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莫然：和平崛起40年後中國突然決定威脅西方？這太荒謬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安莫然】

在我為觀察者網撰寫的上一篇文章中，提到2011年我剛到中國時，中國工業發展的標誌是高鐵，而到2024年我離開中國時，這一標誌已經轉變為新能源汽車。文章發表後，我看到了很多人對這一觀察都很感興趣，我就藉此再來談談我在中國生活的這段時間所目睹的另一場變革。

2011年我剛開始在中國生活時，中國被視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西方試圖通過多樣化的合作路徑與之合作。到2024年初我離開中國時，這個國家已經被視為一個“威脅”。在這段時間裏發生了什麼？中國在經歷了40年的和平崛起之後，突然決定成為西方的威脅了嗎？

其實，變化的不是中國，而是西方對中國的看法。

十年前，憑藉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國是西方的理想合作伙伴。但西方最大的疏忽在於，他們認為與中國及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和貿易關係，會按照十年前的模式繼續下去。

今天，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擔憂實際上根源於他們自己的疏忽。十年前，當他們將稀土元素的加工留給中國時，他們對不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這種“骯髒工作”感到滿意。而現在，當中國加工這些元素並將其轉化為新能源汽車最關鍵的技術——鋰電池時，美國開始感到一陣恐慌。

比起十年前，中國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

十年前，中國被視為“世界工廠”和廉價勞動力來源，西方世界將其視為自身的附加價值。今天，隨着中國發展出更可持續的經濟模式，並在農業到關鍵技術等領域變得更加自給自足，中國繼續向世界其他國家包括西方國家提供更多機會。

事實上，説今天中國向世界提供的機會和公共產品比十年前更多、更豐富，這絕非誇張。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和美國需要對中國在其發展道路上的當前地位形成新的理解。

中國的發展在許多領域為世界提供了各種利處。在清華大學教授、經濟學家李稻葵的新書《中國的世界觀》中，通過展示通脹如何得到控制來説明中國崛起為世界帶來的機會。在2021年之前的四十年裏，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高通脹問題，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崛起，加上大多數發達國家實施的貨幣政策。美國的多元化商店，多年來每件商品的價格都只有1美元，最近才漲到1.25美元，二十多年沒有出現顯著的價格變化，這樣的商業模式如何成為可能？答案是中國，這些商店出售的幾乎所有商品都是在中國生產的。《國際經濟學雜誌》202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估計，2000年至2006年間，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幫助其每年將通脹率降低了0.49%。

中國福建省的女工在工廠中偉藍精靈模型塗上油漆

隨着中國的持續崛起，它向世界輸送了更多的學生、遊客和投資，這些都為相關國家帶來了可觀的收入並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我在自己的國家土耳其也觀察到了這一點。

土耳其一直是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但十年前，中國遊客在土耳其旅遊市場上並不是一個重要的羣體。2019年疫情爆發前，約有50萬中國遊客訪問了土耳其，2023年也已經恢復到24.8萬。土耳其的長期目標是每年接待100萬中國遊客，隨着兩國之間航班的增加和適當的宣傳活動，這並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我想強調的是，現在在伊斯坦布爾、卡帕多奇亞和棉花堡等旅遊景點，我看到當地商家都在學習中文，提高他們的基礎中文水平。在土耳其，旅遊業從業人員必須懂俄語和德語，而現在中文也成為他們需要學習的語言。一些我交談過的商家表示，中國遊客在找到優質商品時是捨得花錢的。許多旅行社、酒店和餐館都在大力準備吸引中國遊客的項目。

即使西方決定從現在開始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這種競爭也不一定會導致無法解脱的衝突。從事實看，與中國的競爭，對歐洲和美國有一種喚醒作用。他們開始進行一些以前忽視的改革，以避免落後於中國或者來阻止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對於那些欣賞它的人來説，中國的發展是一種靈感，而對於那些擔憂它的人來説，則是一種推動力。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美國在多年削減預算之後，增加了對科學和技術的支出。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削減科學研究資金會損害美國經濟的長期競爭力。當紐約州參議員查克·舒默在2020年提出名為《無盡前沿法案》時，他的主要擔憂是，如果沒有這樣的支持計劃，美國將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生物技術等領域落後於中國。

而隨着中國在各個領域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美國也開始採取類似的做法。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美國的初步反應是強調該倡議的不足。然而，當這一敍述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甚微時，美國通過推出自己的基礎設施發展計劃作出回應。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和歐盟的全球門户計劃等項目，都是為了不落後於中國而緊急出台的項目。不幸的是，西方國家參與這些基礎設施項目並未能造福人類，反而引發了一種可以稱之為“走廊戰爭”的新鬥爭形式。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從未猶豫要趕超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中國將此視為更加雄心勃勃和堅定地工作的根本動力。在中國人看來，向世界學習被認為是一種美德，而不是一種缺陷。如今，美國的傲慢是阻止其向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學習的最大障礙。然而，如果美國在過去20年裏像中國一樣做事，它本可以成功地渡過許多危機，並將這些危機對全球的影響降到最低。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美國在阿富汗的存在及其故事的結局。

美國錯誤判斷了中國的崛起（資料圖）

美國陷入意識形態偏執的陷阱

美國在阿富汗長達20年時間，花費了大約1萬億美元，其中95%的資金用於美國士兵、武器、彈藥、物資、營地以及培訓當地協助美軍的部隊，最慷慨的估算，真正用於阿富汗發展的資金約佔總額的2%。如今，很難找到任何一條路、橋樑或基礎設施投資，是美國20年駐阿期間留下的，而美國本可以將部分支出投資於改善阿富汗人民生活的項目上。

美國的戰略思維已經陷入意識形態偏執，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上世紀五十年代伊朗民選首相摩薩台希望國有化自己國家的英國石油設施，當時的總統杜魯門認為這個要求是合理的，但是當他的繼任者艾森豪威爾上任時，温斯頓·丘吉爾是第一個敲他門的人。丘吉爾告訴艾森豪威爾，摩薩台是“共產主義者的傀儡”。為了應對這種莫須有的威脅，中情局的解決方案很簡單：通過一場偽裝成人民起義的政變推翻了摩薩台政府，伊朗石油再次掌握在西方手中。如果美國當時抵制住了那個時代的反共偏執，可能會導致對伊朗和美國都更有益的長期結果。

類似的情況在阿富汗也發生了。為了削弱並最終導致蘇聯的崩潰，美國策動了聖戰起義，而沒有考慮到這一運動後來會針對美國本身。

如今，通過錯誤判斷中國的崛起，美國正處於另一個歷史性錯誤的邊緣。

美國可以從中國學到的另一個教訓，是停止通過分裂的陣營視角看待世界。中國由共產黨執政，並擁抱社會主義價值觀，也是一個擁有數千年曆史的國家。然而，在與世界合作時，中國並不考慮對方是否像自己一樣是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擁有悠久的文明。如果每個人只與類似自己的國家合作，那麼國際秩序將不存在。

中國的外交政策應被視為與不同政治體制和文化合作的成功示範。我首先想到的例子是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關係。如果你問許多普通中國人，哪個國家是中國最親密的朋友，他們可能會説巴基斯坦。同樣，大多數巴基斯坦人將中國視為他們最可靠的朋友。但比較兩國的治理體系和文化結構，我們能説中國和巴基斯坦是相似的國家嗎？顯然，這兩個國家有很大的不同。

當美國等待中國對外開放時，他們認為自己的機會來了。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隨着中國融入全球貿易並通過互聯網開放，它將採用美國式的體制。當這種期望落空時，顯而易見的是，美國沒有準備好如何與一個和自己不相似的中國共存。美國現在正在努力找出如何處理與中國相處的方法，可惜的是，他們找到的解決方案相當簡單：脱鈎。無法與與自己不同的事物共存，是美國今天最大的弱點之一。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口號一直被視為對美國利益的自私優先。然而，我們可以以另一種方式理解這個口號：美國應該先做好自己的功課，一個在國內做不好功課的美國，會在國外變得更加咄咄逼人。如今，美國可以為世界提供的最大利益，是為其內部社會、政治和財政問題帶來可持續的解決方案。作為世界超級大國，美國甚至最微小的政治變化都可能在全球造成巨大的動盪。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宮，能以這種方式解讀“美國優先”口號，對美國和世界都可能有益。

就先做好功課而言，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應該向中國學習。作為中國政治的外國觀察者，我一直被中國領導人對國內問題的關注所震撼。當然，中東危機、國際峯會等問題也在中國領導人的議程中，但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處理中國的國內問題。

我建議那些關注中國的外國觀察者，應該密切觀察其國內政策和中國領導人的國內考察，以更好地瞭解中國的外交政策。根據中國政治的邏輯，成功的地方試點是全國範圍成功的關鍵，國家問題需要在介入國際事務之前得到解決，這種方法需要更好的平衡本地、國家和國際事務之間的關係。

所以，美國對中國的擔憂實際上源於自身的脆弱性。中國一直強調和平發展，美國仍有時間對中國形成理性的理解，否則兩國關係可能會錯過“過橋前的最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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