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語默：產業地理與美國對華貿易決策

【文/劉語默】

自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美經貿關係迅速發展，相互依賴的格局逐步形成。中美雙方已互為舉足輕重的貿易伙伴，據美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署（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統計，截至2023年，中國不僅是美國最大進口來源國，也是其第三大出口市場。然而，自2017年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出現重大轉向，對絕對公平、絕對對等以及相對收益的追求凸顯出美國“公平貿易”的保護主義性質。

面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飛速追趕，美國根深蒂固的霸權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思維共同作用，促使特朗普政府開啓對華全面戰略競爭。2018年7月6日，特朗普宣佈對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25%的關税。經過中美雙方5輪關税博弈，截至《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簽訂前，中美互徵的懲罰性關税已經覆蓋了約66.7%的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和58.3%的美國對華出口商品。美國對華平均關税和中國對美平均關税也由爭端前的3.1%和8.4%大幅提升至20%以上。

2018年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備忘錄，宣佈對中國貨物加徵關税。

雖然此前美國國內對華政策辯論爭議不斷，但這次空前規模的貿易戰被視為美國對華開啓正式戰略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標誌着持續了40年之久的經濟接觸戰略的終結。拜登政府基本延續前任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保留了上任政府對華出口所加徵的關税，但將維護先進技術領域的優勢作為優先事項，聯合盟友在關鍵供應鏈佈局和高科技產品研發等領域開展合作。

總體而言，在中美戰略競爭常態化的大背景下，未來一段時間內美國對華經濟戰略中的競爭色彩將有增無減。一直以來，國內政治是美國外交政策調整的重要源泉和動力。尤其是美國國內經濟形勢惡化、通貨膨脹和貧富分化加劇的情況下，多元化的國內政治和社會因素對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愈發凸顯。因此，理解美國對華貿易決策中的國內因素具有重要意義。

貿易作為國際層面的要素會對一個國家的國內政治結構以及收入分配造成影響。特朗普對華髮起貿易戰後，中國的關税反制措施在美國國內造成了明顯的“貿易偏好分化”，位於西海岸、經濟受益於自由貿易的加利福尼亞州是反對關税戰的代表州，而“鏽帶”傳統制造業所在的密歇根等州則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堅實擁躉。美國各州就對華貿易戰表現出不同的立場與政策偏好。

為何在中美貿易戰中，部分州堅定支持對華發動代價高昂的關税戰，部分州則強烈反對，還有一些州則持續觀望或左右搖擺不定？為什麼有的州的利益訴求更好地被代表和被傳導，進而轉化為最終貿易決策結果，有的卻頻遭擱置，未能得到回應？

本文從產業地理的視角出發，從州層面關注美國對華貿易中的差異性。在挖掘一手的經濟貿易、產業分佈和政治捐資數據和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對美國代表性州的產業貿易結構進行類型化，構建美國產業地理影響對華貿易決策的因果機制，考察美國製定對華貿易政策背後的國內政治邏輯。本文主要採取比較案例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以期更全面深入地揭示產業地理對美國對華貿易決策的潛在影響路徑，進而回答上述問題。

1.理論框架：美國產業政治地理的類型化

產業政治地理是指“經濟地理（即財富生產的地理位置）與其所處的政治制度結構之間的相互作用”。產業地理影響美國貿易決策的邏輯基礎是國際貿易的國內收益分配。在經濟地理的層面上，自然稟賦和路徑依賴催生了美國的產業集聚現象；在政治選舉地理的角度上，基於地理（選區）的代議制則使得基於州的“天然地理聯盟”具備了制度基礎。二者相結合，共同構成了產業地理影響美國貿易決策的理論基礎。

貿易結構和對華貿易依賴度是解釋美國各州對華貿易決策偏好差異的兩個核心自變量。首先，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決定各州開展對外貿易時在價值鏈中所處的位置，進而影響其對華貿易政策偏好。根據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和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的主要推斷，在國際貿易中，一國國內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將受益，而一國中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將受損，從而使這兩類羣體在對待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方面持迥然不同的立場。

具體到美國的案例中，具有出口比較優勢的產業通常在自由貿易中受益，例如，土地要素充裕的農業、資本要素充足的金融業和高技能人才要素充足的高科技行業；而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則更容易在國際市場中處於弱勢，在面臨進口競爭時更為脆弱，更容易面臨生產轉移、收入下降和工人失業的問題，例如，美國廉價勞動力要素稀缺的汽車和紡織等傳統制造業。因此，在中美貿易中，主導產業貿易結構為充裕要素密集、出口導向的州通常支持對華開展自由貿易，而貿易結構為稀缺要素密集、進口競爭的州則更可能持貿易保護主義態度。

其次，除貿易結構（出口導向/進口競爭）外，對華貿易依賴度是影響其主導產業對華貿易態度，進而影響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制定的另一個決定性因素。一國對另一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影響着複合相互依存的敏感性與脆弱性。正如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教授斯蒂芬·根特（Stephen E. Gent）和馬克·克雷申奇（Mark Crescenzi）所言，理解圍繞市場權力機會的政治制度與經濟聯繫是瞭解國家為何追求支配市場戰略的關鍵。

通常而言，在美國，對中國市場出口量大或對中國出口市場依賴程度較高的州為了維持在競爭性資源分配體制中的優勢，更希望選舉能夠代表本州出口導向產業利益的議員，這些州一般反對對華貿易戰，更希望維持低關税水平下的自由貿易以穩定就業和收入。與之相反，對中國市場依賴程度較低的州則更多將對華貿易問題視作一個靈活的經濟槓桿，視所涉及的具體領域和議題的不同而採取不同的政策態度，但整體在貿易問題上相對保守，因為中國市場對其而言並非不可替代，它們也更容易在貿易戰中靈活觀望，立場更可能反覆搖擺。

綜上，根據貿易結構（出口導向/進口競爭）和對華依賴程度（高/低）兩個維度，可以將影響美國對華貿易決策的產業政治地理進行類型化，進而得出對華貿易的四種主要傾向，即出口導向—對華貿易依賴度高的“經濟接觸派”、出口導向—對華貿易依賴度低的“靈活觀望派”、進口競爭—對華貿易依賴度高的“經濟遏制派”以及進口競爭—對華貿易依賴度低的“議題聯動派”。

依據美國產業地理政治學的理論框架，以出口為導向產業佔據主導、對華依賴程度較高的州通常對中美貿易戰持強烈反對態度，如加州及美國中西部的農業州；而與之相反，產業結構以進口競爭為主、對華貿易依賴度較高的州則會相對支持對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税，以實現本土產品的“價格優勢”，因此，可視為對華經貿決策的“經濟遏制派”，如美國傳統制造業所在的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和中西部五大湖區等，這些地區的保護主義勢力也成為對華貿易戰的重要推手。

對華貿易依賴度較低的兩種類型的情況要相對複雜一些，由於貿易只是這些州關注的諸多議題之一，且整體經濟和就業受對華貿易影響相對有限，因此，其產業和政治領袖更多采取靈活務實的態度，以出口為導向、對華貿易依賴程度較低的州通常對中美貿易戰持“觀望態度”，在涉及具體產業相關利益時可能採取同其他產業聯盟的形式以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其對華自由貿易傾向會弱於第一種“經濟接觸派”，但強於“議題聯動”和“經濟遏制”類型。以分散在東北部—大湖區、西部和南部各州的美國高科技產業為例，這些高科技產業大多不是所在州的主導產業，由於分佈較為分散在參議院的影響也相對有限。高科技產業在中美貿易戰中表現矛盾，一方面，它們需要中國龐大的市場；另一方面，又在知識產權、匯率和市場準入等問題上支持對華施壓，以實現更大的海外利益。最後，與此相應的是以進口競爭為導向、對華貿易依賴程度較低的州，這些地區整體對美髮動貿易戰持支持態度，以保護本土產業，但是由於對華貿易依賴程度較低，議題關注度也相對較低，通常強調議題聯動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對華自由貿易傾向強於經濟遏制派，但弱於靈活觀望派和經濟接觸派。

需要特別説明的是，無論從理想類型還是經驗現實來看，靈活觀望派和議題聯動派的區分程度可能不如另外兩種類型高，在實際操作和比對中更容易混淆。但從理論上來説二者在產業結構這一變量上存在明顯差異，因此，毋庸置疑有進行類別區分的必要；從現實來看，儘管相對困難，但是正如前文所説，出口導向產業為主—對華依賴度較低的州更多是一種“善意觀望”態度，畢竟對華自由貿易有利於其整體經濟福祉的增進，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出口市場，維持這一小塊“蛋糕”仍然聊勝於無；而進口競爭—對華貿易依賴度低的州更可能在貿易戰中顯示出投機傾向，希望通過問題掛鈎迫使中國在其關切的貿易領域做出讓步。

2.產業政治權力的制約因素

產業地理因素深刻影響着對外經濟決策的過程，另外，特定產業的相對政治權力或政治影響力又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約。

首先，產業分佈的集中度和範圍構成其相對政治權力的基礎。具體而言，產業跨越的選區越多、州越多，它在國會可望獲得支持的議員就越多，其對國會潛在的政治影響力就越大。就集中度來説，產業分佈得越集中，產業所在州和選區的選民（公司的僱主與員工）越有可能開展集體行動，選區利益也就越能直接體現在產業利益上，因為空間距離上的接近能為信息溝通交流降低成本，同時為行業遊説的擴展提供更通暢的政治網絡。兼具分佈廣度（範圍）和深度（密度）的產業通常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其次，產業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吻合度是產業政治權力的重要制約因素。國家利益的整體性、抽象性，以及對不同利益優先排序的動態變化決定了產業利益與國家利益並非總是並行不悖，相反，二者常處於齟齬之中。產業與國家在諸多利益層次的認知與追求上均存在差異，國家的戰略目標與企業的商業目標之間博弈不斷，而二者極為不對稱的政治權力與資源導致產業在面臨國家整體戰略利益時常“被迫服從”，其追求短期、絕對收益的利潤最大化邏輯與國家追求相對收益和戰略優勢的政治權力最大化邏輯在特朗普時期出現較為明顯的對立與衝突，戰略利益與市場力量之間的張力始終存在。尤其是在比較實力優勢衰落的時期，國家更可能將“相對收益差異”安全化，打着國家安全的旗號“矯正”市場的趨利邏輯。

再次，在供應鏈全球化的背景下，產業內部分化進一步影響着其政策偏好與內部凝聚力，進而影響產業的議程設置與政治遊説能力。一方面，不同國家的產業內部存在着比較優勢差異，例如，美國製造業領域內被分別稱為“夕陽產業”的傳統制造業和“朝陽產業”的新興製造業（航空航天、半導體及零部件、生物醫療等）。前者集中分佈的鐵鏽帶諸州近年來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先鋒，聚集於南部陽光地帶和太平洋沿岸的後者則急於利用其國際競爭優勢，在自由貿易體系下開拓海外市場；另一方面，過去幾十年的跨國生產呈現日益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特徵，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全球供應鏈發生重大轉變，導致產業內部的利益分化加劇。

具體而言，向進口競爭企業供應原材料和生產進口替代性產品的企業通常持貿易保護態度，支持向國外競爭對手加徵關税；而使用進口原材進行生產的國內企業，或從外國下游生產商進口中間產品用於國內或對外出口的企業則要求降低貿易壁壘與關税成本。美國國內的跨國公司的生產主要依賴進口中間商品，因此，它們通常反對關税保護，積極遊説美國政府降低中間產品關税，這不僅使得生產碎片化水平較高的商品擁有更低的關税，也使得這些商品面臨的反傾銷和反補貼等非關税壁壘明顯降低。綜上，企業在供應鏈上下游所處位置及進出口成本決定了其更為具體的利益訴求，影響其對外發聲進而施加政策影響力的凝聚力，進而制約着產業作為“整體”的利益表達能力。

美國挑起對華“貿易戰”，美國農民“受傷”嚴重。圖自新華網

3.產業地理對美國對華貿易決策的影響

根據開放政治經濟學對國家經濟政策的分析框架，偏好和制度是決定國家對外政策制定的兩個主要方面。本文搭建的產業地理影響對華貿易政策制定的因果機制亦從這兩個方面入手。

首先，如前文所述，在偏好層面，貿易結構和對華貿易依賴程度共同塑造了地區經濟利益，形成美國各州對華貿易政策的差異化偏好。

其次，不同的偏好經由國內選舉制度傳導，最終使各地區的利益訴求彙總輸送至貿易決策主體（國會和總統）。美國產業地理政治主要表現為產業經濟地理與貿易決策之間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產業通過選舉制度投射政治權力，進而制約和框定着經貿議題方面的決策；另一方面，貿易政策的制定反過來決定着產業發展的大背景，具有反作用。通常而言，國會和總統在貿易上的直接立法和間接決策都會極大影響相關產業的生產和投資活動。具體而言，美國憲法賦予了國會規範貿易的最高權限，在法理上總統只能在國會授權下執行國會制定的貿易法。但是，作為貿易政策的實際執行者，總統通常可以利用國會授權（如貿易“快車道”特別程序）在貿易事務的處理上採取諸多行動。

隨着“1934年貿易體制”的確立和之後數十年大量的貿易政策權力被賦予行政部門，總統在貿易事務上的自由裁量權呈擴大的趨勢，行政部門作為貿易政策的執行機構在美國貿易政策決策中的話語權不斷上升。雖然在冷戰後，隨着外來競爭的加劇，國會越來越突顯自己在貿易政策上的作用，但總體上並沒有改變行政部門主導美國貿易政策制定的趨勢。從作用機制來看，政府為企業活動創造制度、規則和法律環境，政治制度可以改變國際化的影響，給市場驅動的政策變化掃除或設置障礙。貿易政策本質上也是一種經濟再分配的手段，優先考慮一部分產業的利益訴求並制定有側重點和偏向性的貿易保護政策業已成為歷任總統上台後的常規議程。“戰略性貿易政策”或“產業保護政策”對於產業的扶持效應不容忽視。

值得注意的是，國會和總統在對華貿易政策方面存在明顯的立場分化，並且持續地相互制約和相互影響，這是由二者不同的選民基礎和選舉週期所決定的。美國國會眾議員兩年舉行一次換屆選舉，選舉週期相對較短。從選民基礎來看，從各自選區選舉產生的議員直接面向本選區的選民，因此，各州主導性產業的利益訴求會被格外給予重視。從政治捐資角度來看，生產經營活動收入對地區經濟貢獻越高、從業人數越多的產業所組成的利益集團也更有經濟實力和資源為能代表自身利益的議員籌措競選資金，這反過來也會影響議員在州和聯邦相關提案中的立場和投票行為。例如，在過去十多年來，南卡羅來納州的紡織業和賓夕法尼亞州的鋼鐵業就業人口都呈急劇下降的趨勢，紡織業協會和鋼鐵工業協會積極參與政治遊説以表達利益訴求，來自這兩個州的參眾兩院議員都非常重視這些行業的就業問題。近年來，有關貿易保護的提案屢見不鮮，這些提案直接影響着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對美國產品的出口。

與之相對，總統選舉以四年為週期，在貿易政策上表現相對連貫一致，其體現出來的貿易政策偏好更多反映的是兩部分羣體或地區的利益——搖擺州和票倉州。首先，近十年來美國的選舉政治地理相對穩定，即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有各自相對固定的“鐵盤”或“票倉州”，而最終大選結果取決於少數幾個“搖擺州”，在此基礎上，搖擺州的產業地理利益訴求某種程度上具有“放大效應”，其所支持的領導人上台後通常也會兑現競選承諾，有目的地進行政策傾斜，一方面，反饋曾經的選票；另一方面，為下次選舉蓄力。換言之，美國總統選舉的制度——兩黨制下的選舉人團制度——更容易使關鍵區域（即搖擺州）產生聚攏效應，對最終競選結果產生不對稱的影響，進而提高了針對小部分選民的再分配，相關地區的產業地理因素對總統領導的政府貿易決策影響更大。其次，票倉州作為總統選舉的基本盤，其政策偏好也是影響歷屆政府貿易決策的重要因素。票倉州雖是當選總統所在政黨的“鐵盤”，但其作為總統的選民基礎或基本盤仍是下次選舉中候選人必須爭取維持的中堅力量，這些州重要行業的代表也多是候選人競選資金的重要來源，且在美國政治極化日益加劇的背景下，“中庸難守，極端易存”，維持本身的選民基礎或許比爭取新的搖擺選民更加困難，因此，不同政府的具體貿易政策必然會有針對性地根據其票倉州的訴求進行調整，從而呈現不同的重心和政策均衡。

綜上所述，貿易結構（出口導向/進口競爭）和對華貿易依賴程度（高/低）共同塑造了美國各州差異化的經濟利益，所形成的地區整體對華貿易政策偏好經由選舉制度投射至決策主體——總統和國會，二者通過府會互動的諸多博弈機制將不同選民的利益訴求進行有選擇的匯合和加總，對國會議員而言，重點關注本選區選民的訴求；對總統而言，側重點在於搖擺州和票倉州的選民利益，二者在溝通、互動和妥協後達成“有限一致”並輸出為最終的政策結果。下文將在上述解釋框架的基礎上進行案例分析，以驗證本文提出的類型化模型和因果機制。

4.案例分析

根據貿易結構（出口導向/進口競爭）與對華依賴度（高/低）兩個變量，美國產業政治地理可劃分為四種“理想類型”。在實證研究部分，通過對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和得克薩斯州的細緻分析，以及對密歇根州和馬薩諸塞州的概括性介紹，本節將討論並檢驗如何運用產業地理視角下美國各選區的類型化判斷其對華貿易偏好的基本傾向。

（一）對加利福尼亞洲和得克薩斯州的比較分析

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為例，據加州商會（CalChamber），國際貿易和投資是加州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佔加州生產總值的25%以上。2020年，加州貨物出口輻射至227個國家和地區，總額高達1561億美元，佔美國對外總出口的10.9%。包括進出口在內的國際貿易支持着加州近500萬個就業崗位，接近該州就業崗位的1/4。受益於美國最大和最密集的高科技產業集羣——硅谷，加州是美國計算機、電子產品、運輸設備、機械（電氣除外）和各種製成品的最大出口州。其中，電腦和電子產品是加州最主要的出口產品，2020年佔該州出口總額的24.1%。因此，從第一個自變量——貿易結構來看，加州的主導產業基本均為出口導向，所代表的利益集團是對本州議員捐資的重要來源之一。

中國是加州的第三大出口市場，自2010年以來該州對華貿易額增長率達到了25.4%，2020年對中國大陸出口額為150.2億美元，僅次於墨西哥和加拿大。機械製造設備、運輸設備、半導體及其零部件、廢料及可再生產品和醫療醫藥產品等是各州出口中國的主要產品，其中，計算機和電子設備佔據對華出口的26.5%。從出口市場依賴度來看，若將美國商務部對加州出口額的統計進行彙總（包括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則2020年加州對華出口額達213億美元，佔加州總出口的13.6%，僅次於墨西哥。因此，從第二個自變量——對華貿易依賴來看，整體而言加州對華貿易依賴度較高。根據類型化的理論框架，加州應屬於出口導向—對華依賴程度高的“經濟接觸派”。

從現實情況看，在美國第117屆國會中，加利福尼亞州的兩位參議員戴安·範因斯坦（Dianne Feinstein）和亞歷克斯·帕迪利亞（Alex Padilla）均來自民主黨，兩人在日常演講、國會辯論和議案投票中都表現出支持對華自由貿易的傾向。作為民主黨最資深的參議員之一，早在21世紀之初，範因斯坦就一直支持與中國維持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PNTR），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加州對華出口持續增長。2021年5月11日，範因斯坦和帕迪利亞還聯合俄勒岡州參議員傑夫·默克利（Jeff Merkley）致函白宮，敦促美國貿易代表戴琦（Katharine Tai）和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儘快遊説中國停止對美國葡萄酒徵收54%的關税。他們表示，加州的酒莊已經受到新冠疫情、野火和旱災的衝擊，繼續無限期地維持一場破壞性的貿易戰將導致很多人無法生存。

政治捐資是影響二人立場的重要因素之一，地區產業利益的偏好藉助選舉投資得以向上傳輸。根據發佈政治捐資金額的相關網站——“開放秘密”（Open Secrets）的數據統計，加州的主導性產業之一——計算機及電子產品公司是範因斯坦和帕迪利亞競選資金的主要來源，這些企業對加州的經濟發展和就業意義重大，他們均希望通過競選資助“貿易態度或傾向一致的議員”以期爭取對自己有利的貿易政策。反過來，國會議員為了政治生涯的延續也會“代表本州大部分選民”發聲。正如耶魯大學教授戴維·梅休（David Mayhew）曾斷言：“美國國會議員一心一意追求的目標就是連選連任”，該動機體現為對選區事務與訴求的關注與滿足，在更為頻繁換屆的眾議員身上尤為突出。範因斯坦之所以致函白宮反對中美貿易戰，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於，加州商品出口對於區域經濟和就業影響顯著。根據《2019—2020年加州農業出口報告》，2019年，該州葡萄酒出口額達12億美元，是該州第四大主要出口農產品。而作為2017—2020年接收啤酒、葡萄酒和烈酒行業贊助最多的候選人，範因斯坦需要為加州葡萄酒莊的出口商爭取關税豁免，爭取恢復該州對全世界葡萄酒消費增速最快的市場——中國的正常出口，以回應當地選民訴求，維繫自身的選民基礎和政治生涯。

2023年10月，美國加州州長紐森訪華。

另一個代表性例子是得克薩斯州。坐擁豐富的自然資源、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美國最大的鐵路和公路基礎設施、最多的入境港口和兩倍於全國平均水平的勞動力，得州連續19年穩居美國最大出口州的地位。2020年，得州對外出口總額達2764億美元，佔全年美國對外出口產品總額的近1/5。石油及各類相關產品是該州的主要出口貨物，其中原油約佔得州出口總額的22.2%，對其經濟總產出和國內生產總值貢獻巨大。在政府層面，得州也相當重視對外出口的政策扶持，通過得州州長辦公室出口援助項目（Texas Export Assistance Program）和州貿易擴大計劃（State Trade Expansion Program， STEP），州政府和美國商務部合作，共同幫助中小型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擴展對外商品和服務出口的國際貿易。因此從第一個自變量——產業貿易結構來看，得州是典型的出口導向型州。

該州對華貿易出口額較高，其中佔比最大的是能源業和半導體行業，這兩個產業的貿易結構均以出口導向為主。在市場依賴度方面，儘管得州主要出口市場前三位同加州和美國全國保持一致，均為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但從主要市場出口額佔總出口的比例來看，得州對中國市場依賴並不高，墨西哥和加拿大市場佔據了其出口貨物總額的40%以上，對華出口只佔6.1%左右，因此，該州大致可歸入出口導向—對華依賴程度較低的“觀望派”。2020年，該州對中國貨物出口總額為169億美元，石油和天然氣為出口規模最大的商品，金額高達63億美元。因此，這些行業尤其是油氣行業的利益訴求對得克薩斯州議員來説不容忽視，他們的政策偏好也更可能向上傳導並轉化為最終的政策結果。

該州的油氣行業巨頭歷來是政治捐資的領跑者，油氣行業曾於2018年以3600萬美元的資金成為政治捐資最多的產業。該產業還為得州現任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和約翰·科寧（John Cornyn）提供了合計約110億美元的競選資金。在對華貿易政策偏好上，從類型化劃分上得克薩斯州屬於出口導向—對華依賴度低的“靈活觀望派”。從現實來看，他們儘管在意識形態上持反華立場，甚至多次就政治問題指責中國，但選區主導產業的經濟利益依舊使其在貿易議題上均代表本州出口商的利益。具體到對華經貿議題，兩位議員均反對特朗普對中國發起貿易戰。換言之，在控制了意識形態的變量後，他們依舊無法擺脱本州選民經濟利益的影響，在對華貿易上持靈活彈性但總體反對關税戰的態度，這恰恰從側面印證了州產業結構和對華貿易依賴度作為自變量的解釋力，經濟因素依舊是重中之重。克魯茲和科寧都曾在不同場合質疑過貿易戰對於促進製造業迴流的有效性，更多次表示中國的反制措施會給得克薩斯州的農民和消費者帶來不可承受的代價，他們整體上認為貿易戰對經濟、就業和消費價格帶來了不同程度的消極影響。在2019年12月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定達成後，科寧作為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國際貿易、海關和全球競爭力小組委員會主席發表聲明稱“很高興聽到總統宣佈與中國達成初步貿易協議的消息”，並認為降低關税將為經濟提供必要的穩定，對於得克薩斯州的企業和農業生產者而言更是尤為重要。

在對華出口市場依賴度方面，得克薩斯州對中國市場依存有限，無論是民眾還是議員都認為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海外市場對於該州的商品出口更為重要，因此，在對華自由貿易傾向上也顯著弱於前文所述的“經濟接觸派”的加利福尼亞州，在中美關税戰的不同具體議題上搖擺不定，尤其在多邊貿易協定方面強調中國對美國“領導地位”構成的挑戰，認為中國正在設計一條不一樣的貿易自由化道路。在2021年9月中國正式提出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後，科寧立刻聯合特拉華州參議員湯姆·卡珀（Tom Carper）發出警告，認為《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本是為制衡中國的貿易影響力而制定的貿易協定，美國不應該袖手旁觀，將對國家和經濟安全至關重要的貿易領導地位拱手送人，強調貿易領導權和規則主導地位對美國而言同樣不可忽視。

由此可見，儘管同樣是出口導向的產業佔據主導，但由於對華依賴程度的不同，得克薩斯州在中美貿易戰上的態度和加利福尼亞州相比具有顯著差異，後者持有更為堅定的自由貿易立場，前者則採取更加實用主義、“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的態度，在知識產權、市場準入和多邊貿易規則等問題上依舊主張對華施壓，更符合類型化框架中出口導向—對外貿易依賴度低的“靈活觀望派”。上文主要分析了反映地區選民訴求的國會投票格局，而就國會與總統的關係而言，由於在選舉地理地位方面，加州歷來是民主黨的票倉州，而得州作為深紅州在2016年大選中對特朗普的勝出貢獻巨大，作為總統“票倉州”的得州在特朗普任期內得到重點關注。特朗普急於通過貿易戰重新調整中美貿易關係，其當選承諾之一就是改變二者間所謂的“不公平貿易現狀”並將其轉化為自己的政績。因此，就偏好傳導而言，由於得克薩斯州等特朗普勝選所依仗的深紅州與總統偏好一致，因此其利益訴求也更容易被向上代表和傳導，進而轉化為最終的貿易決策結果。可以從反面映證這一點的是，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後，各國的反擊措施都根據受制裁的美國產業對美國政治地理的敏感性而設計，其目的就是增加共和黨票倉（特朗普支持州）的財政負擔，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了票倉州不對稱影響力的反向邏輯。

與特朗普相比，拜登勝選的一個主要因素在於搖擺州的偏好分化。特朗普對“鏽帶”選民的政治承諾並沒有達到其宣稱的政治效果，威斯康星、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及佐治亞州等五個州轉而支持拜登。從產業地理角度看，這為拜登如何平衡搖擺州和票倉州的利益訴求衝突提出挑戰。拜登在2020年大選中的“選舉贏集”更為複雜化和多元化，作為選舉基本盤的東西海岸歷來是自由貿易的擁躉，政策取向與大多數以農業和傳統制造業為主的搖擺州相悖而行。從具體政策舉措來看，拜登上任後並未根本性扭轉特朗普時期的對華貿易政策，基本延續了後者開啓的保護主義路線。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在面對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和能源轉型等傳統“陽光地帶”產業訴求的同時，拜登政府也無法忽視搖擺州在國際貿易中主要產業利益受損的現狀。支持全球化的民主黨上層精英和反全球化的中下層產業工人之間的利益衝突掣肘着拜登的對外經濟政策，使後者難以採取連貫一致的經濟戰略。雖然一些分析認為拜登政府在迎合經濟民族主義方面與黨內主流脱節，但他在採取有利於美國本土企業和工人的融資、貿易與移民政策，減少外國商品與人員跨境流入的同時，也通過暫停液化天然氣（LNG）出口項目審批等來爭取進步派的支持。由於票倉州和搖擺州之間的產業利益衝突，拜登的對華經貿政策呈現出明顯的左右互搏。

（二）對密歇根州和馬薩諸塞州的比較分析

位於“鏽帶”的密歇根州是傳統制造業的代表州。在第一個自變量——貿易結構方面，該州屬於典型的進口競爭。從2009—2021年，該州貨物出口額增長71.25%，貨物進口額卻飆升120.77%，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38%。2021年，該州貨物進口總額達1318億美元，主要進口貨物為交通運輸設備、機械、電子設備和零部件等。就第二個自變量而言，密歇根州對華貿易依賴度較高，2021年對華貨物進口總額為80億美元，佔其進口總額約6%。根據類型化的分析，該州在對華貿易偏好方面應屬於“經濟遏制派”。從現實來看，密歇根等鐵鏽帶的搖擺州是2016年幫助特朗普勝選的關鍵性力量，後者“買美國貨，僱美國人”的口號贏得了該州選民的大量選票。在特朗普發動對華貿易戰後，其對華加徵關税的舉措得到了該州鋼鐵企業和產煤區等相關利益集團和選民羣體的支持。該州參議員民主黨人黛比·斯塔貝諾（Debbie Stabenow）一直十分關注同中國的貿易和產業競爭，她努力為密歇根州爭取到20億美元的激勵基金，用於支持包括汽車行業在內的關鍵製造業的傳統芯片生產，以爭取該州在同中國競爭中的優勢地位。斯塔貝諾還批評中國作為美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多年來卻一直操縱匯率讓人民幣貶值，這導致外國進口的家電等產品更具價格優勢，而密歇根本土生產的同類型產品在別國市場卻處於競爭劣勢。

與之相對，位於新英格蘭地區的馬薩諸塞州同樣是大工業州。與密歇根州相似的是，該州在貿易結構方面同為進口競爭類型。2021年，該州貨物進口總額為440億美元，位居全美前列。在對華貿易依賴度方面，馬薩諸塞州顯著低於密歇根州。2009—2021年，該州主要貨物進口國為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國貨物出口額佔其進口總額近40%，中國貨物出口額則僅佔不到10%。根據類型化框架，馬薩諸塞州在對華貿易偏好方面應屬於“議題聯動派”，其對華自由貿易傾向低於經濟接觸派和靈活觀望派，但強於經濟遏制派。從經驗事實來看，在特朗普發動對華貿易戰後，該州機器、電機設備、科學儀器和印刷出版等行業短期自我評估獲得了“緩衝期”。由於馬薩諸塞州對華貿易依賴度較低，因此，在雙邊貿易方面更傾向於通過“議題掛鈎”的方式在其他對華問題上討價還價，以解決自身關切。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被稱為“硬核的經濟民族主義者”，在中美貿易戰爆發後，她表示“美國的貿易政策確實需要決策者重新評估和權衡”。與強硬的經濟脱鈎派或遏制派相比，沃倫更看重開展公平貿易的一系列先決條件——知識產權、環境保護和匯率問題等。她多次強調與中國的貿易問題並非線性的單議題議程，而是需要將“一攬子”問題進行關聯一起談判，體現並印證了“議題聯動派”的顯著特徵。

在國會地區選舉格局上，由於貿易結構和對華貿易依賴度差異，密歇根州比馬薩諸塞州更支持對華貿易戰，具有更強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而在與總統選舉的政治地理互動方面，密歇根州作為助力特朗普勝選的關鍵搖擺州之一有着不可忽視的政治影響力，就利益訴求的代表和向上傳送而言具有明顯強於傳統藍州馬薩諸塞州的話語權。賓夕法尼亞、威斯康星和密歇根為代表的中西部“鏽帶”選民投票行為的改變左右着大選的結果，也成為特朗普當選後不可忽視的政治基礎。特朗普上台後，大力宣傳其貿易政策對“鏽帶”發展的積極影響，聲稱其關税政策將通過減少進口產品競爭來幫助國內鋼鐵生產商。值得注意的是，密歇根在2020年大選中翻藍，一方面，這是由於其在中美貿易戰中成為經受關税反制的主要目標；另一方面，根據美聯儲下設機構研究，貿易戰期間，相較依賴程度較低的州，對進出口貿易依賴程度更高的州在就業和產出增長方面的表現更差，讓本就勉強勝選的拜登政府不得不對其經濟訴求做出政策回應。由於2020年大選中拜登只以小比分優勢在密歇根等搖擺州險勝，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爭奪工人羣體的拉鋸戰也將長期膠着。即使拜登在2024年大選中能夠連任，產業政治地理的矛盾訴求也會給其對華“貿易平衡行動”設置較高障礙，預計短期內美國通過產業政策、延長關税和製造業迴流等方式開展的對外經濟戰略難以調整。

綜上，加利福尼亞州、得克薩斯州、密歇根州和馬薩諸塞州分別對應了理論框架部分提出的美國產業政治地理的四種“理想類型”——“經濟接觸派”“靈活觀望派”“經濟遏制派”和“議題聯動派”。案例選擇覆蓋了自變量和因變量的基本變化，因此，基於產業政治地理的類型化框架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和操作性，並有助於從社會聯盟地理分化的視角對美國各州的對華貿易偏好進行初步的判斷，而各州在選舉地理上不同的政治影響力又制約着國會與總統的互動，二者共同作用決定了美國對華貿易決策的產業地理邏輯。

5.結語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產業崛起對美國的國內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種國內政治的變化又引起了國際政治的連鎖反應，進而帶來國際矛盾和衝突的多發期。事實上，包括經濟政策在內的美國對外戰略實際上是體系—國家—社會三層次變量相互作用的產物。自美國對華髮起貿易戰爆發以來，國際貿易的收入分配效應催生了美國國內社會聯盟的重新分化組合，部分州強烈支持對華加徵關税，部分州堅決反對，還有一些州則左右搖擺。本文認為，貿易結構和對華貿易依賴度是解釋美國各州對華貿易偏好的兩個核心變量，並創新性地依據這兩個維度將影響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制定的產業政治地理進行類型化，進而得出各州對華貿易偏好的四種主要傾向：出口導向—對華貿易依賴度高的“經濟接觸派”、出口導向—對華貿易依賴度低的“靈活觀望派”、進口競爭—對華貿易依賴度高的“經濟遏制派”以及進口競爭—對華貿易依賴度低的“議題聯動派”。此外，藉由考察“反映選民訴求的國會地區性投票格局”和“搖擺州和票倉州主導性產業訴求”間的博弈和妥協，國會與總統在對華貿易決策中的互動進一步得到釐清。通過對加利福尼亞州和得克薩斯州、密歇根州和馬薩諸塞州這兩對案例的實證比較研究，本文提出的理論假説和解釋框架得到驗證。

值得注意的是，自特朗普對華髮起貿易戰以來，美國企業的產業利益與國家戰略利益的衝突愈發明顯。美國政府從戰略競爭的視角統領對華經濟競爭，通過要求中方停止“強制”來華外企技術轉讓、更好地保護知識產權、強化對華技術出口控制等試圖阻撓中國的技術進步，放慢中國產業升級的步伐。然而，這種為追求相對收益放棄絕對收益、為累積長期收益犧牲短期收益的權力邏輯與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邏輯本身存在衝突與張力，致使諸多在華進行投資生產的美企利益受損。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2020年5月開展的調查，54%的受訪企業認為，從《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所獲收益並不能彌補特朗普貿易戰給企業經營帶來的巨大代價。上海美國商會（AmCham Shanghai）在2020年大選後開展的一項調查同樣顯示，美企在華經商最關注的議題前五名分別是中美關係、新冠疫情、與中國企業競爭、關税以及經營許可和審批程序，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轉讓並非其優先考慮事項，這顯然與美國政府通過限制技術轉讓、維持對華戰略優勢的政治目標並非完全一致。在中美戰略競爭常態化、長期化、全局化的背景下，政府與企業利益分化的這一趨勢在短期內恐難以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