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繫安全帶被罰，影響考公？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趙宏的郵箱中，每週都能收到不少讀者來信。

去年，她曾寫過一個案件評論，15歲少年因在副駕沒有系安全帶、被記錄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而無法順利轉學，幾所學校都不願意接收有違法記錄的學生。

此事被媒體曝出後，歷經曲折得到了解決。但趙宏發現，自己的郵箱裏開始出現遭遇類似事情的讀者來信。困擾他們最多的，是曾經違反過治安管理處罰法。在升學、考公、入職甚至升遷時，單位要求他們開具無犯罪記錄證明，而相關部門會因為他們雖無犯罪記錄，但有違法記錄，而開具寫了備註的無犯罪記錄證明，導致當事人升學、考公、入職受阻。

今年6月，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將迎來第二次審議，加了備註的無犯罪記錄證明開具是否合法、違法記錄是否可以消除等問題在學界引發了討論。為此，《中國新聞週刊》專訪了趙宏以及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羅翔。

一個接近中空的地帶

中國新聞週刊：你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注違法記錄消除的問題？

羅翔：最初，我對這個問題並不是很熟悉。2021年，一封網友來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個小夥子找工作，去派出所開無犯罪記錄證明。派出所給他出具了，但同時寫了備註，這個小夥子某年某月某日因為賭博被治安拘留、因為打架被治安拘留。

小夥子問，能不能不寫備註，因為他畢竟沒有犯罪記錄。寫了備註，就不是一個乾乾淨淨的無犯罪記錄證明了，是有違法的無犯罪記錄證明。警察説不行，有違法記錄就要寫上。

這樣一份有備註的無犯罪記錄證明對他的職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收到了不少類似的讀者來信，才促使我對原本不熟悉的內容做研究。

趙宏：違法記錄消除的問題，行政法領域的學者呼籲得不太多、刑法學者呼籲得也不太多，類似於一個接近中空的地帶。我是研究行政法的，第一次關注到這個問題，就是因為羅翔來找我諮詢剛才那個小夥子的問題該如何解決。我後來發現，實踐中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

去年，一家媒體邀請我寫一個案件評論。陝西的一位父親要給15歲的孩子辦轉學，嘗試了幾次都不行，各個學校都不接收。他找了教育部門才知道，是因為自己兒子有違法記錄。而違法記錄的來歷是，兒子曾經坐在副駕駛的座位上沒有系安全帶，導致他違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就是這樣一個記錄，導致未成年的孩子在轉學時，被多所學校拒絕。

評論發出後，特別是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一審時，我的郵箱收到了大量讀者來信。他們給我講述自己因為違法記錄受到的影響，還表示，終於有老師關注到這個問題了。

治安領域的違法記錄影響更普遍

中國新聞週刊：也就是説，即便是未成年人違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有可能有違法記錄？那為什麼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時，這個問題被更多人關注？

趙宏：我在裁判文書網做過搜索，被違法記錄影響最多的是兩個領域的案子，治安領域、道路交通安全領域。相較之下，治安領域的違法記錄影響會更普遍、更嚴重一些。

中國新聞週刊：為什麼更嚴重？這與治安管理處罰法被稱為“小刑法”是否有一定的關係？

趙宏：事實上，很多國家把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為視作輕罪。我們國家雖然把它除罪化了，不認為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是犯罪，但是實踐中，會有一些地方把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違法記錄和犯罪記錄作同一對待。也就是説，他們認為，曾經觸犯過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人和曾經有過犯罪行為的人一樣，有比較大的人身危險性，而且再犯可能性比較大。

羅翔：很多老百姓是不區分違法和犯罪的。違法是一個大概念，違反所有法律都叫違法，比如婚內出軌，是違反婚姻法；闖紅燈，是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犯罪則是一個小概念，只有違反刑法才叫犯罪。我們説的罪刑法定，這個法是指刑法。

犯罪的後果是刑罰，包括五種主刑和四種附加刑。主刑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附加刑是剝奪政治權利、罰金、沒收財產和驅逐出境。

在違法和犯罪中間，有一個尷尬的地帶，就是治安管理處罰法，它有一種懲罰措施叫行政拘留，這同樣是對人身權的剝奪，最長不超過15天。如果有兩種以上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處罰可以合併執行，最長不超過20天。相較犯罪的後果刑罰管制，行政拘留明顯比不剝奪人身自由的管制刑要重。

不過，雖然治安管理處罰的措施有行政拘留，但治安管理處罰法不屬於刑法，而是在行政法範疇，所以任何人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只叫違法，不叫犯罪。因此，違法不應該承擔犯罪附隨的後果。

中國新聞週刊：我國對犯罪附隨的後果是怎樣規定的？

羅翔：我國犯罪附隨後果的立法，除刑法第三十七條之一和第一百條規定的從業禁止與前科報告外，其他犯罪附隨後果主要規定在刑法之外的法律法規中。

犯罪附隨後果主要有八類，包括職業禁止、禁止或限制考試資質、限制落户、限制信譽或榮譽的獲得、限制有關風險性作業或收養等行為、一定時間內不予簽發護照等。

但需要注意的是，沒有任何法律法規對違法行為規定了附隨後果，所有的附隨後果都限制在犯罪上。

中國新聞週刊：也就是説，實踐中違法記錄如果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其實是被擴大的。

趙宏：是的。而且我們發現，實踐中違法記錄產生的影響，和犯罪記錄是一樣的，對個人生活產生的影響幾乎是全方位的。

這種影響除了會表現在上學、考公、升遷上，通過裁判文書網，我還發現，有的人是退伍軍人，但因為有違法記錄，家門口不允許掛光榮退伍的牌子；有的人想競選小區業委會委員或者村幹部，但如果有違法記錄，就不被允許競選。

更重要的是，我國對犯罪記錄是有相應的法律規範的。2012年，兩高三部就頒佈過《關於建立犯罪人員犯罪記錄制度的意見》。2021年，公安部則制定了《公安機關辦理犯罪記錄查詢工作規定》。

但違法記錄是沒有相應的法律規範的。我在裁判文書網上發現，有一些案子是錯記的，也就是記到了同名同姓的他人名下。還有的案子根本沒有作出處罰、雙方和解了，但也被記錄了，比如無犯罪記錄證明的備註中呈現了，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曾與他人發生糾紛。

羅翔：我認為，一些地方的公安機關出具無犯罪記錄證明時，備註違法記錄的做法，是錯誤的，甚至是違法的。

根據《公安機關辦理犯罪記錄查詢工作規定》，犯罪記錄是指“我國國家專門機關對犯罪人員的客觀記載。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書確認有罪外，其他情況均應當視為無罪”。包括有關人員涉嫌犯罪，但人民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決、裁定，或者人民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或者辦案單位撤銷案件、撤回起訴、對其終止偵查的，屬於無犯罪記錄人員。

也就是説，以上這些情況，都必須開無犯罪記錄證明，在證明上做備註的做法，是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法不授權皆禁止，法律沒有授權你做這種備註，即使這個人有再多的違法記錄，但他沒有犯罪記錄，你就不能備註，必須出具乾乾淨淨的無犯罪記錄證明。

過罰相當原則

中國新聞週刊：事實上，我們注意到，修訂草案第136條規定了未成年人違法記錄封存制度，明確對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時不滿18週歲的人，其違法記錄應當予以封存。是否可以理解為，修訂草案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做出了一定的調整？

趙宏：是的，可以這麼説。但我覺得仍有兩個需要注意的問題。

一是未成年人的違法記錄仍舊允許“監察機關、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即違法記錄並非徹底消除。檢察機關、司法機關需要查詢可以理解，有關單位是指哪裏？如果一個未成年人有違法記錄，且允許學校查看，在升學時是否會影響其公平入學權利？

第二，成年人的違法記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他們身上的違法標籤仍然沒有消除。據我所知，每年受到治安管理處罰的人有800萬人左右。而且，此次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條文從過去的53條增至64條，處罰領域在擴大，以前不被納入治安管理的行為，今後也有可能會被納入，包括考試作弊、無人機“黑飛”等。未來，會有更多人有違法的可能。這種情況下，治安管理處罰記錄可以被消除就更為重要。

中國新聞週刊：我想這裏恐怕存在一個問題，一個人曾經違法，特別是治安管理處罰法，他需要為之付出怎樣的代價？需要通過違法記錄來牽扯他的一生嗎？

趙宏：無論是行政法，還是刑法，在處罰時都有一個基本原則，叫作過罰相當，我的過錯和我應受的懲罰應該是互相匹配的。

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為，在我國不被視作犯罪，這就説明其社會危害程度遠低於犯罪行為。我認為，治安管理處罰法已經給違法者配備了相應的懲罰。如果在這個基礎上，還要讓他終身揹負違法的標籤，進而影響他所有的人生選擇，包括上學、就業、考公等，我覺得這是對他絕對過度的懲罰。

另外，法律也鼓勵當事人改過自新。而終身違法的標籤，會把這個人終身推到社會對立面上，再也沒有任何改過自新的機會。

在數據化時代，我覺得這還會導致一個問題，一旦違法記錄被披露、被公開，當事人很有可能“社死”。特別是如果這個人是因為性禁忌問題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比如嫖娼，這個人所受到的影響，可能遠比法律對他的處罰要嚴重。

羅翔：我們懲罰的根據到底是什麼？一種是報應主義，罪責自負，也就是我們最常説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但請注意，你戳瞎我一隻眼，我也只能戳瞎你一隻眼，如果我戳瞎你兩隻眼，這屬於過度懲罰。

另一種是從功利主義誕生的懲罰理論，分兩類，一類是特殊預防，一類是一般預防。而所謂的一般預防，用大白話説，就是用懲罰來防止再犯罪，以惡制惡、以毒攻毒。但懲罰需要恰到好處，懲罰的惡不能比犯罪的惡還要大，否則就是在製造一種更嚴重的惡。也就是説，如果這個人感冒了，你給他喝水就行，不能給他做截肢手術。

現在中國在做輕罪治理探索，司法上對於輕罪儘量從寬處理，情節輕微的甚至可以不起訴。刑法學界的主流看法是，對於重罪和輕罪犯罪記錄也應區別對待，輕罪的犯罪記錄，特別是反道德性、反社會性不強的犯罪記錄，過了一段時間，應該被封存或者消除，讓輕微犯罪的行為人可以更好地迴歸社會。比如捉了幾十只麻雀判了拘役刑和故意傷害致人重傷判了十年，犯罪附隨後果應該有區別。在這種情況下，連微罪都算不上的違反治安管理處罰的記錄，是不是更應該被封存甚至消除？

2023年8月2日，遼寧省公安廳召開遼寧公安“無犯罪記錄證明”電子版網上申領工作新聞發佈會。公安民警展示“無犯罪記錄證明”電子版網上申領手機界面。圖/中新

違法記錄該消除嗎？

中國新聞週刊：假設一種情況，相關部門都能夠遵守國家法律法規，不開具帶備註的無犯罪記錄證明，也就是違法記錄不產生任何附隨效果，你們還會呼籲違法記錄消除問題嗎？

趙宏：如果一個人有違法記錄，就像是懸在其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掉落，更不知道它掉落之後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從讀者來信來看，我覺得他們的普遍訴求是，我沒有什麼人身危險性，我只是犯了一個小錯，這個小錯能不能不要永遠記錄在我身上？消除確實是最有利的做法。

中國新聞週刊：那麼，你們的建議是，無論是未成年人還是成年人，其違法記錄都應該被消除嗎？是否要區分是哪一類違法記錄、有幾次違法等情況？違法記錄的存在是否有其他功能？

趙宏：我曾經梳理過違法記錄的功能，主要有兩點：一是作為量罰的基準，比如治安管理處罰法有規定，如果六個月內曾經有過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為，要加重處罰。這就需要依賴之前的違法記錄。這次修訂草案，把六個月的時間延長到了一年，也就是説，違法記錄對於公安機關而言，作為量罰的標準，有效期限是一年。

第二個作用是，在刑法中有規定，多少次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某些規定，就構成犯罪。也就是説，它另一個功能是作為司法機關參考定罪的因素。

可以看出，無論是哪一種作用，其實都是有時間限制的。綜合來看，我覺得一年是比較合適的，如果延長到兩年，我覺得可能問題也不大，但不能終身不消除。

羅翔：違法記錄的存在肯定是有合理性的。就像趙宏説的，經常性實施違法行為，後面的懲罰肯定會更重。另外，刑法中一些犯罪有行政處罰前置程序。所以我的建議是，違法記錄應該在一定時間內封存，在失去量罰的作用後消除。

依據、程序、救濟

中國新聞週刊：剛才你們談到，違法記錄怎麼記、誰來記等問題並沒有規範。所以，在談消除之前，是否應該先談一談，誰來記錄、怎麼記錄？

羅翔：依據、程序、救濟這三個方面需要梳理清楚。第一，以什麼依據來記？這個依據的法律層級必須很高，其他規定不能跟上位法相違背。第二是程序，哪個部門來記？這需要考慮到為什麼要記。如果認為違法記錄只對同樣類型的行政處罰和個別犯罪的刑罰評價具有意義的話，那就必須嚴格限縮，並做出時間限制。哪些人員通過什麼樣的程序在辦理哪些案件的時候才可以查詢，這些程序需有嚴格規定。如果沒有遵循規定，那就是瀆職、濫用職權。如果企業想查詢公民的這一信息，將會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第三是救濟，如果相關部門的違法記錄記錯了，我該怎麼辦？可以怎樣提起行政訴訟、行政複議，來捍衞我的權利？

我認為，這三項都必須搞得清清楚楚，把合理的違法記錄保留，把不合理的違法記錄清除。

（記者 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