業家（以台灣企業家為主），併成功地轉型成南非重要的服裝生產基地。

新堡在台灣和香港的招商引資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當時南非國家政策所決定的，當時的南非種族隔離政府正遭受越來越嚴苛的國際制裁，很難從主要西方國家吸引投資。南非政府期望繞開國際社會制裁，來到台灣和香港吸引外資，前往指定的黑人聚居區附近設立工廠，進而吸收黑人勞工，使得黑人和黑人聚居區在經濟上能夠維繫下去。

促成台灣和香港企業來到新堡有多重原因。南非當時處於種族隔離制度之下，黑人權益受打壓，黑人的工會組織程度不高，薪資水平低，對於港台企業傢俱有較大的吸引力。當時的南非不僅在“外交”上與台灣省政府保持友好關係，還給前來投資設廠的外商提供了極為慷慨的優待政策，包括高額的工人工資補貼、外商安家費、優惠的美元匯率和申請南非永居權和國籍的便捷通道。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南非吸引港台企業有其種族隔離制度的特殊原因，但20世紀80、90年代有大批港台企業家來到南部和東部非洲國家投資興業，在南非、毛里求斯、萊索托、斯威士蘭和馬拉維等國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

例如，被人津津樂道的“睡衣島國”毛里求斯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從原先的進口替代工業戰略轉向包含出口導向的混合型戰略，成為非洲工業化相對成功的範例。其中，80年代大量來自香港和台灣紡織服裝企業的投資是毛里求斯成功轉移的重要的外部因素。

資料圖來源：社交媒體

一方面，香港和台灣在20世紀60、70年代經歷了高速增長期之後，很多中低端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現了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行業內部過度競爭以及市場飽和的局面。在這一轉型過程中，香港和台灣地區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重點鼓勵發展電子、半導體等新興產業，以服裝、製鞋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的“夕陽產業”逐漸開始外移。為了尋找更低的製造成本，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遷往了東南亞國家，一部分遷往中國大陸；而與此同時，得益於非洲國家的招商引資政策，也有一部分產業開始遷往非洲。

另一方面，港台地區以服裝、製鞋為代表的一些產品在進入歐美市場時也開始不斷受到配額和高關税的限制，相關製造企業迫切需要尋求新的生產基地來規避歐美市場對於產品來源國的限制，進而選擇來到非洲國家設廠。

根據筆者的研究，1983年第一家來自香港的華人服裝工廠入駐新堡，1996年新堡擁有的華人工廠增至48家。這些企業主要來自台灣，香港企業只有3家。截至2020年，新堡大約設有120家華人開辦的製衣廠，僱用當地祖魯女工約20000人，享有“南非的服裝聖地”之譽。目前，新堡幾乎所有華人服裝公司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型工廠。每家工廠的僱工規模為50至400人不等，其生產主要是面向南非國內消費者生產基礎服飾、校服以及快銷時裝。

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紀80、90年代有3家大型香港企業與多家台灣企業曾在新堡從事出口服裝的生產業務，但此類大型出口企業都已於2005年前後關停。其背後的原因也是多重的。一方面是南非當地人工成本增加和工會的漲薪罷工活動頻繁；另一方面，美國政府2001年出台的《非洲增長與機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給予了非洲國家產品優惠的關税，但是對南非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則在原材料來源地和生產過程有嚴格規定，相比於萊索托、斯威士蘭、埃塞俄比亞等落後國家，南非的生產和貿易優勢被削弱。因此，現存於新堡的華人工廠大都經歷過規模縮減與業務調整。

2005年前後，港台大型出口型企業紛紛退場之際，起先擔任這些工廠的大陸管理人員抓住機會，通過或租或買的方式取得了廉價廠房與二手設備，就此成為新一撥的工廠經營者。因此，目前新堡的華人服裝廠中大陸人經營的比例佔多數，約80家，剩下40家為台灣人工廠。

雖然也受到廉價的中國出口產品打擊，但新堡的華人工廠比上文提及的尼日利亞紡織企業更加頑強，憑藉南非國內大型超市、連鎖店以及一些企業和機構的小額、短期訂單成功守住了自己的市場份額。當地的華人工廠主們表示，他們生產靈活、交付週期快，成本控制合理，因此能夠一直持續經營至今。

過去20年間，新堡華人服裝工廠始終位於南非國內關於創造就業與產業政策爭論的風口浪尖。

1994年，南非種族隔離終結後，由於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南非工會大會（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南非共產黨（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結成“三方聯盟”在南非長期執政，南非的工會組織迅速發展壯大，擁有很大的政治話語權和政策影響力。2003年成立的“全國服裝產業議價委員會”（National Bargaining Council for the Cloth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y，簡稱NBC）就是一個例證。該議價委員會旨在提高全國服裝生產部門的最低工資標準，進而削減地區間報酬差距，並要求企業主強制執行。

為了回應上浮的工資以及工會的罷工活動，新堡的華人工廠也組織了好幾次“資方罷工”以示抗議，即集體關門停業。由於工資是當地工人的唯一生機來源，因此“資方罷工”後，工會往往會與華人工廠達成妥協，要求恢復生產。

在新堡的華人工廠看來，“全國服裝產業議價委員會”裏面的資方代表大多是來自富裕的西開普地區的大企業，它們主要生產利潤豐厚的奢侈時尚類服飾。而新堡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處於相對欠發達地區，工人的技能和生產效率也較低，並且新堡華人工廠主要生產薄利多銷的中低端服裝產品，供應當地超市和連鎖店銷售。因此，華人工廠認為“全國服裝產業議價委員會”確定的最低工資水平非常“不公平”，決定訴諸法律行動。2013年，位於彼得馬裏茨堡（Pietermaritzburg）的高等法院宣告談判委員會和南非勞工部的行為非法，理由是談判委員會里面中小企業代表性不足，新堡的華人工廠可以不執行上述機構提出的最低工資標準。

鑑於南非失業率高達30%，勞資雙方“罷工”同時出現的奇特現象揭示出後種族隔離時期南非的高失業率與強大工會之間的深刻悖論。就像工人們常説的，“半塊麪包總比沒有好”。因此，部分南非學者呼籲出台一種“包容二元”的工業政策，即在提高工人生產效率和薪資待遇、促進“體面工作”（decent work）的同時，也給低薪、低技術、勞動密集的企業留下生存空間。

性別在新堡華人服裝產業的勞工關係中也尤為突出。

縱觀全球工業發展史，我們常常將服裝產業與“工廠女孩”或“廠妹”（factory girls）聯繫起來。她們十七八歲或二十出頭，尚未結婚，通常在工廠裏勞作幾年後回到自己的家鄉結婚生子，開啓人生下一個階段。但筆者的訪談資料顯示，新堡的祖魯女工80%以上是年齡在20到50歲不等的未婚母親。當地的祖魯人將這些工人稱為“mama mabhodini”，意為“工廠母親”或“廠媽”。

研究南非社會經濟變遷的學者曾指出，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隨着南非經濟下行，很多礦業企業和白人農場開始大規模裁員，並通過機械化轉型減少薪資支出，隨之南非社會特別是黑人成年男性大規模失業，進而造成南非黑人家庭的分崩離析。由於失去了原先可以在礦區和農場的工作機會，南非黑人男性也失去了組建家庭的經濟基礎，新堡的“工廠母親”們便在家庭內部依賴不同代際女性成員之間的相互扶持，組建“以女性聯結的家庭”（the female-linked family）。

因此，雖然華人服裝廠並非導致上述女性互助家庭產生的原因，但祖魯女性這種家庭結構是勞動密集型的低薪製衣產業能在新堡等地發展存續的重要的社會基礎之一。在新堡，家庭中通常有一位女性進廠工作掙取一份工資，另一位女性留守家中，進而實現照顧孩子和處理家務的責任以及完成她們勞動與情感再生產。

四、亞的斯亞貝巴：“埃塞俄比亞製造”（Made in Ethiopia）的可能性

過去幾十年中，埃塞俄比亞始終位於世界上最貧困國家之列。但在總理梅萊斯·澤納維（Meles Zenawi）執政時期，埃塞俄比亞通過積極制定工業政策，在過去15年中經濟始終保持着兩位數增長。自2002年起，埃塞俄比亞各類全國工業政策文件都將創造就業與出口創收視作生產領域的重點。其中，皮革產業則因為涉及埃塞俄比亞國家工業的未來而得到格外關注。

直至近期，埃塞俄比亞雖然擁有非洲最多的牲畜總量以及悠久的製革歷史，但該國的皮革產業仍舊工業水平低下、增長緩慢。埃塞俄比亞政府很清楚，其皮革產業要想騰飛，需要一個“頭雁”公司打入國際市場。

21世紀初，梅萊斯·澤納維開始接觸意大利及德國幾家公司，但嘗試無果，他隨即將目光投向東方，並收到成效。2011年，中國最大的女鞋生產品牌、來自廣東的華堅集團來到亞的斯亞貝巴城外中資運營的東方工業區（Eastern Industrial Zone），建立了第一家海外工廠。

促使華堅邁出這一步的原因很多，既有中國政府的“走出去”戰略，也有埃塞俄比亞誘人的鼓勵政策、廉價的勞動力和皮革原材料。此外，還有一個關鍵原因是不受限制的廣大海外市場。由於華堅主要面向歐美消費者，為卡爾文·克萊恩（Calvin Klein）、馬克·費舍爾（Marc Fisher）、寇馳（Coach）和蓋斯（Guess）等歐美品牌代工，從埃塞俄比亞生產出口可以不受配額限制並享受相關的關税優惠。因此，與早期尼日利亞的查氏集團以及現在新堡的華人服裝廠不一樣，華堅主要依託的是埃塞俄比亞出口導向發展政策。

華堅在埃塞俄比亞投資獲得成功後，隨即於2015年興建第二廠房，位於亞的斯亞貝巴近郊的集團自建的工業園內。如今，兩家工廠合計僱用埃塞俄比亞勞工近8000人，年產500萬雙皮鞋，佔埃塞俄比亞皮鞋出口的65%，每年創造外匯收入3100萬美元。

華堅在埃塞俄比亞工廠（資料圖/華堅官網）

恰如在非洲的許多中國企業，華堅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埃塞俄比亞員工缺乏現代工業職業規範和相對較低的技能水平。華堅集團運用了多種方法提升車間工作的準點率與生產效率，比如開設班車線路助力工人按時到崗、管理人員按遲到扣除獎金、在生產小組之間開展生產競賽以及採取類似軍訓的方式管理培訓新員工等。華堅集團還會將工人幹部送到中國南方的東莞總部培訓，回國後他們則在工廠裏擔任中層管理崗位。

關於勞動狀況與薪酬水平，近期一項基於縱向數據比對的研究表明，埃塞俄比亞的中國製造企業與當地其他外資龍頭企業相差無幾。但這並不代表工人沒有怨言。有研究表明，由於埃塞俄比亞政府慣於以比較威權的手段來調控經濟，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壓和限制。這使得工人缺少集體發聲機制，只能以個人行動表達不滿。其直接後果就是，在埃塞俄比亞皮革與紡織部門員工出現較高的離職率。作為應對，企業通常需要提供工資以外的一些福利來安撫並留住員工，增強待遇吸引力，比如免費伙食、補貼、獎金及醫療服務。

從性別角度看，在埃塞俄比亞的皮革與紡織產業僱用的勞工當中，女性員工至少佔全體工人一半左右，人數可觀。以阿瓦薩工業園為例，近2萬名當地女工在園區內工作，她們大多來自農村，居住在園區附近的小鎮上。研究顯示，在埃塞俄比亞工廠中的女性員工比男性的離職率低，經驗豐富且績效表現優異的男性員工最容易離職。

毫無疑問，工業園區提供的就業機會有助於提升當地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但這並不意味着當地女性滿足於工廠裏的流水線工作。牛津大學長期研究埃塞俄比亞中資企業的學者戴夢涵（Miriam Driessen）指出，隨着中國企業近年來在埃塞俄比亞投資的增長，前往海灣國家打工的埃塞俄比亞婦女數量也在增長。這説明很多埃塞俄比亞女性將華人工廠的工作視作積累資金的跳板，她們當中的一部分人通過掙取工廠工資，攢足旅費，然後選擇前往海灣國家從事家政服務，以謀取遠高於流水線工人的薪酬待遇。

如今“埃塞俄比亞製造”的鞋履已得到全世界的青睞。華堅在埃塞俄比亞經營的成功也鼓舞了其他企業。好幾家大型皮革產品公司隨後都在亞的斯亞貝巴的工業園區建廠，其中包括一家台灣製鞋廠和一家中資手套廠。

過去的10多年裏，埃塞俄比亞工業發展戰略很大程度上效仿了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即吸引輕型製造業投資，鼓勵出口導向的工業，促進經濟的轉型升級。有學者警告稱，在皮革與製衣產業當中，國際價值鏈已經開始擠壓供應端，國際競爭也愈加激烈，這意味着供應商入行門檻提升，產量要求增加，容錯空間更小以及產品單價更低。

這種挑戰同樣適用於眼下其他試圖實施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國家，因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採取出口導向工業化政策，導致在技術門檻相對較低的中低端製造業出現了空前競爭，客觀上也增強了跨國公司的議價能力。因此，對於像埃塞俄比亞這些渴望複製東亞奇蹟的低收入國家，此等變化將會造成新的挑戰。

與此同時，埃塞俄比亞近兩年的內戰也干擾了包括華堅在內的當地企業生產和政府工業政策的安排。故此，埃塞俄比亞工業化的中期前景還不明朗，有待進一步追蹤與觀察。

五、結論

本文回顧了三個具有代表性的非洲華人工廠案例，強調華人工廠自非洲國家獨立至今一直是非洲國家工業化探索的重要參與者。儘管中國國有企業涉足非洲輕工業較早，可以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但中國私營企業在非洲大陸輕工業發展中更為活躍，國際化程度也不斷提升。

本文介紹的華人工廠分別涉及紡織、服裝和皮鞋行業，都屬於輕工業生產部門，它們均為私營企業，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台灣地區，其規模大小不一，經營策略迥異，塑造了多樣的勞資關係，也產生了不同的社會經濟影響。可以説，華人企業在20世紀60至70年代、20世紀80至90年代和21世紀這三個不同階段，對於非洲國家引進生產技術、創造就業和融入全球產業鏈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雖然卡杜納、新堡和亞的斯亞貝巴的華人工廠源自不同的時代，但通過比較分析可以發現這三處華人工廠的兩個相同點和一個重要差異。

首先，這三處華人工廠都是受到所在國邀請參與當地工業化發展。例如，查氏集團於20世紀60年代在卡杜納設立紡織廠，參與尼日利亞的進口替代工業化，並在此後半個多世紀裏經歷了興盛、衰落和品牌升級轉型。20世紀80、90年代大批台灣企業家前來新堡興辦工廠，是南非種族隔離政府為規避西方國家制裁，在黑人聚居區創造就業以限制黑人流動的重要舉措。同樣，埃塞俄比亞政府大力扶持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園吸引了中資企業前來打造新的皮鞋生產基地，助力“埃塞俄比亞製造”的騰飛。

其次，這三處華人工廠都僱用了大量非洲本地工人，成為當地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查氏集團的聯合紡織公司、新堡華人服裝廠和華堅在當地創造的就業崗位分別高達5000個、20000個和8000個，產生了積極而廣泛的社會經濟影響。

再次，這三處華人工廠經營策略存在明顯差別。聯合紡織公司在成立之初着眼於尼日利亞國內棉紡織品進口替代，但在近10年轉型過程中則是依靠增加品牌價值和西非內部的區域性市場。新堡華人工廠最初也是着眼歐美市場，但近20多年逐漸演變為以南非國內市場為主的生產模式。雖然南非國內市場容量相較於其他非洲國家要更大一些，但新堡華人工廠面臨的工人漲薪和產品升級壓力與日俱增。華堅採用的是典型的出口導向模式，較好地結合華人資本和技術、埃塞俄比亞當地勞動力和皮革資源以及歐美市場三方面要素，但也面臨國內政局影響和全球產業鏈擠壓的競爭壓力。

這三個案例表明，進口替代工業化在非洲也具有重要潛力，非洲國家可因地制宜，加強內部市場整合，在發展中同時重視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戰略。

上述分析為我們審視非洲華人工廠和非洲工業化提供了三個重要視角。

首先，政府的作用很關鍵。政府的作用既體現在中非政府之間的國際合作，也包括所在國政府制定的工業政策，它們都會促進、塑造在非的華人制造業。歷史表明，一套能夠充分挖掘本國的潛在資源優勢、推動躋身全球價值鏈的工業政策對當地華人工廠的繁榮壯大都至關重要。

其次，中資企業的性質也很關鍵。本文涵蓋了多種中資生產企業，從香港的跨國集團到台灣的家族企業，再到大型出口商以及小型華人家庭生產者。以大型出口商為例，其全球關係網絡與大規模商業活動是一把雙刃劍，因為這些優勢也令他們對人工成本上漲、匯率波動與國際競爭更為敏感。相反，新堡的小型華人家庭生產者雖然並不屬於利潤豐厚的生產者，但表現出極強的經營韌性，在勞資的談判中也不太容易妥協。

最後，當地勞工狀況也是影響生產經營的關鍵要素。非洲的華人工廠已經成為全球產業鏈重要組成部分。新堡和亞的斯亞貝巴的案例表明，當地工會運動和勞工性別深刻影響華人工廠的生產實踐，並在全球價值鏈中體現出來。它們在非洲僱用了大量的非洲女性員工，進一步分析勞工性別問題也將有助於揭示全球產業鏈更深遠的社會經濟影響。

因此，華人工廠在非洲能否長期成功既受其本身的經營模式的影響，也取決於當地政府的工業政策、勞工狀況以及全球產業鏈大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