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家雄：我在雲南種咖啡

【口述/黃家雄  整理/魏水華】

改革開放之初，大家都“摸着石頭過河”，“我能幹什麼”，也是每個年輕人心裏的疑問

大家通常尊稱我是農業科學家、研究員。但我對自己職業的定義是“種地的”。只不過我種的植物比較特殊：咖啡。

1964年，我出生在雲南文山，那裏有豐富的植物資源，比如三七、天麻、燈盞花、苦菜，都是文山的特產。

物資匱乏的年代，各種野菜、野果陪伴了我們的童年。在田間地頭玩耍時，“這個能不能吃”是我們最關注的話題。

對植物的熱情，也就這樣埋下了種子。

本文口述者黃家雄

1982年，我高中畢業。那是改革開放之初，大家都在“摸着石頭過河”，“我能幹什麼”，也是每個年輕人心裏的疑問。

恰好，我的性格是不肯按部就班的。填報高考志願的時候，我偏不填被人看好的師範院校和醫學院，毫不猶豫選擇了雲南熱帶作物學院（現為雲南農業大學熱帶作物學院）。

學校設在普洱的思茅區，那是雲南乃至全國熱帶植物資源最豐富的地區。我的專業是“栽培”，要學的東西很雜，包括植物的生長環境、病蟲害防治、土壤肥料學、種子生產和管理等等。我學的東西，總結起來一句話：讓植物更好地活在土地上。

在農業裏，栽培是最基礎的。無論多優選的農作物，如果不能大規模地健康栽培，商業價值就是零。

咖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我們國家的咖啡種植產業起步晚，到我上大學的20世紀80年代，咖啡消費才逐漸萌芽。

雲南作為中國可種植面積最大、最適合咖啡生長的省份，站到了產業鏈的上游。學校開設了關於咖啡栽種的課程，我由此接觸到咖啡。

第一次見到鮮紅的咖啡果，第一次親手烘焙咖啡豆，第一次喝到沖泡好的咖啡，這些恍若昨日的回憶，都在我上大學的那幾年經歷。

我沒想到，這種植物定義了我的一生。

我的導師馬錫晉，是新中國咖啡種植業的奠基人之一

1985年，我畢業了。

雙向選擇分配工作的時候，我選擇去滇西邊境保山市的雲南省農科院熱帶與亞熱帶經濟作物研究所（簡稱雲南熱經所）。原因很簡單，這裏是新中國咖啡種植業的搖籃。

雲南熱經所創建於新中國成立之初，當時中蘇交好，蘇聯有巨大的咖啡需求量。整個社會主義陣營裏，有條件種植咖啡的國家不多。

在“種中國自己的咖啡，出口蘇聯創外匯”的號召下，雲南農科院的前輩們開始尋找合適的咖啡植株和適合其生長的土地。

我的導師馬錫晉，就是新中國咖啡種植業的奠基人之一。

有一張照片，或許是新中國最早的關於咖啡種植的老照片。拍攝時間是1955年，地點就在雲南熱經所的植物苗圃裏。

照片上，馬錫晉正在照料著名的雲南小粒咖啡品種——鐵皮卡。鐵皮卡，是英語typica的音譯，意為“典型種”。

世界上的咖啡主要分三大類，阿拉比卡、羅布斯塔和利比利卡，中國人習慣稱它們為小粒咖啡、中粒咖啡和大粒咖啡。一般來説，阿拉比卡咖啡的品質最佳、風味最好、經濟價值最大。鐵皮卡，就是典型種的阿拉比卡小粒咖啡。

馬錫晉老師跟我講過，1952年，他與雲南熱經所的張意所長一起去德宏州芒市遮放鎮調研，在傣族、景頗族老百姓的庭院裏發現了他們種植的咖啡樹。主人家也説不清楚這些樹的品種和來源，只知道是祖輩傳下來的。

如今，德宏一個叫弄賢寨的村莊裏還存活着古老的咖啡母樹，我專程去看過，也做過研究。這棵樹應該是20世紀初種下的。當時蒙自海關開關，滇越鐵路開通，咖啡樹的種子，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由國外傳入雲南的。

和水果不同，咖啡並不是含糖量提高、苦味澀味降低，口味就越好；相反，一些老的咖啡品種裏，往往藏着不為人知的驚豔風味。從清末到民國，再到新中國，因為各種原因，中國咖啡一直沒有系統化選種育種，也沒有大規模商業種植，這對咖啡產業來説，是失落的半個世紀。但對農業科學工作者來説，這種半自然的狀態，反倒把很多老的品種、老的口味保留了下來。

這是我們咖啡農業科研選育的基石，也是中國咖啡的底氣所在。

潞江壩，是雲南乃至全世界最適合種咖啡的地點之一

找到咖啡樹的馬錫晉老師很高興，他向傣族老鄉採購了23斤的咖啡鮮果，帶回芒市林場，交給曾慶超等專家育苗。

每次説到這一段，院裏的老專家們都很興奮。當時，大家看着咖啡種子發芽，特別激動，又怕當地氣候不利於咖啡生長，四處尋覓着更合適的種植地。

這時，潞江壩，也就是今天的保山市潞江鎮，進入老一輩專家的眼中。

小鎮的地理位置很獨特，瀕臨怒江，背後是險要的高黎貢山。翻過山，對面就是中國最西南的縣級市，和緬甸接壤的騰衝。

與濕潤温暖的騰衝氣候完全不同，潞江壩是炎熱的河谷。很多來考察的專家談起過，這裏是中國最大的乾熱河谷和焚風效應地貌（氣流沿山坡下降而形成的熱而乾的風，稱為“焚風”。在向風坡成雲致雨，在背風坡形成乾熱風的整個過程，稱為“焚風效應”）。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黎貢山擋住了來自印度洋的濕潤水汽，山頂因此常年降雨，並形成乾熱空氣，常年吹送河谷。

潞江壩的空氣極其乾燥，但又不缺灌溉的水源。

更有意思的是，洶湧而下的怒江在這裏打了個彎，把大量肥沃的腐殖土沉澱下來，天然地適合農業種植。

特別是咖啡。

從種植專業的眼光看，咖啡的存活條件並不苛刻。它的需水量不大，也不怎麼挑土地，唯一要求是要有穩定的氣温：温度過低會讓咖啡果被霜打發黑，甚至植株死亡；温度太高，除了加重蟲害，還會讓咖啡生長速度太快，風味累積不起來。

同時，咖啡與茶葉一樣，海拔越高，生長週期越長，品質越好。在温度允許的情況下，高海拔就是好的咖啡產區。

潞江壩穩定的氣温、肥沃的土地、充足的灌溉條件和巨大的海拔落差，是雲南乃至全世界最適合種咖啡的地點之一。放到全球對比，這裏與牙買加藍山咖啡的出產環境非常近似。

新中國剛成立，潞江壩還受傣族土司的管轄。為了在這裏種咖啡，雲南熱經所的領導特地赴昆明，找主政西南的陳賡將軍開介紹信，請土司分了一塊怒江邊的田地，作為所裏的科研園圃。

新中國的咖啡之路，就此起步。

那一年，距離我出生，還有12年。

如今我們喝到的每一杯國產咖啡，都離不開這些把畢生精力投入咖啡事業的前輩

咖啡從種子發芽到成樹、結果，週期一般是三年。1955年前後，種植在潞江壩的咖啡終於掛果。

1958年，保山籍愛國僑領梁金山從雲南熱經所培植的咖啡豆裏選了一些，請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何香凝女士品嚐。何香凝在回信裏致謝：“咖啡味道甚好，已轉本委各負責人同志品嚐……在雲南發展各種熱帶、亞熱帶經濟作物都有無限前途，望繼續為促進雲南的各項生產事業而努力。”

雲南咖啡，由此受到外界的關注。

在我進入熱經所之前，已經有好幾代農業科學家投入新中國的咖啡事業。除了張意所長、我的老師馬錫晉，以及曾慶超研究員外，還有育種專家李蘭芬、種植管理專家革家雲、咖啡土肥專家張星燦、咖啡病蟲害研究專家湯仙芝，以及最早發明咖啡脱皮機的李超等。

是他們把1949年前種植在邊民庭院裏的觀賞植物，經過科學培植育種，變成了適宜現代化生產管理的商業農產品。

説句不誇張的話，如今我們喝到的每一杯國產咖啡，都離不開這些把畢生精力投入咖啡事業的前輩。

20世紀60年代，咖啡出口受阻，中國的咖啡產業再次進入停滯期。到20世紀80年代，國門再次打開，我人生中第一杯速溶咖啡，是大學時喝到的。

實打實的咖啡種植，與咖啡廳裏的小資情調絕不是一回事。我們搞農業的，不能離開土地，我常常和咖農們一起抽煙喝酒，種咖啡，喝咖啡。

潞江壩的陽光，把我和咖農們曬得一樣黑。長時間的野外作業讓我有大量機會看到，精緻的咖啡文化背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另一面。

第一批20多隻麝香貓運到的當晚，就死了三隻。相當於一晚上賠了1萬元

咖農王文昌，是那個年代湧現出來的優秀咖啡種植者之一。他的祖輩都是農民。在接手了家裏的20多畝玉米地之後，他砍掉了其他農作物，專心種起了咖啡。

一段時間後，王文昌和很多咖農的咖啡地都出現了“葉鏽病”，咖啡葉子成片成片枯黃凋零。“葉鏽病”之前在國外很多咖啡產區爆發過，是一種真菌感染。對咖農來説，這個從未見過的植物病害，搞不好會讓一年白忙活，甚至顆粒無收。

當時，我們一方面培育抗鏽病的新品種咖啡，一方面查閲大量論文，和咖農們一起實踐，硬是用硫酸銅和生石灰調配出了國外論文裏提到的一種殺菌劑：“波爾多液”。

把帶病的咖啡枝條剪下來燒掉，給未染病的咖啡樹噴上“波爾多液”，王文昌家的咖啡樹保住了！

但這麼做提高了咖啡種植的成本，王文昌又開始動腦筋——怎樣才能提高咖啡產品的溢價，而不是幾塊錢一公斤的廉價賣給收購商。

有一年，王文昌在上海旅遊時喝到貓屎咖啡，他來了靈感。回來後，他嘗試用咖啡豆喂高黎貢山的果子狸。把果子狸的排泄物沖洗乾淨後，曬乾得到咖啡生豆，有經銷商願意高價收購這種豆子，但還缺少一些麝香貓咖啡特有的醇香。

王文昌到處找關係，辦了相關執照，真的從緬甸搞回一批麝香貓，圈養在咖啡園裏。他告訴我，一隻貓當時的價格是3000元人民幣。在“萬元户”就了不得的年代，為了做出真正的貓屎咖啡，王文昌把身家性命都壓上了。

第一批20多隻麝香貓運到的當晚，就死了三隻——相當於一晚上賠了1萬元。王文昌找我們求助，可我們是研究植物的，對養殖業也是外行。

事實證明，沒什麼能難住我們的咖農。在渡過了最初的難關後，麝香貓終於適應了高黎貢山的氣候和環境。中國最早的麝香貓咖啡莊園，就這樣誕生在潞江鎮。

如今，王文昌的咖啡園裏已經放養了100多隻麝香貓，女兒王秋麗畢業後也回村幫他一起養貓、種咖啡，算是“後繼有人”。

像王文昌這樣靠咖啡發家致富的咖農還有很多，如番啟佐、謝顯文、郭文魁、趙洪畢、李府決等人，已由傳統農民向新農人、向農民企業家華麗轉變，他們不僅個人致富了，還帶動了一大批咖農共同致富。

看到我們的咖農幹得這麼有聲有色，我由衷地高興。

一個比利時越洋長途打到所裏：潞江壩的咖啡，得獎了

更讓人高興的是1993年11月10日——那個日子，我記得很清楚——一個比利時越洋長途電話打到所裏：潞江壩的咖啡，得獎了！

在那年的布魯塞爾尤里卡世界發明博覽會上，由我們雲南熱經所選育，由當時國營潞江農場栽培的咖啡獲得了金獎。證書後來寄到國內，至今保存在保山。

“尤里卡世界發明博覽會”很多人比較陌生，它每年給全世界在科學、技術和創新領域取得傑出成就的個人、團隊和產品頒獎。在此之前，世界各國對中國咖啡尤其雲南咖啡的認知非常有限，獲獎證明世界咖啡業注意到了雲南這個新興產地的魅力。

30年後的今天，尤里卡金獎，依然是中國咖啡史上含金量最高的一個獎。

這個獎拿回來的時候，正是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兩週年前後。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全國，外面的世界也對欣欣向榮的中國越來越感興趣——哪怕身處雲南一隅，依然受此恩惠。

當年和我一起分配下來搞咖啡種植的大學生和中專生，先後走了11個，最後就剩下我一人

1999年9月，我被派往保山市隆陽區楊柳鄉平掌村和芒寬鄉勐林村，開展咖啡科技推廣服務，這一去就是三年。我在兩座村莊參與營建了5000多畝咖啡園。

2006年起，我又先後十多次赴老撾，參與當地4萬多畝咖啡種植園的建設。

受國際大環境影響，雲南的咖啡產業也走過一些彎路。很多咖農把注意點轉到了求量、抗病上，忽略了口味的精挑細選。這雖然也沒錯，但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精品咖啡的口碑。

2010年，雲南咖啡收購價跌破每公斤15元，低於成本價了。很多傷了心的咖農，把價值不高的低海拔咖啡樹砍了，改種玉米。

老鄉們也要吃飯，我們做農業的都理解。我們能做的，就是儘量為他們謀福利，在條件允許的前提下，提升咖啡的品質，幫他們賣個好價錢。

但在這個過程中，往往伴隨着田間地頭的曝曬、挨家挨户的培訓推廣、幾年如一日的品種觀察。

熱經所的工作太辛苦，當年和我一起分配下來搞咖啡種植的大學生和中專生，先後走了11個，最後就剩下我一人。

那幾年，我們一家在保山都是租房住，為了解決孩子上學問題，先後搬家5次。

大家都説，我是在“為愛發電”。

但也就是這個“電”，為我們熱經所培養出了一支由我領銜的咖啡創新團隊。2012年，我們一口氣引進了卡杜拉、卡突埃、維拉薩奇等國際流行、價格較高的咖啡種子2000多公斤，在實種成功後，向咖農們推廣。

越來越多一線城市的咖啡館裏出現了雲南產區、保山產區的咖啡單品

我們的眼界越來越開闊，也學着對標世界先進的咖啡產區。

2013年，被譽為“世界精品咖啡之王”的瑰夏咖啡由我們所率先引進，在雲南多地試種。

同一年，我們熱經所和雲南其他專家發起成立了雲南省精品咖啡協會。這是向世界三大精品咖啡協會（美國、歐洲、日本）看齊，把精品豆與普通商業豆、速溶咖啡區分開來，推廣精品咖啡理念和生產技術。

萬幸，雲南咖啡、潞江壩咖啡又火了。這兩年，我們的咖啡收購價格直線上升，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越來越多一線城市的咖啡館裏出現了雲南產區、保山產區的咖啡單品，與巴拿馬、埃塞俄比亞這些全球頂級的咖啡產區並駕齊驅。我們的努力沒白費。

2017年，我被授予“雲南省技術創新人才”稱號，我把獎狀和我寫的那些書：《小粒咖啡標準化生產技術》《咖啡加工技術》，擺在辦公室的醒目處，既是一輩子的最高榮譽，也是時刻提醒自己：咖啡行業既傳統，也要永遠準備好“新點子”。

哪天我退休了，最大的願望是抽時間去非洲、東南亞和拉美的先進咖啡產區走一走。回來後，我想種上一小片咖啡園，讓自己和咖啡的芳香，永遠聯結在一起。

（本文首發於《杭州日報·傾聽》，雲南省農業科學院熱經所官方公眾號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