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成舉：選拔選調生，是不是應該多一些國情、社情、民情教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邢成舉】

最近，因為一名名校畢業的研究生從甘肅嘉峪關選調生崗位上離職，並發表言辭不太恰當的網絡文章，而引發網絡的高度關注。

從既有的網絡反映來看，對當事人顧某進行批評的聲音不少，有評論認為相關當事人屬於是牢騷太多，也有評論認為當事人沒有社會工作經驗，不懂基層社會與基層政府的運行方式，也缺乏公共服務精神。再加上當事人的網絡文章言辭不當，一些評論也認為當事人缺乏擔當精神，缺乏建設和發展家鄉的情結，甚至對嘉峪關的城市形象都帶來了負面影響。

在當下就業壓力和考公熱的氛圍下，如何從這個事件當中進行吸取教訓，如何積極開展反思，是該事件更應引起社會大眾甚至相關部門改進工作的重要出發點。

顧某發表網絡文章表達不滿

選調生制度，從起步算起，已經有70餘年的歷史。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公務員，選調生由中央部委和地方黨委組織部門進行單獨序列管理。從培養目標上看，其是作為黨政後備幹部培養對象進行對待的。由於提拔晉升普遍較快，近些年來一直是各地省考的熱門。

按照相關要求，選調生都需要到基層掛職鍛鍊，這既是對羣眾路線的一種堅持，更是通過一線治理工作淬鍊選調生多方面實際工作能力的一種制度化安排。選調查的選拔要求是很嚴格的，一方面要有突出的筆試成績，另一方面還要有突出的綜合素質和發展潛力，因此，從整體上看，能夠入圍選調生的考生都是同輩羣體中的佼佼者。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確實是會出現一些人因為吃不了苦、工作壓力大或是現實與預期差距大而離職，但從整體上看，這種情況都屬於少數。我自己曾經有一名考入省廳機關的學生，在半年後辭職，主要理由是看不慣一些既有的工作作風，我也曾勸説學生多次，但他最終還是堅定選擇了離職。

在經歷了疫情之後，越來越多的畢業生都期望能夠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公務員和事業編成為了眾多畢業生的一致選擇，但能夠最終考入體制內崗位的畢竟屬於少數，這些同學在本科畢業或是研究生畢業時，也成為了眾多同學羨慕的對象。但對於很多同學來説，體制內的工作到底意味着什麼，他們並不清楚，也並非考上的學生就一定能夠完全適應體制內的工作。

從幹部培養的角度看，選調生為國家機關和各級部門儲備了大量的優秀青年人才，有助於緩解幹部老齡化的問題，同時也有助於優化既有幹部隊伍的知識結構，尤其是在社會快速轉型發展的背景下，選調生能夠通過自身掌握的前沿知識和新鮮視野去推動各項工作創新發展。

從推動地方發展的角度上看，不少選調查都基於對家鄉的質樸情感與桑梓情誼，選擇回到自己的家鄉去建功立業，用自己的所學為家鄉的產業發展、社會進步和社會建設貢獻積極的力量。

在人才大量外流城市的情況下，選調生制度是真正能夠實現人才逆向流動的為數不多的途徑之一，也正是因為這項制度安排，不少選調生放棄了大城市的工作機會，選擇到中西部去，到基層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紮根基層、知農愛農興農成為了眾多選調生的選擇，不少優秀幹部也在這一過程中脱穎而出，他們不僅羣眾工作經驗豐富，而且還具有大局意識和系統觀念，成為了推動黨和政府各項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

就業工作是最根本的民生工作，在經歷疫情影響和其他影響的疊加影響下，中央機關和各地黨委組織部門都增加了選調生和公務員招錄的總量，比如與2022年相比，甘肅、雲南、內蒙古、廣西4個省份的擴招率甚至直接達到50%，其中甘肅省擴招率最高，達到了79.7%，總計劃招錄人數達到了4249人。

2023年，東部地區的多個省份的公務員招錄還有名額的擴張，如江蘇擴招比例超過10%，山東擴招比例接近10%。總體來説，2023年省考的招錄規模，在全國範圍內均有一定的增幅。中央選調生也從2019年的62人增加到了2023年的385人。

選調生與公務員的擴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為了應對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難問題，但這種擴招仍以選拔優秀畢業生為主，為優秀畢業生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成為了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促就業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儘管從總量上看，其並不佔有全國年度畢業生就業選擇的最大比重，卻為穩就業、促就業提供了重要支撐。

學生在報考前，應該對選調生制度及實際工作情況有充分了解

再回到我們開頭提出的問題，選調生辭職並發表不當言論，我們需要反思什麼？

其一，作為直接步入體制內崗位的眾多選調生來説，他們自身也需要一個成長的過程，校園的環境與工作的環境有着諸多的差異，角色意識與行動規則等也需要在此過程中進行調整和優化，其心理狀態和身體狀態也需要適應新的工作。

如果這些轉型與調試不能很好地進行，其角色轉變不能很好地完成，選調生出現消極應對甚至辭職的情況就會更多發生，在各地的選調生與公務員工作中，是否建立與新進選調生或是公務員的關愛幫扶機制，這是我們要反思的內容之一；

其二，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的政治生態與行政生態如何，也是我們要反思的內容。一些選調生如果遭受了不公平的對待，職業發展空間受限，或是因為與領導幹部發生矛盾衝突而被冷落，是否有相關的救濟機制或是幫扶機制？如果沒有，他們一定會是鬱鬱寡歡，或者就是消極躺平。面對這種情況，我們的組織部門如何進行幹部的教育引導，如何讓真正的優秀者能夠實現有為有位，這就十分關鍵了。

其三，我們的高等教育是不是也應該進行反思，如果考生對公務員運行體制，對基層工作都不熟悉、不瞭解，為了就業而考試，這説明我們的高等教育也是出了問題的。我們的國情、社情、民情教育到哪裏去了？我們的知農愛農與愛國情懷有沒有得到提升呢？我們的學生仍是在校園的“象牙塔”中去想象，而不是更多地接觸中國大地、瞭解真實的經驗，我們的教育就脱離了祖國和人民，這也不得不説是教育的一種不足。

其四，在基層形式主義沒有取得顯著進展的背景下，在基層負擔沒有得到有效減輕的情況下，選調生一進入工作崗位可能就會面臨缺乏自我價值生產的工作內容，進而產生職業倦怠，進而引發選調生或是公務員的辭職行為，甚至會產生不滿情緒，這也值得我們關注和反思。讓選調生在更多的工作環境和工作內容上產生積極的正向的自我效能感，也是對新時代選調生招錄單位以及更多體制內單位提出的重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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