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天凱：我完全理解為什麼歐美如此關注“威懾”這個話題

5月31日，外交部前副部長、前駐美大使崔天凱應邀出席第21屆香格里拉對話會“在亞太的威懾與保證”（Deterrence and Reassurance in the Asia-Pacific）特別會議環節，與美國海軍上將、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羅（Samuel Paparo），荷蘭國防部長奧隆格倫（Kajsa Ollongren），法國國防副參謀長、海軍上將旺迪耶（Pierre Vandier）一起討論，並回答現場嘉賓提問。

崔天凱應邀出席第21屆香格里拉對話會

【基調發言】

非常榮幸參加討論，並藉此機會向帕帕羅上將表示感謝！不久前，我和幾位解放軍退役將領到檀香山訪問了美國印太司令部，進行了深入、坦誠和建設性的討論。您陪同我們參觀亞利桑那號戰艦紀念館，真的很不錯。

這是我第四次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會。幸或不幸的是，我們從來不缺對話議題。在我看來，世界不僅不再穩定，而且相當不確定。

這個環節討論的主題是威懾與保證。我們十分需要更好地理解這兩點，並找到平衡點。我認為，威懾或保證基本上都是工具或方法，它們更多是停留在戰術層面，是由更廣泛、更大的戰略所支配的。

我認為，真正具有戰略意義和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認識世界、如何認識自己、以及如何認識我們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的關係。如果我們將彼此視為潛在的或真正的對手，如果我們將當今世界視為大國競爭的舞台，如果我們認為大國之間必須進行零和競爭，那麼，我們可能不得不訴諸毫無必要的威懾，而威懾很可能升級為真正的威脅，甚至是公開衝突。

在這樣的情況下，保證就不那麼令人信服了，甚至可能是虛偽的。為了在威懾和保證之間找到平衡點，為了真正以正確的方法應對不斷變化的全球安全局勢，我們必須對世界、對自己以及對我們的雙邊關係，有一個清晰的認知和理解。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為更穩定、更和平、更繁榮的世界而共同努力，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那麼即便有分歧（我們之間是會有分歧的），我們仍然可以把對方視為潛在的夥伴，視為可以為共同目標、共同利益而合作的人，那我認為，我們真的不需要多少威懾。

如果我們能有這樣的互信，那麼我們就已經得到了對方足夠的保證。這將為我們共同應對全球挑戰，包括人工智能、氣候變化等一系列挑戰奠定良好的基礎。

我們必須清楚地知道，想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一個什麼樣的安全架構。讓這個全球安全架構行之有效，就必須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和可持續的原則，否則，衝突就不會停止。

我們談一下俄烏衝突，不幸的是，現在仍沒法看到衝突的結束。中國在為此努力工作，我們始終支持和平解決方案，希望各方回到談判桌前。與此同時，中東每天都有平民、無辜的人死去，儘管各國內部都有非常強烈的民意，但國際社會似乎陷入了癱瘓。

我們必須正視當下的衝突，正視嚴峻的全球安全挑戰，致力於建立一種真正平衡有效的新型安全架構，這才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照顧到所有國家合理安全關切。否則，香格里拉對話的議題就會無窮無盡。

我當然全力支持香格里拉對話，但我希望我們能在議題清單中加上一些更積極、更有建設性的話題。

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羅（左一）主動與崔天凱大使（右一）握手致意。帕帕羅表示，“我親愛的朋友，我們和您一樣希望和平”。

中國國防部長董軍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在新加坡舉行的第21屆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舉行會談。（圖源：澎湃新聞）

【答問部分】

主持人：您是否認為目前各國提供的保證是足夠的，如果不夠，希望看到什麼樣的可行措施？

**崔天凱：**我剛剛意識到，我是台上唯一的外交官，也是唯一的亞洲人。首先，我完全理解為什麼我們的美國和歐洲朋友如此關注威懾等事情，因為在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在歐洲爆發的，而且歐洲當下仍然發生着衝突，這非常不幸。

我非常欽佩基辛格博士，他是威懾等思想的大師。我記得基辛格博士多次告訴我，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各方都沒有預先計劃的情況下開始的，從小衝突演變成了全球戰爭。所以，必須對此提出警告，即便大家都有不錯的意圖，也有可能發生糟糕的情況。

同時，生活在21世紀的我們，必須思考一下，（威懾）方法真的有利於全球和平嗎？建立兩大相互對峙的軍事集團，極有可能爆發真正的戰爭，甚至核戰爭。這真的是人民想要的嗎？

而亞太地區，雖然這裏也經歷過非常嚴重的戰爭，甚至在冷戰時期，亞洲也爆發過兩場大的熱戰，即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但是，我們亞洲人已經吸取了教訓，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一直非常有效地共同努力，締造和平，建設和平，促進繁榮。我們發展出了“東盟方式”，“東盟中心地位”的理念。我們建立了非常有效的區域合作機制，儘管我們仍然存在各種分歧：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亞洲各國之間立場有不少差異。但我們看到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並找到了新的方法。也許有機會，我們可以進一步比較歐洲和亞洲的經驗教訓。

現場觀眾：新安全架構會是什麼樣的？

**崔天凱：**我認為，實際上已經有一些框架，比如聯合國安理會，它是人類基於兩次世界大戰教訓建立起來的；儘管有些人可能會説，這不是一個非常公平的架構，但它仍然以一種平衡的方式來顧及所有大國的安全需求。

這一架構確實發揮了作用，但當大國之間存在嚴重分歧時，當它們的世界觀完全不同時，即使是安理會也可能失靈。這是非常不幸的。因此，針對某個正在持續的衝突，如果人們繼續將五常之一的大國視為敵國，那麼我們就沒有希望能很快結束衝突、恢復和平。

我們必須認識到，所有國家的合法安全利益都應得到照顧，而且應該採取一種平衡的方法。任何人都不應抱有幻想，認為一旦自己在戰場上佔了上風，就能迫使對方坐下來談判。這樣做，結果只能是延續戰爭和軍備競賽。

要想建立一個更有效的安全架構，改進現有的架構，我們必須對安全的真正意義以及如何實現安全，有一些新的理念。我們還必須考慮到一些新出現的可能的安全威脅，比如人工智能。當然，科技進步對人類總體是有益的，但人工智能帶來的不確定性很大。這是基辛格博士告訴我們的最後一件事，我們應該共同應對這個挑戰。我們已開始與美國就人工智能問題進行一軌和二軌對話。如果我們能加強這一進程，繼續做這些能促進和推動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事情，一個新的全球安全架構就有可能逐漸形成。我希望我們能一起做到這一點。

當地時間2024年5月14日，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間對話首次會議在瑞士日內瓦舉行。

我們面臨着越來越多的全球挑戰，有人工智能、氣候變化等挑戰，也許還有疾病、自然災害等挑戰。我們不應該把安全看作是一個非常狹義的概念，安全不僅關於軍事和武器。我們有更重要的問題，人類的生存可能岌岌可危。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單槍匹馬地解決這些問題，無論一個國家多麼強大，它都不可能獨自解決所有問題，我們必須共同努力。我們必須集中精力應對這些更大的共同挑戰、共同的安全威脅，即使我們在一些小問題上——也許不是小問題，但也不是無比重大的安全問題上——仍存在分歧。

我們仍然可以嘗試解決分歧，但我們必須關注全球日益嚴峻的挑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對安全的真正意義有一些新的理解，我們必須努力建立一個新的架構，有效而充分地應對這些挑戰。

現場觀眾：請問中國海警為何在仁愛礁開展行動？如何看待中菲關係現狀？

**崔天凱：**我必須在一開始就説得很清楚，中國海警所做的是執法行動，不是軍事行動，這是非常不同的。中國海警只是在中國的領土、領海和我們管轄的地區巡邏，只是在維護我們自身的合法權益。我們不像美國海岸警衞隊，會去很遠的地方。我們不會去加利福尼亞或佛羅里達沿岸，我們待在靠近中國的地區。

中國和菲律賓之間的局勢，當下的情況並非一直如此。就在幾年前，我們還相當成功地處理了分歧，並同時成功發展了雙邊關係。那時的局勢要比現在平靜、穩定得多。我們必須思考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是什麼導致了這些變化。

中方立場是，我們仍然希望與菲律賓朋友進行溝通和談判，嘗試以建設性的方式，安靜、和平、雙邊地解決問題。我們有指導原則和工作機制，有處理這些棘手問題的正確方法，比如相互尊重、照顧彼此的舒適度等等。我們仍然準備這樣做。但坦率地説，我們必須清楚意識到，在過去的兩年間，到底是什麼發生了變化。

我認為，任何一方都不應該抱有幻想，認為他們可以不付出任何代價，就輕易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我認為，有人頻繁提及與其他國家的防務合作條約，只能被視為一種公開的威脅。這種脅迫性言論無助於我們緩和緊張局勢，只會使緊張局勢升級，為什麼有人一直強調防務合作條約，而從不提及“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或東盟友好合作條約？如果更多地提及後者，我們就有希望控制、管理並最終解決爭端。

一些南海聲索國之間的爭端，也已經存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國一直在非常努力地與這些國家建立相互理解，並嘗試構建管理分歧的方法，繼續發展整體雙邊關係，繼續在海上進行可能的合作。這也是我們制定南海行為準則的原因，我們目前正在努力制定這一準則，希望我們能很快達成一致。

在“東盟+”框架下，我們和東盟國家開展了許多海上合作項目。如果沒有任何外部勢力干涉，一切都可以非常順利、非常和平地進行。老實説，外部勢力干擾是存在的，有區域外的勢力企圖利用現有爭端，將其惡化，使事情更難解決。這就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局面。

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必須捍衞自己的領土完整和主權權利，我們別無選擇。我想所有正常的國家都會這樣做。但我們仍然希望根據《南海行為宣言》的原則進行和平談判，即所有這些爭端都應由直接相關的主權國家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我們致力於此，我們一直都是這樣做的，我們也準備好繼續這樣做。

現場觀眾：中國外交部宣佈中國將不參加下個月在瑞士舉行的烏克蘭和談，請問有何考慮？

**崔天凱：**我們始終支持任何能夠和平解決衝突的努力，但任何努力要取得成功，都必須有烏克蘭和俄羅斯雙方的參與。發生衝突的直接當事方不在場，怎麼可能找到和平解決辦法？這是不可能的。

和談必須要有所有各方的平等參與，必須給予各方平等的地位，以促進嚴肅的討論，公正考慮所有和平建議。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找到最好的辦法，最有效的出路。我們仍在與其他各方一起努力創造這樣的條件，以便和平會議一旦召開，就能取得和平的結果，就能停止衝突，就能恢復該地區的和平。

現在經常有人提醒我們，中國的傳統立場是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外來侵略等等。這非常有趣。因為中國在科索沃、伊拉克、敍利亞和利比亞發生戰爭時，都一直堅持這一立場，這正是我們一貫強調的立場。現在，有些人接過了我們的表態要點，對着我們宣讀我們的立場，完全不尊重知識產權。中方的立場毋庸置疑，我們一貫主張和平，主張通過談判解決問題，但我們必須創造和平解決的條件。如果和平會議的目的，是讓交戰雙方中的任何一方獲得更多優勢，那麼和平解決就沒有希望。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

最後，再強調一下威懾與保證的關係。我認為，所有國家都有國家安全關切，這是非常合理的關切，所有國家都必須捍衞國家安全利益。在這方面，我認為軍人和外交官是一樣的，我們的使命都是捍衞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也許我們使用的方式不同，但我們的目標、我們的使命是一樣的。

同時，想讓所有人都享有更好的安全，我們必須要有善意和誠意。如果一方總是想佔上風或支配他人，那麼就永遠無法讓人相信他是在為共同利益而努力；這樣的話，甚至他的威懾也可能不起作用。

因此，我想回應帕帕羅上將提出的許多觀點，我們必須着眼於共同利益、共同需求，着眼於長遠的的共同目標。有了這個目標，我們就可以在具體分歧上下功夫，我們可以選擇不同的處理方式；只有當我們目標一致時，保證才會有説服力，甚至人們想使用威懾時，也會有説服力。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

要想實現這種相互理解，我們還必須考慮到文化差異。也許同樣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下，含義非常不同，但這更説明我們需要更好地相互理解。同時，一旦我們做出保證，一旦我們做出承諾，我們就應該有誠意去執行。

我們也應該以此為出發點來處理人工智能等問題。我相信，無論多麼強大的算法都無法真正取代人類的良知。因此，我們應該共同努力，建立更好的相互理解。我認為香格里拉對話將在這方面繼續發揮關鍵作用。

（編譯：韓樺、李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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